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1940年
纳尔逊·罗利赫拉赫拉·曼德拉在特兰斯凯起伏的群山中间的一个肥沃河谷度过了他的童年。他家族的村庄中有一座座粉刷雪白的茅屋，距姆巴谢河不远，河流经一些玉米地和一个金合欢树种植园，经过一片片放牧牛群的草地，然后继续向东流到印度洋。
在这个环境中，曼德拉对祖国与人民的爱扎下了根。他于1918年7月18日诞生在乌姆塔塔附近的库努。乌姆塔塔村镇是特兰斯凯“保留地”的首府。他出身于滕布人王族，受到传统教育，在他身上培养出一种责任感。他的父亲亨利·加德拉·曼德拉是他们亲族滕布人大酋长的首席顾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随大酋长参加南非军队在西南非洲和德国人作战。亨利·曼德拉还是特兰斯凯地区总参议会的一员，这个总参议会叫做班加，是一个由非洲人和欧洲人组成的机构，负责就地方问题向比勒陀利亚政府提出建议。亨利·曼德拉有四个妻子。纳尔逊的母亲楠卡普希(通常称作诺塞凯妮)是一个性格坚强、端庄体面的人。纳尔逊双亲都没有受过西方意义的教育，他们儿子的名子却反映了一定的殖民地影响——一位近亲凯泽·马坦齐马的名字是这种风尚的又一例子。纳尔逊的科萨语名字罗利赫拉赫拉意思是“惹是生非”。
在库努的村庄里生活受到庇护。纳尔逊和他的姐姐们也做一些工作，诸如牧牛、放羊，他还帮着犁地。但是他渴望着冒险的生活。夜里，部落长老，那些蓄着胡须的老人们聚在熊熊篝火周围，讲起“白人到来之前的旧日好时光”，他听得入神。他喜欢回忆那些情景，认为那是他政治上发展的背景：
那时我们的人民在自己的国王及其大臣们的民主统治下过着和平的生活，自由自信地在国内各处行动毫无障碍。那时这个国家是我们的……我们拥有土地、森林和河流；我们开采地下的矿藏和这个美丽国土的一切资源。我们建立并执掌自己的政府，我们管理自己的军队，我们组织自己的贸易和商业。
长老们常讲述我们的祖先为保卫祖国而战，还讲述在那些英雄岁月里将军们和士兵们所表现出的英雄行为。祖鲁人中间的丁干和本巴塔，科萨人中间的欣查、马卡纳、恩德拉姆比，以及北方的塞库库尼等人，这些名字人们提起来是整个非洲民族的骄傲和光荣。
在教会学校，纳尔逊被带进另外一个世界。他大吃一惊，发现历史书籍只承认白人英雄，把黑人说成是野蛮人和偷牛贼，并且将科萨人和英国人之间的战争称为“卡非尔”战争。
许多年以后他的姐姐梅布尔回忆说，他只能穿他父亲不穿的衣服，把袖子和裤腿改短；他不在乎被人笑话，他非常爱学习。
在家里他也听到了历史课没讲的年代较近的事件：听到在1921年，总理史末资将军如何派一支军队，在邻近的东开普境内布尔赫克屠杀了163名男人、妇女和儿童；他们是一个犹太人教派成员，在这之前他们拒绝迁出在那里宿营的“公用”地。还听到不久后史末资的飞机如何在西南非洲托管地轰炸邦德尔斯瓦特族人民，因为他们拒绝交纳他们负担不起的一种狗税；被杀死的有100多人。“布尔赫克”和“邦德尔斯瓦特人”这些名称痛苦地留在他的记忆中，就象它们曾留在广大的非洲人记忆中那样。
1930年，亨利·曼德拉病重。他意识到自己快死了，派人请大酋长来并把儿子托付给他，对他说：“我把这个仆人罗利赫拉赫拉交给您，这是我唯一的儿子。从他和姐妹们和朋友们的言谈中我可以知晓他的志向是做有益于民族的事。我希望您按您的愿望来培养他；让他受教育，他会学习您的榜样的。”纳尔逊这时12岁，大卫·达林戴波成为他的监护人。父亲死后，他搬到大酋长的住地姆克凯兹韦尼。梅布尔回忆说：“大酋长给他买了衣服，我兄弟有了人样。”16岁时，纳尔逊接受割礼。他和同龄的青年男子一道在山里过了几周。他们脸上敷着白粉，身上围着草裙，部落长老领着他们进行成年仪式，训练他们准备好过成年人生活和参加各种部落会议。这时纳尔逊正在克拉克伯里一家邻近的师范学校读书。
在假日，纳尔逊旁听大酋长开庭审判小酋长们提交的案件。虽然南非政府已经把许多酋长降到在白人官僚机构领薪金的官员地位，可是大酋长达林戴波还保留有某些权力，并受到人民的爱戴。对于纳尔逊，这是一种扣人心弦的经验：起诉后被告人辩护，盘问证人，最后大酋长与顾问大臣们商议后作出判决。这个青年人梦想着日后成为一名律师，没意识到他是在被培养担任酋长。
30年代中期，在纳尔逊准备去希尔德敦一家卫理公会中学上学时，学生们心目中首要的事是政治而不再是考试：影响着整个南非人民的一场危机对开普地区的非洲人打击特别严重。
