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是现代中国的传奇人物，他一生的最大特色，就是他以杂牌军的军头地位，与黄埔系一路分分合合20多年，而始终没被“吃”掉。他与蒋介石一路纠缠，但在翻云覆雨之中，蒋介石始终未能完全斗垮他，他们最后在国破山河在时劳燕分飞。最终思乡心切，回归祖国。
“二次革命”中，龙济光因效忠袁世凯而窃据广东都督职；袁称帝时又封其为一等公加郡王衔。袁世凯复辟帝制时，龙虽然宣布广东独立，参加军务院而为抚军之一，但他却未真心讨袁，不愿护国军假道粤境北伐。袁死后，龙立即宣布拥护段祺瑞而取消独立，并派兵在粤省韶关阻止护国军北伐，从而引发了护国军的讨龙战役。此时，陆荣廷已被段祺瑞发表为广东督军，为攫取粤省地盘，他乘机指使桂军进攻广州。
讨龙战役爆发后，林虎第6军在粤汉铁路南段沿线与龙军发生接触，李宗仁所在第13团也由肇庆出发开赴前线。这是李宗仁从军后第一次参加战斗。
隆隆的炮声和犹如鞭炮的枪声，响彻云霄。李宗仁自己内心忐忑，神经紧张，脚步轻浮，呼吸有上气不接下气的模样。他深信他的爱国热忱与人无殊，而视死如归、不避艰险的胆量，尤不在他人之下，何以一听到枪炮声，情绪就如此紧张，连自己也莫名其妙。
其实，即使是最勇敢的军人，第一次参加战斗时也很难避免紧张的心态，如果不是这样，倒反而不正常了。不过尽管如此，李宗仁第一次参加战斗，实际表现却十分出色。
战斗打响后，李宗仁所在连队的连长因胆怯而临阵离职，营长也不知去向，士兵便也畏葸不前，所以在龙军的进攻下，阵脚开始动摇。李宗仁见状，决定以逆袭阻止龙军进攻。他挺身而出，命令掌旗兵高举连旗，号令全连士兵冲锋，并一马当先冲在了前面。战斗中，一颗子弹击中他的右颊，顿时血流如注，满嘴都是碎牙。李宗仁第一次参加战斗就挂了花，确实有些意外。不过，幸好他的伤势不重，子弹没有留在头部，而是从左边鼻孔穿了出去，因而免去了开刀之苦。受伤之后，李宗仁在后方医院养伤十余日，营长黄勉即催其早日归队，原因是原来的连长临阵畏缩，为人所轻，战斗结束后回到连队已无法约束士兵，只好请准辞职，而李在战斗中表现勇敢，故连长一职由李递补。李宗仁接到命令后，又在医院住了20余天，便回到部队正式接任连长职。这是他从军后第一次因军功而擢升。
李宗仁回部队后不久，讨龙战役即以龙军的失败而告结束。李宗仁随林虎部驻军广东雷州，之后又进驻高州。此时，李宗仁并不热心政治，但政治局势的变化，又一次使他有了显露军人勇敢禀赋的机会，并因此而再次迁升。
护法战争开始后，李宗仁所在第13团随广东护国第一军开抵湖南，经宜章、郴州、永兴、仁安、攸县直驱醴陵。此时北洋政府冯段失和，冯免去段的总理职务，北军作战情绪受到影响，因此南军进展顺利。11月底，南军继克复醴陵后占领了长沙，次年1月，又攻占了岳州。护法军的节节胜利，迫冯同意段复出，北洋军劲旅吴佩孚再次入湘，战局发生逆转，南军渐处下风。
1918年3月，南军长沙失守。李宗仁所属营随中路军退至安仁县后，奉命在绿野圩附近阻击北军。部队刚刚进入阵地，营长忽然生病发烧，必须回后方治疗，于是命令李宗仁代理营长指挥战斗。翌日拂晓，战斗开始。北军发射炮弹后，利用地形向南军阵地猛扑。李宗仁在阵地前沿指挥，发现中央阵地已被北军突破，友军纷纷溃退，战况十分不利。在这紧迫关头，李再次使用逆袭战术，令号兵吹响冲锋号。不料，号声过后竟无一兵一官向前冲锋。情急之下，李宗仁大吼一声跃出战壕，高举着营旗冲向敌阵。全营官兵见他身先士卒，立即精神大振，蜂拥向前冲杀。北军遭到李部反冲锋后，开始全线后撤，李宗仁指挥全营追击。这时，北军射来一排机枪子弹，击中李的胯下，顿时将他击倒。他不顾伤痛，倒在地上仍大呼冲锋不止，并悬赏500大洋夺取敌炮。在他的指挥下，对阵北军丢弃4门山炮而逃。
