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霍姆布鲁计算机俱乐部 将计算机的力量赋予普通人

60年代出现了一股强大的潮流……反政府,反战,崇尚自由,反对思想束缚。

——微机产业先驱吉姆·沃伦

Altair与IMSAI计算机为什么能够在工程技术人员和电子设备爱好者中间引起如此大的兴趣和热情呢?原因并不在于它们是技术上的一种突破。它们并没在技术上有什么重大突破。若要理解人们为什么对这些机器表现出狂热的兴趣,你必须深入到购买这些机器并且不久之后又创办了自己计算机公司的人的头脑中去看一看。你还必须记住这些最早的微机问世时的社会和政治背景。虽然Altair计算机是1975年推出的,但是它基本上是60年代文化革命的产物。

60年代末,李·费尔森斯坦从工程技术学校退学,进入一家名叫阿姆佩克斯(Ampex)的公司,担任初级工程师。阿姆佩克斯公司没有要求他使用计算机,费尔森斯坦感到这很好,因为自从他在中学时代曾经雄心勃勃想要自己制造一台计算机以来,他对计算机一直很冷淡。虽然费尔森斯坦对自己找到的这份工作非常满意,但是作为60年代的一个青年来说,他反对将自己的力量投入到为了美国企业利益的开发项目中去。1969年他离开了阿姆佩克斯公司,转而为当时的一份著名而有影响的反主流文化刊物《伯克里大学生》撰稿,在这份刊物上,一段时期内他撰稿的“星期五专栏”被列入了报头栏,其义取自《鲁宾逊漂流记》中的星期五。

当内部政治原因使《伯克里大学生》刊物的员工分成了不同的派别时,费尔森斯坦转到了另一份地下刊物《部落》工作,在那里他因为自己具备的“技术知识”而被聘用。这个聘用原因使他的工作任务变得非常灵活,他成了综合业务经理和策划艺术家。最后,当他发现《部落》杂志是个“实用青春期的试验品”时,他将这项工作改为一份兼职工作,并且又回到了阿姆佩克斯公司。1970年,他在该公司为数据通用(Data General)公司的诺瓦(Nova)计算机设计了一个接口,同时他开始认为计算机也许并不那么坏。费尔森斯坦积存了一笔钱,于1971年重新考入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在大学里他完成了理工学位的学习。1972年他拿着他的理工学位证书和他为反主流文化刊物工作的证书,进入“第一资源”公司(Resource One)工作。

第一资源公司是试图通过计算机将旧金山海湾区的交换台统一起来的公司。负责经营第一资源公司的是旧金山交换台(一个志愿职业分配机构)和其他计算机旧货商人,他们因为抗议美国侵略哥伦比亚而退出了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这些人许多都居住在旧金山一个城市社区的工厂大楼中,公司对反主流文化工程技术人员,包括费尔森斯坦,有着很大的吸引力。

第一资源公司拥有一台计算机,它是一台价值12万美元的大型XDS 940计算机,这是施乐公司(Xerox Corporation)试图打入大型计算机行业而没有取得成功的剩余产品。第一资源公司从斯坦福研究所接收了这台计算机,在研究所中,该计算机可以帮助运行最早的计算机控制的机器人Shakey。费尔森斯坦作为第二代员工进入第一资源公司,签约担任计算机运行的主任工程师,这是一项“月工资仅为350美元并且要承受所有指责”的工作。这份工作虽然令人压抑,但是他喜欢这个开发项目。但是,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两位研究生丘克·格兰特和马克·格林伯格拒绝离开计算机而让他进行维护,费尔森斯坦因此而大为恼火。

第一资源公司让费尔森斯坦与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学生和教员以及其他地方的研究员进行接触。他参观了施乐公司的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看到了令他眼花缭乱的技术革新。但是,费尔森斯坦对日益发展的将计算机的力量赋予普通人的运动的兴趣超过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技术。

在旧金山海湾区展开的这场运动是由于时代的潮流以及像费尔森斯坦这类了解计算机具备某种力量的人的失意而形成的。由于不满意计算机的巨大力量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并由他们小心翼翼地保护了起来,因此这些技术革命者试图冲破IBM和其他公司对计算机产业的垄断,并剥夺那些控制着计算机访问权的程序员、工程技术人员和计算机操作员的“计算机卫道士”的地位。

