莲花公司的迅猛发展使我感到恐惧，所以我离开了。有一天我终于放弃一切而引退了。
——莲花公司前首席执行官米奇·卡普尔
正当米奇·卡普尔登上莲花开发公司的最高权力宝座并且发挥着重大影响的时候，他却突然放弃这一切而引退了。
莲花公司迅速发展壮大。这家最早用风险资本创办的公司于1982年建立，1983年1月将Lotus 1-2-3软件推向市场，这一年该公司的销售额高达5300万美元。1986年初，公司员工增长到约1300人。
米奇·卡普尔成为莲花开发公司的老板。
公司发展太迅猛了，它失去了控制，它的发展势头锐不可挡。与其说卡普尔感到了成功的喜悦，倒不如说他在成功的包围中变得不知所措。他仿佛感到自己实际上并不喜欢规模庞大的公司，尽管他成了大公司的老板。
后来有一天，一个重要的大客户抱怨说，莲花公司的软件变化太快，这实际上是说技术革新的步子迈得太快了。那么他们应该怎么办呢，难道要减慢革新的步伐吗？不错，他们确实这样做了。这完全合乎逻辑，目的是要满足那位客户的需要，并且还要满足其他客户的要求。作为一项经营决策，卡普尔一点也没有错。可是，让你的公司沉默不语，谁会感到满意呢？
卡普尔感到在莲花公司待着已经没有什么意思了，于是他决定辞职。他走出莲花公司的大门，再也没有回头看一眼。
卡普尔的举动使人大惑不解。为何他要在此刻离开莲花公司呢？在帮助掀起一场计算机软件革命之后，他的余生应该如何度过呢？他并没有彻底离开莲花公司。他在麻省理工学院担任访问科学家的同时，又花了一年时间完成了一个名叫记事册（Agenda）的莲花公司产品的开发工作。此后，他又创办了另一家公司，即规模小得多的名叫流行技术(On Technology)的公司，重点开发用于工作组的软件。
1989年，他开始供职于一家名叫威尔（Well）的在线服务公司。威尔公司的名字是英文Whole Earth Electronic Letter（全球电子信函）的首字母缩写，该公司是斯图尔特·布兰德创办的，布兰德也建立了全球目录(Whole Earth Catalog)。威尔公司聚集了一批聪明能干、熟悉技术的网络界人士。
后来卡普尔说：“我喜欢上了这家公司，”因为“我遇见了一批网络界人士，他们志趣相投，聪明能干，我与他们很谈得来。”他一头扎进了这批人中间。
1990年夏季的一天，他甚至来到怀俄明州的一个养牛场，与曾写过《安乐之死》的前抒情诗人谈论过计算机的问题。
导致这次意外会见的原因是当时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新出现的网络环境中的公民自由权受到了侵害。几个月前，某个匿名人士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动机，“公开了”苹果公司的梅肯套希操作系统的部分专用保密代码，并将它放在软盘上邮寄给计算机界中的一些有影响的人士，卡普尔也收到了这样的软盘。曾写过《安乐之死》的前抒情诗人，现在是养牛场场主并且热爱计算机的约翰·佩里·巴洛则没有收到这种软盘。但是显然由于巴洛曾经出席过“黑客会议”之类的活动，因此美国联邦调查局认为巴洛可能知道这名犯罪嫌疑人。
巴洛出席的这次黑客会议是一些有成就的编程员、计算机产业的开拓者和传奇人物的一次聚会，由创办了威尔公司的斯图尔特·布兰德负责组织。这里的黑客一词是个褒义词，但是在通常社会中它也包含“网络犯罪”的含义，它指非法进入他人计算机系统的人。
在巴洛的养牛场出现了一个完全是不速之客的联邦调查局调查员。该调查员表示他对计算机和软件一无所知，而巴洛则试图向他介绍这方面的知识。他们之间的谈话成了巴洛撰写的一篇娱乐性在线文章的主题，此文发表在威尔在线服务公司的网站上。
不久，巴洛接待了另一位来访者。这位来访者就是莲花开发公司的创办人卡普尔，他对计算机和软件当然非常熟悉。卡普尔收到了那个事关重大的软盘，他与那位联邦调查局调查员有着类似的经历，曾经读过巴洛的文章，这时他想就这个情况与巴洛开诚布公地谈一谈。
“这种情况”超出了联邦调查局的那位无知调查员的想象，也不只是被窃取一部分苹果公司软件的问题。联邦调查局实施了一个“太阳魔鬼行动计划”，掀起了一场打击计算机犯罪的运动，他们在夜间冲进十几岁的计算机用户的家中，挥舞枪支，恐吓他们的家人，没收与计算机相关的任何物品。
“这种情况”需要涉及不同级别的许多法律执行机构，它们常常投入太多的力量，采取人们很少明白的一些举动。一些年轻的恶作剧者，他们因为受到非常严厉的指控而被送上法庭，而对于指控的罪名，法律却没明确的规定，法官与警方都不知如何处置。
巴洛急于向卡普尔阐明自己对此情况的看法。他们都准备与政府展开斗争，与带枪的警方展开较量。
那么他们究竟应该怎么办呢？他们认为这些孩子至少需要得到足够的法律保护。他们决定建立一个机构来提供这种法律保护。卡普尔指出：“政府作出的反应是无知的和惩罚性的，他们将这些孩子的行为等同于有损国家安全的行为来加以处理。他们试图将其中的一些孩子长时间监禁起来，甚至对他们实施终身监禁，这使人感到这种做法有失公平，因为他们对孩子们的行为缺乏真正的理解，我认为这是违背道德的。巴洛和我都感到有些事情尚待我们去做。”
