得到财富和名气从来都不是我的目标，而是我终身工作与持续创造独特机会的成果。我极力尽到了对员工和营销人员的责任，因为安利要养活数千人，我无法想象安利失败、让大家陷入险境的情形。
今天，我们似乎生活在一个对名声与财富趋之若鹜的社会中。我无法否认，我已累积起一笔财富和一定程度的名声，可是我得到的财富与名气从来都不是我的目标，而是我终身工作与持续创造独特机会的成果。
我真的不清楚我是在什么时候成为百万富翁的，这或许是因为我和杰时常将大笔资金重新投入事业，尤其是在创业初期，因此自己的收入其实很少。可是有一天，你睡醒后会说：“哇！这家公司已经值好多钱了。”那种感觉与我个人有了很多钱不同。我记得本地大学校长来邀请我捐款的时候，我对他说：“我没有那么多钱。”
他说：“可是你有一家大公司。”
“我们确实有一家大公司，”我说，“但我个人没有那么多钱可以捐赠。有一天会的，而现在我们正在将大笔资金重新投入公司。”我们并没有从公司的资金中拿走很多，所以我才会对奥兰多魔术队的队员们说：“如果你们赚了钱就拿去享乐，那么有一天你们会问：‘这是怎么回事？我的钱呢？’”
对我和杰来说，最初必须对公司负起的责任是发薪水。企业界最常见的失败就是无法支付员工薪水。发薪水可不是一项微小的责任：你得有钱才发得出。
当我和杰开车翻越亚达城附近的山丘，俯视安利园区里的工厂、办公室和仓库时，我们会说：“这真的很了不起，对吧？”有一次，我问杰：“你在这座山上时有什么感觉？”他说：“我有点惊讶，可是不会花很多时间感叹。我一心想着该怎么把它做得更大。”这是我和杰一直在讨论的——如何把事业做得更大更强？公司的规模和价值并不重要，重要的问题是：如何使其壮大？如何与更多人分享希望与盈利的观念？如何激励整个世界，让人们知道每个人是多么有价值？
这才是安利事业的真谛——帮助他人获得成就、改善生活。信仰、希望、认同与回报，这些都是安利事业的代表特质。我和杰成长于大萧条时期，还参与了一场战争，这些让我们不断地思考“价值”与“行为”的意义。帮助他人的伦理观在如今的某些时候已渐淡薄，人们不像以前那样乐于助人。“谁在乎其他人？只要我得到自己的一份就够了。”安利事业中向来不存在这种态度，我们的重点在“他人身上”。你应该帮助你推荐的人，如果他做得好，你也会做得好。这是一项由下而上的事业。
在创业早期，我和杰会邀请安利营销人员到家里来，我俩是邻居。我和杰的住宅绝对称不上豪宅，与今天的许多住宅相比可能又小又平凡，但我们十分自豪。我和杰的住宅就盖在山丘上一块林木茂密的土地上，在那儿可以俯瞰河流。一些营销人员对我们的房子啧啧称奇，不过，房子是大是小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公司创办人邀请他们来家里做客。我们是在向营销人员表达感谢，而并非想要炫富。
我和杰从来不认为自己是有钱人或很了不起，也不会假装如此。我们开的车很普通。杰的父亲经营普利茅斯和迪索托汽车，这些车就是我们的选择。直到事业颇有进展之后，我才买了一辆凯迪拉克。我和杰成为百万富翁，是因为一心一意要帮助营销人员赚钱。我们不断将资金重新投入公司，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收入并不多。就像我在前面说过的，我们并没有从公司的资金中拿走很多。
回首往事，我明白我和杰极力尽到了对员工和营销人员的责任。安利要养活数千人，我无法想象如果安利失败、让很多人陷入险境的情形。这种责任对两个年轻人来说可谓重大。况且，我不认为我们两人可以面对安利公司失败的可能性。因为对我和杰来说，安利不只是一项事业。安利是我们的理想、骄傲和喜悦，它证实了我们自由创业的理念确实可行。我们考虑的是家庭、子女、学校和储蓄——存钱和有一笔预算。我们总会将1/10的收入捐给慈善机构和教会。
