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步入剧坛 三

随着《称心如意》的成功,杨绛一鼓作气接连创作了喜剧《弄真成假》、《游戏人间》,悲剧《风絮》。

《弄真成假》完成于一九四三年十月。杨绛以敏锐的观察力和高超的艺术创造力,再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社会变革时期的社会风俗图,刻画了周大璋这一人物形象,剧作家对他爱恨交加,既鞭挞又不乏同情。她最为关切的是普通人习而不察或者不予深究的东西,她所揭示的也正是他们身上可悲而可笑的喜剧因子。

杨绛的《弄真成假》中的男主人公周大璋一表人才,却家境贫寒,他和寡母无法生活,只得寄居在妹妹的婆家开的杂货铺的小阁楼里。周大璋原本在一家保险公司就职。但他又吊儿郎当,不好好工作。他为了取得地产商张祥甫女儿的巨额陪嫁以进入上流社会,不惜抛弃了原来的情人张燕华而取悦张祥甫女儿张婉如。张燕华本是张祥甫的亲侄女,寄身叔父家,形同女佣,她也拼命打算改变自己的处境,幻想嫁给自诩为官宦世家的周大璋后会有转机,结果离开了叔父,却住进了周家寄住的小阁楼里,这样的结局,使周大璋、张燕华“弄真成假”。

杨绛在这一部剧作中,语言适度,笔调温和客观,注重从人物的心理、言谈举止、表情肖像上面来寻找喜剧性。她运用语言的才智使人联想到钱钟书《围城》中的奇言妙语。比如张祥甫太太的侄儿冯光祖就是一个例子。冯光祖身为教授,学究气浓厚,他抱怨女佣把他的衬衫纽子弄丢了,却对女佣说:“唉,杨妈,我跟你说过——你得先研究这扣子为什么爱掉;在知道了原因,才能防止结果——千针万针没有用。纽扣怎么会丢掉,有三个原因!第一是烙铁烫坏了线;第二是你的线拉得太紧,应该纽扣底下长一个脖子;第三……”女佣说:“从来没见过纽扣底下长脖子。”在这里,杨绛巧妙地凭借性格语言,将人物从生活的矛盾冲突中凸现出来。

杨绛在戏剧的最后部分,以周大璋、张燕华两人对话来充分揭露当时社会弥漫的拜金主义气息,展示两位男女主人公的可悲结局:

张燕华 大璋,这是怎么回事儿?

周大璋 我也不知道。

张燕华 这可不是做梦吗?

周大璋 简直像演戏呢!

张燕华 这—— 这就是你的家?

周大璋 咱们的家了!

张燕华 (回顾)好个“诗礼之家”!(指外)那一位就是你的知书达理、有才有德的妈妈?楼下就是你舅家的什么华洋百货公司,那位喜妈妈就是你妹妹?(苦笑)咳,大璋,真是环境由你改造啊!我佩服你改造环境的艺术!

周大璋 哎,燕华由你做主呀!我也佩服你掌握命运的手段!

杨绛在《弄真成假》完成后不久,又创作了另一个剧本《游戏人间》,可惜久未找着,向杨绛打听也是如此。《杨绛作品集》附录的《杨绛著作书目》亦未予列入。不过赵景琛的《文坛忆旧》和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均有记载,当时上海出版的《杂志》、《小天地》上还有人为此写过评论。

《风絮》是杨绛唯一的一部悲剧作品。最初发表在抗战胜利不久,郑振铎与李健吾合编的大型文学月刊《文艺复兴》上,连载于该杂志的第三、四期合刊和第五期。

《风絮》讲的是一个爱情故事。背景是青年知识分子方景山热衷社会改革,带了妻子沈惠连到乡间创办事业。他一心扑在事业上,由此不仅冷淡了妻子,也得罪了地方势力,于是被诬陷入狱。经过友人唐叔远和妻子的共同营救,终于获救,戏便是从方景山出狱演起。

一年的铁窗生活使方景山被磨炼得斗志弥坚,他正要东山再起,却万万没有料到,在营救过程中妻子沈惠连已移情别恋,主动追求唐叔远;唐叔远则迫于友人之妻不可欺的道德,始终压抑自己对沈惠连的感情,一再婉拒。没有屈服于恶势力的方景山,却经受不住爱妻情变的打击,留下遗书欲沉潭自尽。唐叔远见到遗书,以为友人已殁,便与沈惠连拥抱在一起,然而被拥抱的沈惠连却又觉得是自己杀了方景山,所以毫无如愿以偿的欢愉。这时从潭边回头的方景山追到沈唐两人面前,声言要和沈惠连同归于尽,不然就枪杀唐叔远,与沈惠连重归于好。戏到这里,沈惠连突然夺过手枪朝自己连击数弹倒下了,方景山失声痛哭,唐叔远呆如木鸡,帷幕徐徐落下。

这出戏渲染了方景山、沈惠连和唐叔远三个人物之间的感情纠葛,三个好人酿出一场悲剧。悲剧的罪魁祸首不是某个小人或恶棍,也谈不上什么腐朽制度。他们仿佛堕入一口深不可测的感情的陷阱。唐叔远哀叹,“唉,咱们是戴着眼罩拉车的马,蒙着眼赶路。谁知道天的安排。”沈惠连接着叹道:“天要把咱们俩放在一起,为什么又叫咱们认识。一生太短了,不能起个稿子,再修改一遍。”杨绛起剧名“风絮”正是点明人生不能自主的含义,是对人生的探索,纵然没有现成的答案,也让人回味再三。

