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胡适竟然在大冷天跑到她住的救世军女子宿舍来看她。
望着严严实实裹着围巾，脖子缩在半旧的黑大衣里，肩背厚实，头脸显得很大的胡适，张爱玲也怔住了。
这是她的神明，她的偶像，距她这样近，这样衰老而可亲。一九五四年七月张爱玲的《秧歌》在香港出了中文版，不久她给当时在美国的胡适寄了一本，其用意除希望获得胡适的青睐外，恐怕也想借他之力向外界推介。因此张爱玲还随书附有一封短信，这封信后来被胡适黏贴在他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三日的日记里，因此得以保存下来，其原文如下：适之先生：
请原谅我这样冒昧地写信来。很久以前我读到您写的《醒世姻缘》与《海上花》的考证，印象非常深，后来找了这两部小说来看，这些年来前后不知看了多少遍，自己以为得到不少益处。很希望你肯看一遍《秧歌》。假使你认为稍稍有一点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那我就太高兴了。这本书我还写了一个英文本，由Suibueio出版，大概还有几个月，等印出来了我再寄来请您指正。
张爱玲十月二十五后面还附有张爱玲在香港北角的英文地址。这是张爱玲和胡适的首次书信往来。胡适是一九四九年四月六日从上海坐船赴美的，直到一九五八年四月八日取道东京回台北，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为止，期间在美国有整整九年的时光。据研究胡适的专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周质平教授在《胡适的暗淡岁月》文中说：“在这段期间，除偶尔回台开会演讲以外，胡适住在纽约东八十一街一四号的一个公寓里。在这九年时间里，唯一比较正式而有固定收入的工作是一九五年七月一日起聘，到一九五二年六月三十日终止的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一职。”
曾经是中国白话文运动之父，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三十五个荣誉博士学位的拥有者，二次大战期间，还担任过中国驻美大使，在全美做过多次演讲的胡适，这段期间，对他而言是他一生中最苦闷、惆怅、饱受折磨与凌辱的岁月。
曾为胡适做口述历史的唐德刚教授就回忆说：那是五十年代的初期，也是大纽约地区中国知识分子最感窒息的时代。当年名震一时的党、政、军、学各界要人，十字街头，随处可见。但是他们的言谈举止，已非复当年。中国大陆，那时正是土改肃反，杀气腾腾，实情如何，难以蠡测。台湾那时在一般人想像中，也只是个瘴疠满山，蛇蝎遍地的亚热带小岛——一个重洋之外，烟水乡里，无从捉摸的“香格里拉”！干脆当难民，就在纽约定居吧！但是长安之居，谈何容易！加以当时排华之律未全除，种族歧视犹健在。那些挂冠部长、解甲将军、退职学人，到此时此际才了解本身原来力难缚鸡，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谋生乏术。
就拿胡适之先生来说吧，胡氏在纽约退休之时，精力犹盛，本可凭借北美之资财，整理中华之国故。孰知他底盖世才华，竟只能在普林斯敦大学做一短期的中文图书管理员。这一职位，因很少洋学者可以担任，笔者后来在哥大亦承乏至七年之久。自我解嘲一番，这是个学术界清望甚高的位置。事实上，它在整个大学的行政系统中，则微不足道。经院官僚，根本不把这部门当做一回事。任其事者亦自觉人微言轻，无啥建树之可言。笔者何人？居其位犹不免有倚门弹铗之叹，况胡适博士乎？曾经“冠盖满京华”的胡适，在此时可说是“门前冷落车马稀”，也因此夏志清先生在唐德刚《胡适杂忆》的序中说：“张爱玲未去美国前，从香港寄他一本《秧歌》，他真的读了，还写了封恳切的回信。同样情形，姜贵从台湾寄他一册《今梼杌传》，他也真的读了，也写了很长的回信。胡适识拔张、姜两人，当然是文坛佳话，也证明他读当代小说，确有卓见。但话说回来，对胡适而言，这两位作家都是毫无名望的；他有时间读他们的赠书，表示他手边没有急急要办的正事。普通名学者，自己忙于著作，心有余而力不足，收到的赠书太多，即使想看，也抽不出空来，何况中国当代小说，并非胡适研究的主要对象胡适晚清小说读得极熟，他文章里绝少提到二三十年代的小说——少数人的短篇例外——很可能连茅盾、老舍、巴金的长篇他都没有碰过。”