1990年，他们联合设立了电子领域基金会。他们向计算机界的几位高级人士说明了他们设立这个基金会的目的。史蒂夫·沃兹尼亚克立刻捐出一笔6位数的资金，因特网开拓者约翰·吉尔库也同样慷慨解囊。
仅仅在法庭上展开保护这些孩子的活动，这只是一种消极战略。他们认为，电子领域基金会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它应该利用现有的和将来的法规，捍卫网络空间中的公民自由权，让这个新的网络领域向更多的人开放，并且努力缩小“拥有信息”与“不拥有信息”之间的鸿沟。
当他们聘请迈克·戈德温来领导他们进行法律活动之后，工作的进展加快了。“戈德温在得克萨斯州立大学的法学院进修时就经常上网，”卡普尔回忆说。“他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电子领域基金会从一个为某些十几岁的黑客提供法律保护的基金会，迅速演变为一个很有影响的游说疏通机构。“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网络空间中的美国民权联盟。”卡普尔说，“我们提出了大量很有意义的问题，提高了人们关于如何将民权法案运用于网络空间和在线活动的意识。对于这个问题我非常热心。”
1993年，电子领域基金会在华盛顿设立了办事处，使克林顿政府尤其是副总统戈尔能够倾听到他们的呼声。戈尔副总统曾经梦想建立一条类似他父亲（参议员大艾伯特·戈尔）最得意的州际高速公路那样的信息高速公路。其他许多机构也参与了这些问题的解决，比如计算机专业人士社会责任组织就是这些机构之一，目前电子领域基金会负责为该组织提供部分经费。
尽管有电子领域基金会的介入，但是克林顿政府的政策却常常与为黑客提供法律保护的积极分子的期望相去甚远，甚至完全是对他们的嘲弄。这些积极分子开始感到电子领域基金会出卖了他们。
对此卡普尔也有同感。他说：“当我们在华盛顿设立电子领域基金会的办事处，并且决定在贝尔特韦地区参与为十几岁的孩子伸张正义的工作时，情况就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是值得吸取教训的。在贝尔特韦地区这种政治因素的影响下，我们退缩了，而没有设法改进它的工作。”
例如，“数字电话法案”与该机构的原则或该机构董事会的要求是不一致的。“《联网》杂志刊登了一篇关于电子领域基金会是如何夸夸其谈的文章。作为我的反应，我同意我们在维护我们的原则时做得不够好，我们所起的作用也不太大。我们既未能坚持我们的原则，也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为此，电子领域基金会迁出了华盛顿，并且做了一些良心上的自我反省。
卡普尔说：“它是个较小的路边剧场，辩护的呼声很小，提高人们的保护意识的作用也不大。但是在有些活动中，它仍然是有效的。”
卡普尔本人改为从事其他的工作了。他担任一个委员会的主席，负责调查和报告马萨诸塞州的计算机犯罪问题。他还在全国科研委员会下属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分会以及全国信息基础结构顾问委员会中任职。他还在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软件设计、民主与因特网以及数字社区等课程。
但是卡普尔并未失去对技术变革引起的各种人类问题的兴趣。随着人类的工作成果、作用和智力活动越来越多地纳入因特网，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将是如何保障人们的隐私、言论自由、安全保密、对网络的访问权以及政治决策的轨迹。
“我们必须确定如何使因特网成为人们希望在它上面度过时日的一个地方，并且将它当做一种文化。它的交通规则是什么？它的动力在哪里？言论自由的问题应该如何处理？国家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边界是什么？这些问题是我们遇到了几百年的问题，在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我们还会面临这些问题。”这些都是目前卡普尔要回答的问题。
这时，他又回到了计算机产业的经营活动之中，这次他的身份是投资商。“我以另一个角度的身份，作为阿克塞尔合伙人公司的一个风险投资商，重新参与计算机产业的经营活动。这与沃兹尼亚克的经营方向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