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与许地山在港大的偶然相遇，在服饰、宗教上，许地山的某些见解，曾引起张爱玲的共鸣。
但因太平洋战争，迫使可能成为学者的张爱玲从此消失，类似许地山式的服装史、宗教史的论著也无从产生。
她选择了卖文为生，作家的张爱玲于焉产生了。一九三九年夏天，张爱玲离开上海来到香港求学，母亲和姑姑托工程师李开弟做监护人，那是她们在英国认识的老朋友后来他成了张爱玲的姑丈，不过那已是一九七九年的事了，因为七十八岁的两位老人结婚了，李开弟后来离开香港去重庆，于是改托一位在港大教书的朋友做监护人。
我们从《对照记》看到张爱玲当时的一张照片，她戴着高度的近视眼镜，脸庞消瘦，一望便知是个勤奋用功的好学生。她说：“在香港读书的时候，我真的发愤用功了，连得了两个奖学金，毕业之后还有希望被送到英国去。我能够揣摩每一个教授的心思，所以每一样功课总是考第一。有一个先生说他教了十几年的书，没给过他给我的分数。”是的，在二年级时她以全年级第一的分数获得了何福（Ho Fook Scholarship）和尼玛齐（Nemazee Donor Scholarship）两项奖学金，学费和膳宿费得以全免。
学者邵迎建指出，张爱玲在香港大学遇到两位恩师，分别是中文教授许地山与历史副教授佛朗士（N. H. France）。其中有关佛朗士，张爱玲在《烬余录》中，直抒了对他的感情，赞扬他“豁达”，“彻底中国化”，“对于英国的殖民地政策没有多大同情”，他“不赞成物质文明”，家里不装电灯自来水，在野外养猪；“他研究历史很有独到的见地，官样文字被他耍着花腔一念，便显得非常滑稽。我们从他那里得到一点历史的亲切感和扼要的世界观，可以从他那里学到的还有很多很多，可是他死了——最无名目的死。”——那是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佛朗士被征召入伍，在黄昏回军营时，大约是在思索着一些什么，没听见哨兵的吆喝，被自己的人打死了。
至于许地山并未在张爱玲的文章中谈及过，但据学者黄康显在《灵感泉源？情感冰原？——张爱玲的香港大学因缘》一文中指出：“《第二炉香》与《茉莉香片》提及的华南大学，根本就是香港大学的影子，特别是后者的中文系，言子夜教授可能就是许地山教授的化身。”
我们知道《茉莉香片》是张爱玲以弟弟张子静及她所憎恨的家庭为背景而写的，其主题是“寻找父亲”，因此她将留过学，年过四十五岁，有着瘦削身材，身着中国长袍，热爱中国文学，热爱中国，对不争气的学生恨铁不成钢（这些特征都正与许地山吻合）的言子夜，描写为主角暗暗倾慕的理想父亲，可推测出他在张爱玲心中所占的位置。邵迎建认为“从不言及这位恩师或许也正如她一贯所为，对于自己生命中铭心刻骨的人和事（如母亲、与胡兰成的恋爱），始终不发一言，只在‘虚构’的小说中，透出些许蛛丝马迹”。邵说无疑是可信的。
许地山是一九三五年因受燕京大学教务长司徒雷登的排挤，而被燕大解聘，而旋由胡适推荐后，应香港大学之邀，任港大中文学院即今日的港大中文系。主任教授。港大聘中国人为教授者，除以前医学院王宪益教授外，许地山是第二人。许地山除了是知名的作家外，更是一位“通才”的学者，从文学、哲学、宗教学，乃至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心理学、语言文字学、考古学，几乎无所不通。他知音律，善琵琶，能谱曲编词，精于插花，还研究服装、古钱币。
后来担任香港大学校长的王赓武说：“港大中文学院于一九二七年创设以来，因为时代的关系，还是偏于记诵之学，许先生来了之后，把课程分为文、史、哲三组。前人研习文学，只重视诗文，许先生则加上词、曲、小说、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前人治史，多注重朝代兴革，许先生则不但要讲政治史，还要讲文化史、宗教史等。经学一门，往时研习颇有囫囵吞枣之弊，现今则剔除非哲学的部分，而再加上九流十家、道教、佛教等等，做有系统的研究，并旁及印度哲学，以资参考。港大中文系的课程屡经改革，才有今天文、史、哲、译粲然可观的规模，而许先生三十年代高瞻远瞩的扩充，可说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而在港大，佛朗士是许地山的同事兼好友，他经常出入许家。