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我会时常与他们讨论金钱，谈论与财富相伴的一些可能的陷阱。他们现在都已成年，但我们依然会讨论这方面的事。孩子们都能很好地承担财富带来的责任。当你拥有财富时，就有了许多选项；而你贫穷时，就不会有太多选项。因此，当孩子向你要钱时，你说你没有，那就没得谈了。但在我家，当孩子对我们说：“给我买辆车行吗？”我们会讨论一定买或坚决不买的理由，还会问他们应该买新车还是旧车。“我们买不起”这个选项根本不在考虑之列。
宠坏孩子很容易，但老实说，我不认为我的孩子们被宠坏了。虽然孩子们拥有大笔财富，但我不担心他们乱花钱。我知道有的孩子不会理智地利用家庭财富，而会作出糟糕的决策。这种情形或许会发生在那些只会伸手拿钱却不懂该如何赚钱的孩子、永远不必去工作赚钱的孩子或者从来不被期待自己赚钱的孩子身上。我希望我的孩子们会去工作。他们都选择在安利工作了一段时间，从工厂、仓库到行政办公室进行轮流体验。他们学习安利运作的基础，成为部门成员，熟悉这项事业。我的孩子们并没有被强迫工作，但他们都明白工作是人生中重要的环节，也很乐意去做。我们还在附近买了一栋避暑小屋，好让他们在学校放假时能在亚达城工作。他们每天早上开车上班，就像其他孩子在暑假时打工赚钱一样。
这种工作伦理被完整地传给了我们的孙辈，他们在年满16岁之后可加入“家族协会”（Family Assembly），接触到各项家族事业的利益。他们要等到25岁时才有投票权，不过他们可以开始参与、学习以及表达意见。我们有一项明确的流程，尊重他们、教导他们责任感，同时帮助他们了解工作的价值。
在积累了财富以后，你必须决定其价值以及分配方法。我和海伦结婚之初，她建议将1/10的收入存起来，而不是等着看能“剩下”多少可捐。我们不仅做到了，而且做得比建议的更好。那笔钱现在存在基金会里，我们可以用很明确的方法规划捐款，并预备好资金，等哪个机构或项目寻求资金支持时，便不必再“从口袋里掏钱出来”，我认为，这让海伦和我能更慷慨地开展公益事业。
此时，你总会遇到一个问题：“我应该拥有这么多财富吗？”在这方面，我觉得是因为上天分配给我们一些钱以作享乐之用，一些钱去体验世界，另一些钱去投资以扶持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当然，还有一些钱去与那些有困难的人分享，并不是因为我们比较优秀或是有权得到更多钱，我们只是被委托管理这笔钱，所以要格外负责。你要确定个人消费不会凌驾于慈善捐款之上。在你掌握了留出部分捐赠金额的预算流程之后，剩下的金钱便可用在任何地方，包括购买房产、飞机或游艇。你当然可以说，你并不需要这些东西，可以再多捐一点。这没错，可如果你持这种想法，那么除了坐公交车之外就什么事都做不成了。
但是，如果你“热爱金钱”，那么你或许根本不该拥有财富。
我曾买过一架大型直升机，但在仔细考虑后，我说：“我不需要它。它太大又太吵了。”它对我来说过度了，我对于花太多钱在并不真正需要甚至不是非常想要的东西上感到很内疚。于是，我卖掉了它（奇怪的是，我还赚了一些钱）。
当你有几乎花不尽的财富时，必须用大多数人永远不必考虑的方式去决定做或不做某些事，因此你要克制膨胀的自我，克制“炫富”的欲望。我觉得买下那架大型直升机是不对的，因此我着手解决了这一问题。没错，今天我依然会搭乘私人飞机和直升机，但这些举动绝对不会影响我捐赠的慷慨度。
狄维士的感悟
然而，我和杰最终达到了负担得起各种事物的水平。那么，我为什么不买比现有的更大的房子、游艇或飞机呢？有时我也会问自己这些问题，答案可能是尽管去买，也可能是我没有理由买。有时候，更大的飞机、房子或游艇未必有更多功能。不过，你总会走上成功的台阶，因此必须决定为何要做或者不做某些事。如果有额外的钱，我们可以有其他选择，比如多捐一点给慈善机构，或者多存一点、多投资一点（这是一种资助商业创意和使他人成功的方式）。
