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能想到，父女反目成仇，竟可以漠视骨肉情，做到这般决绝——这一次争执，使张爱玲陷入幽禁生活长达大半年之久。
之前张爱玲在《私语》里说捱了打，要去报巡捕，写得不清不楚，感觉上她似乎只是为了自己的受虐去报警。然而后来在《雷峰塔》里，她把这心思明白地说了出来——父亲打孩子在当时算不得什么罪，就是报了案，也还是会被送回给父母管教。她的计划是要揭发他们抽鸦片，那时候这罪名是可以坐牢的。而她父亲，分明也猜到了女儿的心思，因此才要将她锁起来，怕她逃出去报官。
房间在一楼，原本就暗，窗外又种满了树，一年年长大起来，把阳光都遮住了，努力挤过树叶的间隙漏出来的，不是光，只是影，每一次蹿动都是一场鬼魂的魇舞。阳台上有木的栏杆，栏杆外秋冬的淡青的天上有飞机掠过的白线，对面的门楼上挑起灰石的鹿角，底下累累两排小石菩萨……
不眠之夜，当她撒目四望，只觉黑沉沉的屋子里到处都潜伏着静静杀机，随时要将她吞噬。
死，第一次离得这样近，仿佛一只咻咻的小兽，磨磨蹭蹭地捱近。她甚至可以感觉得到那小兽伸长了舌头的贪婪的热气。
“我父亲扬言说要用手枪打死我。我暂时被监禁在空房里。我生在里面的这座房屋忽然变成生疏的了，像月光底下的，黑影中现出青白的粉墙，片面的，癫狂的。
Beverley Nichols有一句诗关于狂人的半明半昧：‘在你的心中睡着月亮光。’我读到它就想到我们家楼板上的蓝色的月光，那静静的杀机。
我也知道我父亲决不能把我弄死，不过关几年，等我放出来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了。数星期内我已经老了许多年。我把手紧紧捏着阳台上的木栏杆，仿佛木头上可以榨出水来。头上是赫赫的蓝天，那时候的天是有声音的，因为满天的飞机。我希望有个炸弹掉在我们家，就同他们死在一起我也愿意。”（张爱玲《私语》）
阴暗的屋子，阴暗的心境，张爱玲得了痢疾病倒了。上吐下泻，浑身无力，一日更比一日虚弱，像一盏纸灯笼，风一吹就要灭了。
何干心急如焚，只是想不出办法来。早在小姐捱打的当天，她已经偷偷打了电话给她舅舅求助。张廷重虽然离了婚，但同小舅子的感情却一直不错。两个人从前相约逛堂子，取笑对方叫的条子一个比一个老，是“油炸麻雀”和“盐腌青蛙”。张廷重养小公馆，黄定柱替他瞒着姐姐；可是黄逸梵逼丈夫戒毒，也是定柱带了保镖来押姐夫上医院。这次何干向他求救，他亦觉得义不容辞，第二天一早约了张茂渊上门求情，再次提起让爱玲出国读书的事。
然而张廷重板着一张脸什么也听不进去，孙用蕃又在一边冷嘲热讽，说张茂渊“是来捉鸦片的么？”三言两语调唆得兄妹俩动起手来，张廷重故技重施地抓起支烟枪便扔过去，把张茂渊的眼镜也打碎了，脸上的皮都被擦破了，流了好多血，还是黄定柱使劲拉开的。临走，张茂渊赌咒发誓地说：“我以后再也不踏进你家的门！”后来听说上医院缝了六针，没有报警，到底还是怕丢人。然而她果然也就不再登张家的门了。
张廷重父女、兄妹反目，得意了孙用蕃，愁坏了何干。眼看着小姐命悬一线，竟是连个可求救的人也没有，万般无奈，只得斗起胆子来，躲开孙用蕃的耳目拼着挨骂偷偷找老爷哭诉了几次，苦劝：“小姐毕竟是老爷的亲生女儿，养得这么大了，又正是好年龄，难不成就看她这样死了吗？亲戚听着也不像，以为老爷心狠，害死自己亲闺女。改天要是有人问起小姐得的什么病，是怎么死的，可叫大家怎么说呢？”