战斗结束后，李宗仁检查伤口，发现1弹射入大腿，另有3弹穿裤而过，却不曾伤及皮肉。士兵用一木梯将他抬到安仁县城，因无医院，只好请来一位草药郎中医治。郎中告李，子弹未伤到骨头。
第二次负伤，又使李宗仁第二次晋升。原营长奉调回粤，李宗仁补任营长。因每次打仗都冲锋在前，异常骁勇，李宗仁得了个“李铁牛”的诨名，在军中也渐渐有了些薄名。不过，当时李宗仁所在部队已归桂系马济指挥，作为一名与旧军系统毫无关系的下级军官，他的前程并不光明。
南方军阀参加护法战争，并不是为了维护《临时约法》，他们的真实动机主要是借护法而攫取更多的地盘，以扩充个人势力。所以，护法运动难免失败下场。1918年春，南方军阀开始酝酿南北议和，同时，开始对孙中山进行排挤。4月，在桂系操纵下，国会非常会议通过改组军政府的决议，改大元帅制为总裁合议制，实质上就是要剥夺孙中山的大元帅职务。5月，孙中山大元帅职被正式解除，孙愤然离开广州，发出“南与北如一丘之貉”的感慨。是年底，陆荣廷与北洋直系军阀言和，桂军相继返回广东。1919年2月，李宗仁所在营也从湖南宜章开拔，奉命往广东新会县城驻防。
李宗仁驻防新会后，因暂无战事，闲时不免思念妻子。此时他已升任营长，生活条件比以前有了很大改善，因此他决定把妻子从家乡接来。两广交通毕竟方便，不久，他的妻子就在他的副官专门护送下来到了他的身边。两人久别，见面自有一番高兴。李宗仁一生结婚3次，只有第一位夫人给他生养了一个儿子，而这个儿子就是在新会出生的。儿子出生后，李宗仁十分高兴。待儿子满月时，他给孩子取名叫幼邻，这与他自己的字号德邻仅有一字之别，显然有因承的含义。
新会是侨乡富庶之区，驻防于此的历届长官，无一不借机中饱私囊，腰缠万贯而去。李宗仁率营驻防后，亦不乏发财的机会。他驻防后立即声明公事公办，对不法绅商毫不通融，视黄金如粪土，不愿苟取一芥。可是地方乡绅富贾出于个人目的，对其奉迎买好，乘幼邻满月的时机争相送来贺礼，他挡开了几宗大的礼品，但金锁、金镯、金罗汉等贵重贺礼，他也确实笑纳了不少。
李宗仁在新会驻防了9个月。这期间，他身为驻防军营长兼代理县长，是地方最高首脑，第一次领略了掌握权力的滋味。不过，作为一个平民出身的下级军官，李宗仁尚知体恤百姓，并未滥用职权图谋私利。与驻粤其他桂系地方官敲骨吸髓而广结民怨的情况相比，他在新会时的作为却颇得当地绅商与百姓的称赞。
李宗仁涉足军旅时间不长，但按照那时职业军人的标准衡量，他已经具备了在军界谋生的一切本领。他不仅敢于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善于协调上下级之间的关系，而且有了依靠军队掌管地方权力的最初经验。这一切，都为他以后在军界的崛起，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徐州位于黄淮两水间，地据鲁、豫、皖、苏四省之要冲，是津浦、陇海两铁路之枢纽；徐州四周山峦重叠，河川纵横，在我国历史上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南京政府鉴于徐州地区的安危直接关系到全国的抗日大局，决心全力防守，在此进行一次会战。这次会战以徐州为中心，史称徐州会战。1937年10月，李宗仁被任命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驻节徐州，指挥津浦路沿线作战。
