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昌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掷骰子水平很高，赢得别人面无血色，然后他再把钱还给人家，于是交了不少朋友。大小老婆有多少他自己也弄不清，往往是娶了新的忘了旧的。老婆有和卫兵私通的，张知道了哈哈一笑不但不恼还倒给几个大洋当贺礼。他挺念旧，乡亲凡找张宗昌讨口饭吃，一般都能答应，就算旧日得罪过他的也不计较。他挥金如土，朋友有难，二话不说几万大洋眼不眨就能扔出去。
张宗昌十五六岁时，长得像小牛犊一样健壮。他性格外向、粗野、豪爽、张扬，而生活的不幸又使得他心中更多的是愤懑，对人更多的是抗争。这样，打架、斗殴就成了张宗昌的家常便饭。
我国农村家族势力很盛，大家族往往控制着地方的权力，为霸一方。像张宗昌家独门单户，一般是受欺压的对象。张宗昌与人打架，一方面是他的性格所致，另一方面也有抗争的因素。
近代以来我国移民大致形成了三大流向，即华北诸省人口“闯关东”，黄河长江流域各省人口“走西口”，东南沿海各地人口“下南洋”。此外还有太平天国后向江苏、安徽、浙江等省的迁移。
1897年，张宗昌沿着老一辈走过的路——闯关东，开始了新的人生。
那一年，胶东一带又遇荒年，民不聊生，生活困苦到了极点，外出逃荒者络绎不绝，有的甚至是举家迁徙逃往东北，张宗昌家里也是艰难异常。当时祝家村共有十几人齐下关东，还有邻村数人同行，是张锡福亲自带着张宗昌和大家一齐共下关东，他们随众人徒步来到烟台。张家父子在福山一带打了三个多月的零工，然后又在船上打零工，一路来到营口，接着辗转到吉林周边的农村打零工。一年半后，张锡福因身体素质差，加以东北气候寒冷，随祝家村的三位老乡回家。事后多年，家人问及张宗昌为什么不随父亲返回家乡，他说：“我一向不惧怕艰难困苦，出来了，就往下干吧。”
就这样，张宗昌继续在东北流荡，这期间他打过零工，扛过长活，给老财家放过牧。但都是在农村，除了能填饱肚子外，此时的张宗昌在东北零下几十度的冬天却只穿着破烂棉衣，直到1899年依然如故。
19世纪末，帝俄攫取了中东铁路的修筑权后，为了猎取廉价劳动力，在华大批招募筑路工人。此时尚在农村扛活的张宗昌，被一同在农村扛活的同伴告知此事，其中一人叫刘子良，是辽宁省营口一带高坎农村人，刘也是穷人，是张宗昌在福山扛活时结识的好朋友。刘子良后来成为张宗昌的姻亲，也就是张的正夫人袁书娥的堂房娘舅。张宗昌发迹后，刘由于身患重病未随同做官，张宗昌夫妇二人为其在沈阳购买房屋，并给予钱财，让他安心养老。
1899年，张宗昌应招到中东铁路当工人，此次招募的人很多，其中就有刘子良。在这期间，由于张宗昌身材高大，勇于干重活，有股子狠劲，以至于工友们都很佩服他，这样，张也逐渐得到俄国人的青睐，并当上了工头。张宗昌待工友们宽厚大度，不吝惜钱财，所以在工人当中很有威信。其间，张宗昌当过装卸工，干过扳道工，一干就是五年多，一直没有离开过铁路。
因为经常与俄国人接触，再加上记忆力惊人，张宗昌能够说一口流利而又发音准确的俄语，认识他的人都是知道的。他的俄语口语水平，用陆军大学毕业、人称多才多智的小诸葛李藻麟的话说：张宗昌的俄语程度可做个好翻译。当然，张宗昌虽然俄语口语流利，词汇量丰富，但只是会说而已，一个俄国字也不认识。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的1901年，张宗昌19岁时，向中东铁路局请假，回山东老家与贾氏完婚，没有几日即返回铁路继续做工。张宗昌与贾氏毫无感情，仅是奉父亲之命完成婚事，张往返路程加结婚只用去了很短的时间，由于当时的交通不便利，其中大部分还是在路途中。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帝俄久已蓄谋吞并东三省，把东北看作自己的势力范围，它曾乘义和团之变，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之际，出兵东北，侵占东三省。日本帝国主义不肯甘拜下风，它对东北也是虎视眈眈，并在英美的支持下发动了这场战争，意图从帝俄手中夺取东三省，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为而后独自吞并奠定基础。
