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海上奇人录 第二节

二十三岁的张爱玲,年轻,飞扬,才思如涌,盛名如花,虽然早已深谙世事沉浮,人情沧桑,却还不谙爱情的苦。怀抱着无数关于爱与理想的美梦,期待地走过生命的每一个转角,小心地打开各式镶金嵌玉的潘朵拉匣子,不知道自己会遇到什么,看到什么——寿怡红群芳开夜宴,轮到黛玉抽签,心里暗暗祈祷:不知道还有什么好的留给我?是“只恐夜深花睡去”,还是“开到荼蘼花事了”?是“竹篱茅舍自甘心”,还是“日边红杏倚云栽”?

她那样毫无准备地红了起来,一红冲天,不可收拾,便如同她笔下的杜鹃花,“那灼灼的红色,一路摧枯拉朽烧下山坡子去了”,从墙里烧到墙外,烧红了孤岛的天空。

上海文坛的一九四三、一九四四两年被称为“张爱玲年”,《第一炉香》连载未完,她的才情已经引起了整个上海滩的注意;《第二炉香》的发表,更是鲜花着锦,烈火烹油;接着是《茉莉香片》,是《心经》,是《倾城之恋》、《琉璃瓦》、《封锁》、《金锁记》,都是这样的奇思构想,异香扑面;《到底是上海人》、《洋人看京戏及其他》、《更衣记》、《公寓生活记趣》、《道路以目》、《必也正名乎》,又都是这样地清新醒目,鞭辟入理,不能不叫人一则以喜,一则一惊:这横空出世的女子太像一个传奇了!

而这期间,她也阴差阳错地先后认识了许多个堪称“传奇”的人物——周瘦鹃自然是第一位;柯灵是第二个。

柯灵原名高季琳,是鲁迅的同乡,浙江绍兴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跟随老师来上海办报,在南阳桥杀牛公司附近租了间旧式弄堂房子的前楼,在报摊上订了《申报》和《新闻报》做资料,联系了一家印刷厂,一个报贩的小头目,就此开张,办了份《时事周刊》,只出了五六期就太太平平地寿终正寝,连一点泡沫也不曾泛起,然而柯灵却就此走入了办报人的行列。

初见张爱玲那年,他刚接手著名报人陈蝶衣成为《万象》杂志的主编。自看到《紫罗兰》上张爱玲的《第一炉香》,他便一直惦记着怎么能约到这位海上文坛新起之秀的文章,想过要托罗兰庵主人周瘦鹃介绍认识,却又觉得冒昧。不想天随人愿,那一天,张爱玲竟主动登门了。

正是七月流火的天气,蝉在树枝叶杈间疾声嘶鸣,暴躁地坏脾气地一声接着一声,震得人耳朵发木。张爱玲穿着一袭色泽淡雅的丝质碎花旗袍从天而降,像一缕清凉的风,吹开那暑气,将一卷《心经》手稿及亲绘的插图交给他手中——

“出版《万象》的中央书店,在福州路昼锦里附近的一个小弄堂里,一座双开间石库门住宅,楼下是店堂,《万象》编辑室设在楼上厢房里,隔着一道门,就是老板平襟亚夫妇的卧室。好在编辑室里除了我就只有一位助手杨幼生,不至扰乱东家的安静。旧上海的文化,相当一部分就是这类屋檐下产生的。而我就在这间家庭式的厢房里,荣幸地接见了这位初露锋芒的女作家……会见和谈话很简短,却很愉快。谈的什么,已很难回忆,但我当时的心情,至今清清楚楚,那就是喜出望外。虽然是初见,我对她并不陌生……”(柯灵《遥寄张爱玲》)

所谓“一见如故”,无疑是形容柯先生这番感慨的最恰当不过的一个词了。

彼时的柯灵刚刚三十四岁,风流才子正当年,见了张爱玲这样清新尊贵的奇女子,有没有一点仰慕之心,不得而知——若是全然没有,也好像不大合乎人情的。且也不好解释他为什么那般厌恶胡兰成为人,却又把他所写的《今生今世》和《山河岁月》也都孜孜地找来读了——要知道,从前那在国内可是“禁书”,想要找来读,可是要大费一番周章的。他后来在《遥寄张爱玲》中说:“我自己忝为作家,如果也拥有一位读者——哪怕只是一位,这样对待我的作品,我也就心满意足了。”——他同时也是鲁迅、巴金、钱钟书的热心读者,且和傅雷更是数十年的挚交,他可没有在悼念文章中这样地写过他们。

张爱玲先后在《万象》上发表了小说《心经》、《琉璃瓦》、《连环套》(未完成),散文《到底是上海人》,都是由柯灵经手。

1943年底,她编了一出戏《走!走到楼上去!》,也是先拿给柯灵看,请他提意见。柯灵觉得结构太散漫了,末一幕完全不能用。她十分感激,一次一次地改;

