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法院的走廊里站满了警察。在下面的单人牢房，代理人哈罗德·沃尔佩和辩护律师乔·斯洛沃看到从福特监狱走到这里的曼德拉。他面带笑容，充满信心，并和以前一样完全能控制自己。一位记者写道，“这位维沃尔德的头号通缉犯戏剧般缓慢出现了，他拾级而上走向法庭，就象一位准备复仇的平静的巨人。”
8月8日，起诉仅持续了几分钟。曼德拉回答了他的姓名，面无表情地听取了对他的指控：煽动非洲工人罢工、未持有效旅行证件出国。不管提出什么可能的疑点，政府显然并没有掌握他与“民族之矛”关系的证据。曼德拉手戴镣铐，被带回牢房。他的夫人从公众席看着把他带走。城镇的墙壁上写着要求释放曼德拉的口号。国外开始呼吁释放他。伦敦《观察家》报刊登了这位“抵抗战士”的简历。曼德拉被转移到比勒陀利亚监狱，他收到泛非主义者大会领导人罗伯特·索布克韦的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索布克韦因为组织反通行证法示威在1960年被判处3年徒刑。
在人们期待着曼德拉在约翰内斯堡公审时，一个越狱计划出台了，按计划他可以逃离南非。后来由于宣布审判改到比勒陀利亚计划被破坏了。他开始着手制定对付审判的策略。曼德拉决定向法庭挑战，他告诉沃尔佩和斯洛沃他将自己辩护。
曼德拉在亚的斯亚贝巴曾预言南非新任司法部长将“拿出更加狠毒的手段”。现在这位部长——J·B·M·沃斯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因参加亲纳粹活动被拘留过)拿出了“破坏活动法”。破坏的定义很宽泛：例如非法侵入他人土地和非法持有武器。
轻者判处5年徒刑，重者判处死刑。这项法令遭到南非白人和黑人的强烈抗议，国际法学家委员会评论说，这项法令把公民的自由降到了“连左的或右的极端独裁者都望尘莫及”的地步。司法部长扩大了他对个人宣布禁令的权力。非法的人与另一个人交往(丈夫与妻子接触必须申请免罪)，接待来访者，不定期向警察报告、准备出版任何东西都被定为刑事犯罪。任何人出版非法人的作品或讲话也是犯罪。不久，非法人同时会见一个以上的人也被定为犯罪。第一批定为非法人的名单包括52名白人、35名非洲人、9名有色人和6名印度人。
然而最严厉的新限制是软禁。海伦·约瑟夫最近一直在宣传被流放者的困境，她是第一位遭软禁的人。每日晚间、整个周末和公共节日都不许出家门。沃尔特·西苏鲁是受24小时软禁的人中的一位。
警察监视、骚扰和逮捕已成为家常便饭。由于反对关押曼德拉的抗议越来越强烈，司法部长禁止在审讯曼德拉期间在任何地方举行任何支持他的集会。10月22日，拥挤的人群聚集在比勒陀利亚古老的犹太教堂外面等候曼德拉的到来。在教堂里面，法庭上挤满了警察和旁听者，其中有身着滕布人民族服装的温妮·曼德拉。就在19个月以前，曼德拉曾与其他被指控犯有叛国罪的人一起站在这里，听法官宣判他们所有的人无罪。现在，当身穿着人民赠送的豺皮袍的曼德拉进入法庭时，旁听者和记者们都站了起来。他举拳高呼“权力！”人们以“属于人民！”的呼声响应。
他告诉地方法官：“我希望能够申明，这个案子是对非洲人民意愿的审判，有鉴于此，我想自己辩护是恰当的。”
接着他要求法官回避此案，他解释道，他所讲的不是对法官本人而言，而是因为他向审理本案法庭的权利提出挑战。“我认为自己既没有法律上的，也没有道义上的义务去服从我在其中没有代表权的议会制定的法律。象这样的政治审判，由于它包含着非洲人民的意志和白人意志的冲突，这个国家的法庭象目前这样构成，不可能公正和合理。”
他权威的气度使通常或者打瞌睡不屑一顾的警察也聚精会神地静听。他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句话毫无意义，并列举了被白人垄断的其他权利和特权：
