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游走于文字与光影之间，撷取了两者之长，以宛如摄影机之笔，剥尽世间男女的华丽外衣，得窥世俗的雾散苍凉。一九四二年春张爱玲从香港返回上海，不久插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四年级就读，但不久后便因经济窘困等缘故而辍学，并开始卖文为生。据张子静在《我的姐姐张爱玲》一书中说：原来她回上海不久，就开始给英文《泰晤士报》写了一些剧评和影评，我因父亲家中没订这份报，不知道这件事。她说写剧评影评也花费不少心力，往往一写就全身投入，到学校上课就觉得很累，更不想去上学了。
姐姐从小就对电影有兴趣，也有自我见解，写影评倒是很合适的。上海成为“孤岛”后，外国影片来源较少，国产片也因胶片进口问题，出品不多。而人们心情苦闷，话剧的发展变得十分蓬勃。姐姐回到上海后，常去看话剧，从中认识一些现实的情况和人民的声音。我记得她对中旅剧团唐槐秋、唐若菁演的《雷雨》、《日出》，以及后来苦干剧团黄佐临导演，石挥、丹尼、张伐等人主演的《大马戏团》、《秋海棠》，乔奇等人主演的《浮生六记》，都很欣赏，常向我介绍他们各自的优点。京剧、越剧，她偶尔也去看，但不如看电影、话剧那么频繁。说到电影，张爱玲很小就独自一个人去电影院看电影，虽然来回都需家里佣人接送，有时遇到佣人迎接不及时，她还得在电影院门口等上好一会儿，但她却乐此不疲。有次她和弟弟张子静从上海去杭州亲戚家玩，刚到的第二天，看到报纸广告谈瑛主演的电影《风》，正在上海某家电影院上映，立刻就说要赶回上海去看。一干亲戚朋友怎样拦也拦不住，张子静只好陪她坐火车回上海，直奔那家电影院，连看两场。看完电影，张子静头痛得要命，而她却说：“幸亏今天赶回来看了，要不然我心里不知道多么难过呢！”
张子静又回忆到，张爱玲学生时代“订阅的一些杂志，也以电影杂志居多”。“在她的床头，与小说并列的就是美国的电影杂志，如《Movie Star》、《Screen Play》等等。”“三四年代美国著名演员主演的片子，她都爱看。如葛丽泰嘉宝、蓓蒂戴维斯、琼克劳馥、加利古柏、克拉克盖博、秀兰邓波儿、费雯丽等明星的片子，几乎每部必看。”
而张爱玲在《谈跳舞》、《谈看书》等文章中，也提到过一些她年轻时期看过的外国影片，如日本电影《狸宫歌声》和《舞城秘史》、法国电影《冬之狮》、美国电影《叛舰喋血记》和迪士尼动画片《白雪公主》、《木偶奇遇记》等等。其中《叛舰喋血记》两次不同版本的影片，她都看过。
除此之外，她更喜欢看国产影片。特别是三四十年代在中国影史崭露头角的阮玲玉、谈瑛、陈燕燕、顾兰君、上官云珠、蒋天流、石挥、蓝马、赵丹等人主演的影片。
一九三四年六月，蔡楚生编导的《渔光曲》联华出品，王人美、罗朋主演。在上海连映八十四天，盛况空前。万千观众之中自然少不了张爱玲，她甚至连片中的主题曲《渔光曲》都极为喜爱。
张子静就说，她不仅在练习钢琴时自弹自唱这首歌曲，还兴致勃勃地要教家里一个叫小胖的小佣人学唱。尽管不识字的小胖对开头的两句“云儿飘在天空，鱼儿藏在水中”，学了差不多一个上午，还是不太会唱，但张爱玲仍然其乐融融地教了一遍又一遍。可见她对这部影片喜爱之深。张爱玲曾自称“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她的内心世界是比较封闭的，因此难以合群，交友也很少。不过与她有深交的好友，大多也是电影的发烧友。例如她的终生至交炎樱，原是她就读于香港大学时的同学，也是当时常在一起看电影的同好。张爱玲曾在《烬余录》中热情夸赞她，原因之一就是一九四一年底日军攻打香港时，“同学里只有炎樱胆大，冒死上城去看电影——看的是五彩卡通。”