据许地山夫人周俟松晚年的回忆说：“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地山基于旧恨新仇，奋身走出书斋，奔向街头，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一九三八年，孙夫人。在香港担任‘保卫中国同盟’的领导人，‘保盟’一方面在国际上向华侨宣传抗日，一方面向全世界各地募集医疗药品器械、食品和其他物资辗转运到前线，支援抗日战争。地山虽不是‘保盟’成员，但由于志同道合，与孙夫人过往甚密。特别是她的助手、‘保盟’的司库、英国人法朗斯即佛朗士。先生，也是香港大学教授，与地山是同事和朋友，他经常来我家联系，商讨募集物资和运输线路等问题。”由此可看出张爱玲与佛朗士及许地山的关系。
但就在张爱玲大学毕业的前半年，爆发了太平洋战争，日军占领了香港，由于战火，正如张爱玲所说的：“学校的文件纪录统统烧掉，一点痕迹都没留下。那一类的努力，即使有成就，也是注定要被打翻的罢？……我应当有数。”参张爱玲：《我看苏青》。也因此我们无法从文献上获得进一步的资料。
我们知道张爱玲对“服装”有着偏好，除了从小熟读《红楼梦》受其感染外，另一方面得自于她母亲：因为我母亲爱做衣服，我父亲曾经咕噜过：“一个人又不是衣裳架子。”我最初的回忆之一是我母亲立在镜子跟前，在绿短袄别上翡翠胸针，我在旁边仰脸看着，羨慕万分，自己简直等不及长大。除此之外还有女性爱美的天性，张爱玲从小就以她母亲为榜样，“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然而父母亲的离异使她的梦想破灭，在她黯淡的青春期中，对自己服饰唯一的印象便是：“有一个时期在继母治下生活着，捡她穿剩的衣服穿，永远不能忘记一件黯红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都生了冻疮……”晚年她在《对照记》中说：“不过那都是因为后母赠衣造成一种特殊的心理，以致于后来一度Clothes crazy（衣服狂）”。
张爱玲在《童言无忌》中坦承：我到香港去读大学，后来得了两个奖学金，为我母亲省下了一点钱，觉得我可以放肆一下了，就随心所欲做了些衣服，至今也还沉溺其中。而张子静在《我的姐姐张爱玲》文中说：“张爱玲很喜欢特别，比如穿衣服，总要穿得和别人不一样。四二年，她刚从香港回到上海，我去看她。她穿上一件矮领子的布旗袍。大红颜色的底子，上面一朵朵的蓝色和白色的大花，旗袍两边都没有钮扣，穿的时候要像穿汗衫一样钻进去。领子矮得几乎没有，领子下面打着一个结，袖子短到和肩膀一样齐，长度只到膝盖。”
由于对服装的喜好，使她一九四三年一月首次发表在《二十世纪》英文刊物长达八页的散文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谈的就是时装。《二十世纪》是德国人克劳斯·梅涅特（Klaus Mehnert）一九四一年十月在上海创办的刊物。而据张爱玲自己说，她在港大的三年里，几乎没有用中文写过东西，为了练习英文，她连信也用英文写。再加上英文杂志所付的稿酬一般都比中文杂志高得多，因此她先向英文杂志投稿也是很自然的事。
主编梅涅特对张爱玲的文章赞誉有加，他称她“如此有前途的青年天才”，还在文章前面加了两段按语，大意是“此文对于我们读者中的女士无需推荐；对她们来说：‘时装’这个词的意义不言可喻。但为我们男性读者们着想，或许应该说明以下几页绝非仅是刊登一篇谈时装的散文。实际上，此文提供了有关现代中国的一种有趣的精神分析”。后面他赞扬张爱玲的文笔，“不仅写出了这篇充满魅力的文章，还画出了富有表现力的插图。”
张爱玲擅长绘画，在这之前就曾在圣玛丽亚女校《国光》第四期刊登过漫画“某同学之甜梦”；而在此文她附上十二幅亲笔绘制的，自清末至四十年代的女性发型和服装插图，生动而灵感十足。而这篇英文散文后来经过张爱玲自己的改译，便是发表在同年十二月《古今》月刊第三十四期的散文《更衣记》。
