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成了一个“围城”。抗战八年，杨绛饱尝战乱之苦，她的心情是沉重的，她在抗战胜利的热切企盼中，艰难度日。
杨绛这一时期所写的散文，表达了渴望自由和民主的心境：
我往往“魂不守舍”，嫌舍间昏暗逼仄，常悄悄溜出舍外游玩。
有时候，我凝敛成一颗石子，潜伏涧底。时光水一般在我身上淌泻而过，我只知身在水中，不觉水流。静止的自己，仿佛在时空之外、无涯无际的大自然里，仅由水面阳光闪烁，或明或暗地照见一个依附于无穷的我。有时候，我放逸得像倾泻的流泉。数不清的时日是我冲洗下的石子。水沫蹴踏飞溅过颗颗石子，轻轻快快、滑滑溜溜地流。河岸束不住，淤泥拉不住，变云变雾，海阔天空，随着大气飘浮。
有时候，我来个“书遁”，一纳头钻入浩瀚无际的书籍世界，好比孙猴儿驾起跟斗云，转瞬间到了十万八千里外。我远远地抛开了家，竟忘了自己何在。
但我毕竟是凡胎俗骨，离不开时空，离不开自己。我只能像个流浪儿，倦游归来，还得回家吃饭睡觉。
我钻入闭塞的舍间。经常没人打扫收拾，墙角已结上蛛网，满地已蒙上尘埃，窗户在风里拍打，桌上床上什物凌乱。我觉得自己像一团湿泥，封住在此时此地，只有摔不开的自我，过不去的时日。这个逼仄凌乱的家，简直住不得。
我推门眺望，只见四邻家家户户都忙着把自己的屋宇粉刷、油漆、装潢、扩建呢。一处处门面辉煌，里面回廊复室，一进又一进，引人入胜。我惊奇地远望着，有时也逼近窥看，有时竟挨进门去。大概因为自己只是个“棚户”吧，不免有“酸葡萄”感。一个人不论多么高大，也不过八尺九尺之躯。各自的房舍，料想也大小相应。即使凭弹性能膨胀扩大，出掉了气，原形还是相等。屋里曲折愈多，愈加狭隘；门面愈广，内室就愈浅。况且，屋宇虽然都建筑在结结实实的土地上，不是在水上，不是在流沙上，可是结实的土地也在流动，因为地球在不停地转啊！上午还在太阳的这一边，下午就流到那一边，然后就流入永恒的长夜了。
好在我也没有“八面光”的屋宇值得留恋。只不过一间破陋的斗室，经不起时光摧残，早晚会门窗倾圮，不蔽风雨。我等着它白天晒进阳光，夜晚渗漏星月的光辉，有什么不好呢！反正我也懒得修葺，回舍吃个半饱，打个盹儿，又悄悄溜到外面去。
透过这些叙述，可以看出沦陷区的生活是压抑的。在这豺狼横行的地方，什么样的事情都可能发生。一九四五年四月间，一天上午九十点钟，钱钟书已到学校去上课，杨绛和婆婆、叔父以及弟弟在家，女儿阿圆正在卧室做功课。而杨绛则在做家务，突然有阵敲门声，她忙去开门，迎面进来两位陌生人：他们是日本宪兵。杨绛请他们进门坐，然后假装去倒茶，三脚两步奔进卧室，将丈夫的一包《谈艺录》手稿藏好，随即斟好了两杯茶回去。
他们问：“这里姓什么？”
“姓钱。”
“姓钱？还有呢？”
“没有了。”
“没有别家？只你们一家？”
“只我们一家。”
杨绛机警地对付他们，然后设法从后门溜走了。在朋友家吃了饭，看见在家里的弟弟来找，说两个日本宪兵发话，如果嫂嫂不回去，就要把家里的人带走。杨绛连忙向钱钟书转达不要回家。
说完，杨绛只身从容地回家，装着去买了许多鸡蛋。回到家里，又免不了与日本宪兵虚与委蛇，最后把他们打发走。不过他们抄走了杨绛的一本通讯录和一本剪报。第二天，杨绛按照他们的要求，又到日本宪兵司令部接受审问，她反复预习了准备回答的问题，应对了这场麻烦，居然没受到皮肉之苦，而当时许多中国人却没有这样幸运：他们轻则至少在宪兵司令部挨两个大耳光，重则就要像李健吾、柯灵那样受尽种种酷刑。
这时候，还发生了一件大事，使杨绛伤心不已。抗战胜利前夕，她的父亲杨荫杭突然在苏州中风去世。杨绛和钱钟书带着弟妹从上海赶回苏州奔丧。据杨绛回忆：“父亲去世后，我末一次到苏州旧宅。大厅上全堂红木家具都已不知去向。空荡荡的大厅上，停着我父亲的棺材。前面搭着个白布幔，挂着父亲的遗像，幔前有一张小破桌子。我像往常那样到厨下去泡一碗酽酽的盖碗茶，放在桌上，自己坐在门槛上哭，我们姐妹弟弟一个个凄凄惶惶地跑来，都只有门槛可坐。”
在短短几年间，杨绛深爱的父母双亲相继谢世。世事沧桑，使她笔下有一种往事不堪回首的感喟：“我父亲去世以后，我们姐妹曾在霞飞路（现淮海路）一家珠宝店的橱窗里看见父亲书案上的一个竹根雕成的陈抟老祖像。那是工艺品，面貌特殊，父亲常用‘棕老虎’（棕制圆形硬刷）给陈抟刷头皮。我们都看熟了，决不会看错。又一次，在这条路上另一家珠宝店里看到另一件父亲的玩物，隔着橱窗里陈设的珠钻看不真切，很有‘是耶非耶’之感。”睹物思人，而物已易主。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杨绛汇编其父二十年代的文章，集成《老圃遗文辑》。杨荫杭是位老报人，他在二十年代以《申报》主笔或自由撰稿人的身份，写下了一系列弘扬正义、抨击时弊的文章，现在读来，仍可使人感到：当年的杨荫杭真不愧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一个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