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营航空事业的4年间，我们大概赚了10万美元。飞行服务并不能赚大钱，我们得到的不是我们投入的努力所预期得到的报酬。但是我们还年轻，人生才刚起步，对于这样的成果感到很满足。当时唯一的问题是，之后我们要投入何种事业。
刚满20岁，我就买了一架飞机，虽然那时我连汽车都还没有。当时我仍在陆军航空队（Army Air Corps）服役，茫然不知几个月后退伍返乡之时会过上怎样的日子。或许出于年轻，或许缺乏经验，或许纯然对美国获胜感到无比乐观，我把当兵存下来的钱全部寄给了杰，投资购买了一架飞机。当时美国少有人搭乘过飞机，更别说拥有一架飞机了。和早期航空时代那些迷恋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和战时战斗机与轰炸机飞行员的年轻人一样，我和杰都喜欢飞机。我们相信飞机在战后的美国将变得和汽车一样普及。我们在陆军航空队服役时曾维修过飞机及滑翔机，我们驻扎的空军基地一直有飞机起降。美国建造了数百万架飞机，从单人战斗机到巨大的B-17轰炸机都有，以期在欧洲和太平洋的空战中击败德军和日军。许多美国人以为住宅会建造在飞机跑道旁边，每家的“机库”里都将有一架飞机，这种想法在当时并不算离谱。
由于航空旅游逐渐流行，我和杰看到了人们对飞机的潜在需求。那么何不把我们的储蓄凑起来去买一架飞机呢？我人还在海外，但信任杰的判断。我请父亲把我的700美元存款交给杰，作为买飞机的首付。我的军饷是每个月60美元，我把大部分钱都寄回了家，请父母帮我存起来。我父亲认识杰和杰的父亲，他信任杰如同信任我一般，所以他把钱交给了杰，并不过问我的决定。
杰买下了一架他在底特律找到的、由派珀公司（Piper）生产的单螺旋桨双人座飞机。因为不懂飞行，他雇用一名飞行员把我们的新飞机开到了大急流市。为了赚钱来支付购买飞机的费用，我们成立了狼獾空中服务公司（Wolverine Air Service），这是以我们家乡密歇根州的别称命名的。
当时我们还有另一名合作人，吉姆·博斯彻（Jim Bosscher），他是我们高中时的朋友，战时也是飞机技工。但在我们创业后没多久，他告诉我和杰，他另有生涯规划。他决定去读加尔文学院，后来在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取得了航天工程博士学位，并在加尔文学院担任教授。他的人生证明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天赋，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成功。他没有成为企业老板，可是他拿到了工程博士学位，过着圆满充实的人生。
战后返乡的数百万男人怀抱希望与梦想，充满信心与进取心，想要展开职业生涯、开创事业或取得大学学历。为了帮助他们，美国联邦政府实施了《军人安置法案》（GI Bill），为退役军人提供接受职业训练和高等教育的经费。《军人安置法案》亦适用于飞行员训练，所以我们就开始营业了。大多数从战场上回来的人都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因此我很高兴自己投资了700美元开始创业。
狼獾空中服务公司通过一项早期宣传活动吸引了大急流市居民的注意。杰把我们的新飞机摆到了大急流市闹市区的一个汽车展示间里，免费开放参观。现在或许很难相信，当时很多人还不曾亲眼看过飞机，他们在深感好奇，都特地过来参观我们这新奇的、有翅膀的交通工具。销售与宣传最后成了我们的本业。我们两人都不会驾驶飞机，于是聘请了一名战时的P–38战斗机飞行员和一名B–29轰炸机飞行员作为我们的飞行指导员，还请了一名陆军航空队的飞机技工。于是，我和杰便能专心去宣传业务及招收学员。
