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文坛交往录（一九四三～一九五二，上海）
前言
一九四三年春天，张爱玲透过母亲黄逸梵娘家的亲戚，也是园艺家黄岳渊的介绍，带着两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和《沉香屑——第二炉香》，去拜访《紫罗兰》杂志的主编周瘦鹃。周瘦鹃读后“深喜之”，决定马上在刚复刊一个月的《紫罗兰》第二期（五月号）刊出，然因篇幅所限，“两炉香”分五期，到同年九月刊完。虽然在这之前张爱玲已开始卖文为生，但那是在《二十世纪》英文月刊，卖的是洋文。因此在《紫罗兰》顺利迈出第一步，对张爱玲而言，不啻是极大的鼓舞。从此张爱玲的作品像开了闸的水，源源不断地发表在上海的主要杂志上。在两年的时间内，她发表短、中篇小说共十七篇，约二十六万字；另外散文有四十二篇，约十五万字。分别刊登于柯灵主编的《万象》月刊、《新中国报》（社长袁殊）系统的《杂志》月刊、女作家苏青主编的《天地》月刊、周班公主编的《小天地》月刊、《新中国报》副刊“学艺”、胡兰成创办的《苦竹》月刊、周黎庵主编的《古今》半月刊和由一九四年三月在南京创刊，后来编辑部移到上海的《新东方》月刊。张爱玲快速地“占领”了上海滩几乎所有最著名、最具影响力的杂志，她成为名噪一时的女作家。而在一九五年三月二十五日起，张爱玲以“梁京”的笔名在《亦报》连载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十八春》，边写边登，直到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一日登完。八个月后，张爱玲的另一中篇小说《小艾》在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四日的《亦报》连载，直到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四日刊完。不同于《十八春》的边写边登，这次则是她全部写好，再逐日刊登。同年七月，张爱玲持香港大学批准的申请复学证明，从广州坐车经深圳赴香港，她离开上海，离开通俗刊物，离开小报，也离开她的“传奇”故事。
张爱玲在“上海十年”（一九四三～一九五二）的时光里，其实她和其他作家的交往，并不活络，这跟她的孤僻个性有关。她和这些作家的关系，大都由于投稿而建立的，也可说是编辑与作者的关系。虽然后来和柯灵、苏青等人，有进一步的交往，但较之有些作家的人际网络，张爱玲显得十分单薄。因之在这时期张爱玲的文章中，除了《我与苏青》一文外，还找不出其他怀友的篇章。惟在最近出版的《小团圆》中，我们看到了一些陈迹残影，虽然《小团圆》不是自传，而是小说，但其中真实的成分还是很大。加上与她有过交往的作家的一些陈述，笔者试图梳理张爱玲在这段期间与其他作家间的互动，甚至想进一步了解她和一些作家后来凶终隙末的原因。但由于资料的搜集，无法完整；触及的层面，无法全面。至于张爱玲与胡兰成的交往关系，谈论者已经很多，故不在此论文之列。
张爱玲与周瘦鹃
张爱玲的初识周瘦鹃，由于周瘦鹃的识珠，造就了现代文学的一颗巨星的冉冉升起。这会面的过程，周瘦鹃写了《写在〈紫罗兰〉前头》所谓“编者的话”，连同张爱玲的《沉香屑——第一炉香》一同刊在一九四三年五月的《紫罗兰》复刊第二期上，其中写的当为实情。张爱玲的《小团圆》中，有写到“汤孤鹜”这个人，明眼人会猜得到他是周瘦鹃。《小团圆》是在两人会面的三四十年后写的，并非实录，而有着张爱玲的爱憎成分在里面。
藏书家谢其章在文章中说：“《小团圆》真实的成分远远多于虚构，某些细节对不上，想来也是张爱玲的误记（或存心误记），毕竟隔了三十多年，她在美国一个人写回忆，谁也帮不上她。”谢其章《可怜一部〈小团圆〉，断尽几多荡子肠》，收入《书房之一角》，谢其章著，二一年四月，台湾秀威出版。谢其章就指出像周瘦鹃这些事是既对得上人也对得上事还对得上细节的。他说：“张爱玲但凡对某人没好感，这个人的容貌便先遭殃，挖苦是免不了的，即使周瘦鹃前辈亦未能幸免。《小团圆》写到周瘦鹃不足五百字，其中还夹有这样的话：‘汤孤鹜大概还像他当年，瘦长，穿长袍，清瘦的脸，不过头秃了，戴着个薄黑壳子假发。’当着秃子不说光，这起码的人情，张爱玲亦不领，还不必说周瘦鹃是最早称赞她的编辑。……‘他又并不激赏她的文字’，这也许就是张只给了《紫罗兰》杂志一部稿子的缘故，张爱玲是敏感的。”
张爱玲是敏感的，没错。但她后来在《小团圆》中说周瘦鹃“又并不激赏她的文字”，则有失公道的。这其中是另有隐情的，据王羽在她的《张爱玲传》中认为，周瘦鹃在续登《沉香屑：第二炉香》时，初登文坛又才情喷涌的张爱玲，曾要求周瘦鹃在一期把该小说刊完，而周瘦鹃却舍不得一次刊毕，以致双方产生芥蒂，年轻气盛的张爱玲从此不再为《紫罗兰》撰稿了，而找到了柯灵接编的《万象》杂志了。周瘦鹃在一九四三年八月十日出版的《紫罗兰》第五期《写在〈紫罗兰〉前头》中说：“张爱玲女士的《沉香屑》第一炉香已烧完了，得到了读者很多的好评。本期又烧上了第二炉香，写香港一位英国籍的大学教授，因娶了一个不解性教育的年青妻子而演出的一段悲哀故事，叙述与描写的技巧，仍保持她的独特的风格。张女士因为要出单行本，本来要求我一期登完的；可是篇幅实在太长了，不能如命，抱歉得很！但这第二炉香烧完之后，可没有第三炉香了；我真有些舍不得一次烧完它，何妨留一半儿下来，让那沉香屑慢慢的化为灰烬，让大家慢慢的多领略些幽香呢。”是可得到证明的。周瘦鹃是太喜欢张爱玲的文字的，两炉香共分五期刊登，作为主编的他是有些商业考量的，但与当时“成名要早”的张爱玲想每篇一次刊完，是立场不一的。或许因为这缘故，张爱玲对最早提携他的文坛前辈周瘦鹃是不领情，而有些揶揄的。