但胡适接到《秧歌》后却先后读了两遍，并就读后的感想写了颇长的回信。胡适在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三日补写的日记上说：去年十一月，我收到香港张爱玲女士寄来她的小说《秧歌》，并附有一信。我读了这本小说，觉得很好。后来又读了一遍，更觉得作者确已能做到“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近年所出中国小说，这本小说可算是最好的了。一月二十五日，我发她一信，很称赞此书。我说，“如果我提倡《醒世姻缘》与《海上花》的结果单只产生了你这本小说，我也应该很满意了。胡适此信没有留下底稿，幸运的是这封信被保留在张爱玲的《忆胡适之》一文中。从张、胡两人一来一往的信看来，他们的话题是绕着《醒世姻缘》和《海上花》而来的，‘平淡而近自然’更是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海上花》的评价。鲁迅说：光绪末至宣统初，上海此类小说之出尤多，往往数回辄中止，殆得赂矣，而无所营求，仅欲摘发伎家罪恶之书亦兴起。惟大都巧为罗织，故作已甚之辞，冀震耸世闻耳目，终未有如《海上花列传》之平淡而近自然者。”
可见，《海上花》是联系他们两人的纽带，而其“平淡而近自然”的艺术风格，也是他们两人共同的兴趣。此后张爱玲花了许多时间从事于《海上花》的国语和英语的翻译，其殆源于此。张爱玲在《忆胡适之》一文中提到，她从小看《胡适文存》是在父亲窗下的书桌，坐在书桌前看的。那是她最早和胡适的接触，已是在二十年代后期了。张爱玲在文中还谈到她母亲黄逸梵和姑姑张茂渊曾和胡适同桌打过牌这可能是一九三年五月以后的事，当时胡适辞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一职，而尚未北返。其时张爱玲父母亲因性情不和，而由母亲主动提出离婚，母亲和姑姑搬出宝隆花园洋房，改住到法租界公寓。当时因张爱玲和弟弟还随父亲住在宝隆花园，因此并没有机会得见胡适。这之后张爱玲的母亲再度出国，而胡适也于同年十一月返回北京大学。；而战后报上登着胡适卸下驻美大使职务回国的照片，不记得是下飞机还是下船，笑容满面，笑得像个猫脸的小孩，打着个大圆点的蝴蝶式领结，姑姑看着笑了起来说：“胡适之这样年轻！”张爱玲对胡适的崇拜还来自“五四”运动，她说：我屡次发现外国人不了解现代中国的时候，往往是因为不知道五四运动的影响。因为五四运动是对内的，对外只限于输入。我觉得不但我们这一代与上一代，就连大陆上的下一代，尽管反胡适的时候许多青年已经不知道在反些什么，我想只要有心理学家荣格所谓民族回忆这样东西，像“五四”这样的经验是忘不了的，无论湮没多久也还是在思想背景里。荣格与佛洛依德齐名。不免联想到佛洛依德研究出来的，摩西是被以色列人杀死的。事后他们自己讳言，年代久了又倒过来仍旧信奉他。张爱玲这个也是吃五四的奶汁长大的作家，在此也承认作为五四新文化领袖的胡适的影响，对于五十年代中期大陆的批判胡适和台湾对《自由中国》时期胡适等人的冷对，张爱玲巧妙地借佛洛依德关于摩西与以色列的关系，来暗示胡适的贡献将会在日后受到肯定。这个“同情地了解”的先见之明，张爱玲一直没有改变过，直到一九六一年十月中，她唯一的台湾行，和作家王祯和还谈到：“现代的中国与胡适之的影子是不能分开的。”她对胡适的钦佩之情，由此可见。
因此张爱玲在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她到纽约不久就和炎樱去见同在纽约的胡适。张爱玲在《忆胡适之》里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那条街上一排白色水泥方块房子，门洞里现出楼梯，完全是港式公寓房子，那天下午晒着太阳，我都有点恍惚起来，仿佛还在香港。上了楼，室内陈设也看着眼熟得很。适之先生穿着长袍子。他太太带点安徽口音，我听着更觉得熟悉。她端丽的圆脸上看得出当年的模样，两手交握着站在当地，态度有点生涩。我想她也许有些地方永远是适之先生的学生，使我立刻想起读到的关于他们是旧式婚姻罕有的幸福的例子。而胡适在十一月十日的日记写道：“Called on Miss Eileen Chang，张爱玲，auther of 《秧歌》。始知她是丰润张幼樵的孙女。张幼樵（佩纶）在光绪七年（一八八一年）作书介绍先父（胡传，字铁花）去见吴愙斋（大澂）。此是先父后来事功的开始。幼樵贬谪时，日记中曾记先父远道寄函并寄银两百两。幼樵似甚感动，故日记特书此事《涧于日记》有石印本。幼樵遗集中竟收此介绍一个老秀才的信，——我曾见之，——可见他在当时亦不是轻易写此信也。”