和必须开始决定如何处理财富一样，我同时也必须学习该如何处理日益彰显的个人名声。当安利公司的成功逐渐广为人知、越来越多的外部团体邀请我去演讲时，我非常感激他们的赏识。在创业之初，我们受尽嘲弄，经受了各种骂名。医学界对我们销售的维生素的态度尤为刻薄，一些医生研究过营养方面的议题（一名医生告诉过我，不过是皮毛而已），但当时的大多数医生尚未认真看待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健康辅助作用。安利甚至被联邦贸易委员会起诉，被污蔑为老鼠会，后来才慢慢得到认同。
最后，我们听到的不再是批评，有媒体开始报道我们，这是因为安利做的事让人们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即便是联邦贸易委员会官司的负面影响也变成了正面力量，因为安利公司的合法性从此获得了证明。我和杰受邀加入越来越多公司的董事会，这些董事会的成员尊重我们，倾听我们的意见。企业界人士对我和杰的看法很着迷。
有一次，我在密歇根州米德兰（Midland）的陶氏化学公司（Dow Chemical）的活动上发表了《人类的原料福祉》（ Man\'s Material Welfare）演讲。这次演讲旨在说明人类如何利用原料制造产品在自由市场上销售以获取财富。这家大型国际企业也想倡导自由与自由创业，便利用我的演讲作为员工培训的教材。人们不再一味忽视安利，转而向安利事业请教和学习。随着安利在世界各地的发展，我们逐渐得到认同，人们甚至会对安利所做的事感到惊讶，在自由土地上为所有人带来自由创业机会的信息也流传开来。
安利和身为共同创办人的我的知名度与日俱增，并没有给我带来任何不同。我和杰对我们做的事感到很开心，也很高兴看到事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受到吸引。成为名人意味着人们对你的看法会发生改变，有人会对你更感兴趣，有人则不会在乎。我们发现，关注安利的人通常是对创业，尤其是开创独特的事业有兴趣的人。安利的销售计划所取得的成绩让人们为它的成功感到意外。当初没有人想到，通过帮助他人来帮助自己的这项事业能够发展到今天的程度。
我已经习惯成为大急流市的头条新闻。我和杰一夜之间便被视为杰出市民、大人物和为本市做出贡献的人，这种认同除了来自我和杰作为市民的贡献，也来自安利事业的规模。许多新大楼以我和杰命名，我们俩的名字到处可见，不可忽视。
多年来，当我在世界各地面向营销人员发表演讲时，听众们总会热烈地起立与鼓掌，有人问我对这种掌声有何感想。站在设有数万人座位的体育馆后台，听着对你的辉煌成就的介绍，然后在走进聚光灯时听见如雷的掌声，这是一种非常令人陶醉的体验。
但我也在努力不让自己被掌声冲昏了头。我知道，自己是受上天恩典而获得救赎的罪人，不是明星，虽然有些人好像是这样看我的。我觉得身处那些时刻的感受是一种感恩的心情。到场的许多营销人员白手起家，通过安利提供的机会建立起了成功的事业，他们是在对这个机会表达感谢。安利有个悠久的传统，那就是我们会起立欢迎所有演讲人，以示尊重和认同。我们为许多营销人员起立和鼓掌，是因为我们认为站在我们台上演讲的都是重要人物。
当然，每当在安利以外的机构演讲，我的心态都会略有不同——积极的回应很重要，会让我感到骄傲。如果没有人起立鼓掌，我会猜想是不是因为我讲得不好。我的演讲向来是正面、积极、爱国的，所以我会问自己：“这种积极回应纯粹是因为我传达的信息与听众大多数时候听到的不一样吗？”他们会听到总统、政客和新闻媒体谈论美国的各种问题和情况有多么糟糕。他们想听到一些好消息，尤其是关于美国的，因此我传播好消息时，听众便会给予热烈的回应。
因此，安利形成了赞美与认同良好表现的文化。我们不会只说声感谢，再给予礼貌性的鼓掌，我们会起立并欢呼。每个社群中的各种人都值得被认同，但他们是否经常面对欢呼呢？在安利，我们会热切地起立鼓掌以表达认同与感谢。