我们印制了飞行课程的广告单，上面写着：“学习飞行。如果你会开车，你就会开飞机。”我们向潜在客户宣传说，飞机是未来的主流交通工具，而且退伍军人上课还可根据《军人安置法案》获得补贴。我们的课程是成为飞行员或从事航空业的敲门砖。为了打动客户，我们还会提供一趟免费试乘，让他们尽可能感受飞行的魅力。推销飞行课程，不过是为了和来到机场看看飞行是怎么一回事的人们建立关系。我们激起了潜在客户的想象力，让他们在飞机上俯瞰家乡，使他们梦想有朝一日能成为一名飞行员。
这架飞机并不精密，我们早期的运营也是。当时大急流市以北几千米外的康斯托克公园（Comstock Park）机场仍在兴建之中。这个所谓的“机场”基本上是一片空地。业主耗尽资金仍无法完成工程，所以没有机棚，他们也不再兴建跑道。我和杰必须想办法，于是我们在飞机上安装浮筒，让飞机在格兰德河上起飞及降落，这条河就流过机场。杰记得我们最初的办公室是一个工具棚，但我清楚记得当时的情况是，我们把一个鸡窝拖到河边，洗干净后刷了点漆，最后在上面钉上招牌，那就是我们第一个运营据点。
机场最后终于完工了，在这段时间里，我和杰盖好了我们自己的房子，准备开始我们的第二项事业，但与航空无关。我们搭建起一座8米见方的组合屋，这是我们在一个房屋展览会上找到的一组产品，含有说明书和零部件。我们取出所有零部件，按照指示把所有木头钉起来，安装电线，最后完成了我们开展新事业的办公室：河畔汽车餐馆（Riverside Drive Inn）。因为我们的飞机必须在天黑前进棚，每天的工作在日落前便结束了。我们不想浪费晚上的时间，于是想到开一家餐馆，好多赚一点钱。我们的客人是在机场的工作人员、停机坪使用者，或是开车来看飞机的人。我和杰记得之前有一次去加州时看过好几家汽车餐馆，我们认为可以把这种创新做法引进家乡。借助300美元的资金，我和杰在1947年5月20日开设了密歇根州最早的一批汽车餐馆之一。
有些人或许很难相信，两个年轻人竟然这么有干劲。现在，我们期望年轻人先读完大学，体验一下为别人工作的感觉，而后再自行创业。但我想，我们那个年代就是这样，而且我们在很小的时候便被鼓励去工作，还需要负起责任。我自己也不太能解释这种差异，我只知道我和杰凡事做起来都充满干劲而不是怀疑。那时候的美国仍以“北方佬的独创性”（Yankee ingenuity）、后院技工和自己动手做（D.I.Y.）而著称。在复杂与专业化的时代来临之前，我们更常做的是“敲打修补”。现在我有时读到一些人在20岁出头就成功创业的事，会为他们喝彩，也很高兴这项传统能延续下来。我鼓励所有年轻人去读大学，但绝不会阻拦有才华、有理想的年轻人去追求创业梦想，只要他们认为自己已具备成功的所有条件。
狄维士的感悟
我们那个年代就是这样，而且我们在很小的时候便被鼓励去工作，还需要负责任。我自己也不太能解释这种差异，我只知道我和杰凡事做起来都充满干劲而不是怀疑。那时候的美国仍以“北方佬的独创性”（Yankee ingenuity）、后院技工和自己动手做（D.I.Y.）而著称。在复杂与专业化的时代来临之前，我们更常做的是“敲打修补”。
我们没有经营航空公司的经验，不过我们对飞机的认识确实多过我们对经营餐馆的了解。我对厨房仅有的体验就是吃母亲做的菜和擦拭碗盘，幸好一家小型汽车餐馆并不是什么复杂事业，我们一切从简。我们这间小小的白色墙板建筑物的木瓦屋顶上挂着“河畔汽车餐馆”的招牌，屋里只摆得下一台旧煤气炉、一个柜台、一台冷饮冰箱和一台冰柜。我们没有内用的餐桌，所有食物都用托盘外送到汽车上。
当时机场所在地还很偏远，所以刚开始我们没有水也没有电。我们买了汽油发电机，它在地板上轰隆作响，吵得我们几乎听不见彼此说话。虽然有持续不断的噪音和一股浓浓的汽油味，这台发电机为我们提供了足够的照明电力。我们的炉子必须使用煤气罐，我们得到数千米外的一口水井边去打水，装在水罐里运回餐馆。我们的菜单很简单，用铸铁平底锅煎的汉堡、热狗，还有冰箱里的冷饮及牛奶。