当时俄军开到东北作战的部队不下30余万，需要大批俄语翻译人员，凡粗通俄语者，无不网罗到军中充当翻译。张宗昌俄语说得相当流利，而且多年来为俄国人办事，自然成为优先招聘的翻译，备受重视和信任。
日俄战争开战后，日军大肆收买东北胡子，利用土匪熟悉当地情况的有利条件，袭击俄军兵站，骚扰俄军后方，使俄军顾此失彼，疲于奔命，屡遭失利，损失严重。因此，俄军也决定效法日本，组织华人武装力量，袭击日本兵站和补给线，扰乱日军后方，以支持前方作战，这支别动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由谁来担任呢?当时，张宗昌正在俄国军队中充当翻译，素为俄国人所赏识和器重，此项重任自然是非他莫属，想当然地落到他的肩上。
张宗昌接受任务后，立即进行筹划。几经考虑，他也认为只有招募胡子队伍担负此项任务最为相宜。因为他们有人有枪，无需花费很大力量去组织，无需花费很多时间去训练，便可立即投入作战，能收立竿见影之效。当时，有人为他介绍一个胡子头王某。为了说服他率部参加对日作战，张宗昌曾孤身一人，冒着生命危险，匹马单枪，深入虎穴，与王某会面。王某见其胆识过人，为人真诚坦率，衷心服膺，于是以这一支胡子队伍为骨干力量的游击队便迅速组成。但遗憾的是，出师不利，投入战斗后，最初几个回合均告失利，大部被歼灭。张宗昌扫兴至极。而俄国军部则对他倍加鼓励，多方给予支持，令其重整旗鼓，再次拥兵买马，并发给枪支弹药，由残存的数百人，逐步扩大到数千人，最后竟发展到号称有两万多人的队伍。俄军还选派军官多人参与队伍训练和营以上单位作战指挥事宜。张宗昌则成为这支队伍的首领，当时的“官衔”称“统领”。张宗昌在参加辛亥革命前，一般袍泽以及与之熟识的人均呼其为“张统领”，实缘于此。张宗昌在这个时期也得到向帝俄军官实地学习军事的机会，此后之所以颇具军事知识和指挥作战才能，均奠基于此时。
经过一番整顿、扩充与训练，张宗昌所领导的这支队伍，在扰乱日军后方、配合俄军前方作战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每次下达的作战任务都能基本完成，因此赢得了俄国军方的信任与好评。
1905年，张宗昌24岁。是年，日俄战争以俄国战败而告终。帝俄被迫放弃南满权益，俄军全部撤回俄境。
俄军的命运与被捆绑在俄国战车上的张宗昌息息相关，俄军战败后，张宗昌所部也决定予以解散。遣散办法是每人发3个月的饷，另外每人加发路费70卢布。当时，每个士兵每月薪饷为25卢布，3个月薪饷的遣散费为75卢布。张宗昌将款项领到手，3个月薪饷的遣散费如数照发，而路费一事则只字未提，全部扣发。只此一项，张宗昌便赚得金卢布不下百万，陡然而成巨富。
正当张宗昌无所事事、百无聊赖之际，恰有俄国资本家拟招募华工5000人，前往西伯利亚开采金矿，矿址在鄂霍次克海和白令海峡沿岸地方。该地临近北极，气候严寒，人迹罕至，一般老百姓均不愿去此严寒不毛之地。因此，俄国资本家只得在海参崴一带招募工人，而此地多亡命之徒，颇难驾驭。张宗昌在俄国人心目中享有很高威信，在此等人中也颇有威望，因之，张又首当其选，充任总工头，前往西伯利亚淘金。
张宗昌在金矿任总工头时，不仅学得一手颇为出色的淘金技术，而且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出众的猎手。由于工作需要，他每年必须往来于金矿和海参崴之间达五六次之多。而这些地方地处偏隅，交通不便，冬天只能利用当地土著的雪橇，夏季只能利用当地土著的渔舟。该地原属满洲，其族男人脑后均有发辫一条。每当雪橇奔驰时，发辫飞扬，呈一条直线，滑行速度之快，于此可见一斑。张宗昌在其地生活数年，时与他们往来，有时还随他们出猎，射杀猛兽。因此，张宗昌不仅锻炼了枪法，而且还通晓各种兽类习性，成为一个有经验的猎手。
其后，金矿因经营不善，颇多亏损，张宗昌乃辞去总工头职务，踏上返回家园的征途。张宗昌在金矿担任总工头期间，大约赚得了四五十万卢布，又算是发了一笔大财。此刻，他想无论如何再也不能像上次那样荒唐，转眼间竟然将偌大一笔钱财花得一干二净。吸取了上次的经验教训，他决定尽快返回家乡，不能在各地多事逗留。谁料想，刚刚回到海参崴便被包围，好不容易才得以脱身。
