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英文自传《雷峰塔》、《易经》到中文自传《小团圆》，再到自传大纲一样的《对照记》，真是一条奇特曲折的心路历程。
今天的人喜欢“怀旧”，而“张爱玲的风气”显然是一枚重要的怀旧标签。张爱玲喜欢穿老辈留下来的古董衣裳，喜欢旧时的人与故事，也喜欢写旧时代的故事。
《雷峰塔》和《易经》的生活气氛是她最熟悉也最擅长的，那些生活在新旧中国交替时代的遗老遗少们，他们的步子已经踏在新时代，可是骨子里仍淌着古时的血，尤其那些可怜的女人，“她的七情六欲都给了这个命中注定的男人，毕生都坚定的、合法的、荒谬的爱着他。中国对性的实际态度是供男人专用的。女人是代罪羔羊，以妇德补救世界。”
张爱玲对女人有着永恒的同情，也责备，也揭露，但却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谴责，带着深深的叹息。父亲家的亲戚，母亲家的亲戚，大爷大妈，舅舅，表姐，老妈子，还有香港大学的教授和同学们……她用异域的文字塑造着故乡的人物，一个个精心描绘，翻开书页，就彷佛打开锦盒里珍藏的古卷轴，看到连绵不断的图画，而其间飘逸出沉香冷艳的气息。
之后她写中文自传小说《小团圆》时，有些腻烦了那长度，也背叛了那份温情。或许是由于胡兰成《今生今世》的干扰吧，她写得有点堵气，然而记忆里的那些人物与故事又都不舍得丢，但因为重点落在三段情感纠葛上，往事便没那么些篇幅细写，于是人物被抽掉了背景，没有前因也没有后果，就只是一个个速描的剪影，单薄得像大雾天浮在海面上的船帆影子，虚浮的似有若无，完全不确定。
《雷峰塔》结末浓墨重彩的为何干送别一幕，在《小团圆》里只是四五百字便轻描淡写地带过；而《易经》里用了整部书去塑造的战争画面与人物速描，更是只用了前两章就交代完了。可是那么好的题材她又不舍得不写，还是要尽心尽意地点名字，把每个人的故事三言两语地撮其要闻说出来，像是交代身后事一般。
张爱玲曾经形容大考前夕女生们一问一答背功课，问的人气定神闲，答的人却不由自主捏细了嗓子，仓促而悲哀的一种腔调——然而她写《小团圆》，匆草而又不确定地交代着那些人物的生平，便也是这样一种仓促而悲哀的笔调。
而且回忆里又插着回忆，时间顺序是完全打乱了的，如果不了解张爱玲生平简直就看不明白写的是什么，即使已经很了解了，却还是有点虚实分辨，彷佛洗牌重来，随你去怎样拼凑；又一味地刻意白描，完全不解释，有时候连喜怒也都含糊。很多细节不明所指，要到看《雷峰塔》和《易经》时才会明白真相。就像连环套，解开来，才发现答案竟然是英文。
她用英文写了《雷峰塔》、《易经》，但是卖不掉；于是又用中文写了《小团圆》，写完后却又迟疑，想毁掉；直到暮年，才又重新振作起来，推翻重来，整理成《对照记》。
在《对照记》里，她保留了自己对祖宗血脉的回忆，再不掩饰对母亲与姑姑的眷慕，也流露了对弟弟的怜爱，对炎樱的友谊的珍惜，却彻底抹去了胡兰成这个人的存在。
不仅是胡兰成，也有桑弧，赖雅，甚至父亲，她生命中最重要的几个男人，统统缺席了。那支撑《小团圆》主要支架的爱情主角都被无情地剔除在她的照相簿，只淡化成记忆中一道苍凉的手势，轻轻一挥，不见了。
但是平鑫涛不甘心让那些身影消失，他在张爱玲刚刚去逝的时候就向媒体表示，张爱玲在完成《全集》的同时一直在写作《小团圆》，并出具了相关的三封信。
一九九三年七月三十日的信中说：“《对照记》加《小团圆》书太厚，书价太高，《小团圆》恐怕年内也还没写完。还是先出《对照记》吧。”
十月八日，又一次致信说：“欣闻《对照记》将在十一月后发表……《小团圆》一定要尽早写完，不会再对读者食言。”
十二月十日的信中说：“《小团圆》明年初绝对没有，等写得有点眉目了会提早来信告知。不过您不能拿它当桩事，内容同《对照记》与《私语》而较深入，有些读者会视为炒冷饭……”
但是事实的情况是，张爱玲至死也没有完成《小团圆》，似乎遗物里也并没有发现，因为直到二○○九年、也就是张爱玲去逝十四年后，平鑫涛才拿出来发表的《小团圆》，据宋以朗说是在父亲宋淇的箱子里找到的张爱玲写于一九七五年的手稿——那么，张爱玲在晚年的时候究竟有没有把《小团圆》重写呢？重写后的《小团圆》同我们今天看到的到底有多大出入呢？既然她说一直在写，为什么宋以朗和平鑫涛都没见到文稿，而要拿出她在二十年前写的并且叮嘱过要销毁的草稿来出版呢？
这些都是谜。
我不大愿意相信那么注重隐私的张爱玲会去公开自传，不过张爱玲曾说过：“向女人猛然提出一个问句，她的第一个回答大约是正史，第二个就是小说了。”
不妨这样理解：《对照记》是她的第一个回答，是正史；而《小团圆》则是第二个回答，所以是小说。
《对照记》从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开始在《皇冠》杂志连载，其间张爱玲一再修正，又亲自加了副标题《看老照相簿》，并于一九九四年六月出版单行本。一九九五年获得台湾《中国时报》“文学奖特别成就奖”。张爱玲听说后，特地到照相馆拍了一张“近照”发去台北。
这是张爱玲的最后一张照片，也是令人惊异莫名的一张照片。照片中的她已经很老了，而且瘦。最特别的是，她手里握着一卷报纸，上面赫然印着黑体大字《主席金日成昨猝逝》。
她且决定将这张照片放在《对照记》再版时最后一页，且补写了一段旁白：
“写这本书，在老照相簿里钻研太久，出来透口气。跟大家一起看同一头条新闻，有‘天涯共此时’的即刻感。手持报纸倒像绑匪寄给肉票家人的照片，证明他当天还活着。其实这倒也不是拟于不伦，有诗为证。诗曰：
人老了大都
是时间的俘虏，
被圈禁禁足。
它待我还好——
当然随时可以撕票。
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