我和杰轮流煎汉堡、送餐到客人的车上。我们发生过的最大失误就是把肉饼煎焦，只好扔掉。我想这种事我们至少都干过一次。在停车场上，我和杰竖起了几个10厘米见方的广告牌，还挂上了灯泡。每个广告牌都用钉子挂着个夹纸板，附上菜单。客人准备好点餐时，便按下灯泡开关，杰或我便会跑到他们的汽车旁边去接受点餐。现在很难想象两位飞行学校老板穿着围裙、挥汗如雨地在炉前煎汉堡，在厨房和客人的汽车之间跑来跑去的情形。为了推广我们的航空业务，我和杰拍了一张在办公室里的照片——两名年轻主管穿着合身的飞行夹克在讨论一张图表，看起来颇有分量。那个场景与我们在夜间充满喧嚣、作为汽车餐馆服务生汗流浃背地煎汉堡的工作有着天壤之别。
上帝眷顾我们，给予我们满满的精力和进取心。即使我们从早到晚经营着两项全职事业，我们依然在寻找新机会。有一段时间，我们在机场旁的格兰德河上出租独木舟。我们从一个男人手里接下了贩卖冰激凌的生意，他有大约十几辆冰激凌手推车出售。我们从他手里买下了这批手推车，在夏天时雇用学生向社区里的小孩兜售棒冰。我们还和出租船的老板谈妥，组织到苏必利尔湖钓鱼的活动。
在漫长的一天之后，我和杰还有力气到大急流市的汉堡店，一边大啖沾满酱汁的汉堡，一边谈公事。有时我们会回家吃，我母亲会替我们准备晚餐，隔天晚上再换杰的母亲准备晚餐。我们两人都不想偷懒。飞机在雨天无法飞行时，我们会设法保持生产力，而不会拿天气当借口不干活。事实上，我们发誓有一天要创立一项不必依赖天气、日光或人们是否来吃晚饭的需要的事业。
狼獾空中服务公司最后成为密歇根州首屈一指的飞行学校，拥有12架飞机与15名飞行员。在我们营业期间，我和杰也成为自家公司的客户，分别考取了飞行员执照。在那个时候，不必花多少时间就能完成地面课程和飞行时数，拥有驾驶我们公司那类双人或四人座的单引擎螺旋桨飞机的资格。几年后，我又完成了训练课程，取得了双引擎飞机的飞行执照。驾驶飞机翱翔在家乡熟悉的景观之上，在格兰德河上空及密歇根湖沿岸飞行，带给了我永生难忘的快乐。
飞行与拥有飞机成了我终身的兴趣。随着安利事业的成长，我们买下了属于自己的第一架飞机，那是派珀公司产的“阿兹特克人”（Aztec），但是当我们的事业拓展到美国西岸后，这架飞机已无法负担这种航程，我们开始考虑买一架喷气机。我们早期聘任的一名企业顾问说：“我才不管你们要把钱花在哪里。如果那可以让你们出去跟营销人员谈话、在会议上发言，那就买吧！”我们照办了。等到那架喷气机总是预约满档时，我们又买了一架，后来一架接着一架，最后还盖了公司的机棚来停放机队。
我一直说，如果没有计算机和飞机，我们的事业无法有今日的规模。我们相信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如果没有飞机，我们无法去和远方的人们接触。
狼獾空中服务公司对我和杰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训练场。我们边学边做，满怀信心地前进，如同我们后来一直在做的。当然，其中不乏我们应该三思而后行的时刻。举例来说，早期，我们在当飞行员的时候，曾因燃料不够而把水上飞机降落在密歇根州北部的一个小湖上。那个地方的人们很少会看到湖中停着一架飞机的景象，许多人便驾船来看，我们自觉像社会名流。我们设法买到了一些汽油，却发现湖面太小，没有足够距离加速起飞。我们最后把机尾绑在一棵树上，一名飞行员发动引擎，杰砍断绳索，发动中的飞机便向前射出，离开水面，勉强擦过了对岸树林的树顶。
经验其实是最好的老师，我们从第一项实体事业中获益良多。我们学会了如何宣传及销售一项服务给客户；我们学会了管理及会计知识；我们有了第一次跟政府打交道的经验，因为我们必须呈交飞行服务记录，才能申请《军人安置法案》的补贴。杰必须带着所有飞行服务、飞行课程的发票以及其他必要文件开车去底特律。为了拿到政府的支票，这项例行工作很麻烦。我们也跟大急流市联合银行建立起了我们的第一个商业银行合作关系。当《军人安置法案》失效时，我们的收入来源和我们的事业也同时结束了。