后来,《万象》老板平襟亚想要出版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她又是向柯灵询问意见;

“张爱玲在写作上很快登上灿烂的高峰,同时转眼间红遍上海。这使我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因为环境特殊,清浊难分,很犯不着在万牲园里跳交际舞。——那时卖力地为她鼓掌拉场子的,就很有些背景不干不净的报章杂志,兴趣不在文学而在于替自己撑场面。上海沦陷后,文学界还有少数可尊敬的前辈滞留隐居,他们大都欣喜地发现了张爱玲,而张爱玲本人自然无从察觉这一点。郑振铎隐姓埋名,典衣节食,正肆力于抢购祖国典籍,用个人有限的力量,挽救‘史流他邦,文归海外’的大劫。他要我劝说张爱玲,不要到处发表作品,并具体建议:她写了文章,可以交给开明书店保存,由开明付给稿费,等河清海晏再印行。那时开明编辑方面的负责人叶圣陶已举家西迁重庆,夏彝尊和章锡琛老板留守上海,店里延揽了一批文化界耆宿,名为编辑,实际在那里韬光养晦,躲雨避风。王统照、王伯祥、周予同、徐调孚、周振甫、顾均正诸位,就都是的。可是我对张爱玲不便交浅言深,过于冒昧。也是事有凑巧,不久我接到她的来信,据说平襟亚愿意给她出一本小说集,承她信赖,向我征询意见。上海出版界过去有一种‘一折八扣’的书,专门翻印古籍和通俗小说之类,质量低劣,只是靠低价倾销取胜,中央书店即以此起家。我顺水推舟,给张爱玲寄了一份店里的书目,供她参阅,说明如果是我,宁愿婉谢垂青。我恳切陈词:以她的才华,不愁不见于世,希望她静待时机,不要急于求成。她的回信很坦率,说她的主张是‘趁热打铁’。她第一部创作随即诞生了,那就是《传奇》初版本,出版者是《杂志》社。我有点暗自失悔:早知如此,倒不如成全了中央书店。”

——郑振铎固然是好意,然而对于当时的张爱玲来说,一则没有能力“举家西迁”,二则尚不够资格“韬光养晦”,不过是个文坛新秀,若非“趁热打铁”,真不知道要等到何时才能“河清海晏”?何况,若不是张爱玲的锋芒毕露,“红遍上海”,又何来文学界前辈“欣喜地发现”呢?“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从来都是见仁见智的。

事实上,河清海晏之后,张爱玲惟一能做的便是离开,但不知道算不算“史流他邦,文归海外”。

但是张爱玲毕竟是领了柯灵的好意。后来为了“腰斩《连环套》”与“一千元灰钿”的事,她与《万象》闹得很不愉快,然而同柯灵的友谊却保持了下来;

一九四四年秋,张爱玲将《倾城之恋》改编为舞台剧本,柯灵提供了不少意见,并将她引荐给大中剧团的主持人周剑云(战前是明星影片公司的三巨头之一)。在餐馆里见面。张爱玲穿着“一袭拟古式齐膝的夹袄,超级的宽身大袖,水红绸子,用特别宽的黑缎镶边,右襟下有一朵舒卷的云头——或许是如意。长袍短套,罩在旗袍外面。”如此奇光异彩,连见多识广的周剑云在她面前也不禁显得拘谨。

柯灵写,“张爱玲显赫的文名和外表,大概给了他深刻的印象。”而给他自己的印象呢,想必是更加深刻吧?所以事隔三十年后还记得。无论他承认与否,他后来的写作风格受到张爱玲的影响甚深,且不说他在《遥寄张爱玲》一文开头便是“不见张爱玲三十年了”,然后长篇大论地引了《金锁记》关于月亮的文字;便是他写自己的回忆录,《文字生涯第一步》,一开篇也是“生活很像连环套,常常一环一环地互相牵引着”。“连环套”一词显见由张爱玲而来,那件“腰斩”的往事给他的印象太深了……

《倾城之恋》上演后,张爱玲为了答谢柯灵,送了他一段宝蓝色的绸袍料。柯灵拿来做了皮袍面子,穿在身上很显眼,柯灵夫人陈国蓉回忆:“这块衣料的颜色呢,是个宝蓝的,真是的,又不是藏青,也不是深蓝,是个宝蓝的,鲜艳得不得了。他做了个皮袍子穿在身上,可滑稽了,但是他因为是张爱玲送给他的,穿着也很高兴。”

柯灵穿着这鲜艳的皮袍子到处走,导演桑弧看见了,用上海话取笑说:“赤刮剌新的末。”

桑弧是张爱玲所识上海奇人中又一个重要角色——“但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