四十年代上海沦陷时期，另一个出名的女作家苏青，是张爱玲当时可以与之互换衣服穿的密友，她除了是一位对电影兴趣盎然的同道外，早在一九四二年底就曾入“中联”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日本人的逼迫下，上海“新华”、“艺华”、“国华”等十二家电影公司于一九四二年四月合并，成立了“中华联合制片有限公司”，简称“中联”。担任编剧。苏青曾说，她自己平时孝敬侍奉母亲的“常规”之一，就是陪母亲去看中国电影。而她自己去电影院看电影时，宁可冷淡遇见的女友，不与她们应酬交谈，也要“全神贯注到银幕上的动作和表情”。这种情况相较于张爱玲，可能是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另外写过《夜店》、《海誓》等十几个电影剧本的名作家柯灵，从张爱玲试笔文坛不久就给予了大力扶助，在他主编的著名杂志《万象》上，连续刊登了张爱玲的《心经》、《琉璃瓦》和《连环套》等小说，虽然后来因为张爱玲与《万象》老板平襟亚发生了一场稿费纠纷，闹到双方在报上打起笔墨官司，张爱玲索性自行腰斩《连环套》。但这事并没有影响到她与柯灵的交情，因此才有一九四四年《倾城之恋》搬上舞台的合作。
为了这事柯灵居间奔走，着实花了不少精力。首先是剧本的编写，张爱玲编好后请柯灵提意见，柯灵很尽心地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张爱玲也很认真地一遍又一遍地修改。除此而外，在柯灵的努力下，《倾城之恋》可以说是获得了当时最佳的演出阵容：剧团是曾为明星影片公司三大巨头之一的周剑云所创办的大中剧团，导演是列名当时上海话剧界四大导演之一的朱端钧，饰演白流苏的罗兰和饰演范柳原的舒适也是最走红的影剧明星。因此这档四幕八场的大型话剧。
上海兰心戏院。一九四四年话剧《倾城之恋》排练地。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七日《申报》上刊登的话剧《倾城之恋》广告。
在十二月十六日的上海新光大戏院位于宁波路广西路口，戏院比照西班牙及意大利中世纪建筑，一九三三年秋季起专映明星公司出品的影片。隆重首演，立即引起轰动，在此后的三个月中连演了八十场，几乎场场爆满。张爱玲从一位名小说家一下子又成为公众注目的“新闻人物”，这时应当是她最光彩夺目、辉煌耀眼的一刻。
三十多年后柯灵在《遥寄张爱玲》文中说：“事后我因此得到张爱玲馈赠的礼物——一段宝蓝色的绸袍料。我拿来做了皮袍面子，穿在身上很显眼。桑弧见了，用上海话说：‘赤刮剌新的末。’桑弧是影片《不了情》的导演，张爱玲的熟朋友。——但这是后话。”而后来有一次柯灵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张爱玲闻讯后还和胡兰成到他家看望，并要胡兰成对日本宪兵说情，设法营救柯灵。张爱玲不仅喜欢看电影、谈电影，她也喜欢评电影。早在一九三七年她当时还是上海圣玛丽亚女校高中三年级的学生，就在年刊《凤藻》上发表《论卡通画之前途》，对当时动画影片创作倾向和发展趋势，做出了精辟的评析。而在为《泰晤士报》写影评和剧评后，她在一九四三年为英文《二十世纪》月刊一连写了九篇文章，这其中有六篇也是影评，因此可说张爱玲的职业作家生涯，其实是从写影评开始的。
这六篇影评分别是：第四卷第五期（五月号）的Wife，Vamp，Child评的是《梅娘曲》和《桃李争春》；第四卷第六期（六月号）的The Opium War评的是《万世流芳》；第五卷第一期（七月号）的影评没有标题，评的是《秋之歌》和《浮云掩月》；第五卷第二、三期合刊（九月号）的Mothers and Daughters in law评的是《自由魂》、《两代女性》和《母亲》三部电影；第五卷第四期的影评也没有标题，评的是《万紫千红》和《回春曲》；第五卷第五期的China Educating the Family评的是《新生》、《渔家女》两部影片。
除此而外，张爱玲发表于一九四三年《古今》半月刊第四十三期的《洋人看京戏及其他》文中亦有评论《侬本痴情》这部电影。而发表于次年八、九、十月的《天地》月刊第十一、十二、十三期的《中国人的宗教》，也曾提及《人海慈航》这部影片。而根据《上海电影志》一书查得一九四三年整年度上海公映的国产影片共有五十五部，张爱玲评论过的影片竟高达十四部之多，她对电影狂热之程度可见一斑。而就在此时张爱玲的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倾城之恋》、《金锁记》再再为她赢得盛名，她稿约纷至，已无暇再撰写影评了。
然而好景不常，两年后抗战胜利，张爱玲却被视为“文化汉奸”而遭大加挞伐，所谓“名满天下，谤亦随之”。再加上胡兰成对她的负情，她销声匿迹，闭门自我沉潜，过着沉寂苦涩的岁月。就在此时，上海成立了一家新的电影公司，是由一位有数十年电影事业经历的老电影家吴性裁所创办的文华影片公司。公司由吴邦藩任经理，陆洁任厂长，黄佐临、桑弧负责艺术创作。
