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居苏州的时候，杨绛开始念中学，进的是苏州振华女校，正好十六岁，由于她长得小巧，看上去只有十三四岁。
那时北伐战争正在进行，学生运动很多，常常要游行、开群众大会等。有一次，学生会要各校学生上街游行搞宣传，拿一只板凳，站在上面向过路群众演讲，呼吁革命。杨绛也被推选去搞宣传，这次她不想参加。原因很简单，不是杨绛落后，而在于“当时苏州风气闭塞，街上的轻薄人很会欺负女孩子”。学校有规定，只要说是“家里不赞成”，把责任推给家里，就能豁免一切开会、游行、当代表等。杨绛周末回家就向父亲求救，问能不能也说“家里不赞成”。
杨荫杭一口拒绝，他还说：“你不肯，就别去，不用借爸爸来挡。”
杨绛说，“不行啊，少数得服从多数呀。”
杨荫杭说：“该服从的就服从；你有理，也可以说。去不去由你。”
杨荫杭特地向杨绛讲了他自己的经历：他当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的时候，张勋不知打败了哪位军阀胜利入京。江苏绅士联名登报拥戴欢迎。他的属下擅自把他的名字也列入其中，以为名字既已见报，杨荫杭即使不愿也只好作罢了。可是他却说“名器不可以假人”，立即在报上登上一条大字的启事，申明自己没有欢迎。杨荫杭就是这样被别人认为“不通世故”。
说完自己的故事后，杨荫杭对杨绛说：“你知道林肯说的一句话吗？Dare to say no!你敢吗？”
“敢！”杨绛苦着脸说。
第二天，杨绛到学校也不说什么，只坚持“我不赞成，我不去”。这当然成了“岂有此理”。事实证明，杨绛的“岂有此理”变成了“很有道理”。因为女同学上街演讲，确有心怀鬼胎的军人对她们非礼。由此可见，杨绛对政治的不感兴趣，由来已久。
杨荫杭有个偏见，认为女孩子身体娇柔，不宜过分用功。据说和他同在美国留学的女同学个个短寿，都是因为用功过度，伤了身体。他常对杨绛说，他班上有个同学每门课都是一百分，“他是个低能！”
杨绛是个聪颖机灵的女孩子，在中学时功课不错，但考试很少一百分，所以也就不怕父亲的嘲笑。
杨荫杭的教育理念来自孔夫子的“大叩则大鸣，小叩则小鸣”。有时他教杨绛什么“合口呼”、“撮口呼”之类，但从不强求她学他的一套。杨绛高中时还不会辨平仄声。杨荫杭说，不要紧，到时候自然会懂。有一天，杨绛果然四声都能分辨了，父亲晚上踱过廊前，敲窗考她某字什么声。杨绛考对了，他高兴而笑；考错了，也高兴而笑。
杨荫杭这样顺其自然的育人办法，杨绛培养了广泛的兴趣和深厚的素养。杨绛从小喜欢文学，如果她对什么书表示兴趣，父亲就把那本书放在她的桌上，有时他得爬扶梯到书橱顶层去拿；如果她长期不读，那部书就会不见了——这就等于谴责。父亲为她买的书多半是词章小说，这些都是杨绛的最爱。
杨绛就读的苏州振华女校的校长是毕生从事教育工作的王季玉女士。与杨绛同学的有后来成为著名的社会学家的费孝通教授，杨、费两人不仅中学同学，在东吴大学、清华大学研究院也是同学，交情笃深。晚年，费孝通因病住院，杨绛前去看望。在旁的医生，听说他们俩的这段同学情缘，惊叹说：“有缘，有缘。”这可以看作是一段文坛佳话。
一九九八年，杨绛发表了一篇题为《“看”章太炎先生谈掌故》的散文，谈的是她在苏州上中学的一段经历：
“大约是一九二六年，我上高中一二年级的暑假期间，我校教务长王佩诤先生办了一个‘平旦学社’，每星期邀请名人讲学。对章太炎先生谈掌故一事，至今记忆犹新。
“王佩诤先生事先吩咐我说：‘季康，你做记录啊。’我以为做记录就是做笔记。听大学者讲学，当然得做笔记，我一口答应。
“会场是苏州青年会大礼堂。会场已座无虚席，沿墙和座间添置的板凳上挨挨挤挤坐满了人。我看见一处人头稍稀，正待挤去，忽有办事人员招呼我，叫我上台。我的座位在台上。
“章太炎先生正站在台上谈他的掌故。我没想到做记录要上台，有点胆怯，尤其是迟到了不好意思。我上台坐在记录席上，章太炎先生诧异地看了我一眼，又继续讲他的掌故。我看见自己的小桌子上有砚台，有一叠毛边纸，一支毛笔。
“章太炎先生谈掌故，不知是什么时候，也不知谈的是何人何事。别说他那一口杭州官话我听不懂，即使他说的是我家乡话，我也一句不懂。掌故岂是人人能懂的！国文课上老师讲课文上的典故，我若能好好听，就够我学习的了。上课不好好听讲，倒赶来听章太炎先生谈掌故！真是典型的名人崇拜，也该说是无识学子的势利眼吧。
“我拿起笔又放下。听不懂，怎么记？坐在记录席上不会记，怎么办？假装着乱写吧，交卷时怎么交代？况且乱写写也得写得很快才像。冒充张天师画符吧，我又从没画过符。连连地画圈圈、竖杠杠，难免给台下人识破。罢了，还是老老实实吧。我放下笔，干脆不记，且悉心听讲。
“我专心一意地听，还是一句不懂。我只好光睁着眼睛看章太炎先生谈——使劲地看，恨不得一眼把他讲的话都看到眼里，这样把他的掌故记住。
“我挨章太炎先生最近。看，倒是看得仔细，也许可说，全场惟我看得最清楚。
“他个子小小的，穿一件半旧的藕色绸长衫，狭长脸儿。脸色苍白，戴一副老式眼镜，据说一个人的全神注视会使对方发痒，大概我的全神注视使他脸上痒痒了。他一面讲，一面频频转脸看我。我当时十五六岁，少女打扮，梳一条又粗又短的辫子，穿件淡湖色纱衫，白夏布长裤，白鞋白袜。这么一个十足的中学生，高高地坐在记录席上，呆呆地一字不记，确是个怪东西。
“可是我只能那么傻坐着，假装听讲。我只敢看章太炎先生，不敢向下看。台下的人当然能看见我，想必正在看我。我如坐针毡，却只能安详地坐着不动。1小时足有10小时长。好不容易掌故谈完，办事人员来收了我的白卷，叫我别走，还有个招待会呢。我不知自己算是主人还是客人，趁主人们忙着斟茶待客，我‘夹着尾巴逃跑了’。
“第二天苏州报上登载一则新闻，说章太炎先生谈掌故，有个女孩子上台记录，却一字没记。
“我出的洋相上了报，同学都知道了。开学后，国文班上大家把我出丑的事当笑谈。我的国文老师马先生点着我说：‘杨季康，你真笨！你不能装样儿写写吗？’我只好服笨。装样儿写写我又没演习过，敢在台上尝试吗！好在报上只说我一字未记，没说我一句也听不懂。我原是去听讲的，没想到我却是高高地坐在讲台上，看章太炎先生谈掌故。”
杨绛的中学生活，就是这样无忧无虑地度过的，沐浴着父母的关爱，她渐渐地长大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