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甘做“灶下婢”，辅佐夫君全力创作《围城》，这是四十年代文坛的一则佳话。杨绛的《记钱钟书与〈围城〉》一文记述了这段故事：
有一次，我们同看我编写的话剧上演，回家后他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我大为高兴，催他快写。那时他正偷空写短篇小说，怕没有时间写长篇。我说不要紧，他可以减少授课的时间，我们的生活很省俭，还可以更省俭。恰好我们的女佣因家乡生活好转要回去。我不勉强她，也不另觅女佣，只把她的工作自己兼任了。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等我是外行，经常给煤烟染成花脸，或熏得满眼是泪，或给滚油烫出泡来，或切破手指。可是我急切要看钟书写《围城》（他已把题目和主要内容和我讲过），做灶下婢也心甘情愿。
《围城》是一九四四年动笔，一九四六年完成的。他就像原《序》所说：“两年里忧世伤生”，有一种惶急的情绪，又忙着写《谈艺录》；他三十五岁生日诗里有一联：“书癖钻窗蜂未出，诗情绕树鹊难安”，正是写这种兼顾不及的心境。这种“灶下婢”精神可敬可爱，正如钱钟书在《围城》序言中所写的：“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
杨绛为《围城》这一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旷世名著的成功问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同时，她也分享了“闺房之乐”：“每天晚上，他把写好的稿子给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样反应。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还有书外的事。我不用说明笑什么，反正彼此心照不宣。然后他就告诉我下一段打算写什么，我就急切地等着他怎么写。他平均每天写五百字左右。他给我看的是定稿，不再改动。”
钱钟书的《围城》家喻户晓，历经数十载，读者如云。这部作品先在《文艺复兴》杂志上连载，后又编入《晨光文学丛书》出版。至八十年代，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三联书店等多次翻印，供不应求。
著名文学家李健吾当初接手钱钟书的书稿时，惊喜交加，没完没了地感叹：这个做学问的书虫子，怎么写起了小说呢？而且是一个讽世之作，一部“新儒林外史”！他多关心世道人心啊！难怪，钱钟书在听了人们纷纷盛赞杨绛的剧本时，无不骄傲地说：
“你们只会恭维季康的剧本，却不能知道钱钟书《围城》——钟书在抗战中所写的小说——的好处。”
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环境恶劣，杨绛和钱钟书的生活虽清苦粗安，但他们不改其乐。他们创作不辍，并与旧友新朋相得甚欢，这里头包括傅雷、王辛笛、刘大杰、曹禺、李拔可、顾一樵、李健吾、陈西禾、张芝联、唐弢、柯灵、徐森玉、蒋慰堂、沈仲章、卢焚、徐调孚、郑振铎、李玄伯、向达、乔大壮、郑朝宗、宋悌芬、许国璋等人，所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和朋友相聚吃饭不仅是赏心之事，也是口腹的享受。
抗战胜利后，储安平要杨绛在他办的《观察》上写文章。她正在阅读哥尔德斯密斯的散文《世界公民》，随便翻译了其中一小段，自己加个题目：《随铁大少回家》。这就是博得傅雷称赏的译文。她未留底稿，如今译文无处可寻了。
后来杨绛又翻译过一个小册子：《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英国文化丛书》之一）。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七日下午，杨绛与钱钟书一起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上海分会的成立大会。据赵景琛事后记叙，钱氏夫妇在赵的记忆的屏幕里，“像白朗宁和罗赛谛那样，都是文艺上的双璧，一对理想伴侣”，他们在一块欣赏演出了昆曲等剧目。在沉闷的日子里，与朋友们一起谈天说地，排遣忧愁，不失为苦度日子的一个办法。
其间，杨绛还会见过胡适。有一次，她的好友、北京大学教授陈衡哲（1890～1976年，我国新文学运动中最早的女学者、作家、诗人和散文家），请杨绛和胡适一起喝茶，胡适用半上海话对杨绛说：
“我认识你的姑母，认识你的叔叔，你老娘家（苏沪土语‘令尊大人’的意思）是我的先生。”