桑弧原名李培林，浙江宁波人，生于上海。一九三三年肄业于沪江大学新闻系，曾任中国实业银行职员。后来因得识著名导演朱石麟，在朱的鼓励下从事剧本写作。他起初写的三个剧本《灵与肉》、《洞房花烛夜》、《人约黄昏后》，均由朱石麟先后搬上银幕。一九四四年夏到一九四五年初，在朱石麟及陆洁的支持下，桑弧自编自导了《教师万岁》与《人海双珠》。文华成立后，桑弧成为该公司第一位基本导演。
编剧出身的他，特别重视剧本，于是他想到邀请张爱玲来为该公司编写第一部影片。据当时也加入文华负责宣传的龚之方的回忆说：“是我和桑弧取得了柯灵的介绍信，到派克公寓去看望张爱玲，请她尝试写电影剧本。当然，对张来说，写电影剧本感到很陌生，起初有些犹豫，后来她挺身站起来说：‘我写。’据说，张爱玲参看了发表在杂志上的好几个中外电影剧本后才动笔写的，很快地她完成了一个剧本交到文华公司。这个剧本就是成为文华公司的处女作的《不了情》。”
桑弧拿到这个剧本后，十分欣喜又极为重视，他选用了当时最红的男演员刘琼和退隐多年的女演员陈燕燕担纲演出。陈燕燕曾是张爱玲最喜欢的女明星之一，演过三十多部影片，被誉为“最有前途的悲旦”。虽然在抗战胜利前后曾一度息影，但此次参与演出，“面貌依旧美丽年轻，加上她特有的一种甜味。”还是很受观众的欢迎。此外在影片中扮演廖父和夏家女佣姚妈等重要角色的演员也很称职。因此《不了情》在一九四七年四月十日沪光、卡尔登戏院上映后，一炮打响，卖座极佳，造成相当大的轰动效应。张爱玲也趁势把剧本改写为中篇小说《多少恨》，于同年五、六月刊登于由唐大郎和龚之方主办的刊物《大家》月刊第二、三期上。
由于《不了情》的成功，桑弧又敦请张爱玲继续合作，据龚之方回忆说：“桑弧肚里藏了个腹稿，是个喜剧，他把剧本的框架告诉张爱玲参考，张因《不了情》的一举成功，心里有点甜头，对桑弧请她写第二个电影剧本慨然应允。她又较快地交出了剧本，在写作过程中没有和桑弧商量过什么，她一气呵成地把它写完。这个剧本后来就是文华公司的第二部作品——《太太万岁》，桑弧导演。剧本写得流畅风趣，笑料丰富。主演是蒋天流，蒋是话剧演员，又不失为银幕佳才，该片放映时，观众的笑声没有断过。可以这样说，张爱玲的第二个剧本，也是成功的。”影片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推出，尽管当时上海遇上了大雪的天气，但皇后、金城、金都、国际四大影院仍场场爆满。上海各大报称影片为“巨片降临”、“万众瞩目”、“精彩绝伦，回味无穷”、“本年度影坛压卷之作”等等，可见盛况之空前。
《不了情》故事描写一位中年企业家夏宗豫（刘琼饰），请来一位家庭女教师虞家茵（陈燕燕饰），为他的女儿补习功课。不久，夏宗豫和虞家茵产生了感情。夏宗豫长住乡下的太太赶到上海来兴师问罪，宗豫向家茵诉说自己的苦闷，他决定要和太太离婚，并向家茵吐露求婚之意。家茵“经过理智与情感的挣扎”，她不忍从夏太太手中夺走她的丈夫，于是她决定离开上海到厦门去教书，她偷偷地上了船，等到宗豫赶去看她时，已经是人去楼空了，两人空留一段“不了情”。
半个世纪后，因原影片及剧本早已散失，我们只能从《多少恨》这篇小说回溯到银幕上的声光幻影。张爱玲在《多少恨》的开头就说：我对于通俗小说一直有一种难言的爱好；那些不用多加解释的人物，他们的悲欢离合。如果说是太浅薄，不够深入，那么，浮雕也一样是艺术呀。但我觉得实在很难写，这一篇恐怕是我能力所及的最接近通俗小说的了，因此我是这样的恋恋于这故事。一个少女、一个太太；一段不起眼的感情、一些家庭琐事……张爱玲写的正是一个通俗的爱情故事，但由于看来有几分“对景”的片名（不了情）和小说名（多少恨）；而男主人公又恰好是个中年男子，加上此时张爱玲与胡兰成的感情又正在“将了”而“不了”之时，她又恋恋于这故事，将它写了一遍又一遍，不免让人联想到，她是否别有寄托。尤其是故事尾声时，张爱玲这样写着：家茵只顾低着理东西，宗豫又道：“家茵！难道我们的事这么容易就——全都不算了么？”他看看那灯光下的房间，难道他们的事情，就只能永远在这房间里转来转去，像在一个昏黄的梦里。梦里的时间总觉得长的，其实不过一刹那，却以为天长地久，彼此已经认识了多少年了。原来都不算数的。他冷冷地道：“你自己的心大概只有你自己明了。”家茵想道：“嗳，我自己的心只有我自己明了。”