在执法中严格的种族歧视意味着什么？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很恰当也合乎时宜。为什么在这个法庭上，我面对的是一位白人法官，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白人原告，护送我到被告席的也是一个白人卫兵呢？谁能诚实而严肃地说，在这种气氛下正义的天平会不偏不倚呢？我对这个法庭四处潜伏着的白人占据控制地位的气氛感到压抑。这种气氛使我不由得想起在法庭之外，因同样的白人统治正使我的人民遭受着不人道的屈辱。
它使我想到，我之所以没有选举权，是因为这个国家里有一个白人控制的议会。我没有土地，是因为在人口中占少数的白人夺走了国家的大部分土地，强迫我住到贫困不堪的保留地，而那里人口过多，牧场不足。我们被饥饿和病痛所折磨。
法官打断他的发言；饥饿与本案有什么关系？囚犯仅限于陈述要求我回避的正当理由。
曼德拉提问说：“如何能期望我相信，多年来造成那么多不公正和苦难的种族歧视制度，今天会给我合理而公正的审判呢？”
他知道，在许多案件中，南非法庭曾维护过非洲人民争取民主变革的权利，司法官员甚至还公开批判过种族歧视政策。
但是这些例外并不影响这个国家建立起来的荒唐的司法制度的存在。这些现象不是由于这个制度而产生。这些例外却提供了另一个证据，甚至在这个国家的白人中间也有正直人，他们有公正与正义感，反对他们的白人兄弟们对我们人民的残忍犯罪……不管怎样，一个指挥官如果把胜利寄希望于敌人营垒中同情他事业的几个士兵，那他将毫无用途。一个称职的将军把他取胜的信心寄托在自己指挥下打击力量的优势和事业的正义之上，他必须为这个事业毫不妥协地奋斗到底。
“我极其强烈地仇恨种族歧视，无论其表现形式如何。”从正在进行的对法律挑战中自始至终听得出他带着强烈的感情。他接着说：“我毕生与它斗争，现在与它斗争，并将继续与它斗争，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即使我现在恰巧碰到一个公正的法官，对他的意见我非常尊重，但我仍然强烈地憎恶我周围的这种机构。它使我感到我是白人法庭上的一个黑人。这是不应该的。我应当得到保证，我在被一个平等的南非人审判，他不把我看作是只配以特殊类型的公正原则来对待的下等人，这样我才能感到完全的轻松自如。
他在进一步陈述他的观点时指出，南非白人认为合理而公正的政策，已经引起人类良心和整个文明世界中诚实正直的人们的义愤。
他们压抑我们的愿望，阻碍我们通向自由的道路，剥夺我们促进道德和物质进步的机会，以防止我们有任何忧虑和欲望。生活中所有美好的东西都留给白人，却指望我们黑人满足于用白色皮肤的人餐桌上扔下的残羹剩饭充饥。这就是白人的正义和公平的标准。这其中包含着他们的伦理观念……
另一方面，我们把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和对自由幸福的追求视为全人类的最高理想。从以往痛苦的经验中，我们学会了把白人看成是一种粗暴和残忍的人，他们对我们权利的轻视，对我们利益的冷漠态度，使得他们做出的保证没有任何意义而且虚伪之极。
在结束申诉时，曼德拉表示相信法官不会轻视他的意见，把它看得无足轻重。他的讲话坦率、诚恳，因为他所谈及的不公正，包含着带来极其危险形势的种子。
原告提出曼德拉的要求没有法律依据，法官表示赞同，驳回了要求。他问曼德拉：“你现在是否对你的指控进行申诉？”
“对那两项指控，对所有的指控，我申明无罪。”
出庭作证的有警察、城镇地方官员、记者和印刷商，他们多数只提供技术证据，证明曼德拉给1961年5月全国罢工进行了准备工作。
证人中还有南非总理维沃尔德博士的私人秘书。曼德拉的质问集中在他在1961年4月24日寄给总理的信。这位秘书记得这封信，并承认总理没有复信。他不情愿地勉强承认，这封信提出了对非洲人民至关重要的自由与公民权问题。
“可耻，”曼德拉说，一位总理对提出如此重要问题的信竟然不做答复。秘书一再矢口否认，当曼德拉进一步追问时，他才透露信转到了司法部。曼德拉问他为什么没有对写信人表示谢意并问对如此转信作出什么解释呢？