张统领发财还乡的消息不胫而走，离开海参崴以后，仍然和上次一样，不管是在哈尔滨、长春，还是在奉天、大连，每到一处，旧日好友蜂拥而至，热情挽留，日日夜夜酬酢不已。当然，在此等人中，也必定有一些生活困难开口求助者，他仍然一如既往，慷慨解囊，从不吝惜。几个月后，总算回到家乡。但是，这次情况并不比上次好多少。因为沿途应酬又把大部分钱财花掉，所剩无几，连孝敬父母和馈赠亲友的钱都不够用了，哪里还谈得上买房子买地，广置田亩房舍，富家翁的美梦终成泡影。他不得不再次离乡背井，返回海参崴。据说，他此刻已是一贫如洗，连返程路费都是借贷而来的。此后，他便闲居在海参崴。
20世纪初，海参崴的人口估计约有一二十万，其中华人占3/5，他们大半来自山东省。有名的双合盛号大股东张某，出身寒微，只因他身材魁梧，热心公益，被推为华商总会会长，而他的经济势力以后更伸展到中东路一带。
张宗昌通过同乡介绍到这里的阿列乌斯卡亚大街华商总会，担任了门警中的一名小头目。当时俄罗斯海参崴一带胡匪猖獗，商界深受其害。张宗昌却对胡匪的行动规律、作案特点极为熟悉，故此时胡匪的为害案件屡屡被张侦破，张宗昌也因之受到华商会青睐。当地的一般中小商人、走贩都不时孝敬他，托庇于他的名下。随后他又着手强化与俄国军警的关系，所以不久他就成了海参崴一带中国黑社会中炙手可热的骄子。
张西曼在其回忆文章中说：张宗昌当时在海参崴包捐、包赌，包庇戏园、烟馆，似乎可以使他们免除一切外来的突然威胁和迫害。但是日久弊生，他竟自擅威作福起来，戏园中的好座要酌量留给他，新到的妓女要让他享受初夜权，一切走私和非法生利的小本生意，他可以抽头分红。他的俄国朋友们当然也在这些途径上朋比为奸，平分秋色。
据袁书娥在世时回忆道：张宗昌28岁那年，离开海参崴曾去刘子良家，由刘做主将年已20岁的侄女袁书娥许配给了张宗昌做“两头大”的妻子。所谓两头大，即两个妻子都属于正室大房之妻。喜事是在奉天办的，张用红轿子娶了相貌端庄秀丽的袁书娥，二人婚后感情十分要好。不久，张宗昌的钱花光了，需要返回海参崴，袁书娥未随同前往，而是由其妹妹陪伴住在奉天，待张的工作稳定下来后，她也去了海参崴。
张宗昌对于被自己看作朋友的人，一向是真心相待。
在海参崴，替张宗昌摇笔杆的人是华商总会的年轻书记孙某。革命党人张西曼借着与孙某的文字之交，同张宗昌逐渐有了交往。
张西曼在海参崴时，常被几个思想进步的俄国朋友邀往山林打猎，或到海边游泳、钓鱼，就借野餐休息的时候偷看“禁书”，彼此纵谈中俄两国的革命理想和事迹。因为山林打猎的机会较多，张宗昌曾好意劝阻他，要严密提防胡匪绑票勒赎的危险。张西曼于是托张宗昌代买一把手枪以为防身之用。
一天，张宗昌的部下约张西曼在华商总会的四楼小室中看货。原来是一支勃郎宁式手枪，虽然玲珑可爱，却没有保险机的装置，因而没有成交。那卖枪的见不能成交，将枪插入裤袋内怏怏地下楼。人们刚刚掩门就座，猛听轰隆一声，开门一望，见那人倒在三楼扶梯旁抱膝呻吟，过去一问，知系指触扳机被子弹击穿了右趾。他被张宗昌骂了几句，立刻被送入医院救治。从此，张西曼和张宗昌的关系由于孙某从中牵线看戏、吃饭，日益密切起来。
张宗昌在俄国的打工经历，为其日后飞黄腾达奠定了基础。
在1921年，也就是民国十年前后，张宗昌其实并不得意。以前，他依附北洋政府直系冯国璋，混到一个新编第六混成旅旅长，后又升师长。1918年出兵湖南援湘之役，却坏了事，退守江西，结果被江西督军陈光远乘危包围，部队被缴械，士兵则遣散或改编。张宗昌秘密出走，再投直系曹锟，不被收容。他出关转向张作霖倾吐投效之意。关外王收留了他，却不重用。
第一次直奉战争时，张宗昌争取机会，平定高士宾在吉林之乱，张作霖委他任师长，兼绥东镇守使，驻在中俄边界，给养限额，装备欠缺，士兵多徒手；出操时张宗昌带领徒手士兵爬山越岭，进行体力训练。有一天，奇迹出现了。他在山上遥望，发现远处山沟里躺着一个人，心觉诧异。此地人迹罕至，怎么会有人？于是派人去察看，士兵回来报告说是个外国人，不懂中国话。从服装上看，像是俄国军官。那人饥寒交迫，好像有病，快要死了。
张宗昌亲自下山去看。他早年在海参崴混，会说俄语，但俄文一个字也不识。询问之下，这个人名叫葛斯特劳夫，曾任帝俄的白军炮兵司令。在俄国共产革命中，被红军追击，走投无路下逃入中国边境深山中。张宗昌用马驮他返回师部，细心照料，延医治病，十多天后恢复健康。
