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的前身，是二十世纪之初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余额所创办的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初建时名为“清华学堂”，因校址设立在清室遗园清华园而得名。辛亥革命后，改名为“清华学校”。一九二五年，清华增设大学部。一九二八年夏，正式改为国立大学。翌年开办研究院。据《清华人文学科年谱》云：“研究院按照大学所设学系分别设立研究所，其主任由系主任兼任之。”
清华研究院的外国语文学部，其实与外文系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当时教授有十余人：王文显、吴宓、朱传霖、陈福田、黄中定、黄学勤、张杰民、楼光来、温德（R.Winter）、吴可读（A.L.Pollard）、施美士（E.K.Smith）、毕莲（A.M.Bille）、翟孟生（R.D.Jameson）、谭唐（G.H.Danton）、谭唐夫人（A.P.Danton）等。主任由王文显兼任。学部的课由各教授开设，研究生选修研习。
在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毕业的学生中，有不少后来从事剧本创作和演剧活动者，其中不乏杰出的话剧人才，如洪深（留美预备部时的学生）、陈铨、石华父（即陈麟瑞）、李健吾、曹禺、张骏祥以及杨绛等。这就不能不提及给予他们很大影响的王文显先生。
王文显是著名戏剧家，杨绛后来从事剧本创作，与他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王文显（1886～1968年），号力山，江苏昆山人。长期生活在英国，从小就由一位英国人抚养，在英国受教育，获伦敦大学学士学位，曾任中国驻欧洲财政委员、伦敦《中国报》编辑、英国报界公会会员。归国后在清华大学留美预备部任教，一九二一年暂兼代理校长，一九二二年四月改兼副校长，十二月奉部令免兼职。清华改为大学后任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开设《外国戏剧》、《戏剧专题研究》、《戏剧概要》、《莎士比亚研读》、《莎士比亚》、《近代戏剧》等课程。学生中如洪深、陈铨、石华父、李健吾、曹禺、张骏祥和本书的传主杨绛，都是在听了王文显的课之后，受其影响，开始接触西洋戏剧，并在以后陆续走上戏剧之路的。
王文显在教书的同时，还从事戏剧创作，他先后写过《委曲求全》、《皮货店》、《北京政变》等剧本。王文显的外语娴熟，特别是对西洋戏剧感悟独特，造诣颇深，听他的课无疑是一种享受，一位清华校友这样说过：“他的英文讲得太好了，不但纯熟流利，而且出言文雅，音色也好……听他叙述英国威尔逊教授如何考证莎士比亚的版本，头头是道，乃深知其于英国文学的知识之渊博。”杨绛除了听过王文显的课之外，还亲受吴宓等名家的教诲。吴宓在杨绛记忆的屏幕是这样的：
我考入清华研究生院（引者按：应为研究院）在清华当研究生的时候，钱钟书已离开清华。我们经常通信。钟书偶有问题要向吴宓先生请教，因我选修吴先生的课，就央我转一封信或递个条子。我有时在课后传信，有时到他居住的西客厅去。
记得有一次我到西客厅，看见吴先生的书房门开着，他正低头来来回回踱步。我在门外等了一会儿，他也不觉得。我轻轻地敲敲门。他猛抬头，怔一怔，两食指抵住两太阳穴对我说：“对不起，我这时候脑袋里全是古人的名字。”这就是说，他叫不出我的名字了。他当然认识我。我递上条子略谈钟书近况，忙就走了。
钟书崇敬的老师，我当然倍加崇敬。但是我对吴宓先生崇敬的同时，觉得他是一位最可欺的老师。我听到同学说他“傻得可爱”，我只觉得他老实得可怜。当时吴先生刚出版了他的《诗集》，同班同学借口研究典故，追问每一首诗的本事。有的他乐意说，有的不愿说。可是他像个不设防城市，一攻就倒，问什么，说什么，连他意中人的小名儿都说出来。吴宓先生有个滑稽的表情。他自觉失言，就像顽童自知干了坏事那样，惶恐地伸伸舌头。他意中人的小名并不雅驯，她本人一定是不愿意别人知道的。吴先生说了出来，立即惶恐地伸伸舌头。我代吴先生不安，也代同班同学感到惭愧。作弄一个痴情的老实人是不应该的，尤其他是一位可敬的老师。
吴宓先生成了众口谈笑的话柄——他早已是众口谈笑的话柄。他老是受利用，被剥削，上当受骗。吴先生又不是糊涂人，当然能看到世道人心和他的理想并不一致。
可是他只感慨而已，他还是坚持自己一贯的为人。
吴宓先生（1894～1978年）是位老清华，陕西泾阳人。一九一六年毕业于清华学校，一九一七年赴美留学，先入弗吉尼亚大学英文系，一年后转入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师从白璧德。一九二一年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同年回国，任南京东南大学外文系教授。一九二五年任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并授《翻译术》课程。翌年，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先后讲授《古代文学史》、《西洋文学史分期研究》、《中西诗文比较》、《诗译》、《西洋文学概要》、《欧洲文学史》、《英国浪漫诗人》、《文学与人生》等课程。曾三度代理系主任。一九四九年到重庆，先后任重庆大学、西南师范大学教授。著有《欧洲文学史大纲》、《吴宓诗集》、《文学与人生》、《吴宓日记》等。杨绛选修过吴宓的“中西诗文比较”、“翻译术”等课。他的“翻译术”注重动手能力的培养，旨在提高学生的翻译水平，具有实践性和理论性的统一，在这里奠定了杨绛从事文学翻译的基础。