张爱玲与秦瘦鸥
张爱玲发表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的《古今》半月刊的《洋人看京戏及其他》一文极称赞秦瘦鸥的《秋海棠》，她说：“《秋海棠》一剧风靡了全上海，不能不归功于故事里京戏气氛的浓。……《秋海棠》里最动人的一句话是京戏的唱词，而京戏又是引用的鼓儿词：‘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烂熟的口头禅，可是经落魄的秋海棠这么一回味，凭空添上了无限的苍凉感慨。中国人向来喜欢引经据典。美丽的，精辟的断句，两千年前的老笑话，混在日常谈吐里自由使用着。这些看不见的纤维，组成了我们活生生的过去。传统的本身增强了力量，因为它不停地被引用到新的人，新的事物与局面上。”其实在更早的《二十世纪》第四卷第六期（一九四三年六月）张爱玲就以英文写了Still Alive，谈到《秋海棠》话剧的演出，张爱玲说：“还从来没有一出戏像《秋海棠》那样激动了死水一潭的上海滩，这是一出带有感伤情调的情节剧，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以来一直在卡尔登大戏院上演。大多数观众一而再，再而三地观看这出剧，以致能背诵台词，知道演员要说些什么。一个艺名为秋海棠的京剧旦角明星的悲惨陨灭，使那些意志坚强的人也为之一掬同情之泪。这个剧的演出成功招来了一大批模仿者。一时上海同时上演描写京剧明星私生活和幕后风流艳事的戏剧不下六个之多……”
秦瘦鸥的《秋海棠》小说，自一九四一年一月六日至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三日，在周瘦鹃主编的《申报·春秋》上连载，引起相当轰动。一九四二年七月，金城图书公司马上发行单行本。同年十二月，由秦瘦鸥与顾仲彝改编为话剧剧本，由费穆、黄佐临等导演，石挥、乔奇、沈敏、英子、张伐、穆宏、白文等合演的话剧，在上海连演四个半月一百五十余场，竟打破话剧界从来未有的卖座纪录。石挥就是因演《秋海棠》成功而红出来的，并在一九四三年夺得“话剧皇帝”的桂冠。而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张善琨的华影公司出品，由马徐维邦编导，李丽华、吕玉堃合演的电影《秋海棠》，也相继推出，卖座又打破了纪录。
虽然秦瘦鸥也在《风雨谈》、《天地》等杂志写文章，与柳雨生、苏青等人也很熟稔，但目前没有资料显示，他和张爱玲有实际的交往。但是张爱玲蛮喜欢《秋海棠》，确是事实。据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二日《大上海报》柳浪的《张爱玲与潘柳黛》文中说：“《古今》、《天地》等七家杂志编辑，将与名演员在元宵节义演《秋海棠》于‘兰心’。女作家张爱玲、潘柳黛亦参加演出，张饰罗湘绮，未知能否胜任；潘饰一老娼子，则颇为适当。”除此而外，学者水晶更指出张爱玲的小说《十八春》（后改名为《半生缘》），相当程度受到《秋海棠》的影响。（《秋海棠》中父女相依为命的艰苦生活，为时十八载，与《十八春》的数字更是巧合。）
张爱玲与柯灵、平襟亚
张爱玲与柯灵及平襟亚的交往，起源于张爱玲投稿于《万象》杂志。《万象》创刊于一九四一年七月，由陈蝶衣担任主编。当时主编与发行人（中央书店的老板平襟亚）合作之初，曾有过君子协定，主编得分享经济利益。当杂志的销售越佳，双方的矛盾也就尖锐起来。最后，陈蝶衣拂袖而去，急得平襟亚到处托人推荐编辑高手，唐大郎说：“何不请柯灵出山，准行！”于是平襟亚就找到了柯灵。柯灵是一九四三年五月开始接编《万象》的。据柯灵说同年七月的一天，“张爱玲穿着丝质碎花旗袍，色泽淡雅，也就是当时上海小姐普通的装束；肋下夹着一个报纸包，说有一篇稿子要给我看看，那就是随后发表在《万象》上的小说《心经》，还附有她手绘的插图。”（《遥寄张爱玲》）但据平襟亚的回忆：“记得一年前吧，那时我还不认识这位柯灵老年女作家，有一天下午，她独自捧了一束原稿到‘万象书屋’来看我，意思间要我把她的作品推荐给编者柯灵先生，当然我没有使她失望。第一篇好像是《心经》，在我们《万象》上登了出来。往后又好像登过她几篇。”学者萧进认为张爱玲是先认识平襟亚，平襟亚对张爱玲亦有好感，就直接负责张爱玲的稿约和稿费事件，两人接触频繁，这也是后来两人因稿费问题而闹翻，但没有影响到她与柯灵之间的友谊的原因。柯灵在一九八四年写的《遥寄张爱玲》也肯定地说：“但有一点确切无误，我和张爱玲接触不多，但彼此一直怀有友好的感情，不存在任何芥蒂。”从《遥寄张爱玲》观之，后来张爱玲和柯灵还多所交往。一九四四年六月，柯灵被日本沪南宪兵队逮捕，张爱玲与胡兰成去柯灵家存问并留言，张爱玲并请胡兰成找日军要求释放柯灵。同年秋，张爱玲将《倾城之恋》改编为舞台剧本，柯灵提供了不少意见，又为之居间奔走，将她引荐给大中剧团的主持人周剑云（战前是明星影片公司的三巨头之一）。《倾城之恋》在新光大戏院公演后，大获成功，张爱玲为了答谢柯灵，送了他一段宝蓝色的绸袍料。柯灵拿来做了皮袍面子，穿在身上很显眼，导演桑弧看见了，用上海话取笑说：“赤刮剌新的末。”但在经过数十年后的《小团圆》中，柯灵以“荀桦”的面目出现，不只让读者“震了一震”，简直不敢相信。谢其章说：“柯灵略去不谈罢，虽然他的名篇《遥寄张爱玲》情辞并茂，感动了万千张爱玲迷，可是《小团圆》里这七个字‘汉奸妻，人人可戏’，一下子使得这位文坛长者的仁厚面罩戴不住了，《小团圆》此处真该以‘小说家言’视之，不然，本来悲观的世界就更加悲观了。张爱玲说‘荀桦有点山羊脸’，我正好看到一张柯晚年的照片，觉得张爱玲看人准，落笔就准。”谢其章《可怜一部〈小团圆〉，断尽几多荡子肠》，收入《书房之一角》，谢其章著，二一年四月，台湾秀威出版。而学者高全之也说：“柯灵是否曾在电车上非礼张爱玲，难予求证，也没有必要考察，重点在作者借此说明‘汉奸妻，人人可戏’的蛮横恶劣，并且提出‘忘恩负义’的批断。除非有人能够提供柯灵曾经激怒张爱玲的其他事证，我们目前只能猜测祖师奶奶曾经过目柯灵那篇强不知以为知的《遥寄张爱玲》。”