由此可见在张爱玲走后，胡适认真地查了资料，理清了张爱玲的祖父曾经帮助过他的父亲胡铁花，而胡铁花也在一八八四年张爱玲的祖父被贬谪到张家口时，知恩图报地致函并接济过他。有了这一层关系，使原本就乐于提携后进的胡适。
从胡适与杨联陞的书信集中，我们发现在五十年代，胡适为协助史学家劳榦来美访问研究，曾多次与杨联陞书信往返，并想尽办法代为筹措经费，对张爱玲就更加特别的关心。
后来张爱玲又只身去看过胡适一次，且在胡适的书房与他对谈了很久。书房里有一整面墙全是书架，高齐房顶，似乎是订制的，但没搁多少书，全是一叠一叠的文件夹子，多数乱糟糟露出一截纸，这大概是胡适考证《水经注》的材料吧，张爱玲说她看着就心悸。话题从看书开始，胡适问她在纽约看书方不方便，说：“你要看书可以到哥伦比亚图书馆去，那儿书很多。”张爱玲笑着说，她常到市立图书馆借书，但还没有到大图书馆看书的习惯。这种回答其实是婉拒了胡适的建议，在胡适的想法里，大图书馆藏书丰富，可上下求索，是做学问的宝库；而在张爱玲的想法是小图书馆收藏的通俗刊物，可能更贴近她创作时寻常百姓生活的题材。
感恩节时，胡适担心张爱玲一个人寂寞，他打电话给张爱玲约她去吃中国馆子，但偏巧这天张爱玲因与炎樱逛街受了风寒，加上呕吐，因此只得婉拒了胡适的邀请。
最让张爱玲感动的是，有一天胡适竟然在大冷天跑到她住的救世军的女子宿舍来看她。张爱玲请他在一个公用客厅里坐，里面黑洞洞的，足足有个学校礼堂那么大。张爱玲无可奈何地笑着，对胡适表示歉意。但胡适很有涵养，直赞这个地方好。后来胡适要走时，她送胡适到大门外，两人站在台阶上说话，冷风从远方吹来，胡适看着街口露出的一角空漾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雾，看得怔住了。望着严严实实裹着围巾，脖子缩在半旧的黑大衣里，肩背厚实，头脸显得很大的胡适，张爱玲也怔住了。这是她的神明，她的偶像，距她这样近，这样衰老而可亲。张爱玲说：我也跟着向河上望过去微笑着，可是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适之先生。后来张爱玲搬到美国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去，和胡适断了消息。一九五八年张爱玲申请到南加州亨亭屯·哈特福基金会（Huntington Hartford Foundation）去住半年，那是A&P超级市场后裔办的一个艺文作场，张爱玲请胡适作保，胡适答应了，并把张爱玲三四年前送他的那本《秧歌》寄还给她。张爱玲说该书经胡适通篇圈点过，又在扉页上题字。张爱玲当时的心情是“我看了实在震动，感激得说不出话来，写都无法写”。于是她写了封短信去道谢。而同年的四月八日胡适就取道东京返回台北了。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四日胡适因心脏病猝逝于中央研究院新院士的迎新酒会上，终年七十二岁。张爱玲说：……看到噩耗，只惘惘的。是因为本来已经是历史上的人物？我当时不过想着，在宴会上演讲后突然逝世，也就是从前所谓无疾而终，是真有福气。以他的为人，也是应当的。对于死亡，张爱玲总是处之淡然，因此她对胡适的哀悼也是异于常人的。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三十三年后，她也以一种异于常人的方式，悄悄地告别了人世，留下“苍凉”的手势。张爱玲给胡适的信中提到，因为读了他的《醒世姻缘》和《海上花》的考证，而找了这两部小说来看，“这些年来前后不知看了多少遍，自己以为得到不少益处。”又说：“《醒世姻缘》和《海上花》一个写得浓，一个写得淡，但同样是最好的写实的作品。我常常替它们不平，总觉它们是世界名著。《海上花》虽然不是没有缺陷的，像《红楼梦》未写完也未始不是一个缺陷。缺陷的性质虽然不同，但无论如何都不是完整的作品。我一直有个志愿，希望将来能把《海上花》和《醒世姻缘》译成英文。里面对白的语气非常难译，但也并不是绝对不能译的。”