张廷重听了，也觉堪忧，可是到底不愿张锣打鼓地送医诊治，只含糊说：“你先下去吧，这个我自会想办法。”
隔了一天，狱长便查监来了。张爱玲躺在床上，已经只剩下半条命，蜡黄的脸，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可是努力睁大着眼睛，眨也不眨地望着父亲，那样清澈凄冷的两道目光，仿佛要一直照进他的灵魂深处去。
张廷重看着，心下也未免不忍——他的心，已经被鸦片灯一点一点地烧尽了，烧成了灰，风一吹就会散去。可是灰吊子，却还悬悬地荡在空中，让他有气无力地续着这无妄的生命。想起两父女讨论学问，为女儿亲拟《摩登红楼梦》章回题目的往事，他也觉得无限感慨，女儿并不是贾宝玉，又没有“逼死母婢”，又不是“勾引戏子”，何至于弄到如此地步，竟然演出一幕“手足耽耽小动唇舌，不肖种种大承笞挞”来？不禁叹了口气：“你要是但能听话一点，也不会变成这样……”亲自替女儿打了消炎的抗生素针剂。
这样注射了几次后，爱玲的病情似乎得到些控制，可仍是时好时坏，眼看着可以起床走动了，一个早晨醒来就又忽然翻天覆地吐起来，直要把心肝肺都吐出来似的。
她浑身灼热，面色赤红，觉得自己已经是个死人，身在地狱了，四周有火舌吞吐，将她吞噬。可是她不愿意就这样死，她还有许许多多的心愿未了，阎王在收魂之前也要问一问那将死的人有什么最后心愿的吧？她扶着何干的胳膊，仍是打听出逃的路线。
何干一边替她清理一边哭着，却仍是劝：“千万不可以走出这扇门啊！出去了就回不来了。”因为太过爱惜，她不禁要替她胆小，替她恐惧，变得冷漠起来。况且，爱玲是她的事业，她的大半生都消磨在张家，前后侍候了张家三代人，如今已经快服侍不动了，却仍然兢兢业业克尽职守，盼望着日子再蹒跚也还是可以平静地捱过，一直捱到小姐出嫁的那天，她好跟了过去，跟着她养老。倘若没了小姐，自然也就没了何干。为了这点微薄的愿望，她一直劝她忍耐，劝她再艰难也要留下来。可是现在看见她已经穷途末路，她知道再留不住她，到底还是吞吞吐吐地说出来：“太太（指黄逸梵）传话来，要你仔细想清楚，跟你父亲呢，自然是有钱的，跟她，可是一个钱都没有，你要吃得了这个苦，没有反悔的。”又咬着牙透露了两个门警换班的时间。
这一场病，叫张爱玲早下了决心——她生在这屋子里，总不能死在这屋子里。
她决定出逃，想过许多方案，好像三剑客、基督山伯爵，或是简单一点，像《九尾龟》里缍了绳子从窗户溜出去，当然最好的办法，是有个王子可以骑着白马，在公主的阁楼下接应。可她终究不是白雪公主，虽然遇到了童话里的恶后母，却未能得到那个拔剑来救的白马王子。她连七个小矮人都没有。
没有人救她，只除了她自己。
那一年，爱玲十八岁。
“隆冬的晚上，伏在窗子上用望远镜看清楚了黑路上没有人，挨着墙一步步摸到铁门边，拔出门闩，开了门，把望远镜放在牛奶箱上，闪身出去。——当真立在人行道上了！没有风，只是阴历年左近的寂寂的冷，街灯下只看见一片寒灰，但是多么可亲的世界呵！我在街沿急急走着，每一脚踏在地上都是一个响亮的吻。而且我在距家不远的地方和一个黄包车夫讲起价钱来了——我真的高兴我还没忘了怎么还价。真是发了疯呀！随时可以重新被抓进去。事过境迁，方才觉得那惊险中的滑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