葛斯特劳夫感谢张的救命之恩，见张的士兵缺乏枪支弹药，透露俄境不远的山沟中，有一条铁路支线，停有一列车，满载军火，还有大炮若干门。是帝俄军队丢下的，只是没有火车头，不能行动。如果张能弄到一个火车头去拉回，军火就是张的了。他又指出，红军很快会来，必须快去拉。
张宗昌大喜，向中东铁路要了一个火车头，由葛斯特劳夫带路，将一列车的军火悉数拉回，尚有300多名白俄士兵跟了来，张宗昌全部收留他们，编成白俄兵团，由葛斯特劳夫率领。当时白俄大量流亡到中国东北，不少是军人，多投到张宗昌麾下，很快发展到1500多人，成为作战力极强的劲旅。步兵团团长聂洽耶夫，高级军官有米乐夫、米海夫，和俄籍朝鲜人金钟仁(曾任哥萨克骑兵旅旅长)、金仲衡等人。这是张宗昌改变命运的契机，有了这批雇佣兵，等于握有王牌，正好大展拳脚。可是他扩军太快，粮饷不足，张宗昌便私种鸦片，贩毒维持庞大军费支出。而张作霖最讨厌鸦片，闻之不快，想把张宗昌的部队解除武装后遣散。
张宗昌自知危机日迫，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当两军在山海关对垒时，张宗昌一马当先，率白俄雇佣兵猛攻直军第九师，占领冷口，突破直军沿长城各关口防线，进兵滦县，切断直军后路，致吴佩孚首尾不能相顾，全线败退。再加冯玉祥北京兵变，直军一败涂地。
张宗昌到滦县，葛斯特劳夫建议组建铁甲列车，沿铁路线西进，占塘沽，入天津，一路南下，冲锋陷阵，战果辉煌，深得张作霖青睐，在非嫡系奉军中渐露头角。
铁甲列车参战，锐不可当。那是葛斯特劳夫以俄国内战经验组成战斗行列。列车中间是火车头，前后各挂两节客车，供士兵食宿。客车前后各挂有顶棚铁皮车两节，俗称铁闷罐车，车厢内加枕木墙一层，车皮和枕木墙之间填以沙土。抵挡敌人枪击。车厢两侧有两层枪眼，车上士兵立跪可向外射击。车的下方有机枪掩体，每节车厢有四个掩体，可对外扫射。铁闷罐车前后，挂铁皮敞篷车各一节，置炮一门，射击远方。之外前后有平板车一节，置铁轨枕木和一应修复路轨工具。随时修理破坏的路轨。各节车厢内装电话，供联络之用。
铁甲列车有两列，名为“长江号”和“长城号”，由葛斯特劳夫指挥，车上士兵全是白俄人。
铁甲列车南征北战，建立奇功，有时首先冲入敌军车站，大杀一阵，后边援军始跟至。如1925年，张宗昌以振威军第一军军长，护送卢永祥到南京任苏皖宣抚使。齐燮元反抗，双方开火。张宗昌的白俄雇佣兵开到镇江，战斗激烈，相持不下。张宗昌坐铁甲列车至前线督战，白俄士兵1000余人，不畏炮火，死伤300多人，齐军溃退。继之在无锡会战，再获胜利。齐燮元就此下野，江南入张宗昌手中。
狗肉将军得意非常，坐铁甲列车到花花世界的上海，倚红偎绿，在妓院内风流快活。他的所谓“吃狗肉”，实是赌牌九，轰动北里，张宗昌坐庄，娇娃相帮等下注，他是借此大散钞票，个个分吃“狗肉”。白俄雇佣兵更高兴，因为有流落上海的帝俄贵族妇女沦入酒吧卖春，异乡相遇亲热异常。有个肥胖的落难公主在当鸨母，建议铁甲列车上加挂两节车厢，供她们食住，愿意同行随时服务，“慰劳”同乡雇佣兵。葛斯特劳夫拒绝，斥责“这还能打仗？”
张宗昌逗留上海四个多月，始返济南。浙江督军孙传芳发难驱逐奉系军队，双方在苏皖开战。为阻止孙传芳向北推进，张宗昌出兵，第47混成旅旅长施从滨领军，指挥作战。但将骄兵悍，施镇压不住，在津浦铁路固镇和孙军遭遇，不支败退。
张宗昌的两列铁甲列车自徐州出发，支援奉军。施从滨坐铁甲列车，不料行至任桥附近遭暗算，孙军埋的地雷炸毁了列车的火车头，列车顿时行动不得。埋伏的孙军以优势兵力包围列车，猛烈攻击。葛斯特劳夫指挥白俄雇佣兵，奋力抵抗。但孙军奋勇冲杀，白俄雇佣兵只剩200人，葛斯特劳夫眼看大势已去，下令突围撤退，他自己以手枪自戕殉职，不失军人气概。
突围的白俄士兵难逃狙击，死伤累累，少数被俘。张宗昌的白俄兵团和铁甲列车就此完蛋。
张宗昌虽是山东人，但督鲁期间恶习不改，祸害桑梓。督鲁三年，制定了各种苛捐杂税，横征暴敛，荼毒百姓；勾结日寇，穷兵黩武，给山东人民造成了极其深重的灾难。做坏事、出歪招是张宗昌的本行，他一贯“吃喝嫖赌吹，捎带砸烟灰”，如为了敛财，张宗昌专门设计了一种“军用票”，害人不浅——他手下的士兵买东西时可以不付钱，拿这种票就当现金使用，但又规定老百姓找零时必须找现金。虽然老百姓明知这是一种骗人的把戏，但迫于张宗昌的淫威，不得不做这种既赔东西又赔钱的亏本买卖。