平襟亚在《记某女作家的一千元灰钿》文中回忆说：“她写信给我的本旨，似乎要我替她出版一册单行本短篇小说集。我无可无不可的答应了她。”一九四三年八月《杂志》的“文化报导”栏，有这样的预告：“张爱玲之《香港传奇》短篇小说集，将由中央书店出版。”柯灵在《遥寄张爱玲》中也回忆说：“不久我接到她的来信，据说平襟亚愿意给她出一本小说集，承她信赖，向我征询意见。”柯灵给张爱玲寄了一份中央书店的书目，中央书店当时是靠“一折八扣”起家的，言下之意，是要她婉谢垂青。而平襟亚在同年九月十五日的《海报》上，以“秋翁”之名，发表《张爱玲之创作》谈到：“……继以《心经》一稿投《万象》，同时投函及予，曾数次约谈，且以未刊稿三篇及已刊小说七篇，要求予代出单行本，复以纸贵如金箔，未成议。予将《倾城之恋》及另一篇长稿，退还爱玲，留下《琉璃瓦》一篇，备《万象》登载。”《万象》在一九四三年八月、九月刊出《心经》（一）、（二），十一月刊出《琉璃瓦》；一九四四年一月起则刊登连载小说《连环套》，至六月连载六期就“腰斩”了。同年八月十五日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改由《杂志》月刊社出版，大受欢迎，出版四天就再版，一时之间洛阳纸贵。八月十八、十九日平襟亚在《海报》上发表《记某女作家的一千元灰钿》，认为张爱玲写《连环套》时，多拿《万象》一千元而不予供稿。学者萧进认为稿费事件发生在五月份，而平襟亚直到八月份才提出，显系因见到张爱玲的小说集大卖，一笔到手的生意泡了汤，因此迁怒于张爱玲，于是只有借助一千元灰钿事件来做文章，不仅在小报上大骂张爱玲“生意眼”、“市侩”，还把张爱玲给他的私人信件公之于众，讥讽张爱玲所谓的“贵族身份”，实在有失风范！
张爱玲与汪宏声、钱公侠
张爱玲的高中国文老师汪宏声写了一篇《记张爱玲》，为我们留下了张爱玲求学的重要史料。但有关汪宏声的生平资料，却都无人言及。张爱玲说：“中学时代的先生我最喜欢的一位是汪宏声先生，教授法新颖，人又是非常好的。所以从香港回上海来，我见到老同学就问起汪先生的近况，正巧他不在上海，没有机会见到，很惆怅。”
据史料家秦贤次的资料说，汪宏声是浙江吴兴人，一九一年生，一九三年于上海光华大学第五届教育系毕业。一九三六年九月，任上海圣玛丽亚女校国文部主任，成为张爱玲高三毕业班的国文老师。汪宏声也是翻译家，曾译有美国小说家奥尔珂德的长篇小说三部曲《好妻子》（一九三六年五月）、《小妇人》（同上）、《小男儿》（一九三七年一月），收入钱公侠主编的世界文学名著丛书中；另以沈佩秋笔名译有王尔德的《莎乐美》（一九三七年一月）、易卜生的《娜拉》（一九三七年四月）、果戈里的《巡按》（一九三七年五月），收入钱公侠、谢炳文（后改名谢然之，一九四九年到台湾后，浸至成为台湾新闻界大老）主编的世界戏剧名著丛书中。
钱公侠（一九七～一九七七），浙江嘉兴人。一九二八年十月，当钱公侠还在上海光华大学二年级时，已在上海春潮书局出版他的第一部作品《怅惘及其他》，收短篇小说七篇。钱公侠系当时光华大学风头最健的学生之一。一九二九年四月九日，曾与沈祖牟以“光华文学会”名义拜访鲁迅，邀请鲁迅及郁达夫来光华演讲。一九二九年六月七日，又与储安平等组织“光华剧团”，显示出他在文艺上的多方面兴趣。抗战时期，钱公侠在上海沦陷区亦是一活跃的作家、编辑家。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在上海与周越然、柳雨生（光华附中出身）、周黎庵、陶亢德、潘序祖（光华附中教师）、冯和仪（苏青）、杨光政（原名晋豪）、杨桦（之华）等人发起筹建“中国文化人协会”。其后任《语林》月刊（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一九四五年七月一日）主编，《中华日报》主笔等。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钱公侠创办《语林》月刊时，他希望借张爱玲的名声为自己的杂志大壮声威，于是他找到他光华的学长汪宏声写了一篇《记张爱玲》。张爱玲说：“没想到今天在路上遇到钱公侠先生，知道汪先生为《语林》写了一篇文章关于我。我等不及，立刻跟钱先生到印刷所去看清样。”钱公侠与张爱玲应是熟识的，在这之前他们同在《杂志》写稿。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六日《杂志》社在康乐酒家举行“《传奇》集评茶会”，出席的人员中就有钱公侠。
