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十月，长达十年之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从此，中国将拨云见日，迎来改革开放的春天！迎来科学的春天！迎来知识的春天！迎来艺术的春天！将原来套在广大知识分子身上的禁锢，碾为齑粉。
杨绛和钱钟书，也于一九七七年上半年结束了“流亡”生涯，迁居至位于三里河南沙沟的国务院宿舍，新居宽敞而明亮。说起这新居，还是钱钟书的老同学胡乔木关照的结果。杨绛记得，当年的一月间，忽有人找她到学部办公处去。当时有个办事人员就交给她一串钥匙，叫她去看房子，还备有汽车，让她女儿陪她一起去，并对杨绛说：
“如有人问，你就说‘因为你住办公室’。”
于是杨绛和女儿同去看了房子。房子就是前面所说的三里河南沙沟寓所。他们的许多年轻朋友得知消息，都挺高兴的，帮着搬家，那天正是二月四日立春。
住了新房，杨绛和钱钟书颇费思量。他们连猜了几个人，又觉得不可能。杨绛心想，住办公室已住了两年半，到底是谁让他们搬到这所高级宿舍来的呀？
杨绛他们首先想到了何其芳，何其芳也是从领导变成朋友的。他带着夫人牟决鸣同来看他们的新居。他最欣赏洗墩布的小间，也愿有这么一套房子。显然，房子不是他给分的。这年八月，何其芳同志去世。在他的追悼会上，胡乔木、周扬、夏衍等领导同志都参加了。
十月间，胡乔木造访。他是来“请教”一个问题。早些时候钱钟书翻译毛选时，有一次指出原文有个错误。
钱钟书坚持说：“孙猴儿从来未钻入牛魔王腹中。”对此，徐永焕请示上级，胡乔木同志调了全国不同版本的《西游记》查看。结果钱钟书没有错。孙猴儿是变作小虫，给铁扇公主吞入肚里的；铁扇公主也不能说是“庞然大物”。毛泽东就把原文修改两句。
钱钟书虽然没有错，他也够“狂傲”的。胡乔木同志有一次不点名地批评他“服装守旧”，因为钱钟书还穿长袍。当他们夫妇住在办公室期间，胡乔木曾寄过两次治哮喘的药方。钱钟书承他关怀，但无从道谢。
这回，他忽然造访，杨绛猜想房子该是他配给的吧？但是他一句也没说到房子。他们的新居共四间房，一间是他们夫妇的卧室，一间给他们的女儿钱瑗，一大间是他们的书房，也充客厅，还有一间吃饭。周奶奶睡在吃饭间里。周奶奶就是顺姐，他们家住在学部时，她以亲戚身份来帮忙，大家称她周奶奶。她说，不爱睡吃饭间。她看中走廊，晚上把床铺在走廊里。
胡乔木这次是偶来夜谈，看到钱宅大门口却堵着一只床。他后来问钱钟书他们：
“房子是否够住？”
杨绛说：“始愿不及此。”这就是他们谢胡的话了。
由此看来，杨绛夫妇的生活环境和工作条件，较“文革”之前已有很大改观。
杨绛和钱钟书一样，仍在原“学部”后更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里工作。一九七八年钱钟书的巨著《管锥编》正式出版，一九八二年他出任社科院副院长。这时候杨绛除了继续文学研究和翻译之外，还创作了大量散文、小说，迈上了又一个著译巅峰。
前面提到，杨绛早在一九五九年就选中西班牙大作家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作为翻译的新起点，至“文革”开始已完成译稿的四分之三，“文革”中杨绛这份心爱的译稿几经周折，终于“珠还”，这耽搁的数年反倒成了她的“冷却”期。从五七干校回来后，她不满意旧译，又在原来的基础上从头译起，提高了“翻译度”，最后经过“点繁”（一点就点去了几万字）,“文革”结束前后她抓紧工作，终于将七十多万字的小说译竣。一九七八年，汉译本《堂吉诃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它的问世，填补了我国西班牙语文学翻译的一个空白，立即受到西班牙方面的高度评价，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亲自向杨绛颁奖。这是我国文学翻译界少有的殊荣，译者当之无愧。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流利酣畅，她自己说过：“我翻译的时候，很少逐字逐句地翻，一般都要将几个甚至整段文句子拆散，然后根据原文的精神，按照汉语的习惯重新加以组织。”当然这样的译法非常费力，因此杨绛还说：“我翻译很慢，平均每天也不过五百字左右。”可谓，字字皆辛苦。