在《更衣记》中，张爱玲说：“在政治混乱期间，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只能够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于是在动荡的时代，人们的衣服总是为了能轻便地移动而显得紧匝在身上，所以“中国衣服在革命酝酿期间差一点就胀裂开来了”。而“元宝领”的产生，是因为中国有了第一次巨大的变动，“这吓人的衣领与下面的衣捻柳腰完全不相称。头重脚轻，无均衡的性质正象征了那个时代。”“喇叭管袖子”式的飘飘欲仙，是因着民国新创立的清明气象，理想的人权主义、投票制度、自由恋爱，使得服装“也显出空前的天真、愉快”。而“旗袍”的采用，更是由于西化中男女平权的影响，因为“在中国，自古以来女人的代名词是‘三绺梳头，两截穿衣’”，为了表示自己和男子一样，女性同胞们由服装上开始自力救济。
这篇文章虽然写的是时装的变迁，但处处落笔在中国人的心理上，从清初到民国历史的每一次社会变动，在女人的穿着打扮上全有体现。很显然地，这样的文章给人感觉既有女性在形象观察上的细腻入微，又有一种十分难得的机智见识，甚至说必须要对晚近的服装史有深刻的体认，而论者认为它正得之于许地山的启发。早在少年的时候，许地山就能做一手好工艺。在燕京大学求学时，这位年方弱冠的宗教研究者，竟能自我设计服装。他穿着自己设计的“长仅及膝，对襟不翻领的棉布大衫”，被视为怪人。后来为了编写一部从未有过的《中国服装史》，年轻的许地山在从事教学和写作的同时，着手搜集大量有关服饰的古画影印本、人物木刻画像和各种照片，还对此翔实地做了校勘和考证。而就在这不久，他遭到燕大的解聘，使他的研究不得不中辍。但他还是在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一日天津《大公报》的“艺术周刊”第三十二期连载他的长篇论文《近三百年来底中国女装》，陆续在第三十三期（五月十八日）、第三十四期（五月二十五日）、第三十五期（六月一日）、第三十七期（六月十五日）、第三十八期（六月二十二日）、第四十二期（七月二十日）、第四十四期（八月三日）共八期续完。但因该文后来并没有收入许地山的《文集》中，因此一般人只闻其篇名，而不见其文。许地山文中所附之图片，见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二日天津《大公报》。
该文洋洋洒洒数万言，并附有图像百余幅，可说是图文并茂、有条不紊地叙述了从清兵入关以来，中国妇女的服饰和变化，特别是就大动荡的近代中国，同时并存各种各样的女装进行排列和解析，这在当时可是一项创举。许地山在文章开头说：“本文只就个人底癖好和些微的心得略写出来，日后有本钱，当把它扩成一本小图冊。”可见他是有计划要写服装史的。
传奇未完：张爱玲第五幕在香江与许地山的相遇他谈到：“近三百年来底服装，因为满族底统治与外国底交通，而大变动。最初变更底当然是公服，以后渐次推及常服。但强制的变更只限于男子，女子服装底改变却是因于时髦。”“衣服可以分为公服、礼服、常服三种。公服是命妇底服装，自皇后以至七品命妇都有规定，礼服可以分为吉服与丧服两种。平常的服装底形式最多，变迁也比前两种自由。”
又说：“女人底衣服自明末以至道光咸丰间，样式可以谓没有多大的改变。近三百年来底中国衣服与古时不同，最明显的地方是由结带变为用钮扣。……从束带一变而成扣钮子，在衣服底形式上，最受影响底是领子和衿头。不用钮扣底时代是圆领或斜领，一用钮扣，便可以改成高领了。”
“宽衣大袖已渐改成纤小，这原因可以说有三个：第一是外国材料底多量输入，是穷一点底人们也可以穿漂亮的衣服。……人们再没有‘做一件，传三代’底观念，衣服称身底觉悟也就开始了。……第二是女人职业底开展。前五十年，女人底生活只如孔雀，在网屋里开开屏，但自通商口岸底工厂一开，在工厂女工们底生活有点像鸵鸟，所以也用不着过于美丽的衣裙。缝纫底方法日趋简单，阔镶密滚便跟着衰灭。第三是外国装饰底输入，这是使女子服装改变的更快底一大原因。……妇女们底服装欧化，同时，成为外国货底消费者。”
许地山认为“社会生活与经济政治都与衣服的改变有密切的关系”。又说：“近五十年来，上海实是操纵中国妇女装饰的大本营。”
是的，在上海的十里洋场中，从满州贵族的旗装到民初流行的短袄长裙，以及最为时髦的西洋女装同时并列，可以说，近三百年来中国妇女的服装，同时登上了这个冒险家的乐园。据在一九六一年毕业于港大中文系，又于一九八五年接掌港大中文系主任的赵令扬先生说：“在学术方面，许地山教授为一梵文专家，所以在中文学院期间，曾开过有关梵文的课程，也曾以英语讲授‘中国服饰史’，至于其他文、史、哲之课程，许教授因人手关系，自己也负起了大部分的教学工作。”