《记张爱玲》一文其中有一段说：“她一贯地懒惰，还是什么都‘我忘啦！’我记得有一次她欠交了一期作文，我催他，她说‘我——’我不等她说下去，便接着说‘——忘啦！’她笑笑，隔不多久，她交来一篇。我一看，却就是《霸王别姬》的上半篇，原来她要把这一篇充两期作文哩！所以最近在报上看到了平襟亚先生与张爱玲的一番‘灰钿’交涉，我若有所悟，想起了《霸王别姬》充两期作文的一桩公案，‘夫子’不禁‘莞尔’了。”汪宏声万万没有想到，他这种玩笑似的联想，正好进一步坐实了张爱玲可能多拿一千元而忘了的负面形象。对“一千元钱灰钿”这件事，张爱玲本不愿多言，为不使自己尊重的国文老师汪宏声甚至大众误解，她写了一篇《不得不说的废话》在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五日出版的《语林》月刊加以申辩：“我替《万象》写《连环套》。当时言明每月预付稿费一千元，陆续写了六个月，我觉得这样一期一期地赶，太逼促了，就没有写下去。此后秋翁先生就在《海报》上发表了《一千元的灰钿》那篇文章，说我多拿了一个月的稿费。柯灵先生的好意，他想着我不是赖这一千元的人，想必我是一时疏忽，所以写了一篇文章在《海报》上为我洗刷，想不到反而坐实了这件事。其实错的地方是在《连环套》还未起头刊载的时候——三十二年十一月底，秋翁先生当面交给我一张两千元的支票，作为下年正月份二月份的稿费。我说：‘讲好了每月一千元，还是每月拿罢，不然寅年吃了卯年粮，使我很担心。’于是他收回那张支票，另开了一张一千元的给我。但是不知为什么帐簿上记下的还是两千元。”
编者钱公侠为公平起见特别在这一期有一说明：“本刊前期所载汪宏声先生之《记张爱玲》一文，其中提到‘一千元灰钿’的话，作者无心，编者失察，致张女士不能不来稿声明，以免读者误会。然此事既与秋翁先生有关，编者乃不能不事前向翁说明，请略书数语，与张文同时发表，以避免片面攻讦之嫌。编者并向翁声明，不能将张文出示，以昭公道，故秋文仅为事实之说明而已。”于是平襟亚又写了《“一千元”的经过》同时登载这期杂志，平襟亚并把《连环套》的稿费清单附于文后，详注张爱玲收取稿费的日期、数额和取款方式，总之，他坚持认为张爱玲欠款一事确凿无误。而汪宏声有《“灰钿”之声明》：“予之‘若有所悟’乃指爱玲因平先生不加稿费，而缩短篇幅，颇与一稿充两期作文事相类，故而‘莞尔’并非即以‘灰钿’确有其事，亦非以学生时代一篇作文充二篇与作家时代之‘灰钿’云云有何因果关系也。”
钱公侠对张爱玲是相当推崇的，在一九四五年七月十六日的《大上海报》《谈女作家》一文中，钱公侠说：“她（张爱玲）至今是一个象牙塔里的闺秀。她对于社会曾采取一种孤立主义，远远的站开着，绝不与人缠夹，因为她没有苏青女士那种泼辣大胆，也没有王渊女士那种浑然无我的感觉。人家看她，仿佛又远又高，而她就在那远处高处奏出人间天上的音乐。”
张爱玲与袁殊
张爱玲与《杂志》的结缘早于《万象》。一九四三年七月，张爱玲便有小说《茉莉香片》在《杂志》刊出，直至一九四五年六月，是合作最久、投稿数量最多的刊物。据沈鹏年先生说：“……袁殊看到《紫罗兰》发表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顿觉眼睛一亮，像在群马中发现了骅骝。他便驱车静安寺路常德路的公寓楼上，向这个可以做他女儿的小姑娘移樽就教。张爱玲当然不会知道，此人竟是共产党员。张爱玲本来都是自己投稿的，这一次，《杂志》创办人却来上门约稿了。《茉莉香片》是张爱玲在《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小说，从此以后直至刊物停办，《杂志》上几乎期期有她的文章。《倾城之恋》脱稿，袁殊他们连声叫好。吴诚之与鲁风决定把篇名套红印上封面，以示醒目。恽逸群主张和另一篇同样具有吸引力的《杜月笙论》（案：作者署名刘洪，实际是恽逸群）并列刊出。……刊物还没有出版，就先在《新中国报》、《晚报》和电台上大做广告，使张爱玲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于是这期《杂志》竟万人争阅，立刻抢购一空。张爱玲一成名，《杂志》社立刻为她出版单行本。由于宣传及时，初版四天售罄。在吴诚之与鲁风同志主持下，《杂志》社特地举行了‘《传奇》集评茶会’。鲁风原名刘祖澄，沪江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在新光通讯社当记者，与袁殊相识后一直充当他的助手。由袁殊发展入党。因此说，张爱玲的成名，最初是靠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苦心扶持所致。”
袁殊原名袁学易，湖北蕲春人。三十年代在上海主编《文艺新闻》的左翼作家，中共秘密党员。四十年代成为潜伏在汪伪政权内部的中共地下组织的主要成员之一，直接隶属潘汉年领导。他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是所谓的“多面间谍”，与国民党中统、军统和日本情报机关都有过密切关系。上海沦陷时期，一跃而成为江苏省教育厅长，还主持一张报纸——《新中国报》，和一个刊物——《杂志》。一九四四年三月，袁殊曾请一些在上海的作家到苏州去玩，他在江苏教育厅官邸拙政园尽了一份地主之谊。那次苏州之游，《杂志》还特别做了“春游苏州”的专辑（第十二卷第六期），苏青还写了散文《苏游日记》，同游的还有文载道（撰有《苏台散策记》）、谭惟翰、予且、实斋、谭正璧、班公、钱公侠、吴婴之、关露等多人，张爱玲借口感冒，婉拒了春游苏州的邀约。
《杂志》当时由于特殊的政治背景，许多不明真相的作家是耻于与其来往的，为此编辑也曾向可靠的作家亮明身份的。作家胡山源多年后回忆说：“抗日战争时期，吴江枫为《杂志》来向我征稿，一再声明，这是共产党内地下工作者奉命办的，表面是汉奸刊物，其实不然。”但也不是每位作者都被告知此事，像苏青后来在《续结婚十年》中说袁殊这人身边美女不断，每天要换上一个。不过苏青出这书的时候，袁殊已经在上海失踪了，变成了新四军中的曾达斋，与关露在一起。这是苏青不知道的，所以她会大胆地说这样的真相。张爱玲在《小团圆》里并没有写到袁殊，但在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她给好友宋淇的信中这么说：“袁殊自命为中共地下工作者，战后大摇大摆带着厨子等一行十余人入共区，立即被拘留。”则显系她知道袁殊的真实身份。