第二天宗豫还是来了，想送她上船，她已经走了。……宗豫掏出手绢子来擦眼睛，忽然闻到手帕上的香气，于是他又看见窗台上倚着的一只破香水瓶，瓶中插着一枝枯萎了的花。他走去把花拔出来，推开窗子掷出去。窗外有许多房屋与屋脊。隔着那灰灰的，嗡嗡的，蠢动着的人海，仿佛有一只船在天涯叫着，凄清的一两声。在画面逐渐淡出时，是不了情也好，是多少恨也好，它们原只是一些色彩斑斓、婆娑耀眼的光与影罢了，曲终人散时，一切归于苍凉。因此学者丁亚平认为《不了情》“影片全神贯注于表述作者对人生与情感世界的细致感受，倒别有一番自况其身的寓言怀抱，有着与费穆《小城之春》相近似的丰富意蕴。”《太太万岁》是一出关于上海中产阶级家庭的轻喜剧。故事女主人公陈思珍，张爱玲认为“她的气息是我们最熟悉的，如同楼下人家炊烟的气味，淡淡的、午梦一般的，微微有一点窒息”；“她的事迹平淡得像木头的心里的涟漪的花纹”；她煞费苦心地“在一个半大不小的家庭里周旋着，处处委屈自己，顾全大局”。相较于《不了情》，《太太万岁》中有更多的巧合、噱头、误会，及更多编造的痕迹。
按照张爱玲的初衷，《太太万岁》似乎应该是《留情》，以至后来的《相见欢》，那样的近乎无事的“静的戏剧”，然而因为是电影，她不得不应付中国观众“太习惯于传奇”的胃口。但它的题材又不具备《不了情》那样的传奇性，于是张爱玲借鉴了好莱坞三四十年代的“疯颠喜剧”或“爱情喜剧”的特点，因此不断冒出的偶然性与情节的巧合、花样翻新的笑料与噱头、个性鲜明的角色塑造、人物间诙谐机智的对话、演员略带夸张的表演，使得影片显得有世俗气息的热闹，但张爱玲认为它总比观众酷嗜的白日梦式的传奇好得多。
因此现实生活中的陈思珍，“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然而她还得是一个安于寂寞的人。没有可交谈的人，而她也不见得有什么好朋友。她的顾忌太多了，对人难得有一句真心话。不大出去，可是出去的时候也很像样；穿上‘雨衣肩胛’的春大衣，手挽玻璃皮包，粉红脂白地笑着，替丈夫吹嘘，替娘家撑场面，替不及格的孩子遮盖……”在剧中陈思珍忙着团团转地敷衍周围的每一个人，瞒哄婆婆，好让她不为儿子操心；扯谎哄了父亲，借钱帮助丈夫的事业，贴上私房钱安抚佣人……简直长袖善舞，面面俱到，而又绝无私心。她费尽一切心机，不过是要扮演好一个合格的好太太的角色，以赢得家里及外头，上上下下的夸奖。
然而可笑的是，她善意的谎言全都弄巧成拙，无一不露出破绽，无一不被误解，谁也不领她的情，谁也不说她的好；更可气的是那位不识好歹的丈夫居然移情别恋，迷上了交际花。此时她苦心周旋于其中的世界似乎要塌了天了。对于离婚她有着清醒和理智：她帮丈夫最后一个忙——虽然他无情，但她还要有义（这不禁令我们想起张爱玲对胡兰成）；她把家里的钥匙都交还给丈夫——持家操劳不是那么容易的；她拿出空别针盒，里面有电影票的票根——你在外面的事，我“早就知道了”；她从容而镇定地收拾行李准备离开——一切真的无法挽回了……
然而张爱玲最后还是让思珍妥协了，因为如此既符合喜剧大团圆的结局，又暗合了张爱玲处理笔下人物的原则——虽然相当具有“主见”，但却又都是“不彻底”的人物。在张爱玲的眼中，思珍毕竟不是“英雄”，也不会是“娜拉”因为“娜拉”走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张爱玲索性不让思珍走了。“娜拉”是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剧中女主人翁的名字。她在真相大白、危机解除后，以及丈夫百般挽留的情形下，仍然毅然决然出走，不顾一切走出家门，她只能是“太太”。于是最后张爱玲安排了别针的失而复得，代表丈夫情感的失而复得，思珍的婚约也就离不成了——她如同张爱玲笔下所有的女性一样，张爱玲给思珍一个没有出路的出路，一个“得到了快乐的结局也并不怎么快乐”的结局。
影片最后是交际花对着镜头狡黠的眨眼，丈夫虽然回到太太的身边，但谁知他在时来运转后，是否会重新陷入诱惑中？而思珍将在平淡琐碎的家务中耗尽心智，她又能否获得真正的幸福与安逸呢？影片一如张爱玲的小说一样，留下了开放性的结尾，给人意味幽长的想像空间。至于一九四八年由桑弧编导的《哀乐中年》，学者郑树森根据张爱玲的香港好友宋淇先生的说法，认为“剧本虽是桑弧的构思，却由张爱玲执笔”。也因此《联合报》副刊在一九九年重刊《哀乐中年》时，署名张爱玲。一九九五年九月张爱玲在美国逝世后，《联合报》于九月十日发表了张爱玲生前写给该刊编辑苏伟贞的九封信，其中写于一九九年十一月六日的信云：伟贞小姐：