为了做好《堂吉诃德》的翻译工作，早在六十年代初，杨绛就制定了翻译的计划，她说：我是个死心眼儿，每次订了工作计划就一定要求落实。我订计划的时候精打细算，自以为很“留有余地。”
由此可见，杨绛为翻译《堂吉诃德》付出的努力有多么巨大！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的阻碍，她的译稿可能更早付梓。
杨绛通过翻译《堂吉诃德》等（包括文学理论、散文、诗歌），积累了不少经验。她谦虚地说：“我翻译的一字一句，往往左改右改、七改八改，总觉得难臻完善，因此累积了一些失败的经验。成功的经验固然难能可贵，失败的经验或许更有实用。”在同一篇文章，她表述了她的翻译观，她认为，西文冗长，且多复句，一个句子“可以包含主句、分句、形容词组、副词词组等等。按汉文语法，一个句子里容纳不下许多分句和词组。如果必定按原著一句还它一句，就达不到原文的意义；所以断句是免不了的。可是如果断句不当，或断成的一句句排列次序不当，译文还是达不到原文的意义。怎样断句？……原则是突出主句，并衬托出各部门之间的从属关系。主句没有固定的位置，可在前，可在后，可在中间，甚至也可切断。从属的各分句、名词组都要安放在合适的位置，使这一词组重新组合的断句，读起来和原文的那一句是同一个意思，也是同样的说法。在组合这些断句的工序里，不能有所遗漏，也不能增添。”杨绛在这里表明的意思是，译者要按读者熟悉的语言习惯，在传达原作的内容，做到“信”与“达”的统一。从而，她还引出了“翻译度”的概念：有的译者“以为离原文愈近愈安全——也就是说，‘翻译度’愈小愈妥；即使译文不通畅，至少是‘信’的。可是表达不出原意的译文，说不上信。‘死译’、‘硬译’、‘直译’大约都是认为‘翻译度’愈小愈妥的表现。……‘翻译度’愈小，就是说字上贴得愈近，那么，在意思的表达上就愈来愈远。原意不达，就是不信。畅达的译文未必信，词不达意的译文必定不信。我相信这也是翻译的常识了。”这个“翻译度”，就是指译者从原文转化为译文的过程中，经过努力所达到的“信”与“达”的程度。她举出《堂吉诃德》里的一句话为例，这句话可以有三种译文。原句有两层意思：一是“杜尔西内娅受到你的称赞就更幸福，更有名”。二是“别人的称赞都不如您的称赞”。
第一种译法：杜尔西内娅在这个世界上会更幸福更有名，因为曾受到您的称赞比了世界上最雄辩者所能给她的一切称赞。
这段译文“翻译度”是最小的，虽然“严格”按照原句的顺序和语法，在字句的语序上最靠近原句，主句和分句都没有挪窝，但词不达意，实在谈不通，因而也谈不上“信”。
第二种译法：您对杜尔西内娅的称赞，盖过了旁人对她的称赞，能为她造福扬名。
这段译文通是通的，译者把长句断开了，并从语序上作了调整，“翻译度”增加些，可是看来好像缺少些什么，译文“缺了一块七巧板”。
第三种译法：杜尔西内娅有您的称赞，就会增添了幸福和名望；别人怎么样儿极口赞誉，也抵不过您这几句话的分量。
这段译文补足了前两种的缺陷。把复句分断为单句虽然在语序上与原句不同，但译文的含义，更加信达。
可见杨绛在翻译《堂吉诃德》时，真正做到“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无论是在选字，还是在造句、成章方面，都总是斟酌再三，一丝不苟，力求译文的“信”、“达”、“雅”。
《堂吉诃德》是举世闻名的杰作，堂吉诃德是在西方文学创作里，与《哈姆雷特》、《浮士德》并称的杰出典型。杨绛自是十分喜欢这部作品的，译文从一九七八年问世以来，曾多次重版，每次她都要悉心校订，日臻完善，累计已发行六七十余万册。该译著还作为教育部《中学语文教学大纲》指定书目，列入中学生课外文学名著必读，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江苏的译林出版社出版《杨绛译文集》收入了此书；进入新世纪，在二○○四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八卷本的《杨绛文集》时，也汇集了《堂吉诃德》一书。