确实，杨绛的父亲杨荫杭曾在澄衷学校给胡适之上过课，时在一九○五年。
杨绛在《怀念陈衡哲》中说：“我初识陈衡哲先生是一九四九年在储安平先生家。储安平知道任鸿隽、陈衡哲夫妇要到上海定居，准备在家里请客，为他们夫妇接风。他已离婚，家无女主，预先邀我做陪客，为他招待女宾。钟书已代我应允。”
在杨绛的印象中，陈衡哲的眼镜后面有一双秀美的眼睛，一眼就能看到，对此，她记忆犹新。散席后，杨绛搭乘陈衡哲的车子回家。那是蔷薇盛开的春季。
后来抗战胜利后，钱钟书在中央图书馆任英文总纂，编辑《书林季刊》，又在暨南大学兼任教授，同时也是《英国文化丛书》的编辑委员。他要请任鸿隽先生为《英国文化丛书》翻译一本相关专业的小册子，特到他家去拜访。杨绛跟钱钟书同去，感谢他们用汽车送回家。过两天他们夫妇就到杨家回访。杨家那时住蒲石路蒲园，附近是一家有名的点心铺。那家的鸡肉包子尤其走俏，因为皮暄、汁多、馅细，调味也好。杨家就让阿姨买来待客，任鸿隽吃了非常欣赏。不多久陈衡哲又邀杨绛夫妇去吃茶。
其时陈衡哲家住贝当路贝当公寓。两家相去不远，交通尤其方便。杨绛特地带了两条厚毛巾，在附近的点心铺买了刚出笼的鸡肉包子，用双重毛巾一裹，到任家，包子还热着。任鸿隽对鸡肉包子仍旧欣赏不已。
那时候，杨绛的女儿已经病愈上学，家有阿姨，杨绛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两三门课，日子过得很轻松。可是她过去几年，实在太劳累了。身兼数职，教课之外，还做补习教师，又业余创作，还充当灶下婢，积劳成疾。每天午后三四点总有几分低烧，体重每个月掉一磅，只觉得疲乏，医院却检查不出病因。
杨绛原是个闲不住的人，最闲的时候，就总是一面看书，一面织毛衣。她的双手已练成“自动化的机器”。可是天天低烧，就病恹恹的，连看书打毛衣都没了精神。父亲已经去世，不能再像从前那样，经常在父亲身边和姊妹们相聚说笑。
那时陈衡哲家用一个男仆，她称为“我们的工人”。在杨绛印象中，这位“工人”大约对女主人不大管用，需要他的时候常不在家。陈衡哲请人吃茶或吃饭，就常邀杨绛“早一点来，帮帮我”。有一次她认真地嘱咐杨绛早一点去。可是她要杨绛帮忙的，不过是把三个热水瓶从地下搬到桌上。热水瓶不是盛五磅水的大号，只是三磅水的中号。而陈衡哲身体弱，双手也捧不动盛三磅水的中号。
这样，渐渐地别人也知道杨绛和陈衡哲的交情。那时上海有个妇女会，会员全是大学毕业生。妇女会要请陈衡哲讲西洋史。会长特地找杨绛去邀请。
胡适那年到上海来，人没到，任家客厅里已挂上了胡适的近照。照片放得很大，还配着镜框，胡适二字的旁边还竖着一道杠杠（名字的符号）。陈衡哲带三分恼火对杨绛说：“有人索性打电话来问我，适之到了没有。”问的人确也有点唐突。她的心情，杨绛是能领会的。
不久，钱钟书对杨绛说：“我见过胡适了。”钱钟书常到合众图书馆查书，胡适有好几箱书信寄存在合众图书馆楼上，他也常到这家图书馆去。钱钟书遇见胡适，大概是图书馆馆长顾廷龙为他们介绍的。钱钟书告诉杨绛，胡适对他说，“听说你做旧诗，我也做。”说着就在一小方白纸上用铅笔写下了他的一首近作，并且说，“我可以给你用墨笔写。”只记得这首诗的后两句：“几支无用笔，半打有心人。”
一次陈衡哲对杨绛说，“适之也看了你的剧本了。他也说，‘不是对着镜子写的’。他说想见见你。”
“对着镜子写”，杨绛不知什么意思，也不知是否有所指，杨绛没问过。胡适想见见杨绛，她当然很开心，因为她也实在很想见见他。
陈衡哲说：“这样吧，咱们吃个家常tea，你们俩，我们俩，加适之。”
安排停当后，杨绛和钱钟书照例带了刚出笼的鸡肉包子到任家去。包子不能多买，因为总有好多人站着等待包子出笼。如要买得多，得等下一笼。他们到任家，胡适已先在。他和钱钟书已见过面。陈衡哲介绍了杨绛，随即告诉她说：
“今天有人要来闯席，林同济和他的ex wife（前妻）知道适之来，要来看看他。他们晚一会儿来，坐一坐就走的。”
不知是谁建议先趁热吃鸡肉包子。陈衡哲和杨绛都是胃口欠佳的人，食量也小。杨绛带的包子不多，她们都不吃。杨绛记得他们三个站在客厅东南隅一张半圆形的大理石面红木桌子旁边，有人靠着墙，有人靠着窗，就那么站着同吃鸡肉包子，且吃且谈且笑。陈衡哲在客厅的这一边从容地为他们调咖啡，杨绛则在旁边帮忙。他们吃完包子就过来喝咖啡。
晚上回家时，杨绛对钱钟书说：
“胡适真是个交际家，一下子对我背出一大串叔叔姑母。他在乎人家称‘你的学生’，他就自称是我爸爸的学生。我可从没听见爸爸说过胡适是他的学生。”
钱钟书为胡适辩解说，胡适曾向顾廷龙打听杨绛其人，顾廷龙告诉他说，“名父之女，老圃先生的女儿，钱钟书的夫人。”
故而杨绛认为事先打听，也是交际家的交际之道。不过钱钟书为杨绛考证了一番，说胡适并未乱认老师，只是她爸爸决不会说“我的学生胡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