而香港学者兼文学史家卢玮銮（小思）在《许地山在香港的活动纪程》中记载，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日许地山为“中英文化协会”会员演讲，讲题为《三百年来的中国妇女服装》，该报导见于次日的香港《星岛日报》。因此许地山以英语讲“服饰史”是信而有征的，他不但在课堂讲授，在其他场合也以专题演讲过。而当时就读港大英文系的张爱玲很可能旁听过课或听过演讲，许地山对服装的沿革及服装受社会生活与经济政治影响的看法，甚至引起张爱玲相当程度的共鸣。因此当她因太平洋战争而于一九四二年春回到上海后，也就是由校门刚踏入社会，执笔卖“洋”文时，她选择了记忆深刻的“中国服饰史”为她文章的题材。当然张爱玲绝不是原文照搬，这其中有她独特的观察与机智的见解，因此她的《更衣记》绝不是“服饰史”一类的论文，她更着力的是从“穿”的形式中去看日常百姓思想的转变及浮世间的变迁。如果说现代作家中对服饰最感兴趣而展开研究的，第一位是许地山，之后还有沈从文；但对服饰最有感觉而使它成为小说人物独特话语的，当推张爱玲。服饰对张爱玲个人而言，是她炫燿、自慰和补偿心理的显现；而到她笔下时，除对旧生活的依恋怀念外，更多地是借服饰的变化和陈述句的形式，来暴露隐藏在华美衣服下人性的阴暗面，它成为捕捉人物灵魂的独特话语。
我们看《金锁记》女主角曹七巧出场时：那曹七巧且不坐下，一只手撑着门，一只手撑住腰，窄窄的袖口里垂下一条雪青洋绉手帕，身上穿着银红衫子，葱白线香滚，雪青闪蓝如意的小脚裤子，瘦骨脸，朱口细牙，三角眼，小山眉……寥寥数笔，让人从她穿着的款式、色彩和行为举止，一眼就看出曹七巧的俗气与霸气。而当曹七巧失去姜季泽、失去了青春，又被黄金枷锁牢牢套住后，这时：只见门口背着光立着一个小身材的老太太，脸看不清楚，穿一件青灰团龙宫织缎袍，双手捧着大红热水袋，身边夹持着两个高大的女仆。门外日色黄昏，楼梯上铺着湖绿花格子漆布地衣，一级一级地上去，通入没有光的所在。服饰色彩在此时映托出曹七巧希望的灭绝，浑身充满着鬼气与报复。
同样地在《封锁》中，我们看到吴翠远“穿着一件白洋纱旗袍，滚一道窄窄的蓝边——深蓝与白，很有点讣闻的风味”。服装与色彩显现出吴翠远平凡呆板的生活，也因此她期待浪漫激情的生活，才会在封锁时的电车上“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
另外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代表着放荡的红玫瑰王娇蕊家居的款式是“一件纹布浴衣，不曾系带，松松合在身上，从那淡墨条子上可以约略猜出身体的轮廓，一条一条，一寸一寸都是活的”。那“一寸一寸都是活的”，对佟振保而言，可说是致命的吸引力。而在另一处她企图挑逗佟振保的场合中，张爱玲让她身着“一件曳地的长袍，是最鲜辣的潮湿的绿色，沾着什么就染绿了”。就在佟振保眼睛为之一亮时，诱惑的是“用绿缎带十字交叉一路络了起来，露出里面深粉红的衬裙”。
在张爱玲的服饰中，色彩常被用来表现人物个性的载体，对王娇蕊的“潮绿加深粉红”，张爱玲说：“那刺眼的色调是使人看久了要患色盲症的，也只有她能够若无其事地穿着这样的衣服。”色彩显示了王娇蕊有着“自我”意识极强的性格，一如张爱玲在形容白玫瑰孟烟鹂的“白”：“给人的第一印象是笼统的白……单只觉得白……她的白把她和周围的恶劣的东西隔开来，像病院里的白屏风，可同时，书本上的东西也给隔开了。烟鹂进学校十年来……黑板有字必抄，然而中间总像是隔了一层白膜。”她同时赋与了孟烟鹂“贞洁”的个性，但这“白”对佟振保而言却是“一个很乏味的女人”，他说：“结了婚八年，还是像什么事都没经过似的，空洞白净，永远如此。”相对于《更衣记》脱胎于《近三百年来底中国女装》，张爱玲于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发表于《二十世纪》第五卷第六期的Demons and Fairies，亦和许地山的研究论著有关。Demons and Fairies后来经张爱玲自己改译后，即是发表于一九四四年八、九、十月《天地》月刊第十一、十二、十三期的《中国人的宗教》一文。该文除了谈及天主教、基督教等外教在中国外，几乎十之八九都在谈佛教及道教。