张宗昌的手下人，有许多是他的掖县老乡，凡投奔他来的，大都倚仗他的权势狐假虎威，常常打着“张大帅”的旗号干坏事。夜晚，手下人打着灯笼出门，灯笼上写着“掖县”二字，人见人怕，大都慌忙躲避走开，躲不及的难免会受欺负。这些人的作为，给本来就坏透了的张宗昌平添了不少坏名声。张的名声不好，不仅仅在于他不干好事，更在于他的昏庸，被称为“三个没数”。曾有人问他，“手下有多少军队？”“没数”“屋里有多少小老婆？”“没数”“拥有多少银子、钱财？”“没数”。所以，济南一直流行着一句妇孺皆知的歇后语：“张宗昌的兵——没数”，并为其起绰号“狗头大帅”、“三不知将军”等。
张宗昌不但昏庸，还很自大，自称“爱民如子”，常“关注”百姓疾苦。有一年大旱，庄稼干枯，颗粒无收，百姓流离，有家难归，张宗昌看到百姓生活受到严重困难，税收不上来，就下令求雨。他本人也非常虔诚，亲自烧香磕头，但连续磕了几天还是没下雨，他非常恼火，遂下令军队对着天空向雨神开炮。不知道是云层受到了震动还是那天就该下雨了，一阵炮声过后，天上竟真的下起雨来，张非常得意，以为自己的诚心感动了雨神，神气了很久。其“炮打老天爷”的故事，在济南一度传为奇谈。
张宗昌虽是粗人，可羡文而效仿，特别是觉得自己身为孔圣人家乡的父母官，不带点斯文，空有了山东省，枉坐了济南府。于是，重金请山东清末状元王寿彭(山东大学创始人之一)教他认字、做诗，王寿彭为他起字号曰“效坤”。慢慢地，张宗昌也能为人题匾额、留“墨宝”，但所谓的题款大都是王寿彭拟好，张宗昌照着抄而已。
齐鲁大学(现山东大学西校区)曾邀请张宗昌到校演讲，这对一个大字不识的张宗昌来说，真有点勉为其难。张自己也明白肚里没有墨水，所以走上讲台后，面对一群大学生，直白了当：“哎哎！俺怎么听说你们这些念大学的，个个都会好几国的英语，兄弟俺，就连中国的英语也不会……”话犹未尽，台下面爆发出一片哄堂大笑。
张宗昌有次到大明湖、趵突泉、千佛山这颇具文化气息的三大名胜观光游玩，在大明湖，随从为他讲了刘鹗、杜甫等对济南风光的评价，张宗昌没头没脑地问：“杜甫是谁？他会打炮吗？”在趵突泉，有人向他诵读和讲解了一些诗联：“云雾润蒸华不注，波涛声震大明湖。”张宗昌听不懂，不耐烦地说：“什么他娘的狗屁诗！老子一句也听不懂！看俺张大帅做一首来。”于是，顺口胡诌道：“趵突泉，泉趵突，三股水，光咕嘟，咕嘟咕嘟光咕嘟！”随行人等听了，笑不敢笑，只好敷衍：“好，好，好。”
后来，张宗昌出了一本名为《效坤诗抄》的诗集，大都是些换汤不换药的“仿抄诗”或打油诗，现抄录三首供大家“欣赏”。
大风歌
大炮开兮轰他娘，威加海内兮回家乡。
数英雄兮张宗昌，安得巨鲸兮吞扶桑。
泰山
远看泰山黑糊糊，上头细来下头粗。
如把泰山倒过来，下头细来上头粗。
天上闪电
忽见天上一火链，好像玉皇要抽烟。
如果玉皇不抽烟，为何又是一火链。
张宗昌的这些笑料，传至京津地区，这些地方的人们就通过这种方式认识了济南，无形中给勤劳善良睿智通达的济南人脸上，抹上了一道挥之不去的黑灰。
1923年秋，张作霖急于报第一次直奉战争的一箭之仇，于是在奉天举行陆军演习，以考察自己的部队是否能对曹锟、吴佩孚开战。当时的张宗昌虽然收了很多人马，但有很多是土匪出身，纪律败坏，尽管张宗昌力加整顿，但队伍中的土匪气还是很浓。另外，为了给部队发军饷，张宗昌又偷偷地种鸦片烟，这事被捅到张作霖那里去后，总参议杨宇霆便说：“每年花100多万，养着这帮人种鸦片烟，那太不成话了。这次演习，要是看着他们不行，就把他们就地解决，遣散算了。”
由此，检阅大员郭松龄对张宗昌的这支部队要求特别严格，而演习那天正好又下了大雪，田野里的庄稼已经收割，但地里全是高粱茬子，硬挺在地上，又被雪给遮盖了。张宗昌的士兵在雪地卧倒，因为看不见高粱茬，结果很多人因此受了伤。张宗昌看到后，心里就很不痛快。
在休息的时候，张宗昌带着几个随从找了间房子进去暂避风雪。进屋后，张宗昌满腹牢骚地蹲在炕上，把随身带着的烧酒拿出来喝，他边喝边骂道：“他妈的，这是哪个龟孙制定的计划，把我们弄成这样！”
正骂着，郭松龄突然推门而入，他听到张宗昌的牢骚话，便问道：“你在骂谁？”张宗昌说：“这是我的口头语，并不是骂谁。”郭松龄顿时大发雷霆，气势汹汹地指着张宗昌的鼻子大骂道：“我×你妈，这也是我的口头语！”