今年春天您来信说要刊载我的电影剧本《哀乐中年》。这部四十年前的影片我记不清楚了，见信以为您手中的剧本封面上标明作者是我。我对它特别印象模糊，就也归之于故事题材来自导演桑弧，而且始终是我的成分最少的一部片子。“联副”刊出后您寄给我看，又值贱忙，搁到今天刚拆阅，看到篇首郑树森教授的评介，这才想起来这片子是桑弧编导，我虽然参与写作过程，不过是顾问，拿了些剧本费，不具名。事隔多年完全忘了，以致有过误会。稿费谨辞。如已发下也当璧还。希望这封信能在贵刊发表，好让我向读者道歉。而无独有偶的，在五十多年前的《电影周报》第二期时间是一九四八年。也曾称《哀乐中年》的编剧是张爱玲。但随后出版的一期《电影周报》又做了更正：“文华公司导演桑弧继《太太万岁》后，新作已定《哀乐中年》。上期本刊说《哀乐中年》系张爱玲所编，这是一个小错误，《哀乐中年》实际是桑弧自己所编，而且已写好三分之一，这一个月中想把它杀青，开拍之期则排定在石挥导演的《母亲》之后，大概要在中秋左右了。”而龚之方也说：“有报上说，张爱玲为文华影片公司写了第三个剧本《哀乐中年》，这不确。《哀乐中年》是文华公司中后期的出品，是桑弧自编自导的，演员有石挥、朱嘉琛、韩非、李浣青等，与张爱玲无丝毫关系。”
其实这期间与张爱玲有关系的，倒是曾被傅雷誉为“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的《金锁记》曾一度可能被拍成电影。据一九四八年元旦《电影杂志》第七期，曾刊出一则小消息：“张爱玲继《太太万岁》之后，新作为《金锁记》，该片将仍由桑弧导演，女主角可能为张瑞芳，张爱玲为编写是剧，曾与张瑞芳商讨是剧之内容。”
可惜的是《金锁记》终没有被搬上银幕。但此时张爱玲和桑弧却被上海的小报传的沸沸扬扬的，深知内情的龚之方就说：“张爱玲为文华公司写电影剧本《不了情》，桑弧是导演，要讨论和探讨的事情很多，不免常常碰面，加上不多时张爱玲又为文华写了第二个剧本《太太万岁》，桑弧和她的接触就更频繁了。此时，桑弧年轻，人又忠厚老实，自从与朱石麟合作多年，也显出他对电影这门艺术是有才能的，尚未结婚。在旁人看来，张爱玲与桑弧不是天生的一对吗？实际上，从他们本人来说，张爱玲的心田里还凝结着与胡兰成这段恋情，没有散失（这点在当时我们是理会不到的）；桑弧则性格内向，拘谨得很，和张爱玲只谈公事，绝不会斗胆提及什么私事来的。可是，桑弧的朋友‘瞎起哄’的事情还在发展，我不知道别人做过什么，我则有一次与张爱玲见面，婉转地向她提过此类的想法，她的回答不是语言，只对我摇头、再摇头和三摇头，意思是叫我不要再说下去了。我就此碰了个硬钉子。因之，我可以在此做证，所有关于张爱玲与桑弧谈恋爱的事，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还有一点，当时上海的小报很多，他们谈话较随意，有的出于猜测，有的有些戏谑，这却是十足地冤枉了桑弧了。”上海解放初期，主管文艺的夏衍极为看重张爱玲的才华，他很想安排她到自己兼任所长的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担任编剧。然而因为有些人认为张爱玲在上海沦陷期间涉嫌“文化汉奸”的背景而持否定态度。夏衍一时未能如愿。而张爱玲当时虽然出席了上海第一届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并在龚之方奉夏衍之命所办的《亦报》上发表了长篇小说《十八春》和中篇小说《小艾》，但她还是深感不合时宜，于是在一九五二年的夏天，她以恢复在香港大学的学业为由，永远离开了她的上海，到了香港。虽然经一位朋友的努力，港大给了她一笔助学金，她也在港大住了两个月，但这笔为数不多的助学金并不能解决她的长期读书和生活费，原以为她十年前所获的奖学金还能拿到，此时，看情形也已经无望了。在香港她又无亲可投，于是她只好与当时在日本的密友炎樱联系，她决定放弃港大的学籍，在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八日她乘船去了日本。