1854年后，东开普地区(包括特兰斯凯和西斯凯) 某些有财产的非洲人名列共同的选举人名册。这是传教士们自由化影响的结果；他们传播西方教育，于是大量非洲人都受到教育；许多人在多种族学校上学。曼德拉的曾祖父恩古本格库卡也曾捐地给一所教会中学。非洲人受到鼓励，相信通过教育他们可以获得公民权利。但1867年在英国统治的金伯利发现金刚石，而1886年在德兰士瓦的布尔共和国又发现了金矿；这个国家一下子进入工业革命。随着欧洲资本和移民的拥入，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简直没有止境。于是因殖民者的入侵而失去土地的非洲人发现，自己的处境是被迫租税去矿上做工。黑人的无产阶级正在形成。为黑人保留的土地如特兰斯凯和西斯凯等，成了流动工人的贮储所。为废奴运动所激怒的布尔人(荷兰人、胡格诺派教徒和德国人的后裔)曾在19世纪30年代集体大迁徙，以摆脱英国人在开普地区的统治。此时他们又感到英国人侵略的新威胁，于是1899年爆发了所谓的布尔战争。
曼德拉开始学习这场冲突的历史，这时他知道了内战留下来的后果是多么悲惨。他也知道，不管这两个白人集团彼此多么敌对，一旦他们面临“土著人问题”，面临“黑人威胁”，他们就联合起来，如1910年时那样。那时英国人对非洲人领袖以及教会人员和自由派人士的广泛抗议不屑一顾，把南非黑人交给少数白人进行统治。对此提出警告的不乏其人。最令人感动的或许是作家和女权运动者奥利弗·施赖纳的警告。他预测到南非前途的多难：在这个国家里，白人“被眼前利益蒙蔽了眼睛”；他们夺去非洲人的土地并剥夺他们的公民权，“迫使他们流落到我国各城市的郊区土著人住地、矿工住区和贫民窟，成为廉价的劳动力。”
现在再看1936年。尽管在“全非洲人大会”领导下，非洲人的政治、社会、宗教和其他团体的联合反抗运动高涨，但是通往公民身份的大门最后被公然砰地一声关上了。开普敦的全白人议会以169票对11票通过将黑人选举人从共同名册上除名。于是居住在开普省的非洲人(整个南非仅有的有公民权的黑人)，被剥夺了公民权。他们被列入另外的名册，只能对3名“土著人代表”(全是白人)和参议院的4个席位(全是白人)投票。他们还可以拥有一个“土著人代表委员会”和各种城市委员会，但这些都纯属咨询的机构。
在开普省，后来还实行通行证法，就象在德兰土瓦、纳塔尔和奥兰治自由邦那样。1910年以来制定了36项歧视有色人种的法律，这些法律都遭到所谓的非欧洲人居民的抗议。这些法律中最为人们痛恨的是通行证制度，它控制着非洲人的行动和日常生活。非洲人必须有通行证才能找工作，才能旅行，才能在宵禁以后外出。查验时拿不出通行证就要被罚款或处以监禁。教士、律师、医生和其他非洲中产阶级的人只能部分豁免，因为他们必须携带证件证明他们的豁免权。对通行证制度愤怒憎恨的情绪，因警察行为的残暴更加火上添油。
赫尔佐格总理(一个阿非里卡人国民党员)在其旧日敌人史末资将军支持下，于1936年通过的各种“种族隔离”法案，被前高等法院院长詹姆斯·罗斯—英尼斯爵士称为有“道地的法西斯味道”。
非洲人的唯一安全来源——土地，也根据1913年“土著人土地法”被大量掠夺。这样，800万非洲人能够得到的土地只占12.7%，87% 的土地留给200万白人。
全国范围的骚乱唤醒了学生。纳尔逊·曼德拉处于萌芽状态的民族主义意识在黑尔堡大学进一步受到激发，当时他正在那里读文学士学位。黑尔堡大学位于开普省东部的阿莉斯村，创办于1916年，有值得骄傲的历史。这里培育出许多未来的领袖人物，不但有南非的还有东非的和中非的。
一位成为纳尔逊密友的同学叫做奥利弗·坦博。他年长1岁，也出生于特兰斯凯，但来自旁多兰地区的比扎纳，在滕布兰的东北方。奥利弗出身于小农家庭，在家乡就读于一个圣公会教会学校，后来在约翰内斯堡的圣彼得学校读书，成绩优秀。圣彼得学校是耶稣复活会办的中学，有“非洲伊顿公学”之称。1938年他以优异考试成绩被特兰斯凯地区总参议会授予奖学金到黑尔堡大学上学，此时他读理科学位。
奥利弗注意到，纳尔逊虽然对于侮辱或傲慢很敏感，会迅速作出反应，但他性情善良、平易近人。他们的友谊因纳尔逊突然离校而中断。当时纳尔逊是学生代表委员会成员，由于学校削减学生代表委员会的权力，他参加了抗议举行罢课，于是也在停学之列。
回到故乡姆克剀兹韦尼后，大酋长命令他接受黑尔堡大学的最后通牒，放弃罢课以便继续上学。要不是意外情况发生使他免于妥协，他大概会服从命令，那就改变了他的生活道路。如他后来所说：“我的保护人感到是让我结婚的时候了。他非常爱我，对我精心照料就像我父亲一样。但是他没有民主作风，他认为娶亲的事不值得和我商量。他挑选一个丰腴端庄的女子，下了聘礼，并为婚礼进行了各项安排。”
纳尔逊决定逃走。他拒绝这种指定的婚姻意味着一种更深刻的拒绝，因为此时他已经认识到自己是在被培养成酋长，而他已经下定决心绝不做统治被压迫民族的事。22岁时，他动身去约翰内斯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