听了这话，张宗昌的脸色由红变黑，他从炕上一翻身跳下来，随从们大惊失色，以为他要翻脸拿手枪打郭松龄，不料张宗昌跳下炕却突然改口对郭说：“郭二大爷，你×俺妈，你是俺的亲爸爸，还有什么说的？”郭松龄无话可说，气呼呼地走了。
郭松龄走后，张宗昌的参谋还想去拉住郭，替他们劝解一下，但张宗昌一把拽住参谋，不让他去劝。之后，张宗昌满不在乎地对参谋说：“你听我说，我叫他爸爸……反正他不是我爸爸！”
张学良在得知郭松龄与张宗昌的骂架之后，随后便亲自来视察张宗昌的部队，并试图加以劝慰。张学良到后，看见张宗昌的部队器械一新，武器精良，不免有些吃惊，便问张宗昌这些武器是哪里来的，张宗昌回答说是收编白俄溃兵时接收的，并且主动送了十箱手雷给张学良。
张学良回去后，向张作霖报告了张宗昌部队情况，张作霖也认为张宗昌可以重用，于是张学良让与张宗昌关系不错的另一位奉系大将李景林去把张宗昌请到沈阳，然后又把郭松龄请来，说：“我们这个团体，内部不要闹意见。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联合起来，同心协力地对付直军，打倒吴佩孚。茂宸（郭松龄的字）和效坤（张宗昌的字），不要把你们别扭的事情搁在心上。”
由此，郭松龄向张宗昌赔礼，彼此表示歉意后，这事也就算过去了。李景林趁热打铁，提议四个人结为兄弟，于是彼此关系更进了一步。由于在这次的联合秋操中表现出色，张宗昌所部被改编为奉军第三混成旅，成为奉军的正规军，各方面待遇也得到了提高。一年后，张宗昌的这支部队便作为奉军的主力军参加了第二次直奉战争。
虽然张作霖对张宗昌的部队待如亲兵，但张宗昌心里却不糊涂。在出战之前，张宗昌对部下说：“这回我们要是战胜了，毫无问题，什么都有……要是战败回来，奉天是不会养活闲人的，到时我们就找个山窝去落脚吧！”
开战后，张宗昌的第三混成旅作为奉军第二军的前锋进攻热河北部，首先遭遇的是直系劲旅董政国部，在经过一番血战后，张宗昌迫其退却，并攻克冷口，奇袭滦州。而此时正好冯玉祥倒戈，直军一片混乱，张宗昌乘机挥兵追击，并大肆收编溃散的直军，其部队一下就膨胀了七八倍，成为奉军中一支不可小视的力量。
只有到了这时，张宗昌才算是扬眉吐气，多年寄人篱下的他，终于占据一方，成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军阀之一。不久，张宗昌就此衣锦还乡，当上了山东督办。
在许多人眼里，军阀张宗昌是个胸无点墨的“狗肉将军”，靠着给奉系军阀张作霖卖命和组织流亡白俄军团，在20世纪20年代的北中国横行一时。殊不知，他还干过一起震惊世界的涉外事端，那就是悍然劫持并炸沉苏联客轮“列宁纪念”号，同时绑架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鲍罗廷的夫人达半年之久。
1926年广东国民政府誓师北伐后，北伐军从军到师几乎都有苏联顾问参与指挥和制定作战计划。这还不算，苏联还在华北积极支持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面对苏联支持下的两股铁流，在北京组建安国军政府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及其门下张宗昌惶恐不安，除了军事上顽抗外，他们还企图拿苏联在华人员开刀。
1926年年底，消灭吴佩孚集团后，广东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武汉。根据安排，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鲍罗廷等人乘火车沿粤汉铁路前往武汉。巧合的是，鲍罗廷的夫人鲍罗廷娜刚随苏联外交信使抵达上海，准备与丈夫团聚，遂决定搭乘轮船前往武汉，而鲍罗廷娜乘坐的就是刚在上海完成任务的苏联客轮“列宁纪念”号。
1927年3月1日，“列宁纪念”号航行至南京下关附近，桅杆上高悬的苏联国旗引起了当地海关人员的注意。当时中国海关由驻北京办公的英国籍总税务司安格联掌控，安格联得到伦敦的训令，积极配合张作霖等军阀对进出中国港口的苏联船只实施重点缉查。根据安格联下达的“通令”，南京海关人员拦下了“列宁纪念”号，在登船检查的过程中，发现了三名自称苏联外交信使的白人男性和一名自称“格鲁斯堡夫人”的白人中年妇女。由于苏联信使以“外交行李享有豁免权”为由拒绝检查行李，海关人员立即向驻当地的直鲁联军司令张宗昌报告。