围绕《堂吉诃德》，杨绛还撰写了一组论文，总共有九篇，它们是：《堂吉诃德和〈堂吉诃德〉》、《塞万提斯小传》、《再谈〈堂吉诃德〉》、《〈堂吉诃德〉译余琐掇》、《〈堂吉诃德〉校订本译者前言》、《孝顺的厨子——〈堂吉诃德〉台湾版译者前言》、《天上一日，人间一年——在塞万提斯纪念会上的发言》、《塞万提斯的戏言——为塞万提斯铜像揭幕而作》、《〈堂吉诃德〉校订本三版前言》等。
上述这些文章都是围绕作品的时代背景、思想内容、艺术特色以及作者介绍和有关史实考订等而展开。杨绛在文章中还道出了翻译的甘苦：翻译是一项苦差使，我曾比之于“一仆二主”。译者同时得伺候两个主人。一个主子是原文作品。原文的一句句、一字字都要求依顺，不容违拗，也不得敷衍了事。另一个主子是本国译本的读者。他们要求看到原作的本来面貌，却又得依顺他们的语文习惯。我作为译者，对“译主子”尽责，只是为了对本国读者尽忠。我对自己译本的读者，恰如俗语的称“孝顺的厨子”，主人越吃得多，或者吃的主人越多，我就越发称心惬意，觉得苦差没有白当，辛苦一场也是值得。鉴于杨绛在外国文学翻译领域的杰出贡献，一九八二年，她被推举为中国翻译家协会理事。
文学翻译一向较少得到舆论的关注，可是自杨绛将《堂吉诃德》译成中文后，国内的一些报纸，围绕文学翻译不同观点，展开了交锋。事情是从一句西班牙成语的翻译引起的。
二○○三年八月六日，林一安先生在《中华读书报》发表《莫把错译当经典》一文，批评杨绛在该书中把西班牙成语“de peloen pecho”译为“胸上长毛”是“望文生义的败笔”；此前他对该译本还提过别的指责，认为这个译本还需要“补苴罅漏”。随后，北京、上海的报刊接连发表三篇文章，对林文的观点进行反批评。这些文章指出，根据词典释义，这句成语的原意本指“不畏危险和艰难的人”；但书中这句话，是桑丘形容堂吉诃德的意中人时所讲的。在目前书店中销售的五种中译本中，张广森译为“有股子男子气概”，董燕生译为“有股丈夫气”，而杨绛、屠孟超、孙家孟三人均译为“胸上长毛”。对书中此处用这个成语，有人理解，是形容这个女人像男子一样勇敢；另有人则认为，光说勇敢还概括不了，因为这个女人比男人还更有力，而且说这话时是带着某种揶揄的语气。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所长陈众议就认为，以“胸上长毛”在此处形容勇力过人的女人，这是杨绛先生“原汁原味地移植了桑丘对堂吉诃德意中人的不屑”，可谓一个妙笔。杨绛自己则这样解释：“‘胸上长毛’，是男子汉的具体形象，成语，指的是男子汉的气概，是男子汉的抽象概念，按字面直译不失原意，而在桑丘嘴里，会显得更现成，更自然，也更合适。”
“胸上长毛”的译法究竟是败笔还是妙笔，表面上是一句西文成语不同译法之争，但从中却涉及如何评判文学翻译优劣的标准，如何协调词典的义项与文化解读之间的不同诠释，如何看待名家译作中可能存在的“误译”。正是这些译界多年来争议的话题，引发了更多的人对这场争论的关注。
文学翻译不同于商业合同和法律条文的翻译，后者当然要死扣字义，容不得译者有任何想像和艺术修饰；而文学翻译不仅要求传达原意，还要有文采，更要注重文化解读以求完美地体现原作者的创作思想。这样一来，只要不是粗制滥造，不同译者对某些文字作不同的诠释，这是正常的，也应该是允许的，“一千个译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著名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曾明确指出：“翻译中绝对的对等是永远不可能的。”林语堂先生更以自己丰富的翻译实践总结说：“凡文字有声音之美，有意义之美，有传神之美，有文气文体形式之美，译者或顾其义而忘其神，或得其神而忘其体，决不能把文义、文神、文体及声音之美完全同时译出……因此，百分之百忠实，只是一种梦想。”可见，评判一部译作是否优秀，从作品全局的把握上看其是否较好地传达了作者在书中想要表达的信息，是否较好地表现了作者特有的艺术特色，理当更为重要。
文学翻译还必须重视接受美学。译文是给别人看的，这就要力求语言通俗易懂，富于形象化。一句“胸上长毛”，使一个“比男人还男人”的壮妇形象跃然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