张爱玲与苏青
在同时代的女作家中，苏青是唯一和张爱玲关系密切的。张爱玲在苏青的《天地》发表的篇数在众多杂志中，仅次于《杂志》，位居第二。除了写文章外，在《天地》第七、八期合刊中，张爱玲还帮苏青的《救救孩子》一文画插图。而从第十一期开始张爱玲还帮《天地》设计封面。一九四三年十月十日《天地》创刊，张爱玲看在“叨在同性”的份上，第二期就有《封锁》登场，《封锁》成就了后来的胡张之恋，苏青无意间扮演了红娘的角色。但胡兰成认识苏青在先，而且跟苏青的交往很不一般，《今生今世》里就讲过“当初有一晚上，我去苏青家里，恰值爱玲也来到。她喜欢也在众人面前看着我，但是她又妒忌，会觉得她自己很委屈。”张爱玲为什么会觉得“妒忌”和“委屈”呢？其中实在大可玩味。尤其是胡兰成在一九四四年八月在周班公主编的《小天地》刊出的《谈谈苏青》一文，对苏青的人与文的深刻了解，实远较张爱玲在这之后（一九四五年四月）发表在《天地》的《我看苏青》来得透彻。张爱玲的文章有许多地方太过客套了，有些故意讨好苏青，例如“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就显得有些言不由衷。
黄恽在考察苏青的自传体小说《续结婚十年》（出版于一九四七年二月）一书，其中第十一章《黄昏的来客》写了原型是胡兰成的“谈维明”，以各种精彩的话语折服了独居的苏青，于是两人竟上了床，一阵激情之后：“谈维明抱歉地对我说：‘你满意吗？’我默默无语。半晌，他又讪讪的说：‘你没有生过什么病吧？’”黄恽《凶终隙末的苏青与张爱玲》，《万象》第十卷第十二期，二八年十二月。而《小团圆》中说：“文姬大概像有些欧美日本女作家，不修边幅，石像一样清俊的长长的脸，身材趋向矮胖，旗袍上罩件臃肿的咖啡色绒线衫，织出累累的葡萄串花样，她那么浪漫，那次当然不能当回桩事。‘你有性病没有？’文姬忽然问。他笑了。‘你呢？你有没有？’”似乎亦坐实了胡苏两人的情事。黄恽指出“当苏青了解到张、胡的恋情之后，苏青心里必定会有我不如张之感，那么最好的报复就是：我用过了，很无能，不屑再顾，由你拿去的不过是我的唾余而已。这样才能从心底里吐出一口恶气，正可谓凶终隙末。而在写这段文章时，也就是苏青与张爱玲永远绝交的时候了。”而张爱玲也以《小团圆》来报复三十年前的旧恨，只是当书出版时，苏青早已墓木已拱了（苏青于一九八二年去世）。
张爱玲与柳雨生、周黎庵
柳雨生（柳存仁）一九四三年四月在上海创刊《风雨谈》，倚仗太平印刷公司的雄厚财力，《风雨谈》一出版便是一百五十六页的三十二开本，更集结了一批南北名家如周作人、沈启无、周越然、纪果庵、谭正璧、谭惟翰、予且、周黎庵、陶亢德、苏青等人。苏青的成名作《结婚十年》，便是在《风雨谈》连载的。柳雨生与苏青交往甚多。苏青的《续结婚十年》中那个与女主人公亲密无间的“秀美书生”潘子美的原型，据黄恽的考证，就是柳雨生黄恽《苏青〈续结婚十年〉与人物原型对照表》，《万象》第十一卷第六期，二九年六月。柳雨生也在《天地》写过稿，《天地》第四期扉页背面就登过五个作家的照片，五颗星式的布局，张爱玲居中，左上角是柳雨生，右上角纪果庵，左下周班公，右下谭惟翰。张爱玲并没有为《风雨谈》写过任何一篇稿子，倒是柳雨生在一九四四年十月《风雨谈》第十五期写了《说张爱玲》一文，其中云：“寻思我国有过什么时代出产过这样的一位不庸俗的文士呢？在近年不是久矣没有看到的么？其作品所描写的人们之生活，如以香港的华洋杂处的妇女们之私生活为背景的，其锦绣古玩，服装华饰，一只玉镯，一瓶鼻烟，何一非承继盛伯熙或潘伯瀛们的时代之所谓盛世的氛围而来的呢？其言语、举止、笑貌、呜咽，以及其凄丽的没落的环境，有什么不可以为我们兴悲或哀郁的对象的呢？”而在《倾城之恋演出特刊》中柳雨生写了《如果〈倾城之恋〉排了戏》评介道：“在此动荡的时代环境里而犹能见到如此精练圆熟的文字，未尝不可说是一种非偶然的奇迹。”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六日起《倾城之恋》在新光大戏院公演，柳雨生说：“她（案：张爱玲）送了我十七夜场的戏票。可是，我因为急于快睹，十六夜先偕友人石小姐同往一观。”在十二月二十八日的上海《中华日报·中华副刊》，柳雨生发表了《观〈倾城之恋〉》，他说：“这戏无疑地仍旧不失为一九四四至四五年间的一出好戏——重头的、生动的、有血肉的哀艳故事。”
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五日，朱朴在上海创办了《古今》杂志，《古今》从第三期开始由曾经编辑过《宇宙风乙刊》的周黎庵（案：《宇宙风乙刊》开始由陶亢德编，到第二十期，周黎庵才介入）任主编。张爱玲有两篇文章，发表在《古今》，那是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一日在第三十四期上刊登的《洋人看京戏及其他》和同年十二月一日在第三十六期上刊登的《更衣记》。周黎庵在《魂兮归来，张爱玲》一文中说：“我那时正在编辑一本专谈掌故书画的刊物，她经柳存仁的介绍来看我，并以文稿一篇为贽。她生得并不算美，但风度甚佳，衣着却很奇异，后来才知道她的第二个爱好是衣裳的裁制。”又说：“张爱玲给我的文稿记得是谈服装裁制和西洋人看京戏的。要是像沈从文那种谈古代服饰的倒很适于接受，可惜她谈的是她本人设计的现代服装，殊不合我编辑杂志的格调；但为了柳存仁殷殷致意的介绍，只好用小字放在刊物的末尾发表。她对此大概很为不满，以后便不再来稿而转向柯灵和周瘦鹃编辑的刊物投稿，便如鱼得水，顿时轰动上海；不过她在上海发表的处女作，则确是那篇谈服装的近二千字短文。我和她仅此一面，以后虽同在上海，却未再有晤面的机会，算来已是五十多年前的旧事了。”由于周黎庵在写此文时年事已高，记忆难免有误。张爱玲早在周瘦鹃及柯灵主编的刊物发表文章了，远在《古今》之前，非在这之后；至于张爱玲上海发表的处女作，更非是《古今》的《更衣记》。再者周黎庵又记错一事，实际上是《洋人看京戏及其他》发表在前，《更衣记》发表在后。《更衣记》不是用小字发表的，用小字发表的倒是《洋人看京戏及其他》。至于这是否因此引发张爱玲的不满，我们不得而知。但确实是张爱玲掷下二文后，从此没有在《古今》发表文章了。