但是,这些技术革命者中,许多人自己就属于计算机卫道士。鲍勃·奥尔布雷克特于60年代离开了控制数据公司,原因是该公司不愿意考虑采纳个人计算机的思路,于是他与一些朋友创办了一个非营利教学机构,波托拉学院(Portola Institute)。该学院又根据斯图尔特·布兰德的安排,编写了《全球目录大全》,其重点是介绍如何使用各种工具。接着,该目录册又促使女演员塞莱斯特·霍尔姆的儿子特德·纳尔逊撰写了一本类似指导思想的著作,该书主要讲的是关于如何使用计算机的问题。纳尔逊的《计算机文库》一书在Altair计算机推出之前就声称:“现在你能够并且必须懂得计算机!”纳尔逊的作用就相当于汤姆·佩因,而他的书则相当于这场计算机革命的“常识”。

当时将计算机信息传播给旧金山海湾区普通民众的另一份重要出版物是名叫《人民计算机公司》的小报,这是奥尔布雷克特从事的另一项工作,他声称这个计算机公司是个与贾尼斯·乔普林的“大兄弟”乐队有着相同含义的公司,而“控股公司”则是一家具体的公司。

奥尔布雷克特积极倡导将计算机的力量赋予普通人,他特别想让儿童掌握计算机知识。为此,他从波托拉学院脱离出来,建立了一个名叫“戴马克斯”(Dymax)的教学机构,专门从事向公众传授计算机知识的工作。该机构建立后,便在门洛帕克设立了一个可以随意进入的计算机中心并创立了极其叛逆的《人民的计算机公司》小报。该公司称,计算机一直是主要用来对付普通人的,现在它们将被用于为普通人服务。奥尔布雷克特一直是无偿工作,其他人的工资也很低。60年代公司盛行的价值观是不要为了金钱、权力或特权而从事某项工作。如果说《计算机文库》具有最革命的哲学和最光辉的独到见解的话,那么《人民计算机公司》小报则为那些要进一步了解计算机的人提供具体而实用的建议。

奥尔布雷克特和他的同事们并没有撰写关于个人计算机的文章,因为个人计算机尚未问世。他们撰写的是关于个人如何使用计算机的文章。70年代初,用户通常用分时方式来使用计算机,也就是说使用一台与大型计算机或小型计算机相连接的终端来使用计算机,而计算机则锁在机房里。

不过这些体积庞大的计算机正变得越来越小,价格也越来越便宜。数字设备公司销售的PDP-8/F小型计算机可以用BASIC语言来编程,并且配有一台110打字机,价格不到6000美元,就小型计算机而言,是价格相当低的一种。对于最富于幻想的现代观察家来说,这种机器预示着未来计算机的发展前景,但是消费者不可能购买这种小型计算机并将它安装在他们的书房里。因此,这个时候任何个人还无法拥有自己的计算机。

尽管如此,学校已经有能力购买数字设备公司的小型计算机了。数字设备公司的新闻通讯EDU主要介绍计算机在教学领域的应用,该新闻通讯的编辑戴维·阿尔花费大量的时间撰写介绍小型计算机的文章。他主张学习计算机的儿童应该能够用手直接操作真正的计算机,而不仅仅是操作与远程分时计算机相连接的终端。

李·费尔森斯坦一直在努力研究如何使这些分时计算机系统变为直接由个人操作的系统。他帮助建立了第一资源公司的分支机构“公用存储器”(Community Memoy),该机构在一些商店门口安装了许多公用终端。从门口进入商店的人可以通过这些终端直接免费访问公用计算机网络。这些终端类似你在三明治商店和其他公共场所看到的消息板。这些消息板不仅可以用电子手段来更新消息的内容,也可以附加数量不限的答复消息,并且可以在城市的各个地方阅读。

不过这种终端也存在许多问题。人们不知道如何使用“公用存储器”的终端,而且这些终端经常发生故障。若要真正将计算机的力量赋予普通人,仅仅让他们使用计算机是不够的,还必须使他们理解计算机的功能,并使用户不必依赖训练有素的维修人员。

费尔森斯坦以他解决技术问题的独特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不仅仅修理这些终端,而且着手查找设计中存在的问题。究竟“公共存储器”终端的基本不足是什么呢?他认为这些终端不具备“易学性”。

费尔森斯坦的父亲曾经建议他读一读伊凡·伊里奇写的一本书“易学的工具”。伊里奇以无线电收音机为例,指出只有当人们能够自己学会一种技术时,这种技术才会变得真正有用。当费尔森斯坦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自己组装过无线电收音机,因此他非常赞成这种比喻。伊里奇说,真正有用的工具必须易于学习和掌握。当人们学习如何使用和修理某种设备时,它们必须经得起挑剔的人们随意滥用的考验。