清华大学研究院还鼓励研究生跨系选修课程。杨绛出于文学创作的需要，选修了中文系的写作课，授课老师是朱自清教授（1898～1948年），杨绛的文学创作是从朱自清的课上开始的。
朱自清不但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造诣很深，他的文学作品特别是散文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一系列名作，脍炙人口，家喻户晓。他慧眼独具，发掘了杨绛身上文学创作的潜质。
写于一九三三年的《收脚印》，是杨绛的处女作，这篇作品收录于一九九四年出版的《杨绛散文》集中，杨绛在其《附记》中写道：“这是我在朱自清先生班上的第一篇课卷，承朱先生称许，送给《大公报•文艺副刊》，成为我第一篇发表的写作。留志感念。”杨绛的这篇《收脚印》，显示了她摆脱稚气后对生活、对社会的感触，笔墨淡雅，意蕴深厚。我们不妨打开《杨绛散文》一起欣赏：
听说人死了，魂灵儿得把生前的脚印，都给收回去。为了这句话，不知流过多少冷汗。半夜梦醒，想到有鬼在窗外徘徊，汗毛都站起来。其实有什么可怕呢？怕一个孤独的幽魂？
假如收脚印，像拣鞋底那样，一只一只拣起了，放在口袋里，掮着回去，那么，匆忙的赶完工作，鬼魂就会离开人间。不过，怕不是那样容易。
每当夕阳西下，黄昏星闪闪发亮的时候；西山一抹浅绛，渐渐晕成橘红，晕成淡黄，晕成浅湖色……风是凉了，地上的影儿也淡了。幽僻处，树下，墙阴，影儿绰绰的，这就是鬼魂收脚印的时候了。
守着一颗颗星，先后睁开倦眼。看一弯淡月，浸透黄昏，流散着水银的光。听着草里虫声，凄凉的叫破了夜的岑寂。人静了，远近的窗里，闪着一星星灯火——于是，乘着晚风，悠悠荡荡在横的、直的、曲折的道路上，徘徊着，从错杂的脚印中，辨认着自己的遗迹。
这小径，曾和谁谈笑着并肩来往过？草还是一样的软，树阴还是幽深的遮盖着，也许树根小砖下，还压着往日襟边的残花。轻笑低语，难道还在草里回绕着么？弯下腰，凑上耳朵——只听得草虫声声的叫，露珠在月光下冷冷的闪烁，风是这样的冷。飘摇不定的转上小桥，淡月一梳，在水里瑟瑟的抖。水草懒懒的歇在岸旁，水底的星影像失眠的眼睛，无精打采的闭上又张开。树影阴森的倒映水面，只有一两只水虫的跳跃，点破水面，静静的晃荡出一两个圆纹。
层层叠叠的脚印，刻画着多少不同的心情。可是捉不住的已往，比星、比月亮都远，只能在水底见到些儿模糊的倒影，好像是很近很近的，可是又这样远啊！
远处飞来几声笑语。一抬头，那边窗里灯光下，晃荡着人影，啊！就这暗淡的几缕光线，隔绝着两个世界么？避着灯光，随着晚风，飘荡着移过重重脚印，风吹草动，沙沙的响，疑是自己的脚声，站定了细细一听，才凄惶的惊悟到自己不会再有脚声了。惆怅地回身四看，周围是夜的黑影，浓淡的黑影。风是冷的，星是冷的，月亮也是冷的，虫声更震抖着凄凉的调子。现在是暗夜里伶仃的孤魂，在衰草冷露间搜集往日的脚印。凄惶啊！惆怅啊！光亮的地方，是闪烁着人生的幻梦么？
灯灭了，人更静了。悄悄地滑过窗下，偷眼看看床，换了位置么？桌上的陈设，变了么？照相架里有自己的影儿么？没有……到处都没有自己的份儿了。就是朋友心里的印象，也淡到快要不可辨认了罢？端详着月光下安静的睡脸，守着，守着……希望她梦里记起自己，叫唤一声。
星儿稀了，月儿斜了。晨曦里，孤寂的幽灵带着他所收集的脚印，幽幽地消失了去。
第二天黄昏后，第三天黄昏后，一夜夜，一夜夜：朦胧的月夜，繁星的夜，雨丝风片的夜，乌云乱叠、狂风怒吼的夜……那没声的脚步，一次次涂抹着生前的脚印。直到那足迹渐渐模糊，渐渐黯淡、消失。于是在晨光未上的一个清早，风带着露水的潮润，在渴睡着的草丛落叶间，低低催唤。这时候，我们这幽魂，已经抹下了末几个脚印，停在路口，撇下他末一次的回顾。远近纵横的大路小路上，还有留剩的脚印么？还有依恋不舍的什么吗？这种依恋的心境，已经没有归着。以前为了留恋着的脚印，夜夜在星月下彷徨，现在只剩下无可流连的空虚，无所归着的忆念。记起的只是一点儿忆念。忆念着的什么，已经轻烟一般的消散了。悄悄长叹一声，好，脚印收完了，上阎王处注册罢。
整篇作品气息清馨自然，出自身心不凡的杨绛之手。年轻的杨绛是幸运的，事隔一年，在一九三四年秋，朱自清又将杨绛的“第一次试作的短篇小说”，推荐给《大公报》，在该报的《文艺副刊》上，这篇小说原题为《路路，不用愁！》，后改名为《璐璐，不用愁！》，后被林徽因选入《大公报丛刊小说选》一书。萧乾给杨绛寄了样书和稿酬，不过这时杨绛已经随丈夫钱钟书到英国留学。这篇小说取材于杨绛熟悉的大学生活，写了女主人公璐璐与两个男子小王、汤宓的感情纠葛，虽然两人都离开了璐璐，杨绛还是留下了一个充满希望的结局：璐璐的留学申请成功了，“璐璐笑着，轻轻舒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