我们在经营航空事业的4年间大概赚了10万美元，我们的餐馆则损益持平。飞行服务并不能赚大钱，我们投入的努力没有得到预期的报酬。但是我们还年轻，人生才刚起步，对于这样的成果感到很满足。现在回想起来，两名毫无商业经验的年轻人成功开创了航空公司，似乎很了不起。可我们却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在战争结束前就认定要成就一番大事业。杰在战时写给我的一封信最能总结我们当时的心情，他说：“听着，这不是我们的终点，这只是第一步。这场战争终究会结束，我们会恢复正常的生活，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必须决定我们的人生要怎么过，要如何被纪念。”我记得，当时唯一的问题是我们要投入何种事业，而不是我们找不找得到工作。
在合作早期，我和杰同住在布劳尔湖（Brower Lake）旁的一栋位于麦尔路10号、大急流市以北16千米处的小屋里。我们还从杰的父亲手里买了一辆1940年出厂的普利茅斯牌汽车。我们的小屋只有55平方米，大约是现代一般家庭面积的1/4，但已足够容纳一间厨房、一个吧台、一个小餐桌、一间浴室和两间卧室。我和杰在其中一间卧室里睡上下铺。我睡在下铺，可能是因为杰的个子比我高。因为我们才20岁出头，我们的小屋自然成为不久前才从战场返乡的年轻人和他们的妻子或女友的聚集之处。
我们还拥有城里为数不多的电视机，大约半米高，屏幕不超过20厘米宽，还有一个兔耳天线。高中和军中认识的朋友都跑来我们的小屋看电视，举行派对，到布劳尔湖游泳，或搭乘我们用公司赚的钱买下的一艘小快艇。杰很喜欢待在家里看书，但在我的敦促下，他也乐意和我出门去看电影，或者和朋友聚会。杰不是天生的派对爱好者，可是一旦参加，他就如鱼得水，擅长社交，即便是在他宁可待在家里的时候。杰比我更爱通过看书去神游冒险。结果有一本书引起了我们两人的想象，从而促成了我们的下一次冒险。
1948年冬天，我们两人都在阅读《加勒比海巡航》（ Caribbean Cruise），它描写了一位名叫理查·柏特伦（Richard Bertram）的男子的航海故事。他是一名造船工人，和妻子一同驾着一艘13米长的船驶向加勒比海及其中的许多岛屿，这本书就在叙述他们的旅程。我们为这名航行者的事迹以及他描述的加勒比海的白色沙滩、棕榈树和湛蓝海水感到着迷。我们两人一直在辛苦打拼，没什么时间休假，一趟航行倒是不错的放松方式，何况这是比我们青少年时开车去蒙大拿州还要刺激的冒险。我们打算出售我们的事业，心想这样我们两人都会有钱有闲去享受一番。我们相信这趟航行会很有趣，于是决定启程。
在翻遍一本游艇杂志后，我们发现了纽约的一名卖帆船的经纪人，便飞去找他，开始物色船只。他带我们去了好几座船坞，最后我们终于找到了一艘符合我们需求又在我们预算内的船。这艘“伊丽莎白号”用船架停放在康涅狄格州诺沃克的一处柏油停车场上，它是一艘近13米长的双桅帆船，有一根长长的船首斜桅，船舱上有三个舷窗，下层有许多空间容纳我们这两名船员。它看上去很坚固，但在战时，它一直停放在干船坞，因为直接摆放，船首及船尾都没有支撑，两端有些下垂，它的木造船体也已变干，我们没多久便发现，这会导致木头板条龟裂及进水。但当时，航海检查员告诉我们，“伊丽莎白号”没有问题，加上战后又不容易找到其他合适的船，于是我们就卖掉一架飞机，买了这艘船。
新船的状况是一项潜在危险，另一项则是除了小型快艇和布劳尔湖上的一艘小风帆之外，都不曾开过更复杂的船。因此，趁着杰回密歇根结束航空事业的间隙，我雇用了一名船长和船员，在往南驶向北卡罗来纳州威明顿（Wilmington）的时候，他们会顺便教我驾船。
