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多读者来说，关于张爱玲的温州寻夫，都是从胡兰成《今生今世》里看到的。这之后，才会想到《华丽缘》其实也是那时间的见闻，她不仅写了在一九四六年正月去温州途中、路过诸暨时看的一场社戏，也写出了那时自己的真实感受与出路：
“每人都是几何学上的一个‘点’——只有地位，没有长度，宽度和厚度。整个的集会全是一点一点，虚线构成的图画；而我，虽然也和别人一样地在厚棉袍外面罩着蓝长衫，却是没有地位，只有长度，阔度与厚度的一大块，所以我非常窘，一路跌跌冲冲，踉踉跄跄地走了出去。”
文章隔了一年才发表，使许多读者包括我都一直在猜测她究竟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看的这出戏，还是胡兰成的《山河岁月》为我解开了这个谜：
“爱玲去温州看我，路过诸暨斯宅时斯宅祠堂里演嵊县戏，她也去看了，写信给我说：‘戏台下那样多乡下人，他们坐着站着或往来走动，好像他们的人是不占地方的，如同数学的线，只有长而无阔与厚。怎么可以这样的婉顺，这样的逍遥！’”
又过了许多年，同样的文字在《小团圆》完整地重复了一次，让我们终于落实那猜测——《小团圆》第九章在全书中显得突兀，切断故事，用了一整章描写来那场戏，并点出书名的来历，最后写：
“九莉无法再坐下去，只好站起来往外挤，十分惋惜没有看到私订终身，考中一并迎娶，二美三美团圆。
一个深目高鼻的黑瘦妇人，活像印度人，鼻架钢丝眼镜，梳着旧式发髻，穿棉袍，青布罩袍，站在过道里张罗孩子们吃甘蔗。显然她在大家看来不过是某某某，别无特点。
这些人都是数学上的一个点，只有地位，没有长度阔度。只有穿着臃肿的蓝布面大棉袍的九莉，她只有长度阔度厚度，没有地位，在这密点构成的虚线画面上，只有她这翠蓝的一大块，全是体积，狼犺的在一排排座位中间挤出去。”
——这一场行头华丽的过路戏，显见是给张爱玲留下太深的印象与刺激了。
再后来，才知有《异乡记》，其实张爱玲早已完整地记录了自己从上海去温州的全过程。
《异乡记》迟至二零壹零年才在《皇冠》四月号上首发出来，附了宋淇之子宋以朗的介绍文章，文中引用张爱玲写给宋淇夫妇的信说：“除了少数作品，我自己觉得非写不可（如旅行时写的《异乡记》）其余都是没法才写的。”
称之为“非写不可”，多少是有些文人强迫症。我每次旅行，尤其是去埃及、印度这样的古老国家旅行，总是要随身带着纸和笔，每天玩得筋疲力尽眼睛都睁不开，也还是要勉力记下这一天的见闻，唯恐过后便不再记得，即便记得也不再是这样的真切了。每次写出来都觉得枯燥，不满意，然而事后整理笔记时，却又总是赞叹，觉得旅行时写得再烂的笔记，也好过事后闭门回忆时雕琢的文章。
张爱玲说过她对于真实几乎有些偏执的癖好，于是我猜想她必定是同我一样患有这样的“游记强迫症”，后来她去台湾惊鸿一瞥，也曾专门写下《重访边城》。
游记的重要，还不仅在于记下旅途见闻，更是为日后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素材，《异乡记》尤其是这样。
比如书中第二章写在异乡遇到瞎子弹弦算命：
“有琵琶声，渐渐往这边来了，远迢迢叮呀咚地，在横一条竖一条许多白粉墙的街巷里玲珑地穿出穿进。闵先生说是算命的瞎子弹的。自古至今想必总有许多女人被这声音触动了心弦，不由得就撩起围裙暗暗数着口袋里的钱，想着可要把瞎子叫进来问问，虽然明知道自己的命不好。”
然后写闵先生和老妈子都让这瞎子算了一回，瞎子边弹边唱，从“算得你年交十八春”一路唱下去，老妈子还只管问：“那么，到底归根结局是怎样的呢？”听得旁边的人倒吸一口凉气，一个七八十岁的人，好像她这时候的贫穷困苦都还不算数，还有另一个归根结局似的。
——这段故事，后来照搬到了《怨女》里，但经过修饰的描写，反而像是不如这里平铺直叙来得更见利落寒薄，直见生命的苍凉。
《异乡记》是纪实，因此在自传小说《小团圆》里就引用得更加频繁，后来写《秧歌》也大量挪借了这一路的见闻。评论家们说张爱玲平生从没去过乡下，在《秧歌》里所写的全是臆测，是因为此前没有看过《异乡记》，也并不知道张爱玲去温州的这段经历。
那个时候，张爱玲的“异乡”还只是指的温州，然而到了后来，她越走越远，异乡也越来越冷。
张爱玲是擅长预言的，她是早已写出了后来自己与这时代越来越明显的格格不入，惟有仓皇逃离，从戏台下，从集会中，从她热爱的上海人里，从中国大陆，走出去，一路跌跌撞撞，踉踉跄跄，直至永远地埋身异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