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的家庭充满着恩爱、和谐的气氛，但是，短短两年，杨绛屡遭不幸。先是爱女先老人而去，钱钟书又一直在重病中。翌年，钱钟书也离开了杨绛。事属意料之中，但毕竟相濡以沫整整一辈子，杨绛的痛苦可想而知。
女儿钱瑗的病，是累出来的。钱瑗固然淡泊名利，但非常重视肩上的责任。因为学校人手不够，她作为博士生导师，除了研究生的课之外，还开本科生的课。加上她住在城里，来往不便，十分疲惫。但她的精神亢奋而紧张。北京交通高峰时常堵车，遇到这种情况，平时沉稳而有风度的钱瑗，则像热锅上的蚂蚁，心急如焚。为了不误课，只有一个办法：早起早走。一次她因夜间工作起得晚了，匆匆梳洗后出门，一路急走，赶到车站，盼车，挤车——总算到了学校，松了口气，可上教学楼的台阶时，一低头，发现自己穿的布鞋竟是两样颜色，真是忙中出错！怎么办呢？只好请一位住校的老师赶紧回家把夫人的鞋拿来换上。乍看起来，这只是一件令人发笑的小事，可也说明钱瑗精神的紧张程度，她像一架上紧发条的机器，已经松不下来了。有人问她近况如何，她答：“心力交瘁。”人家好意地劝她赶紧“勒马”，她说：“我是骑在虎背上——”
据钱瑗的老同学章廷桦透露，“钱瑗的头衔确是不少：中英合作项目负责人，英国《语言与文学》编委，全国高校外语专业指导委员会和北师大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的各种委员——一个个头衔和职务就像套在身上的一条条绳索，勒得钱瑗动弹不得。再加上她是出名的‘死心眼’，办事认真得让人吃惊，也让人敬佩。拿一年一度的职称评定工作来说，钱瑗是校评审委员，外语学科评审组组长，事务繁忙，耗时费心，而且还有全国各地为提职称而寄来的一篇篇论文和一本本专著，请她评审。要评审，必须研读，这是多大的工作量啊！一次，外省某大学寄来一篇论文，钱瑗读后有似曾相识之感，再读则更觉得有抄袭之嫌，然此事干系重大，不可贸然下定论。于是根据回忆，翻遍书架，终于找到原书，再从头通读，列出抄袭部分的页码和段落。事后该校写来了感谢信，可他们并不知道钱瑗为此付出了多少精力。”
人非钢铁，而钢铁“过度疲劳”也会发生断裂。长期超负荷工作，使钱瑗这块钢铁出现了裂纹。先是咳嗽，继而腰疼。让她去看病，她说不要紧，休息休息就能好，实在不行，就在回家时顺路买点药丸吃吃，就算“治”了病。一九九六年春，钱瑗腰疾加剧，一日清晨竟无法坐起，她瞒着老母杨绛悄悄地打电话到北师大外语系求助。尽管她不愿意，可还是被“押送”到医院，检查发现是骨结核，脊椎有三节病变，并且不排除有癌细胞的可能。以后再查，又发现肺有问题，住进北京温泉胸科医院，经专家会诊，确诊为肺癌，晚期，肺部积水，癌细胞扩散，已是病入膏肓了。
这一消息，对杨绛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她的丈夫钱钟书已重病在身，在医院卧榻不起。这时女儿钱瑗又病倒了，她非常着急，分身照顾两个病人。但是，钱瑗不让母亲来看望，怕母亲见到自己那副样子痛心。
钱瑗的病情发展很快，缠绵病榻无几，便告病危。一九九七年三月初，她提出想见母亲杨绛，大概已预感到最后的日子来临了。三月四日下午钱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白发人送黑发人，是何等沉重的打击啊，但是，杨绛坚强地挺住了。她打起精神，全身心地照顾丈夫。
杨绛夫妇的至友柯灵的夫人陈国容谈道，这几年来杨绛先生实在辛苦，女儿先走了，丈夫卧病在床，她每天都去医院，而外界围绕钱钟书的是非纷扰不断，她自己也是八十岁的老人了。陈国容说，她真的很坚强。四年来，杨绛天天带着自己做的便于钱钟书食用的饭食到医院探望。他俩在一起时，有时用无锡话交流，有时讲英文。杨绛真诚地祈祷，钱钟书能够战胜病魔。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日，钱钟书在北京医院度过了他最后的一个生日。
第二天，北京的天空瑞雪纷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科院院长李铁映在副院长王忍之的陪同下，冒雪来到北京医院，祝贺钱钟书八十八岁华诞。当李铁映来到病房门口时，杨绛热情地表示感谢。李铁映和王忍之举起两只花篮送给杨绛。花篮上分别写着：“祝钱钟书先生八十八华诞。李铁映贺”，“祝钱老八十八华诞。中国社会科学院敬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