费尔森斯坦将伊里奇的话牢记在心。他想让计算机技术能够像矿石收音机那样得到普及。他开始征求真正易于学习的终端的设计思路,并且以60年代的务实精神寻求一种公开的设计方案。他在《人民计算机公司》小报和“公用存储器”消息板上发布通告,准备举行一个会议,讨论“汤姆·斯威夫特终端”的问题,这是一种计算机终端,能够吸引阅读科学幻想杂志封底广告的十几岁儿童对技术的兴趣。这些终端的安装和修理就像矿石收音机那样容易。

鲍勃·马什对“公用存储器”消息板上的通告作出了答复。马什和费尔森斯坦发现他们早已认识,但这次计算机会议是个非常重要的会议。

鲍勃·马什曾是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工程系学生。他与费尔森斯坦都住在奥克斯福特大楼,这是大学学生联合会大楼。鲍勃·马什仍像以前那样喜欢咧着嘴大笑,前额上披着一绺绺黑发,他的模样与在伯克利时几乎完全一样,不过费尔森斯坦发现他的大学朋友已经明显成熟了。

费尔森斯坦对学生时代的事情不如对政治事件那样认真,而马什对任何事情却永远是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他对玩弹子戏和喝啤酒的兴趣超过了做课堂作业,1965年他辍学后在一家杂货店找了一份售货员的工作,在那里他存了一笔足够到欧洲转一圈的钱。从欧洲回到美国后,他的视野发生了变化,而且产生了要取得一个学位的想法。于是他考入一个社区学校,以便补习功课,使他最终有资格重返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他打算成为一名生物学教师,但是,出席教师的一次会议后,他便放弃了这个梦想。他受不了校长和学校管理人员对待教师的态度,因此他重新参加了工程系的进修。

后来马什开始与朋友加里·英格拉姆一道开发一系列的工程设计项目。他们两人是从1971年开始相识的,当时他们开始合作研究他们的第一个项目。该项目是根据《大众电子学》杂志上由哈里·加兰和罗杰·梅伦撰写的一篇文章而展开的。马什还阅读了《无线电电子学》杂志上唐·兰开斯特写的关于TV打字机的文章,并且试图设计一种改进型产品。他取得了某些成功。

这时英格兰姆正在迪克特兰国际公司(Dictran International)工作,该公司是个听写设备出口商,他在公司中为朋友马什安排了一份工作。当英格兰姆离开迪克特兰公司一个月后,马什突然升任该公司的总工程师。他感到惊奇的是,他发现自己很喜欢这个职位。后来马什失去了这份工作,不过他说,由于他不再担任总工程师的职务,因此改变了他的人生。60年代经历了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学生生活,又靠自己的努力实现了欧洲之行,了解到受他人管束的教师工作的情况,最后又短时间体验了在迪克特兰公司担任总工程师和经理的滋味,这一切使马什变成了硅谷的一代企业家的榜样。

但是1974年马什丢掉了工作,变得一文不名。正如费尔森斯坦所说,马什到头来成了一名失业电子工程师。他的房子需要支付分期付款,一家人需要他供养,孩子还小,马什打算寻找一个开发项目,以便创办一家公司。他与费尔森斯坦就汤姆·斯威夫特终端的问题见了面,并且讨论了开发电子产品和创办一家公司的问题。与马什不同的是,费尔森斯坦对创办自己的公司并无兴趣,他正忙于掀起一场计算机领域的革命。

马什认为,如果他想使自己的公司运转起来,就需要一定的开工场地。他对费尔森斯坦说,他想用一部分费用租赁一个工作场地。虽然费尔森斯坦仍然不打算开办他自己的公司,不过他确实需要将他的家庭办事处从他的276平方英尺的公寓中搬出来。1975年1月,两人在伯克利市第四大街2465号租用了一个1100平方英尺的汽车房,月租金为170美元。虽然马什几乎无力支付他的一半房租,但是车间总算建立起来了。费尔森斯坦要了一张自己用的工作台,从事他的自由式工程设计项目的开发。他仍然参与“公用存储器”消息板的工作,同时也掌管着汤姆·斯威夫特终端项目的开发。这时马什与一位能够买到廉价胡桃木板的朋友和一位名叫比尔·戈德布特的电子设备分销商取得了联系。他打算利用这些关系来制造和推销数字时钟。

这时,1975年1月号的《大众电子学》杂志刊登了介绍Altair计算机的文章。虽然当时他们并未意识到它所带来的影响,但是Altair计算机永久地改变了技术革命者费尔森斯坦和失业工程师马什的人生。之所以能够改变他们的人生,原因是它导致了霍姆布鲁计算机俱乐部的建立。该俱乐部是那些具备工程设计专业知识和革命精神的人组成的一个特殊组织,这些人创办了几十个计算机公司,并且最终形成了一个几十亿美元的计算机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