张爱玲与沈启无、关永吉
《小团圆》说：“他从华北找了虞克潜来，到报社帮忙。虞克潜是当代首席名作家的大弟子。之雍带他来看九莉。虞克潜学者风度，但是她看见他眼睛在眼镜框边缘下斜溜着她，不禁想到‘这人心术不正’。”文中的“首席名作家”是指周作人，虞克潜则指沈启无，沈启无曾是周作人的“四大弟子”之一，后来周沈交恶，周作人公开发表破门声明，从一九四四年的五月到十月，沈启无靠变卖书物维持生活。之后，胡兰成约他去南京编《苦竹》杂志。《小团圆》说胡兰成：“他也的确是忙累，办报外又创办一个文艺月刊，除了少数转载，一个杂志全是他一个人化名写的”。张爱玲有一段时间也在南京帮胡兰成办《苦竹》杂志（《对照记》有云：“炎樱的大姨妈住在南京，我到他们家去过。”），张爱玲在《苦竹》杂志上发表过《谈音乐》（第一期），《自己的文章》、《桂花蒸阿小悲秋》（第二期）。沈启无在《苦竹》杂志上发表过散文《南来随笔》和新诗《十月》（第二期）。其中《南来随笔》中有段评论张爱玲的文章，沈启无说：“仿佛天生的一树繁花异果，而这些花果，又都是从人间的温厚情感洗炼出来的。她不是六朝人的空气，却有六朝人的华瞻。”又说：“张爱玲，兰成说她的文章背景阔大，才华深厚，要占有一个时代的，也将在一切时代里存在。这话我并不以为是过誉，看她文章的发展，是有着多方面的，正如兰成说的，‘青春能长在，自由能长在，才华能长在’。生活对于她，不是一个故事，而是生命的渲染。没有故事，文章也写得很美。因为有人生做底子，所以不是空虚的浮华。她不像西洋厌世派，只写了感觉，在他们的手下，词藻只做成‘感觉的盛宴’。而她，把感觉写绘成感情，几乎没有一样感觉不可以写出来的，没有一样感觉不是感情的。她走进一切的生命里去，一切有情无情在她的作品里也‘各正性命’，得到一个完全的安静。所以，她的文章是温暖的，有庄严的华丽，也有悲哀，但不是惨伤的凄厉，所谓‘众生有情’，对人间世有着广大的爱悦的。”沈启无说他是针对张爱玲谈音乐、谈画的诸多文章而写的感想，至于张爱玲的小说《传奇》他还未即细读，总体而言沈启无的批评是有其见地的。
一九四五年初，沈启无随胡兰成到汉口接办《大楚报》。胡兰成任社长，他任副社长，后又找关永吉任编辑部长。关永吉在《大楚报》上恢复了《文笔》副刊（双周刊），名义上由沈启无主编，实际上还是关永吉在负责，沈启无只是在每期上发表一些诗歌。他在《文笔》上写的新诗，连同以前的旧作，包括他针对周作人写的《你也须要安静》，共二十七首，由《大楚报》社印成一册《思念集》。乱世中两个成年男人在一起共事，自然可以看出彼此为人处事中远距离难以观察到的层面。胡兰成在回忆录《今生今世》“汉皋解佩”一章中，有对沈启无侧面的记述：“沈启无风度凝庄，可是眼睛常从眼镜边框外瞟人。他会作诗，原与废名、俞平伯及还有一个谁，是周作人的四大弟子，北京的学术空气及住家的舒服温暖，在他都成了一种沉湎的嗜好。他的人是个既成艺术品，可以摆在桌上供神，但他的血肉之躯在艺术边外的就是贪婪。他要人供奉他，可是他从来亦不顾别人。”胡兰成的文字简约，然而嫌恶之情，溢于言表。不过，他们之间有经济上的纠葛，胡兰成又对沈启无在他的情人小护士周训德面前说他的坏话一事，耿耿于怀，他说：“第二天我与启无从报馆回来，在汉阳路上走时，我责问他：‘你对小周怎么说话这样龌龊！’启无道，‘小周都告诉你了么？’我叱道，‘卑鄙！’他见我盛怒，不敢作声，只挟着公事皮包走路，仍是那种风度凝庄，我连不忍看他的脸。两人如此默默的一直走到医院，我走在前面，他跟在后头，像拖了一只在沉没的船。启无从此惧怕我，出入只与永吉同行，有几次我在汉水渡船上望见他们两人已上岸先走了，像红楼梦里的一僧一道，飘然而去。”胡兰成的记述是难以全拿来当信史看的，况且他本身就是一个无行的文人。《小团圆》中“她看见他眼睛在眼镜框边缘下斜溜着她，不禁想到‘这人心术不正’”，显然地张爱玲受到胡兰成极大的影响。
关永吉（一九一六～二八），原名张守谦，笔名张岛。为华北沦陷区有影响的小说家、乡土文学的提倡者。一九四四年秋，去南京觅职未果，十一月初赴汉口任《大楚报》编辑部长。当时《大楚报》社，是武汉地区沦陷时期文艺书籍的重要出版单位，从一则“大楚报社新书”的预告，我们看到有“新评论丛刊”：《中日问题与日本问题》（胡兰成著）、《文明的传统》（胡兰成著）、《我所见到的中国》（傅天行著）。“快读文库”：《苗是怎样长成的》（关永吉著）、《倾城之恋》（张爱玲著）、《怒吼吧！中国》（王陵改编，俄国同名剧本）、《组织就是力量》（大楚报社论集）、《与武汉市民同在》（大楚报社论集）。“南北丛书”：《思念集》（开元著）、《怀狐集》（吴公汗著）、《镇长及其他》（关永吉著）、《牛》（关永吉著）、《奴隶之爱》（袁犀著）、《某小说家手记》（高深著）等书的预告。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在一九四五年五月在汉口大楚报社以“大楚报快读文库”之一出版。
张爱玲与路易士