有一晚，船长睡着的时候，我犯下了一个航行错误，把船开进了新泽西州的一处沼泽。一名讶异不已的海岸巡逻队警察说：“我以前从没见过船能开到这种地方。”我回家过了圣诞节，又和杰一起回到北卡罗来纳州停放船只的地方，在1949年1月17日出发驶向迈阿密。抵达后，我们筹划装备我们的船，为驶向加勒比海做好准备，至少要航行到波多黎各。离开船坞时，我对杰喊道：“把张帆索丢过来！”他依言把绳索丢了过来，可是我在去船尾拿绳索的路上走得太慢。就在要解开船尾绳的时候，我赫然发现浪潮的方向改变了。我们停泊时选择了合适的方向，但当翌日我们想要离开时，浪潮已完全转向。于是我们掉转船头，将船首换到原先船尾的位置。突然，我听到轰然一声巨响，船体撞上了绑在船后的铝制小艇。小艇被撞凹了，这也成为我们首次航行失误的纪念。
通常，我们要把干燥的木船放进水里时，会先将它吊在皮带上，泡在水中差不多一天时间，这样木材就会吸饱水、变得紧绷，从而把隙缝填满。可是“伊丽莎白号”从未经历过这一流程，即使是从北卡罗来纳到佛罗里达的长途航行之中。我们船的水泵无法在水位升高时自动开启，把水抽出船外，所以我们必须记得检查舱底的水位，需要时就打开水泵把积水抽走。如果我忘记在凌晨3点起床去打开水泵，等到我早上五六点钟起床时，就会走在水里；而经过6小时左右，积水就会漫过甲板。这项差事无疑攸关性命，可我们乐观地以为反正这条船很小，这样能同时让船体吃饱水，好填补缝隙。抵达佛罗里达之后，我们把船拖上岸，此时，缝隙都填好了。我们还把螃蟹、蛤蛎、藤壶、海草等附在船底的东西全部刮除干净，好让“伊丽莎白号”可以最快的速度航行。
我真希望可以说，接下来的旅程是一段愉快的航行和伟大的冒险。事实却是，我们的航行压根和柏特伦在他书中描写的浪漫之旅无法相比，而我和杰的航行正是深受他的吸引。实际上，我们累得要命，并在怒海上悲惨地度过了好多天。驾驶这艘没有效率的船只在海洋上长途旅行是一项苦差事。想要迎着风航行的话，必须迂回向前而无法直线前进。我们辛苦了一整天，曲折航行了150海里，才能实际前进50海里。潮汐的变化加上码头的不同让每次停泊的状况都不一样，我们又缺乏经验，大多数白天我都在担心能否安全停靠在码头上，大多数夜晚则在担心该如何离开码头。我向来鼓励人们追寻梦想，不要担心没有足够经验或者害怕失败，但回顾这趟航行，我不得不承认，在开始一项冒险之前，我们应该做好充分准备。
我们经历过许多惊险时刻，险些酿成灾难，最后能安然无恙，只是因为有经验老到的人们的帮助。有一天，我们试着停靠在一个加油码头上，我们正前方有许多船只，全都朝向海岸。靠近码头时，我想让船倒驶进去，引擎此时却突然熄火，我们的船笔直地朝着一艘停泊中的船的侧面冲去。我先前提过，“伊丽莎白号”的船首伸出了一根大型的斜桅。杰把一条绳索丢向站在加油码头上的一个男人，后者抓住绳子，绕在一根柱子上，然后扯紧。幸好，我们的船侧有保险杠，在绳子快被扯断时，船才慢慢停下，没有撞上船坞或其他船。我们很幸运地避开了一场大型事故。
由迈阿密航行到佛罗里达州基维斯特（Key West）时，船尾甲板固定主帆的装置松脱，害得我们无法控制船帆。战前就堆积在油槽里的残渣污染了汽油，引擎化油器也跟着报销了。我们在黎明时分朝着基维斯特港口前进，引擎却熄了火。我们的船摇晃并拍打着海面，松脱的主帆噼啪作响，引擎熄火，我们只能把锚下在航道里。突然间，我们听到一阵汽笛声，看到一艘大型潜水艇从基维斯特训练基地开过来。潜水艇并没有撞到我们，但我们后来因为在航道里下锚而受到了斥责，虽然当时我们别无选择。
不过，最大的挑战是漏水。不只船体漏水，连船舱上方的木板也漏了水。甲板漏水，冰水便会滴到我们身上。我们必须设法堵住漏洞，拿水桶接水，或者拿东西遮盖头部。我们的暖气机也罢工了，在起雾多云的冬季，大西洋冰冷的海水我至今记忆犹新。
我们从基维斯特驶向古巴的哈瓦那（Havana），它在当时可是度假胜地。赌场、酒吧、夜总会和饭店的灯光照亮了夜晚的街道。古巴人用朗姆酒调制的饮料在哈瓦那大受欢迎。从迈阿密开过来的邮轮把美国观光客带到了古巴首府，所有街道上挤满了美国人，他们白天购物，晚上则到酒吧和赌场娱乐。我们这两个来自中西部小城的小伙子真是大开眼界！