对方解释道：“由于整个信的调子。”
曼德拉接下去说：“信的调子是要求召开全国大会”，“所有南非人的大会，难道这类事情你的总理都不能给予答复吗？”没有任何明确的回答。曼德拉继续说：“我要告诉你，对这样一封信不做答复，你的总理就不够资格担任这个职务。”
全国大会将挽救国家经济的混乱与衰败、内乱和苦难。他在1961年6月26日写给维沃尔德的另一封信中提到这一点。总理的秘书再次承认没有答复此信。
在“待在家中”罢工期间曾到处宣传罢工完全失败的警察又作证罢工取得了胜利。原告拿出报纸证明曼德拉2月在亚的斯亚贝巴，同时证明他并没有持有效旅行证件去。
诉讼以原告要求法庭判处他犯有两项罪名而告终。根据第一条罪状，“被煽动”参加抗议者分为三类：“重要机构的雇员，他们不允许罢工，非洲人矿工，他们没有正当理由放弃或擅自离开就职岗位即为不合法；除农业劳动者外的一般服务人员，擅自离开他们主人的处所为非法。”
“你还有话要说吗？”法官问。
曼德拉申明：“阁下，我认为我是无罪的。”
“这就是你要说的所有的话吗？”
“尊敬的阁下，”他回答说，“如果我还有话要说的话，我会说的。”
10月25日曼德拉被判犯有两项罪行。
法官确信不疑他是1961年号召举行全国大罢工组织背后的“领导人、煽动者、傀儡领袖、发言人和首脑”。他的活动不仅不合法而且是非民主的。
他毫无悔罪之意，却似乎对他取得的成绩感到自豪。他旗帜鲜明地宣布不管判什么刑，他都将继续他的活动。“我们在不正常和难堪的环境下生活，”法官补充说，“如果不能维持‘法律与秩序’，无政府主义就会盛行：法庭不关心政治，只关心维护法律与秩序。”
当曼德拉准备就减刑作法庭发言时，庭内气氛活跃起来。他的姑姑和从特兰斯凯来的其他亲戚身穿科萨人服装和温妮一起就座。庭外，大批警察在街上拦挡拥挤的人群。正如每次曼德拉入庭时一样，旁听席上的人再次起立致意，并高呼“权力！属于人民！”
曼德拉从被告席上发表政治声明。前面他已经“控诉了白人统治”，现在准备讲他在号召罢工中的作用：
我作为行动委员会书记，有责任建立必要的机构，推行彼得马里茨堡大会的决议，指导宣传运动和由此产生的组织。法庭知道我的职业是律师。因此，无疑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作为一个行为规范受到约束、有义务遵守国家法律并尊重它的习惯和传统的律师，会参与这个运动，其最终目标是通过罢工来反对这个国家政府公布的政策吗？
为了让法庭了解，他讲述了从童年时期起他个人政治发展的背景。当他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听部落老人们讲他们的先辈为保卫祖国而奋战的故事，当时的土地归整个部落所有，没有阶级，所有部落的成员都参与管理。这对他和他的同事的斗争都是一个鼓舞，即使现在也是如此。
1944年他加入非国大，此后，18年来，他一直遵循它的政策，坚持它的目标和观点。非国大的政策和他内心深处的信念相呼应。他说：“非国大寻求所有非洲人的团结，消除他们当中的部落分歧。它力图使在生来属于自己的土地上非洲人获得政治权力。非国大认为，所有的人，不管他属于哪一个民族集团，也无论他们皮肤的颜色，只要他们以南非为家，相信民主和人人平等的原则，都可以认为是非洲人。”
他引用了“自由宪章”的话，它是南非“有史以来所发表的最民主的政治原则纲领”，这些原则不仅被非洲人而且被印度人、有色人和白人的组织所采纳，他们都支持一人一票的要求。
话题转到他的律师生涯上，他讲到因为他是一名黑人而加给他的困难以及司法制度中肤色壁垒的影响：
我把大声疾呼反对种族歧视看作我的责任，它不仅是对我的人民、也是对我的职业、对法律的实施、对全人类的正义事业的责任。种族歧视的实质是非正义的，完全违背对正义的基本态度，而对正义的态度是这个国家传统法律训练的一部分。我相信，对这种非正义采取反对的立场，是在坚持一个崇高职业的尊严。