许地山正是佛教与道教的研究专家，已故的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对许地山的研究就十分推崇，他说：“寅恪昔年略治佛道两家之学，然于道教仅取以供史事之补证，于佛教亦只比较原文与诸译本字句之异同，至其微言大义之所在，则未能言之也。后读许地山先生所著佛道两教史论文，关于教义本体具有精深之评述，心服之余，弥用自愧，遂捐故技，不敢复谈此事矣。”以陈寅恪在学术界之声望，自是一言九鼎，由此也可见许地山佛、道研究的成果。
早在一九一三年赴佛教国家缅甸仰光侨校任教期间，许地山就开始研究佛教了。一九二年他从燕京大学文学院毕业后，即入该校神学院研读宗教，主攻基督教理。一九二三年他出国留学，先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研读宗教史和比较宗教学专业。一九二六年学成归国途中，许地山曾特意在印度做短暂停留，就地考察与研究梵文和佛学。二十年代末与三十年代初期，许地山又曾两度赴印度研究梵文，并实地考察了不少佛教圣地与古迹。
学者谭桂林指出，许地山对于佛学研究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编写《佛藏子目引得》一书，它填补了国内佛学界的一项空白，为后来研究佛学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二是撰写了《大乘佛教之发展》、《陈那以前中观派与瑜伽派之因明》等佛学论著。
而许地山对道教之研究，据其弟子李镜池言，是从大学念书起，已有二十五年之工夫了，他曾积二十五年之学历，想要写一部《道教史》，可惜只完成《道教前史》共七章，一九三四年六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另外还有遗稿七章，为前史之续。一九四一年六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他的另一道教论著《扶箕迷信底研究》。
许地山为了写《道教史》，曾要李镜池帮他做《道藏子目通检》，李镜池说：“做了一年多，才把这一千一两百本底道藏及辑要底详细子目，写成两三万张卡片。交商务印书馆排号码次序而抄录册，预备把这稿本再修改，然后拿一册交商务排印，做为香港大学中文学院丛书之一。”
可惜的是天不假年，许地山在一九四一年八月四日病逝，而几个月后日军占领香港，原先存入商务的稿卡，因之散失，《道藏子目通检》终究无法成书。虽是如此，许地山对道教肯下决心用苦功去研究，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可说是绝无仅有。
张爱玲在港大，据黄康显的文章说，张爱玲当时选修的组别是Group Cl，头两年须修读英文、中国语文及文学、翻译与比较、历史或逻辑，而张爱玲只提及历史教授佛朗士，因此是弃逻辑而选历史。而博学通才身兼新文学作家与学者的许地山，他的服饰史、宗教史的课程，肯定为张爱玲所乐听的。他们在港大的偶然相遇，在服饰、宗教上，许地山的某些见解，曾引起张爱玲的共鸣。但因太平洋战争，迫使张爱玲“因获得两个奖学金，毕业之后还有希望被送到英国去”的梦想破碎，因此可能成为学者的张爱玲从此消失，类似许地山式的服装史、宗教史的论著也无从产生。而回到上海后的张爱玲，因只差半年就毕业，于是她转入上海圣约翰大学，“至少拿张毕业文凭”。
但是两个多月后，她就放弃了学业。缺乏经济上的支持固然是主因，但香港的战争显然让她对未来前途的看法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她又和姑姑住在一起，姑姑务实的职业妇女的生活态度，也潜在地影响着她，于是她选择了卖文为生，作家的张爱玲于焉产生了。
而许地山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几个月前，也就是同年的暑假期间，为了集中精力完成《道教源流考》的论著，他独自在香港沙田蘗园埋头写作，由于工作过度，积劳成疾，后遂返家养病，但终在同年八月四日下午二时，因心脏病不治去世，终年四十九岁。曾经因缘际会，相逢在孤岛香港的两人，从此再也无从相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