张宗昌随后派出白俄士兵登船检查。交涉中，白俄士兵强行检查了那名白人妇女携带的行李，结果搜出一份写有俄文“鲍罗廷夫人”字样的文件。获悉此事后，张宗昌如获至宝。3月6日，鲍罗廷娜及3名苏联外交信使、47名船员被押往济南。
鲍罗廷夫人被扣的消息传出后，舆论为之震惊，武汉国民政府各机关和团体纷纷通电斥责张宗昌的暴行，希望北伐军“速张挞伐，灭此朝食”，苏联驻北京大使馆也连续三次向安国军政府提出严重抗议。3月21日，苏联驻华使馆代办约见安国军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警告说安国军政府应立即下令张宗昌放人放船，否则苏联政府将“采取相应对策”。
在张宗昌眼中，国际公法毫无约束力，他现在琢磨的是如何利用鲍罗廷夫人迟滞北伐军的前进。为此，他派人秘密赴汉，给鲍罗廷带去一封书信，要求鲍罗廷“以自身之威力，督促双方签署休战之协议”。但鲍罗廷只是冷冷地回了一句：“我相信中国人民的能力，他们一定会很好地保护她的。”
得到鲍罗廷冰冷的回复后，张宗昌恼羞成怒，将“列宁纪念”号挟持到长江入海口，然后邀请上海的各国媒体目睹他们是如何把苏联轮船炸成废铁的。紧接着，张宗昌又把鲍罗廷娜等人解送北京，交由张作霖处置。
这时候，张作霖在日本支持下，正进行疯狂的反苏反共活动。4月6日，张作霖派兵冲击苏联大使馆，逮捕了在使馆避难的李大钊等人和10余名苏联外交官。4月28日，张作霖绞死李大钊后，放出风声说要处死鲍罗廷娜及苏联外交人员。5月23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向中国驻苏代办郑延禧递交公函，严厉警告北京当局：“此等人员（指鲍罗廷娜等）若与李大钊等同一命运，则苏联政府将采取相当之手段。”
7月10日，北京高检厅开始审判鲍罗廷娜等人。审判持续一周未有进展，后突然传出消息：鲍罗廷娜被释放了。原来7月16日，美国参议院议员皮汉拜会张作霖。会谈期间，张作霖吹嘘说：“我最近杀了20多个赤色分子，明天我要杀鲍罗廷太太了。”一听此话，皮汉大惊失色，他警告张作霖，如果不经审判而处死鲍罗廷娜，“那么西方媒体会把您看做禽兽。在西方，即便判决妇女有罪，也很少处以极刑，更何况鲍罗廷娜是一位外国女士。”张作霖听后颇为沮丧，恰巧负责审理此案的高检厅法官何隽前来请示，张随口说：“或可开释。”一向对苏友好的何隽抓住这个机会，马上当庭开释鲍罗廷娜，然后弃官跑到天津租界避难。就在宣判结束仅两小时后，醒悟过来的张作霖又下令搜捕，但“夫人已不知去向”。对被释放也感到疑惑的鲍罗廷娜躲进东交民巷一个外籍人士家中，几天后经蒙古返回苏联。不久，武汉国民政府背叛大革命，鲍罗廷遭到驱逐。7月27日，鲍罗廷离开武汉，取道西北返回苏联。至于“列宁纪念”号的船员，后来由苏联政府支付了25万美元赎金，才被允许回国。
张宗昌的最大爱好，那就是听京剧，这在当时是出了名的。
张宗昌与当时著名的京剧演员关系十分密切、融洽。1925年4月，北洋政府明令发表他任苏、鲁、皖、豫四省剿匪督办，继又任命为山东省军务善后督办，彼时恰值其母60大寿，张宗昌大宴宾客，祝寿三天。余叔岩、杨小楼、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等名伶，均应邀至徐州演唱堂会，生、旦、净、末、丑各行名角荟萃一堂，盛极一时。其后督鲁时期，张宗昌在督署里建有戏楼一处，曾先后在济南、北京、掖县老家演唱堂会。“九·一八”事变后，他回归北京，仍不时在东城铁狮子胡同和西城石老娘胡同私邸以及奉天会馆(即后来的西单哈尔飞剧院)举办堂会演出。应邀演出的仍然是这些名伶。
堂会演出的戏，有的在外面剧院是无法听到的，例如余叔岩与梅兰芳同台演出《打渔杀家》。在西城石老娘胡同私邸小戏台，还曾演出《六五花洞》，饰潘金莲者除梅、尚、程、荀四大名旦外，尚有筱翠花(于连泉)、王幼卿，名丑如萧长华、慈瑞泉、曹二庚等均参加演出。旦角是一流旦角，丑角是一流丑角，如此众多一流名角在当时能同台演出，实属难能可贵。若非张宗昌倡议，并出资置办行头，恐难实现。
1927年春节期间，张宗昌曾在济南督办公署东大楼庆寿唱堂戏。