我们知道在二十年代中期韩邦庆（子云）的《海上花列传》的研究，曾掀起一股小小的热潮，当时出现了一系列在史料和批评方面颇具价值和深度的文章，如孙家振《退醒庐笔记》中的“海上花列传条”、颠公的《懒窝随笔》、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的“清之狭邪小说”一节，及刘半农的《读海上花列传》和胡适的《海上花列传序》该两篇文章收入亚东版的《海上花列传》一书。
胡适在文中盛赞《海上花》为“吴语文学的第一部杰作”，后来张爱玲甚至说它是“方言文学的第一部杰作”。胡适虽然对作者的写作技法没有正面加以评价，但对作者的自觉性和大胆尝试还是予以肯定的，他说：“《海上花》的人物各有各的故事，本身并没有什么关系，本不能合传，故作者不能不煞费苦心，把许多故事打通，折叠在一块，让这几个故事同时进行，同时发表。主脑的故事是赵朴斋兄妹的历史，从赵朴斋跌跤起，至赵二宝做梦止。其中插入罗子富与黄翠凤的故事，王莲生与张蕙贞、沈小红的故事，陶玉甫与李漱芳、李浣芳的故事，朱淑人与周双玉的故事，此外还有无数小故事。作者不愿学儒林外史那样先叙完一事，然后再叙第二事，所以他改用‘穿插、藏闪’之法，‘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阅者‘急欲观后文，而后文又舍而叙他事矣’。”
而张爱玲更指出：“《海上花》其实是旧小说发展到极端，最典型的一部。作者最自负的结构，倒是与西方小说共同的。特点是极度经济，读着像剧本，只有对白与少量动作。暗写、白描，又都轻描淡写不落痕迹，织成一般人的生活的质地，粗疏、灰扑扑的，许多事‘当时浑不觉’。所以题材虽然是八十年前的上海妓家，并无艳异之感，在我所看过的书里最有日常生活的况味。”
张爱玲对《海上花》的译注，可说是由于胡适的点拨而达成的。张爱玲除将书中的吴语对白悉数译为国语外，还将其译为英文虽然今仅存首两回，刊登在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出版的《译丛》（Renditions）外，余皆散失。可见其用力之深。除此而外她还剔除原书中“溃烂”的部分，并重新修补，成为情节紧凑的六十回本原著为六十四回。这已仿效当年才子金圣叹的“腰斩”《水浒传》为七十回本。而张爱玲对韩邦庆最自负的“穿插、藏闪”法，在欣赏领悟之余，又特将其注出，犹如金圣叹之批《水浒传》、张竹坡之批《金瓶梅》、脂砚斋之批《红楼梦》。张爱玲别具会心的抉隐发微，有意无意间延续了明清评点小说的传统。
七十年代张爱玲的创作欲望已锐减，她又返归于古典小说《红楼梦》和《海上花》。她和胡适的相遇，他们对晚清小说曾有共同的话题，但细究后却又不同，只因张爱玲始终把《海上花》的翻译当成另一种形式的再创作；而《红楼梦魇》亦不同于胡适的“曹学”考证，她更多的是以其创作经验来对文本的形成、改写等的论辩，形成她对《红楼梦》的独特认知。他们两人有思想上“交会的火花”，但终究是自成体系的！张爱玲八岁开始读《红楼梦》，以后每隔三四年读一次，从不中断。她对《红楼梦》已经熟到“不同的本子不用留神看，稍微眼生点的字自会蹦出来”。小时候她没有能力辨别续书的真伪，待到看了《胡适文存》里一篇《红楼梦》考证，方知有个“旧时真本”，写湘云为丐，宝玉做更夫，雪夜重逢结为夫妇，“看了真是石破天惊，云垂海立，永远不能忘记。”于是她“十年一觉迷红楼”，岂只是十年，应该是三十年！
我们知道红学的研究是从所谓“索隐派”开始的，到了一九二一年胡适的考证派又开启了新红学的时代。张爱玲虽对胡适有若神明般的敬重，但她却反对胡适的“自传说”。她以自己创作小说的经验认为，虽然《红楼梦》中有“细节套用实事”的地方，但基本上它是虚构的文学作品，因此要回到文学的层面来研究它的不同版本和改写，从而看出曹雪芹如何处理情节架构、人物塑造等等，它应该是文学、文本的探究，而非历史、曹家的考证。
而张爱玲的《红楼梦魇》对情节更迭改写的动机、时间次序，以及脂批年代的先后，都做了翔实精细的考订，而这些考订又渗入张爱玲多年创作小说的经验，因此有些想像发挥则胆大放恣，又符合了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原则。
于是我们看到张爱玲率领着一群红迷，随着她追踪曹雪芹二十年间在悼红轩的“批阅”与“增删”，是那样地逸兴遄飞，那样地激动喜悦！《红楼梦魇》让张爱玲了却了她一往情深的有关《红楼梦》的另一件“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