离开哈瓦那之后，我们向东航行，走完了北古巴海岸剩下的600海里，前往波多黎各。1949年3月27日，我们大概航行了300海里才不得不承认一项事实：日落后，我启动电动水泵，要抽掉舱底大约30厘米深的积水。等我一个小时后再去检查，水位又升高了30厘米。我对杰说：“水更深了，我们没把水抽干净。”于是我们拿出一台大型手动水泵，想方设法降低水位。但无论我们怎么努力都没用，水位不断升高，船进水的速度超过了我们用电动和手动水泵抽水的速度。等水没过我们膝盖时，我们已精疲力竭，只得接受事实，点燃一枚红光信号弹。我们已打算好，如果附近海域没有船只，我们可以驾着那艘外挂着引擎的铝制小艇，设法回到岸上。
这么多年以后，我还是想不通，我们怎么能驾着一艘漏水的船航行了那么远？我们必然是年轻而缺乏经验的，也是叛逆的。即使想到可能会在离岸5千米处下沉到深不见底的海水里死去，我记得我们仍保持着镇静。我无法好好解释这种伴随我一生的镇静感。我猜想我天生相信，不管人生遭遇何种风暴，我都可以安然渡过。在我人生里每一项新事业的巅峰与谷底，这都是不变的真理。
幸好，我们当时在一条主航道上，一艘前往波多黎各的货轮“埃达贝尔·莱克斯号”（Adabelle Lykes）在清晨2点30分响应了我们的求救信号。它来得不早不晚，当时我们船首的一片木板正好松脱，海水大量涌入。货轮靠在“伊丽莎白号”旁边，船长向我们大喊：“你们是谁，在做什么？”他或许以为我们是加勒比海盗。
我回答说：“我们是在康涅狄格注册的‘伊丽莎白号’，我们要沉船了。”
明白我们是两个美国青年后，他从船侧抛下绳梯，爬到了我们船上。他建议用起重机把我们的船吊到他的甲板上，可我们的船进水后变得十分沉重；“伊丽莎白号”现在已成为航道上的祸害。他的船员只好在我们的船侧凿出一个洞，利用货轮的重量和速度碾过它，让它在折成两半后沉没。在凌晨的黑暗之中，我和杰站在货轮甲板上，看着我们冒险时用过的船只缓慢地消失在水面下。货轮上的莱克斯家族好心载我们到波多黎各，甚至把我们奉为上宾，让我们住在特等舱房里——我们是有着不幸的海上冒险故事、被他们搭救的宾客。
我们想，应该写一封信向父母报告，好让他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却不晓得海岸巡逻队早已获悉我们被救并发出了通告，我们家乡的报纸也得到了这份通告。《大急流报》打电话给我父亲，想要知道更多信息，可我父亲知道的并不比记者多，他们只知道我们获救了，对其他细节一概不知。他们很担心，奇怪我们为什么不打电话回来。我们写了信，但是等到《大急流报》刊登报道数日之后信才寄到。多年后，当我自己身为人父，我常常感慨：“可怜的老爸老妈！他们一定担心死了。”我记得我的一个孩子在宵禁后还在外开车时，我有多么忧虑，而当时我和杰可是驾着一艘旧帆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而且我们没什么航海经验！那时我们自以为是卓有成绩、负责任的青年，已准备好面对任何挑战；如今我才明白，对我们的父母来说，我们还只是他们的孩子。
我们的船沉了，可是我和杰还想继续我们前往南美洲的梦想。我们在波多黎各搭上要开往委内瑞拉加拉加斯的英国货轮“柚木号”（Teakwood）。由于是货轮，船长不能让乘客上船，所以他支付我们每人1先令，作为担任船员的酬劳。货轮抵达库拉索岛（Curacao）之后，我们决定改乘飞机去委内瑞拉，于是便下了船。移民官员不准船员离开船只，怕有非法移民进入。库拉索这个加勒比海岛屿是荷兰属地，杰便试图用荷兰语向他们解释，这反而让事情变得更加棘手，因为他们认为美国来的人绝对不会说荷兰语，所以我们一定是间谍。他们很难相信，两个20几岁的年轻人正在环游世界。
那名官员问道：“你们要怎么离开这里呢？我可不希望你们被困在我们的国家，要政府来救你们。”
我说：“我们有很多钱。”我们把放在钱包里的数千美元拿给他看。他扣了我们的护照，拿去向美国当局查验。几天之后，他允许我们通关，我们便买了去委内瑞拉的机票。当时的汇率让物价奇高无比，所以我们接着飞到了哥伦比亚的巴兰基亚（Barranquilla）。我们不知道这趟旅程的终点是哪里，我们只是看着一张地图，用手指一比，比到哪里就去哪里。