我和杰的愿望一向是辛勤工作，为世界带去积极影响。或许我的著作和演讲已经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如果真是如此，我会心怀感激。安利的目标是让有兴趣的人都拥有成功的机会。即使不销售产品，在这个社会上，人们能够在每周例会上听到说他们的生活有多顺利、他们的公司或国家做得有多好这种鼓励的话语，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每个人在生活中都应该有这种积极态度。
我认为人们喜欢我的演讲，不仅是因为我创立了安利，更是因为他们有机会实现创业梦想。人们渴望听到别人说他们没问题，很好，很能干。我的目标不仅是要鼓舞他们，还要提供给他们机会去发挥潜能。人们想听到“你做得到”，而我很乐意对他们这么说。
狄维士的感悟
因此，安利形成了赞美与认同良好表现的文化。我们不会只说声感谢，再给予礼貌性的鼓掌，我们会起立并欢呼。每个社群中的各种人都值得被认同，但他们是否经常面对欢呼呢？在安利，我们会热切地起立鼓掌及表达认同与感谢。
当你的名字第一次上报，你会把报道剪下来，担心自己之后也许再也不会有这种机会了。我还记得第一次向安利以外的团体演讲，就是第一次发表《销售美国》演讲后，我在报纸上寻找相关报道，可是我猜那场演讲没有重要到可被写成一篇报道。随着时间推移，我越来越成功，媒体开始报道我的演讲，这让我感到很满足。现在，安利和我时常在媒体上曝光，媒体一般会支持我的言行，有时也会反对，不过这无所谓。现在我被视为社区领袖，每当公布一项活动的新闻稿之后，媒体往往会进行报道，我把这当成媒体对我一生努力工作成为成功人士，尤其是想对他人的生活发挥积极影响力的目标的认同。
我的长孙瑞克（Rick）在读高中时曾向他的父母抱怨我的名字出现在太多大楼上，害他被别的同学嘲笑。我对他说：“瑞克，你碰巧出生在这里，我们的家庭获得了成功，做的是帮助他人的事业，单这点就意义重大，值得认同。所以，我们的姓名才会受到媒体的关注，出现在大楼上。不过，那也是因为我们出钱建了那栋大楼，或者是筹集建筑经费的主力。因此，你不必为狄维士的姓氏随处可见而感到尴尬，你应该感到骄傲。瑞克，我认为出生在这种家庭里是一种福气，因为我们家人所做的事值得被谈论。”
之后，我再也没有听过他的抱怨。他长大后做了一些对20岁出头的年轻人来说很了不起的事，包括创办“艺术奖”（ArtPrize）比赛。这个活动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数千名艺术家来到大急流市，还有数十万观众前来观赏及票选他们最喜欢的作品，获奖者可以赢得可观的奖金。现在，他上报纸和全国性杂志的次数已经比我在他这个年纪时多了，我非常以他为荣。
推崇所作所为值得媒体报道，或者值得听众起立鼓掌的人，是我们需要建立的习惯。我的演讲获得掌声时，我认为那表示的是观众赞同我所说的话，而不是在称赞我个人。没错，获得欢呼确实是很棒的感受，但我不会让自己被骄傲冲昏了头。我知道每次演讲都必须获得尊重。我和杰正好从事需要啦啦队长的职业，于是我就成了一名啦啦队长。
我是个积极的人，会用积极的眼光看待事物，总是站在各种问题的积极面。曾有人指责我的批判性不够强，或是不能尽快挑出错误，这完全正确。我不常看到过错，不擅长看见消极面，我的天性是在人们身上寻找积极面。我明白，在人生中需要保持一点戒心，多一点批判，但那不是我的风格。我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些优点，几乎每个人都有值得称道的地方，或许这种态度正是让我拥有财富与名声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