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新处”的工作不禁为爱玲解决了温饱，并且给她带来了两位终生挚友——就是同在美新处做翻译的宋淇与邝文美夫妇。
宋淇笔名林以亮，比张爱玲大一岁，原籍浙江吴兴，是著名戏剧家宋春舫之子，毕业于燕京大学西语系，获学士学位并留校任助教。一九四八年到香港，先后任美新处书刊编辑部主任、电影懋业公司制片部主任、邵氏公司编审委员会主任等。擅长写诗与剧本创作，并有多部翻译作品与文学批评传世。其《〈红楼梦〉西游记》别出一格，影响颇广，《怡红院的四大丫鬟》更是为袭人晴雯之流竖碑立传，多发人所不能发之议论——这可以想象他为什么会成为张爱玲的终生好友了。
同事，同乡，同好，这样的双方遇到一起，自然一见如故；而宋淇夫妇可以与张爱玲成为莫逆之交，除了在学问上有许多共同话题之外，还在于他们为人的分寸得宜——早在上海时，他们便已听说张爱玲的大名，对她的风流绮事自然也有所耳闻，然而从不向张爱玲打探，偶然提及胡兰成，张爱玲只道“我不想说”，谈及桑弧，张爱玲又说“不要提了”，于是他们便从此缄口，不说，不提。
这年胡兰成的《山河岁月》出版，有记者找到张爱玲的住处，要访问她对此书有何感想。爱玲闭口不言，并且为免纠缠，决定从速搬家，也是宋淇夫妇帮的忙。
孟母三迁，是为了避免邻居教坏儿子；爱玲一次又一次地搬家，是不仅要躲坏孩子，还要躲他的坏影响。
她搬到了英皇道，就在宋家附近，毗邻而居，益发亲近。街尾有家兰心照相馆，“兰心”，和从前在上海排练话剧《倾城之恋》的戏院同一个名字。
房间很小，家具也简陋，连书桌也没有，爱玲就伏在床侧的小几上写作，日用的杂物也像摆地摊一样地随意散落——这个习惯后来一直延续到老，后来在洛杉矶，也一直没用过书桌。
她一边翻译诘曲枯燥的《无头骑士》一边同邝文美聊天，抱怨说：“我译华盛顿·欧文的小说，好像同自己不喜欢的人说话，无可奈何地，逃又逃不掉。”——所以要同自己喜欢的人说话来补偿。
邝文美几乎每天都要到她屋里坐一两个小时，然后赶在晚饭前回家——她是个贤妻良母，天下第一大事就是为丈夫做晚饭。爱玲为此送了她一个绰号：八点钟的辛德瑞拉。
而宋淇则是不折不扣的才子，身材高大，玉树临风，说一口地道的京片子，而时有隽语，是冷幽默一派。他与张爱玲谈论上海的流行歌曲，认为：“陈蝶衣作的词为典型鸳鸯蝴蝶派，与易文的滥调各有千秋。此中才子是陶秦，另一位是李隽青，他的黄梅调和带有山歌味道的小曲真不含糊。我总觉得作词一定格调要低于诗，而高于一般滥调。”
说到高兴处，大家居然唱了起来：
“上海没有花，大家到龙华，龙华的桃花也涨了价。
你也卖桃花，我也卖桃花，龙华的桃花也搬了家。
路不平，风又大，命薄的桃花断送在车轮下。
古瓷瓶，红木架，幸运的桃花都藏在阔人家。
上海没有花，大家到龙华，龙华的桃花回不了家。”
龙华的桃花回不了家。张爱玲也回不了家。
香港好比望乡台——回首故国，已是月色朦胧中；遥望美国，还在重山隔水外。回路断了，前途却还迷茫，明知香港不是久留之地，然而下一站在哪里，毫无头绪。是蝴蝶在雨里折了翅膀，又好似南飞的大雁在中途被剧风吹落——异乡的凄风冷雨，比故乡更为难耐。她好似睡在冰河的底层，漂移维艰。
即便如此，她也不肯回国。罗孚《怅望卅秋一洒泪》文中说：“我一九五三年从北京经过上海，带了小报奇才唐云旌（即唐大郎）给她的一封信，要我亲自给她，替我打听她住址的人后来告诉我，她已经到美国去了。这使我为之怅然。那封信，正是唐大郎奉夏衍之命写的，劝她不要去美国，能回上海最好，不能，留在香港也好。四十二年以后，我才知道自己当时受了骗，骗我的不知道是张本人，还是我托他打听的人。”
这封信叫我们知道，早在离开上海前，张爱玲已经有意借香港搭桥去美国，这番意思大概曾向一些交近的朋友如龚之方唐大郎等透露过，所以夏衍才有此一劝。然而张爱玲既然已经离开上海，就没打算再回头。那是她的伤心地，不但在感情上曾受重创，而且在文坛上也违心受制，如果回去，人们少不得还是要拿她的私生活说事儿，继续谩骂侮辱。她已经在《〈传奇〉增订本》写了要和读者说的话，言尽于此，不想再说了，也不愿意再听。
“怅望卅秋一洒泪”的题目来自张爱玲在《对照记》中的一句照片自题：怅望卅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
那张照片摄于一九五四年离港前，邝文美陪她去兰心照相馆拍的；一九八四年她在洛杉矶整理旧物时看见这张照片，感慨之余，题了那两句话。
然而我觉得最恰当的诗句应该是“金陵十二钗正册”里探春的判词：“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清明涕送江边望，千里东风一梦遥。”——这四句话形容爱玲的身世与遭际最合宜不过了。
一九五五年秋，张爱玲离开香港去美国，并在那里缔结了第二次婚姻，这情形也恰如探春的远嫁：“一帆风雨路三千，把骨肉家园，齐来抛闪。恐哭损残年，告爹娘，休把儿悬念。自古穷通皆有定，离合岂无缘？从今分两地，各自保平安。奴去也，莫牵连。”
比探春更不如的是，她甚至没有为自己悬念牵连的爹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