如果说,杨绛以前的两个喜剧,是对自私、虚伪、势利和粗鄙的人情世态尽情嘲讽竭力鞭挞,显示了道德谴责力量,那么《风絮》则由社会批判转向了人生探索,引起的是对生活的品味和思辨,更耐人咀嚼,更深沉。两个喜剧,把人生无价值的东西撕裂得痛快淋漓,取得了相当成功的舞台效果,而《风絮》则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得同样毫不留情,它给予观众的心灵震撼不逊于前者。

不过,杨绛的戏剧代表作还是当推前面两部喜剧《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它们在当时的剧坛上,反响很大,受到观众的追捧以及夏衍、柯灵、李健吾、陈麟瑞、黄佐临等人的高度评价。夏衍说过,他一九四五年从重庆回到上海,看到杨绛的剧本,令人感到耳目一新。

李健吾对于杨绛的《弄真成假》有如下的说法:“假如中国有喜剧,真正的风俗喜剧,从现代中国生活提炼出来的道地喜剧,我不想夸张地说,但是我坚持地说,在现代中国文学里面,《弄真成假》将是第二道纪程碑。有人一定嫌我过甚其辞,我们不妨过些年回头了看,是否我的偏见具有正确的预感。第一道纪程碑属丁西林,人所共识,第二道我将欢欢喜喜地指出,乃是杨绛女士。”

在一九四四年五月十日出版的《杂志》月刊上,孟度发表了评论《关于杨绛的话》。他指出:“以《称心如意》一剧出现于战后剧坛的杨绛先生,恰如早春的一阵和风复生于冬眠的大地、万物,平添上欣欣的生意……在《弄真成假》中,如果我们能够体味到中国气派的机智和幽默,如果我们能够感到中国民族灵魂的博大和幽深,那就得归功于作者采用了大量的灵活、丰富、富于表情的中国民间语言。鲁迅先生创造了民国时候某种雇农的典型阿Q,杨绛女士又创造了现代中国某种平民老妇人典型周大妈。”

多年以后,柯灵在评价抗战期间的戏剧创作时指出,杨绛的喜剧中的“各式人等,无论上层下层,都是我们在旧中国随处可见的人物,只是作者挑精拣肥,经过选拔,把他们当作样品搬上舞台,公开展览。对那些名门望族的绅士淑女,是透过衣冠楚楚的外表,脱衣舞似的细细剥露他们又丑又脏的灵魂(但其中也很有些风趣盎然的形象);对那些蓬门小户的男女老小,是带着深厚的同情,指出他们盲目的营营扰扰,可笑可悯,怜惜地抚摸他们的伤痛。解剖的锋芒含而不露,婉而多讽。这是作者深入生活,体察人生的结果,出发点是对人生的热爱,所以精神上站得高,看得透彻。”所以杨绛的剧本具有错综复杂的纠葛,有趣的场面,真实丰富的细节,层出不穷的笑料,可谓美不胜收。作者老到的叙事技法,驾轻就熟;剧情的进展,如行云流水;语言通体灵动,是纯粹的民族风味,没有掺杂丝毫的杂质。这是一曲笑的凯歌,完全可以视为现实主义艺术的胜利。

杨绛的《称心如意》、《弄真成假》后被收录在孔另镜主编的《剧本丛刊》之中,由世界书局出版,收入这一丛刊的还有李健吾的《花信风》、黄佐临的《梁上君子》、袁俊的《富贵浮云》、魏于潜的《甜姐儿》、朱端钧的《圆谎记》等,建国后于一九八二年重版。

杨绛在其《喜剧二种》的《重版后记》中谦称,“剧本缺乏斗争意义不过是一个学徒的习作而已——虽然是认真的习作”。她还指出:“如果说,沦陷在日寇铁蹄下的老百姓,不妥协、不屈服就算反抗,不愁苦、不丧气就算顽强,那么,这两个喜剧里的几声笑,也算表示我们在漫漫长夜的黑暗里始终没丧失信心,在艰苦的时候里始终保持着乐观的精神。”

杨绛介绍说,抗战胜利前,民间谣传美军将对上海“地毯式”轰炸,逃难避居上海的人纷纷逃离上海。她父亲于一九四四年早春,带了她大姐以及三姐和姐夫全家老少回苏州庙堂巷老家。这年暑假,杨绛的七妹妹和妹夫携带两个儿子到苏州老家过暑假。杨绛则因为事忙不能脱身,让圆圆跟他们一家同到外公家去。那时圆圆七周岁,在外公家和两个表姐、四个表弟结伴。杨绛老家的后园已经荒芜,没有什么好玩。

苏州老家的电线年久失修,电厂已不供电,晚上只好用洋油灯。孩子们到天黑了怕鬼,不敢在黑地里行动。圆圆却不知惧怕,表姐表弟都需她做保镖。这使她显得颇有父风。杨绛是最怕鬼的,钱钟书反而从小不懂得怕鬼。

杨绛记得有一次,她的三姐和七妹带一群孩子到观前街玄妙观去玩。忽然圆圆不见了。三姐急得把他们一群人“兵分三路”,分头寻找。居然在玄妙观大殿内找到了她,她正跟着一个道士往大殿里走。道士并没有招她,是她盯着道士“格物致知”呢。她看见道士头发绾在头顶上,以为是个老太婆;可是老太婆又满面髭须,这难道不就比“精赤人人”更奇怪了吗?她就呆呆地和家人失散了。

钱瑗这次离开苏州回到上海,就没有再见外公。杨绛的父亲杨荫杭于一九四五年三月底在苏州去世,这个时候,抗日战争尚未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