张爱玲与路易士的关系，也是因胡兰成而起的。胡兰成在《路易士》（收入一九四四年一月上海中华日报社初版的《文坛史料》）文中说：“我和路易士相识，已有六年之久。”据王宇平的考证，一九三八年下半年路易士回昆明去接了家眷来，在香港学士台下面的一层桃李台找到了房子，先住十号，后来搬到二号。同年冬天，胡兰成也搬到了学士台，他在上海沦陷后被调到香港的《南华日报》担任主笔，同时在蔚蓝书店兼职。路易士经杜衡介绍结识胡兰成。王宇平《学士台风云——抗战初中期内地作家在香港的聚合与分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二七年第二期。
《小团圆》中提到邵之雍资助一个画家和一位诗人，诗人即路易士。路易士在《纪弦回忆录》中也说过胡兰成对他的帮助：“他知道我很穷，家累又重，离港返沪，已身无分文了，于是使用适当方法，给我以经济上的支援，而且，尽可能地不使我丢面子——例如暗中通知各报刊给我以特高的稿费；逢年过节，和我夫妇的生日，他都会派人送来一份厚礼，除了蛋糕，还有个红包哩。”一九四二年秋天，路易士到南京看望胡兰成，希望能给他解决生活问题，胡兰成便安排他任伪“法制局”秘书一职，但为时不久。路易士曾组织南京、上海、北京等地青年诗人成立“诗领土社”，出版《诗领土》杂志。我们看后来胡兰成办的《苦竹》第一期，除了胡兰成和他用化名写的大量文章外，就只剩下张爱玲的《谈音乐》和炎樱的《死歌》及路易士的“诗四首”——《大世界前》、《不唱的歌》、《真理》、《看云篇》。在《苦竹》这可说是胡兰成个人的杂志中，路易士还是被看重的。
张爱玲在一九四四年八月十日发表在《杂志》的《诗与胡说》中说：“我想起路易士。第一次看见他的诗，是在杂志的‘每月文摘’里的《散步的鱼》，那倒不是胡话，不过太做作了一点。小报上逐日笑他的时候，我也跟着笑，笑了许多天，在这些事上，我比小报还要全无心肝……”张爱玲又说后来读到了路易士的好诗，也就容忍了他“一切幼稚恶劣的做作”。她认为“路易士的最好的句子全是一样的洁净，凄清，用色吝惜，有如墨竹。眼界小，然而没有时间性，地方性，所以是世界的，永久的。”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一日，上海《东方日报》有一则小方块，标题是《张爱玲赞美路易士》，云路易士的诗既蒙当红女作家赞美，必定是好的，可惜自己看不懂：“近代新诗的进步，大概就是在令人难懂上面出颜色，张女士能懂得而加以赞美，此所以能成就女作家也夫？”
张爱玲与唐大郎、胡梯维、桑弧
小报界的“江南第一枝笔”唐大郎与实业家文化名人胡梯维及电影导演桑弧三人亲密无间，人称“三剑客”。唐大郎是唐云旌（一九八～一九八）的笔名，他还用过高唐、刘郎等笔名。唐大郎原在中国银行工作，一九三二年因雅爱写作，遂脱离银行，任小型报《东方日报》编辑，也因此认识了也在该报编电影版的龚之方。后来他俩一直合作，形影不离，成为老搭档了。一九四五年四月龚之方和唐大郎创办《光化日报》，虽沿袭小报的一向传统，偏重趣味和娱乐，但品格、情调不失正派，故在污浊的沦陷上海报坛，不失为一枝玉立青莲。前不久发现的张爱玲佚文《天地人》，便是发表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五日的《光化日报》第二号上，全文由六则互不相干的杂感组成，共六百余字。学者陈子善认为此文的亮相，只是张爱玲与龚、唐两人八年愉快合作的序幕。后来张爱玲在《大家》发表《多少恨》和《华丽缘》，在《亦报》发表《十八春》和《小艾》等，也都是龚、唐两人慧眼识宝，一手促成的。陈子善《张爱玲与小报——从〈天地人〉“出土”说起》，《书城》第十六期，二七年九月号。在张爱玲的文学生涯中，龚、唐两人所扮演的角色实在是太重要了。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张爱玲的《传奇》出了增订本，是由龚之方与唐大郎虚设的山河图书公司出版的，据龚之方说，当时出书必须有堂堂正正的刊行者和总经销，山河图书公司实际上是一块空招牌而已，所刊出的地址、电话是他和唐大郎写稿的地方。据沈鹏年《行云流水记往》书中说，唐大郎不但请上海著名的书法家邓散木为此书题写封面；还怂恿张爱玲写了《有几句话同读者说》刊于卷首，公开辟谣。唐大郎在一九四六、四七年间，曾为上海小报《铁报》写专栏《高唐散记》，在《序与跋》文中：“去年，《传奇》增订本出版，张爱玲送我一本，新近我翻出来又看了一遍，作者在封面的背页，给我写上了下面这几行字……我忽然想着，张小姐这几句话可以用作《唐诗三百首》（案：唐诗，唐大郎之诗）的短跋，同时请桑弧写一篇序文。他们在电影上，一个是编剧，一个是导演，在这本诗册上，再让他们做一次搭档。”张爱玲给唐大郎的题字是——“读到的唐先生的诗文，如同元宵节，将花灯影里一瞥即逝的许多乱世人评头论足。于世故中能够有那样的天真；过眼繁华，却有那样深厚的意境……我虽然懂得很少，看见了也知道尊敬与珍贵。您自己也许倒不呢！——有些稿子没留下真可惜，因为在我看来已经是传统的一部分。”这段文字倒是张爱玲的佚文。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日唐大郎以“唐人”笔名在《文汇报》发表《浮世新咏·读张爱玲著〈传奇增订本〉后》云：“传奇本是重增订，金凤君当着意描。”注曰：“张有《描金凤》小说，至今尚未杀青。”其实早在一九四五年七月《杂志》的“文化报导”，就说：“张爱玲近顷甚少文章发表，现正埋头写作一中型长篇或长型中篇，约十万字之小说：《描金凤》。将收在其将于不日出版之小说集中。”但据方型周刊《海风》说：“据与她相熟的人说起，这部书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杀青，奇怪的是她在全部脱稿以后，忽然嫌她起头的一部分，并不满意，所以截下来焚毁了，而现在只剩了下半部。”