这段过程张爱玲后来写成小说《浮花浪蕊》，她写女主人公洛贞从上海出来，经罗湖到香港。后来她又上了一艘货船，去日本东京投靠老同学谋职。有一天这艘船到了一个小岛，“她站在圆窗旁边，看见甲板一角。只见一群日本女人嘻嘻哈哈大呼小叫一拥而上，多数戴眼镜，清一色都是和服棉袄，花布棉裤，裤脚窄得像华北的扎脚裤，而大腿上松肥，整个像只火腿。也有男的，年轻得多，也不戴眼镜——年纪大些的大概都战死了——穿着垢腻的白地黑花布对襟棉袄，胸前一边一个菜碗口大的狂草汉字，龙飞凤舞，铁画铁钩，可惜草得不认识。显然这岛屿偏僻得连美军剩余物资都来不了，不然这些传统的服装早就被淘汰了。”
这些细节的描述，如果不是亲身目睹，恐怕是想像不出来的。而经过上海学者宋明炜通过香港学者黄德伟，在香港大学的存档中找到了张爱玲的一批信件，证实张爱玲在这期间确实曾去过日本一趟。曾有人为文道张爱玲在香港时，胡兰成也逃难至此，他们两人还有过接触，但此时风流多情的胡兰成身边已有吴四宝的遗孀佘爱珍，他也无意与张爱玲破镜重圆，两人从此就不再往来。所以此次张爱玲到日本应不曾和胡兰成有过任何接触，否则以胡与日本池田等人的关系，要为张爱玲谋职，当非难事。三个月后，张爱玲谋事未成，又重回香港。她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靠给美国新闻处做翻译工作维持生活。这期间她结识了被誉为世界著名三大戏剧藏书家之一的“褐木庐”主人宋春舫的哲嗣——宋淇先生，宋淇不仅是文学批评家、翻译家其夫人邝文美，后来在一九五六年还任国际电影懋业有限公司简称“电懋”公司。制片部主任，编写电影剧本《南北和》等。宋淇在《私语张爱玲》文中说：当年我们在上海时和爱玲并不相识，只不过是她的忠实读者。那时，像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我们都迷上了她的《金锁记》、《倾城之恋》、《沉香屑——第一炉香》。听说她脾气很怪，不喜欢与人往来，根本无缘识荆。想不到后来在香港邂逅相遇，晤谈之下一见如故，终于成为莫逆之交，二十余年如一日。他们的交情一直持续到张爱玲去世为止。
在香港期间，张爱玲翻译了陈纪滢的中篇小说《荻村传》为英文，书名为Fool in the Reeds，由美新处支持的霓虹出版社印行。此外她还翻译美国作家的作品，有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玛乔丽劳林斯获得一九三九年普立兹奖的《鹿苑长春》、马克范道伦编选的《爱默森文选》、华盛顿欧文的《无头骑士》等。其中有些译作是张爱玲移居美国时才完成的。后来她还参与宋淇主持的《美国诗选》、《美国现代七大小说家》两书的翻译工作。
当然这期间她更多的精力是用来写第一本英文小说The Rice Sprout Song，也就是后来的《秧歌》。《秧歌》的中文本先在以美新处为后台的《今日世界》杂志上连载，一九五四年七月出了单行本。一九五五年春天，《秧歌》的英文本为美国Charles Scribnerr\'s所出版。在这之后她又写了《赤地之恋》，她首先用中文写出，并曾在《今日世界》连载过。后来她又自译成英文，美国出版界表示没有兴趣。
在写作《赤地之恋》期间，宋淇夫妇经常去张爱玲的陋室小坐，以解她形单影只的寂寞。有时只有邝文美一人去，她俩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但每到晚上七点多钟，张爱玲就催邝文美回家，以免丈夫担忧。后来她还给邝文美取了个“My eight o\'clock cinderella”中文意即“我八点的灰姑娘”的雅号。
宋淇在《私语张爱玲》中还提到李丽华要请张爱玲编写剧本的事，他说：那时候我在电影界从事剧本审查工作。李丽华和我认识颇久，知道爱玲在香港，而且同我们相熟，再三要我代约爱玲一见。她当年在上海大卖其座的《假凤虚凰》桑弧导演，一九四八年文华出品。等片，与爱玲所编的电影剧本属同一公司出品，慕名已久，此刻刚组织了丽华影业公司，打算自资拍片，恨不得快些请到第一流人材为她编剧以壮大声势。她听说爱玲性情孤僻，绝不见生客，因此托我想办法安排。这明明是出难题给我做，叫人伤透脑筋。一方面，李丽华的水磨功夫是出名的，而且她又是红得发紫的天王巨星，肯亲自出马，等于纡尊降贵，实在难以推辞；另一方面，这话却不能和爱玲直言相谈，否则强其所难，可能为她断然拒绝。只好多费时间用文火炖、慢火熬，终于获得爱玲首肯，约定了一个日期。