他说，作为一名律师，他所经历的冲突并不只是南非才有，这种冲突产生于人的良心、人的思维和切身的感受。但是在南非，“这个法律在历史上的长期发展中，特别是国民党政府所构想和制定的法律，在我们看来，是不道德的，不公正的，不能容忍的。我们的良心告诉我们必须抵制它，必须反对它，必须努力改变它。”
非国大55年来一直在寻求和平地解决国家的不幸和问题的方法，但得到的结果仅仅是冷遇，并发现他们的抗议不被理睬。
曼德拉接着清楚地讲述了政府在粉碎非暴力罢工中的所作所为，他替所有的政治犯说话，替未经审判继续遭关押、在审讯者任意摆布下孤独地被囚禁着的人们说话。
政府从开始……就拒绝与我们交涉，不倾听我们的呼声，不和我们谈判，而是把我们描绘成野蛮的、危险的革命者，是企图制造骚动和暴乱的人，认为除了用压倒优势的军队来对付我们，并以各种合法与非法的强制手段镇压我们之外，不可能与我们打交道。政府的行为是任何文明的政府面对和平的、有纪律的、有理智的，并民主地表达其意志的本国人民都不会采取的……
如果在这个期间，由于这个国家的形势而出现了暴力的危险，那么这种暴力危险是政府有意制造出来的。它通过完全依靠暴力来回答我们的人民和人民的要求。
他们所采取的措施清楚地反映了他们增长着的不安。这不安是由于认识到他们的政府没有得到绝大多数民众的支持，而我们却得到了这种支持。很明显，政府企图用恐怖的统治来反对我们强大的运动。
案件中的证据已经表明(我们的运动)取得了实质性胜利。……如果一个罢工最后未能按其希望的规模发展，那不是因为人民不愿意，而是由于占压倒优势的力量、暴力、以及政府对我们运动的打击，暂时达到了它强制我们违背自己意愿和理智而屈从的目的。
他谈到历届政府使用暴力的情况，谈到1921年在布尔霍克的大屠杀和1924年在西南非洲邦德尔斯瓦特的大屠杀。他说，“政府的暴力只起到一个作用，那就是引起暴力反抗。我们一再发出警告，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争论将在暴力冲突和武力对抗中告终。现在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迹象。”
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法庭会说：“你们应该向政府提出正式抗议。”我确信，这个法庭既不会这样说，也不会这样做。
法庭也不能企求人民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人不可能不做事，不说话，不对非正义进行反对，不对压迫表示抗议，不为他们所认为的美好社会和美好生活而奋斗。这个国家的人们也不会这样做。”
也许法庭会说，他们至少应该在法律所许可的范围内行事。然而，是政府，是它对法律的实施，使法律受到如此蔑视，而且声名狼籍。曼德拉从他未经审判而定罪和一再被宣布为非法人的经历说明了这一点。“有谁怀疑这样一个被政府宣布为非法的人，应准备去过一种被放逐的生活呢？就象法庭证词所说的我所度过的那几个月一样。对此难道还会有什么怀疑吗？”
他的妻子不久就被宣布为非法的人，并受到迫害，温妮听他往下讲：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与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们分开，对我来说绝非易事。我必须告别旧时那种当一天繁忙的工作结束后，与家人团聚在餐桌旁的美好时刻；而过一种不断受到警察搜捕的生活。离开我那些最亲近的人，在我自己的祖国，经常面临被逮捕的危险，这是一种比坐牢更困难的生活。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会自愿选择这样的生活，而不去过那种正常的任何文明社会都存在的家庭和社会生活。