正月十五日是正寿。寿堂设在珍珠泉前大厅，大厅内悬灯结彩，挂满了寿屏、寿幛，还陈列着许多金寿星、金麻姑上寿、金镶玉翠、珍珠玛瑙，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到上午10点开始拜寿。张宗昌将他父亲请到寿堂正中坐下，他自己穿上将大礼服，在军乐声中进入寿堂，首先向他父亲行三跪九叩大礼，来宾也依次拜寿，有的叩头，有的鞠躬。拜寿毕，中午举行盛大宴会，山珍海味应有尽有，宴后即到剧场看戏。白天剧目均由济南各剧院上演，故来宾看戏者甚少；晚上全是北京名伶演出，一直演到深夜两点多钟。这天晚场由少将副官李文征亲自把门，凭请柬入场。台前的池座均设方桌铺台布，放有烟、茶、糖果、糕点等，就座的均是贵宾，如当时知名的前清遗老康有为，下台的大总统曹锟，号称大帅的吴佩孚，名为联帅的孙传芳等。只见他们都穿着长袍马褂，康有为身躯矮小，须眉皆白。
这天晚上，北京名伶演的是全本《穆桂英》，由四大名旦(梅、尚、程、荀)轮换饰演穆桂英，梅兰芳演的是穆桂英挂帅一段。直到深夜全剧将演完时，只见由张宗昌陪着出去的曹锟又回来了，随着又加演一出《游龙戏凤》，余叔岩饰正德皇帝，梅兰芳饰李凤姐，珠联璧合，堪称绝佳。当剧演至中场时，忽然刹住锣鼓，出来“天官赐福”，为曹大总统“加官”，接着一个人高举现钞两千元(当时可购面粉1200袋、猪肉1.25万斤)高唱“谢曹大总统的赏”，同时余、梅二人并肩到台前深深一鞠躬，然后继续演唱起来。这时人们才知道是曹锟点的戏。这台祝寿戏到此也就演完了。
张宗昌后来最喜欢听的一出戏是《霸王别姬》。虞姬自然是由梅兰芳扮演，霸王则由杨小楼扮演。张宗昌后来之所以偏爱这出戏，可能是与他失败的切身经历密切相关。楚霸王项羽起兵江东，征战四方，盛极一时，然而最终被困垓下，陷入穷途末路，发出无可奈何的凄凉悲苍感慨。正是这种感慨唤起张宗昌在思想感情上的共鸣。每当自家堂会演唱这出戏时，往往是先摆好酒席，正如戏里常说的“酒宴侍候”，锣鼓一响，他便如剧中人楚霸王一样，举杯畅饮，一边听戏，一边有姬妾把盏进酒。此时此刻，他或许恍如剧中人，而与之融成一体。
张宗昌一向挥金如土，对这些名伶的精彩演出自然要重金酬报。不仅如此，而且敬如上宾，礼貌周到。在徐州演唱堂会时，除赠酬金外，还赠送烟土，50两一包，根据角色等级不同，数量也有所不同，最多者15包，依次有12包、10包、8包等等。
这些名伶是很讲义气的。张宗昌下台以后，特别是闲居在北京时，无钱又无势，还要唱堂会。这些名角依然如故，招之即来，不仅如此，往往还随便派戏，从未同台演出的，一经提出，就能合作演出，余叔岩与梅兰芳合作演出《打渔杀家》，便是突出的例子。李藻麟在这方面是深有体会的，因为那时唱堂会，李经常担任安排剧目的任务，有时考虑不周，他们还主动想方设法出主意，为李补台。
有一次，李藻麟想提携年轻演员李万春，就派了一出戏，由余叔岩与李万春合演《八大锤》，事前也忽略了征求余叔岩的意见，便脱口而出。由于辈分与水平的差异，余叔岩面有难色，杨小楼在一旁立即看出问题，便主动向李提出：“还是由我和叔岩合作演出，您看好不好?”李藻麟立刻醒悟。向余表示歉意，是自己考虑不周。这些堪称泰斗的演员能如此屈己从人，实属难能可贵，若不是看在张宗昌的分上，万难办到。余叔岩就曾对李藻麟说过：“当初，人家(指张宗昌)有钱时，我们花过人家的；现在不能因为人家没钱了，就不侍候了。”
余也曾当面对张宗昌说过：“您什么时候想听，您自管说话，我随叫随到。”
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余叔岩每次堂会演出，不仅自己分文不取，而且连场面也由他自理。梅兰芳自己也是分文不取，只要脑门钱80元，用以支付琴师、鼓师等伴奏人员的费用。
张宗昌在位时举办堂会，为每位名演员确定演出酬金数额，是一个颇感棘手的问题，因为它涉及到对每位演员的评价及其在梨园界的声望和地位等诸多方面。处理得当，皆大欢喜；处理不当，就会产生意见。因此，他请余叔岩全权处理，由余提出名单，规定酬金数额，令有关人员照此支付。最高者，一次可得一万元。
张宗昌对京剧的喜爱，对我国京剧史产生了巨大影响，四大名旦这一称谓的出台，就与之有关。在1925年左右，梅、尚、程、荀四人在张宗昌府中演出堂会戏《四五花洞》，因四人旗鼓相当，难分轩轾，故而始有四大名旦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