“记得那天下午，李丽华特地从九龙过海来我家，打扮得非常漂亮，说话也特别斯文，等了相当久，爱玲才迤迤然而来。她患深度近视，又不肯戴眼镜，相信李丽华在她眼中只不过是一片华丽的光影。坐了没多久爱玲托词有事，连我们特备的茶点都没吃就先行告退了。爱玲那时把全副精神放在《赤地之恋》上，同时在申请移居美国，根本没有心思写剧本。日后虽然写了几出电影剧本，也没有一部由李丽华主演。两人的缘分仅止于这惊鸿一瞥似的短聚。”此后张爱玲赴美，并结识了曾为好莱坞编写过十二年电影剧本的德裔作家赖雅，不久两人就结婚了。等到她再度和香港电影界合作，那又是十年后的事情了。那时张爱玲在美国生活窘迫，加上赖雅又年老体衰，整个生活重担完全落在张爱玲身上。
宋淇当时任五六十年代香港电影界最有实力的电懋影业公司的制片人，这使他有机会帮助处在窘境中的张爱玲。从一九五六年起至一九六四年止，张爱玲一共为电懋编写了八个电影剧本，分别是：一九五七年的《情场如战场》、一九五八年的《人财两得》、一九五九年的《桃花运》、一九六年的《六月新娘》、一九六二年的《南北一家亲》、一九六三年的《小儿女》、一九六四年的《一曲难忘》和《南北喜相逢》。另外《魂归离恨天》剧本虽写好，但没有拍摄成影片。
电懋时期编写的八个剧本，和文华时期的两个剧本，构成了“张爱玲的电影”的两种不同意涵。论者戴莹莹就指出，“‘文华时期’是在张爱玲对电影本性及定位的认识的基础之上，通过对电影的利用而完成的，由她极具电影化思维的文学领域通向电影的；而‘电懋时期’除了其对女性情感以及家庭等女性生存终极目标的意义的理解还在做孜孜地探讨之外，此时的‘张爱玲电影’则更多地显现出淹没在其影片公司‘片厂制度’之下的产品。”
而香港作家也斯在《张爱玲电影的都市想像》中说：“张爱玲为电懋编剧的《情场》电影是典型的片厂爱情喜剧，却渗进了女性的自觉意识；《南北》系列纾解了省籍的对立，以年轻一代的西化空间见证乡土观念的消失；《小儿女》在危险的都市空间中让上下两代调整偏执，寻求新的伦理关系。把它们放回五六十年代在粵语片中发展出来的都市想像中看，饶有趣味。”
在这八个剧本中，采取的都是好莱坞的模式，有些还难免有点急就章，其中较为成功的，当推《小儿女》。它似乎还可以延续张爱玲在“文华时期”的作品。尤其是张爱玲从文学中沿续而来的最具“张爱玲风格”式的细节化描写，如在《太太万岁》中的碗、别针、留声机、票根，甚至陈思珍的蒲扇和交际花的檀香扇的描写，到了《小儿女》中则变成了三次的气球的描写。
头一次是景慧替弟弟吹气球，力乏吹不胀，孙川帮忙，见上面留下唇膏印，想到这是间接的接吻，以目视慧，景慧大窘，孙川郑重将气球吹好扎起，好似许下心愿，是为两人灵犀已通；第二次气球的出现，是孙川发誓为景慧可做任何牺牲之后，她回到家中沉吟着取来气球慢慢吹气，渐渐胀大的气球象征她对美满姻缘的幻想，而当她手一松，气球泄气，又正合人物内心的顿挫；第三次出现，景慧无奈地应付不懂事的弟弟，许诺永不结婚，这时手一松气球飞出去，仿佛是彻底放弃了婚姻的幻想。
这时期的剧本除了《小儿女》还保有以细节化道具来对生活形态的展示外，其余影片可说是消失殆尽；代之的是正如论者戴莹莹所言的，“爱人之间的争吵与和解、夫妇间混战、夸张的炫耀与虚荣、诡计欺骗与乔装打扮；以及脸谱化的人物性格：易怒的父亲、不讲道理的丈夫、机智的仆人、自高自大的花花公子，以及多情的妻子；他们都说着来自于传统的口头化的幽默的格言警句、俏皮话，以及荒唐的错误用词；它们多发生于客厅（室内），以众多诙谐和被复杂化的对话为特征。”张爱玲从小爱看电影，后来更靠写影评为生，因此她大量地观摩影片（其中大部分是好莱坞的电影），然后从颇有心得的电影中汲取灵感，她以“电影语言”来为她的小说增添华彩。她的作品里那些屡被激赏的“蒙太奇”式的文字段落，看似信手拈来，但又运用得恰如其分，出神入化。她在《金锁记》这么写着：她从枕头边摸出一只口琴，半蹲半坐在地上，偷偷吹了起来。犹豫地“Long Long Ago”的细小的调子在庞大的夜里袅袅漾开。不能让人听见了。为了竭力按捺着，那呜呜的口琴声忽断忽续，如同婴儿的哭泣。她接不上气来，歇了半晌，窗格子里，月亮从云里出来了。墨灰的天，几点疏星，模糊的缺月，像石印的图画，下面白云蒸腾，树顶上透出街灯淡淡的圆光。长安又吹起口琴来。“告诉我那故事，往日我那最心爱的故事，许久以前，许久以前……”这种电影化的描写方式，使得张爱玲小说中的心理刻画段落往往是融合了动作、景物、声音、心理于一体，带给读者浑然一体的视听通觉感受。通过她的描写，使读者领悟到其中造形美的动人，更能感受到层层推衍的心理变化以及细腻的情感波动。