但是这样的时刻会到来，就象它以前来到过我的生活中一样。一个人被剥夺了过正常生活的权利，就只能过被放逐的生活，因为政府决定利用法律把非法状态强加于他。被逼迫到这种境地，我并不后悔我所采取的行动……
彼得马里茨堡会议以来，特别是我被捕之后，出现了大量的文章，其中很多使我感到骄傲和亲切，但不少是错误的、不妥当的。他们认为运动的进展，人民意志的表达以及他们取得的胜利，他们在这里和国外所赢得的承认，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我的工作。我必须公开宣布，我只是人民的一员，一切胜利和成就都应归功于人民。
在回答第二条指控时，他简短地谈了他的非洲之行。
我已准备接受刑罚，虽然我知道，一个非洲人在这个国家监狱中的处境会多么痛苦和险恶。我曾经坐过牢，我知道，甚至在监狱的大墙内，对非洲人的歧视是多么严重，知道非洲人的待遇与白人的待遇相比要糟多少。
但是，这些不会使我放弃已选择的道路，也不会使其他象我一样的人放弃。因为对人而言，在自己的土地上获得自由是他们的最高向往。任何力量都不能使有信仰的人放弃它。比对我将遭遇处境的担心更为强烈的，是我对人民在全国范围内所遭受可怕处境的仇恨。
他对种族歧视表达了强烈的憎恨：憎恨向儿童们灌输种族偏见的制度，憎恨种族傲慢意识，它认为应当把享受美好生活的权利留给少数白人，而把人口中的绝大多数降到卑微的附庸地位，并保持他们没有选举权，使他们成为占统治地位少数人任意驱使的奴隶。
我对它的憎恨基于这一事实，即这个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的绝大多数人同样憎恨它。这个法庭对我采取的一切做法都丝毫不能改变我的仇恨，它的改变只依赖于消除这个国家政治、社会生活中的非正义和不人道。我一直为此而进行斗争。
无论阁下根据法庭裁决对我作任何判决，可以肯定的是，在我服刑结束后，我依然会按自己的良心行事，就象人们总会做的那样。在我刑满释放后，我仍将继续进行斗争，尽我最大努力去铲除邪恶，直到它被彻底消灭。
在曼德拉被宣判的前一天——11月6日，联合国大会投票表决，第一次以17票赞成、16票反对、23票弃权，赞同对南非实行制裁，虽然未达到付诸实施所需要的安理会法定多数票，但这是一个开端。就在那天晚上，伊丽莎白港发生了许多破坏事件。
11月7日，曼德拉被判处5年监禁和苦役：因“煽动”罢工判3年，未持旅行证件离开南非判2年。
他说，“我毫不怀疑子孙后代将宣告我无罪。应当被带到这个法庭上的罪人，是维沃尔德政府的成员们。”
在离开法庭时，他三次高呼“权力！”并得到三次“属于人民！”震耳欲聋呼声的响应。他被警车带走。拥挤的人群无视不许示威的禁令，沿着马路行进，载歌载舞，高唱“曼德拉继续斗争。”
温妮·曼德拉面带笑容，与法庭内其他旁听者一道高唱“上帝赐福非洲！”接着，她向《新时代》(左翼报纸，不久后被查禁)发表谈话，“我将继续进行这一斗争，就象我过去竭尽全力所做的那样。”她说，泽妮和津姬年龄太小，还不懂事：“所有成年人都知道她们的爸爸是被警察带走的……未来的岁月对于我肯定极其严酷，然而这种生活已经成为我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1958年我与纳尔逊结婚，那时他就被指控犯有叛国罪，我知道他甚至有可能被判处死刑。人民给予铁窗之内人的最高荣誉，是保持自由之火燃烧，是继续斗争。我丈夫说得对，在监狱中受煎熬与在监狱外相比算不了什么。我们的人民在监狱内外正在受难。但是只受苦还不够，我们必须斗争。”
曼德拉在比勒陀利亚中央监狱——一座殖民时期留下来的设有炮塔的红砖监狱里开始服刑。他穿着褴褛的短衣短裤狱服，脚穿拖鞋。一间水泥地小牢房里有草垫、马桶、瓷碟和杯子。曼德拉天不亮就被闹钟叫醒，在领班阿非里卡语的喊叫声中，他仍每天严格坚持锻炼。基本食品是玉米粥，午饭在上午10点45分，晚饭在下午3点。他每天靠缝邮包打发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