胡梯维原名治藩（一九二～一九六六），是中国第一家民营银行浙江实业银行的掌权者，业余却办《司的克报》小报，以“梯公”、“鹈鹕”、“不饮冰生”、“拂云生”之名在《金钢钻报》、《社会日报》等小报上写短文，混迹于中下市民的文化圈子，是剧评家、京剧名票。抗战胜利后，胡梯维以浙江实业家身分接手并执掌了由大光明、国泰、美琪等影戏院组成的上海国光影院公司。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在胡梯维任大光明电影院总经理期间，做过胡的机要秘书达十年之久。据张茂渊的同事朱曼华说：“张爱玲有时随她姑姑一道看试片，和在座的人见面，也只微笑点头而已。”朱曼华《张爱玲和她的姑姑》，载《张爱玲研究资料》，于青编，一九九四年十二月，海峡文艺出版。胡梯维的夫人金素雯是“江南四大坤旦”之一，长期与周信芳（麒麟童）同台搭档，也能演话剧。一九四年在卡尔登演出《雷雨》，周信芳饰周朴园，金素雯饰繁漪，胡梯维饰周萍。后来和桑弧一道，干脆成立了业余话剧团“孤鹰”，该剧团排演过洪深的《寄生草》等。
桑弧原名李培林（一九一六～二四），一九三三年肄业于沪江大学新闻系，曾任中国实业银行职员。后来因得识著名导演朱石麟，在朱的鼓励下从事剧本写作。他起初写的三个剧本《灵与肉》、《洞房花烛夜》、《人约黄昏后》，均由朱石麟先后搬上银幕。一九四四年夏到一九四五年初，在朱石麟及陆洁的支持下，桑弧自编自导了《教师万岁》与《人海双姝》。文华影片公司成立后，桑弧成为该公司第一位基本导演。桑弧是经柯灵介绍认识张爱玲的。《不了情》、《太太万岁》，四十年代两人合作的影片曾在上海滩名噪一时。一编一导珠联璧合的搭配，轰动一时。桑弧与张爱玲之间的情事，一度充斥上海各大小报。绯闻并非空穴来风，《小团圆》最后一个出场的重要人物叫燕山，明眼人一看即知，此人乃桑弧无疑。《小团圆》细写两人的情事，更坐实了传说。曾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离休老干部的沈鹏年也说“龚之方曾主动想使桑弧与张爱玲缔结秦晋之好。解放后，前辈夏衍同志是上海市的文化主管，把桑弧吸收入上海电影制片厂任导演；把张爱玲吸收入剧本创作所任编剧，我亲眼看到‘桑弧与张爱玲合影’的彩色照片——这在当时，市场上没有彩色照片，只有电影厂有此条件。”一九九五年一月我们在拍张爱玲的纪录片时曾访问过桑弧，他看着我们递给他的张爱玲的照片时，他说“因为几十年没通音信了，我很难发表意见，我不准备谈”，几句话轻轻带过，个中消息，令人难以索解。
一九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十八春》在《亦报》连载的前一天，桑弧就以“叔红”的笔名发表《推荐梁京的小说》，他倾情礼赞：“我读梁京新近所写的《十八春》，仿佛觉得他是在变了。我觉得他的文章比从前来得疏朗，也来得醇厚，但在基本上仍保持原有的明艳的色调。同时，在思想感情上，他也显出比从前沉着而安稳，这是他的可喜的进步。”十天之后，有笔名“传奇”的发表《梁京何人？》。此人故做神秘地猜测“梁京”是何人，要引起读者的好奇，是深知宣传的高手，从文中提到他夫人亦是艺文圈内人，娘家在杭州来判断这对夫妻就是胡梯维、金素雯夫妇了。据魏绍昌文章说：“一九四六年七月，桑弧约我去石门一路旭东里他的家里宴会，同座的有柯灵、张爱玲、炎樱、胡梯维、金素雯、管敏莉、唐大郎、龚之方等。”可见他们彼此早就熟识了。《十八春》在连载期间，曾有“闹了归齐”一句，编者不懂去问唐大郎，唐大郎平常自诩多能听得懂北方土话，却也弄不清楚“归齐”两个字，只得把小样送去给张爱玲，问她看有没有错，张爱玲在小样上批道：“归齐”是北方话，没有错。（案：是“终了”的意思）为此学者陈子善说：“殊不知张爱玲虽然生在上海，长在香港，其祖籍乃河北丰润，祖父张佩纶是满清大臣，祖母是李鸿章之女，因此她对北方话也很熟悉，写作时能够信手拈来，恰到好处，难怪自诩懂得北方土语的唐大郎先生要自愧弗如。”《十八春》连载完后的第二天，唐大郎就去看张爱玲，之后马上登出《访梁京》一文，告知读者俟《十八春》修订好后，《亦报》马上出单行本，而梁京也将再有新作刊登《亦报》。这“三剑客”一路护驾着“祖师奶奶”，可谓“有情有义”了。
张爱玲与李君维
李君维（笔名东方蝃），上世纪四十年代就有“男张爱玲”的称号，一直被认为是张派传人，其实他只比张爱玲小两岁。李君维和炎樱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同学，李君维说：“一时心血来潮，就请炎樱作介前往访张。某日我与现在的翻译家董乐山一起如约登上这座公寓六楼，在她家的小客厅作客。这也是一间雅致脱俗的小客厅。张爱玲设茶招待，亏得炎樱出口风趣，冲淡了初次见面的陌生、窘迫感。张爱玲那天穿一件民初时行的大圆角缎袄，就像《秋海棠》剧中罗湘绮所穿的，就是下面没有系百褶裙。”尽管后来李君维想办一刊物，拟请张爱玲写稿，张爱玲当时正忙于写《多少恨》，是否应允写稿，未置可否。数日后，张爱玲请炎樱转交给他一便条，婉言相拒了。但他对张爱玲还是倾佩的，在同年十二月电影《太太万岁》上演特刊上，李君维写了《张爱玲的风气》说：“她的风气是一股潜流，在你生活里澌澌地流着，流着，流过了手掌心成了一酌温暖的泉水，而你手掌里一直感到它的暖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