巴兰基亚位于马格达莱纳河（Magdalena River）河口，这条河深入哥伦比亚内陆。我们乘上了一艘从密西西比运过来的旧型轮船，它是马克·吐温时代的船，船尾有一个巨型桨轮，甲板是驳船式的，上层有客房。在前甲板上有一小群牛，是乘客们的食物。1949年的哥伦比亚正陷入血腥内战，反美情绪高涨。我们看到了“美国佬滚回去”的标语，我们显然不受欢迎，人们与我们保持距离，就因为我们是美国人。我们逼不得已，只好去学西班牙语，因为没有人肯和我们说英语。我们带着翻译手册，用西班牙语点菜、问路和购买必需品。轮船懒洋洋地沿着河湾前进，我和杰坐在甲板躺椅上，沐浴在温暖的阳光里，看着不远处翠绿的丛林。到了晚上，丛林便成为盗匪的窝点，他们会登船抢劫乘客，所以哥伦比亚军队会在河岸上站岗布哨。
等马格达莱纳河越来越浅、无法航行时，我们便下船登岸。我们搭乘火车前往麦德林（Medellín），坐飞机去卡利（Cali），接着乘窄轨火车去布埃纳文图拉（Buenaventura）。这列像玩具一样的火车两侧有开放的客车车厢，经过隧道后，我和杰身上都是火车头的烟囱吹进来的煤灰。我们接下来乘上一艘客货两用轮，中途停靠在厄瓜多尔、秘鲁和智利，船只卸下香蕉，再装上甘蔗和棉花。智利的圣地亚哥有着地中海型气候及友善的人们，实在太棒了！于是我们决定在那里待上数星期，在数月的旅行之后休息一下。
休养生息之后，我们又能继续完成我们的南美洲冒险，前往阿根廷、乌拉圭、巴西和圭亚那，然后飞回加勒比海，中途还去了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安提瓜和巴布达、海地和多米尼加。虽然我和杰觉得其中一些国家充满异域风情，但也留下了终身难忘的感受——这些国家缺少在美国往往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现代化发展、繁华与便利性。我并不是在批评其他国家，而是想提醒美国人应该对自己的国家心存感恩。
我记得亲眼目睹自己的船在脚下沉没时，我心里想着：“接下来该做什么？”我没有想过我会死，虽然真的差一点遭遇不测，但是迎接与克服挑战的经验在我心中激起了一股无比的自信感。我学到了遇到麻烦时只需设法解决的道理。我们还学会了绝不回头，虽然我们的船沉没了，但不代表我们的航行也结束了，我们只需改变交通方式，接受眼前既有的选择，继续前进。与此相同，机场还没盖好的时候，我们并不气馁，而是利用浮筒让飞机在河面上起降。我们的餐厅没电也不是问题，买台发电机就行了。虽然是没经验的水手，我们仍然展开了一场加勒比海上的航行冒险：我们边做边学。
多年以后，我把这些经验作为演讲《不流汗就流泪》（Try or Cry）的内容。道理很简单，你可以找各种借口，比如说自己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没有优越的家庭背景，从而害怕尝试新事物或看似艰巨的挑战。你可以呆坐着、哭喊着抱怨人生的种种不公和逆境，但你也可以去尝试。大胆去尝试，如果失败了，再尝试一次。按照我的经验，流汗一定比流泪强，因为我们相信努力，我和杰在加勒比海及南美洲的冒险是我们在家乡的朋友可望而不可即的。我和杰从未停止过尝试。我们的下一项合作并不寻常，对大多数人来说甚至有些奇特，而且比较超前，但是我们想：“为什么不呢？我们试试看吧。”
狄维士的感悟
你可以找各种借口，比如说自己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没有优越的家庭背景，从而害怕尝试新事物或看似艰巨的挑战。你可以呆坐着、哭喊着抱怨人生的种种不公和逆境，但你也可以去尝试。大胆去尝试，如果失败了，再尝试一次。按照我的经验，流汗一定比流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