而“风从窗子进来，对面挂着的回文雕漆长镜被吹得摇摇晃晃，磕托磕托敲着墙。七巧双手按住了镜子。镜子里反映着翠竹帘和一幅金山绿水屏条依旧在风中来回荡漾着，望久了，便有了一种晕船的感觉。再定睛看时，翠竹帘已经褪色了。金绿山水换了一张丈夫的遗像，镜子里的人也老了十年”。这段描写曾被傅雷指出：“这是电影的手法：空间与时间，模模糊糊淡下去，又隐隐约约浮上来了。巧妙的转调技术。”
张爱玲借电影中“淡出”与“淡入”的手法，在过去、现在、未来间自由地跳跃；在人物、景物、情境与心理感觉之间随意地抽取。论者指出，张爱玲用她的笔（开麦拉）打碎了叙述的规范，各种元素在她手中灵活调度，并信步穿梭于远景、特写与正拍、反拍之间，而这种电影化的“自由”，使淡薄雾幛里神秘莫测之中的张爱玲看似漫不经心，其实其深刻更显彻底。她不同于新感觉派的电影感是捕捉外在的感官，她有的更是来自内心情感的刻画。她游走于文字与光影之间，撷取了两者之长，以宛如摄影机之笔，剥尽世间男女的华丽外衣，得窥世俗的雾散苍凉。她以她“苍凉”的“启示”描绣了历史，无论是沉寂或是喧哗……她令天下无数的“张迷”为之倾慕不已！
而张爱玲在散文《私语》中描写她和后母及父亲发生冲突的真实景象——我后母一路锐叫着奔上楼去：“她打我！她打我！”在这一刹那间，一切都变得非常明晰，下着百叶窗的暗沉沉的餐室，饭已经开上桌了，没有金鱼的金鱼缸，自瓷缸上细细描出橙红的鱼藻。我父亲趿着拖鞋，拍达拍达冲下楼来，揪住我，拳足交加……而这真实情景到小说《心经》时，张爱玲以电影镜头似的近焦扫描，慢慢地横摇家中室内的零乱景象，尤其是满地的玻璃屑，象征着父亲镜像的碎裂，这碎片刺痛着小寒的身体、双眼和心中的记忆。张爱玲的镜头是这样拍的——“小寒望着他。都是为了他，她受了这许多委曲！她不由得滚下泪来。在他们之间，隔着地板，隔着柠檬黄与珠灰方格子的地席，隔着睡熟的狸花猫，痰盂，小撮的烟灰，零乱的早上的报纸……她的粉碎了的家！……短短的距离，然而满地似乎都是玻璃屑，尖利的玻璃片。她不能够奔过去。她不能够近他的身。”文字与影像在此时做出最完美的渗透！尤有甚者，张爱玲有许多小说完全是用电影上的布局和架构写成的，因此她的小说被认为最具有电影感。所以《倾城之恋》、《怨女》、《红玫瑰与白玫瑰》、《半生缘》相继搬上银幕，大概是新文学作家中被改编成电影最多的一个。而她写于五十年代，发表于八十年代的短篇小说《色，戒》，其电影感之丰富，则更可视为张爱玲的分镜头脚本了。我们看其中暗杀的一场戏——他的侧影迎着台灯，目光下视，睫毛像米色的蛾翅，歇落在瘦瘦的面颊上，在她看来是一种温柔怜惜的神气。
这个人是真爱我的，她突然想，心下轰然一声，若有所失。
太晚了。
店主把单据递给他，他往身上一揣。
“快走，”她低声说。
他脸上一呆，但是立刻明白了，跳起来夺门而出，门口虽然没人，需要一把抓住门框，因为一踏出去马上要抓住楼梯扶手，楼梯既窄又黑魆魆的。她听见他连蹭带跑，三脚两步下去，梯级上不规则的咕冬嘁嚓声。
太晚了。她知道太晚了。
店主怔住了。他也知道他们形迹可疑，只好坐着不动，只别过身去看楼下。漆布砖上哒哒哒一阵皮鞋声，他已经冲入视线内，一推门，炮弹似地直射出去。店员紧张跟在后面出现，她正担心这保镖身坯的印度人会拉拉扯扯，问是怎么回事，耽搁几秒钟也会误事，但是大概看在那官方汽车份上，并没拦阻，只站在门口观望，剪影虎背熊腰堵住了门。只听见汽车吱的一声尖叫，仿佛直耸起来，呯！关上车门——还是枪声？——横冲直撞开走了。
放枪似乎不会只放一枪。
她定了定神。没听见枪声。
一松了口气，她浑身疲软像生了场大病一样，支撑着拿起大衣手提袋站起来，点点头笑道：“明天。”又低声喃喃说道：“他忘了有点事，赶时间，先走了。”
店主倒已经扣上独目显微镜，旋准了度数，看过这只戒指没掉包，方才微笑起身相送。这整个暗杀过程及布局，只因女主角的一念之仁放走老谋深算的特工男主角，其间危机四伏、间不容发。张爱玲以精准无误的场面调度、细节的特写，心理的刻画，利落的剪辑，完成一场悬疑紧张得令人喘不过气的精彩好戏，是那么地游刃有余。在文字与光影中，我们看到张爱玲自由地游走，出神而入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