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故里家世 四

这次全家离京,出乎预料,因而十分匆忙。忽有一天清早,决定返回南方,杨绛记得当时还在寓所的小院子里玩耍。

在去火车站的路上,杨绛遇见一个平素不怎么热络的同学,她恨不能叫这位同学捎句话给班上,说自己“回南了”,小杨绛的心里十分惆怅。

火车站月台上人头攒动,在杨绛眼里,为她父亲送行的“有一大堆人——不是一堆,是一大片人,谁也没有那么多人送行,我觉得自己的父亲与众不同,很有自豪感。火车快开了,父亲才上车”。这幕场景,时间虽然过去六十多年了,杨绛仍然记忆犹新。

这趟火车开了,唐须荌因为晕车,呕吐得厉害,只好由杨荫杭照料全家大小和许多行李。一家人到天津下车,住了一两天客栈,然后搭乘“新铭”号轮船到上海,再换“拖船”回无锡。所谓“拖船”就是由小火轮拖带的小船,一只火轮船可以拖带一大串小船。一路上劳顿不堪,母亲唐须荌反复叮咛小孩:“上海码头乱得很,‘老小’要听话。”

杨绛的父母在无锡沙巷预先租下房子,避免挤到老家去住。这时全家人除前几年二姐患副伤寒不治身亡外,还有大姐、三姐、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共八口人。新租的房子的厨房外面有一座木桥,过了桥就是自己家的后门。杨绛觉得新奇得很,因为可以不出家门,就能站在桥上看来往的船只。

沙巷口有一座庙,叫大王庙。原先不知是祭祀什么大王的,后来改为学校,就叫大王庙小学。学校只有一间大教室,双人课桌四五直行,学校的四个班级都在这一间大教室里,男女学生大约有八十人。杨绛和两个弟弟是在学期半中间时插班进去的,她原是初小三年级,在这里就插入最高班。

大王庙小学的教职员只有两人:校长和一位姓孙的老师。孙老师剃一个光葫芦瓢似的头,学生背后称他“孙光头”。他拿着一条藤教鞭,动不动就打学生,而且最爱打脑袋。个个学生几乎都挨过他的打,不过他从来不打杨家的小孩子,可能觉得他们是“特殊”的学生吧,其实杨绛和她的弟弟不但是“做官”人家的子女,而且也十分乖巧。可是,其他同学却非常恨孙老师:在里面有个马桶的“女生间”的墙上,不知是谁画了一幅“孙光头”的像,大家都对着那幅画像拜拜,杨绛起初以为是讨好孙老师,可她们说,为的是要“钝”死他,“钝”在无锡方言中就是叫一个人倒霉的意思。

杨绛对大王庙小学的学生生涯曾有回忆,她说:“在大王庙读什么书,我全忘了,只记得国文教科书上有一部是:‘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孙光头’把‘子曰’解作‘儿子说’。念国文得朗声唱诵,称为‘啦’(上声)。我觉得发出这种怪声挺难为情的。”杨绛还记得她们在学校玩游戏的情形,十分有趣:

……我和女伴玩“官、打、捉、贼”(北京称为“官、打、巡、美”),我拈阄拈得“贼”,拔脚就跑。女伴以为我疯了,拉住我问我干什么。我急得说:

“我是贼呀!”

“嗨,快别响啊!是贼,怎么嚷出来呢?”

我这个笨“贼”急得直要挣脱身。我说:

“我是贼呀!得逃啊!”

她们只好耐心教我:“是贼,就悄悄儿坐着,别让人看出来。”

又有人说:“你要给人捉出来,就得挨打了。”

我告诉她们:“贼得乘早逃跑,要跑得快,不给捉住。”

她们说:“女老小姑则”(即“女孩子家”)不兴得“逃快快”。逃呀、追呀是“男老小”的事。

我委屈地问:“女孩子该怎么?”

一个说:“步步太阳”(就是古文的“负喧”,“负”读如“步”)。

一个说:“到‘女生间’去踢踢毯子。”

大庙东庑是“女生间”,里面有个马桶,女生在里面踢毽子。可是我只会跳绳、拍皮球,不会踢毯子,也不喜欢闷在又狭又小的“女生间”里玩。

诸如此类,留给杨绛的印象还是很深的。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她还时常提起:“我在大王庙上学不过半学期,可是留下的印象却分外生动。直到今天,有时候我还会感到自己仿佛在大王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