李宗仁在指挥津浦路艰难抵抗北进之敌的同时，又积极阻截华北日军南下。为确保徐州地区的安全，李宗仁命孙桐萱部向运河以西推进，袭取济宁、汶上的日军据点，以牵制敌人主力。孙部第22师负责攻取济宁，于2月12日晚由大长沟渡运河，14日晚有一小部攀登入城，双方短兵相接，血战竟日，终因敌我双方力量悬殊，入城部队伤亡极大，17日晚撤至运河西岸。与此同时，第12军81师也直取汶上，于12日晚由开河镇渡运河，一部由城西北攻入城内，与日军进行激烈巷战，终因人少势弱，损失严重，13日奉李宗仁之命撤向运河西岸。19日，日军攻陷安居镇，22日突破曹福林第55军阵地。25日，日军突破杏花村阵地，守军被迫撤至相里集、羊山集、巨野一线。但李宗仁在这一线布置大量兵力，不断侧击北段南下之敌，使敌军在这一带徘徊不能南进，暂时稳定了战局，摆脱了危机。
日军津浦线主力南攻不成，遂改变策略，由少壮派军人板垣征四郎、矾谷廉介率两师团企图会师台儿庄。台儿庄位于津浦路台枣（庄）支线及台潍（坊）公路的交叉点上，扼运河的咽喉，是徐州的门户，在军事上具有重要地位。日军一旦得手台儿庄，便可策应津浦路南端日军攻势，一举拿下徐州。板垣、矾谷两师团，是日军精锐之师，大部官兵都是参加过“二·二六”日本政变的，此次进攻，来势相当凶猛，大有豕突狼奔、一举围歼中国军队之势。3月下旬，日军以七八万兵力，在华北方面第二军司令官西尾寿造指挥下，分两路向台儿庄进发。一路为坂垣第五师团，自1月12日在青岛岭山湾、福岛两处强行登陆后，沿胶济路西进，至潍县转南，经高密，循诸城、荣县一线，进逼临沂；一路为矾谷的第十师团，该师团沿津浦路南下，直取台儿庄。
2月，中国军队为堵截日军前进，在临沂、滕县同日军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揭开了台儿庄会战的序幕。
在李宗仁的指挥下，临沂之战取得了惊天动地的胜利，它砍断了津浦路北段日军的左臂，粉碎了日军会攻台儿庄的计划，促成了以后台儿庄会战中，李宗仁围歼孤军深入台儿庄的矾谷师团的契机。
坂垣败绩累累，矾谷仍然武士道精神十足，不顾一切，日益向南推进。矾谷比坂垣更凶，李宗仁檄调自郑州来的邓锡侯第22集团军的第41军孙震部赶往滕县，拒敌南下；孙部刚在滕县部署就绪，3月15日，矾谷师团就发动攻击。日军以数十架飞机、30余门大炮狂轰滥炸，守军师长王铭章督战死守。李宗仁见滕县危险，又急令新拨归第五战区指挥的第20军团司令汤恩伯派部驰援。汤的主力81军王仲廉部因行程过远，未能及时赶到，3月17日晚，日军配合炮火攻陷滕县，20日攻占郅县，并沿台枣支线向台儿庄阵地突进。对矾谷军事行动的后果，李宗仁有着充分的估计：此次台儿庄一失，不但前功尽弃，士气、民气受到巨大的挫伤，国内恐日病大涨，而且给日后的战略转移带来难以想象的损失。
为了确保台儿庄，他制定了相应的作战计划。李考虑到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最善防守，即令孙派3个师，沿运河布防，扼守台儿庄正面阵地，李判断矾谷前次战役占了上风，骄狂不可一世，一定不待蚌埠方面援军北进，便会直扑台儿庄，以期一举拿下徐州，夺取打通津浦路的首功。因此，李便决定设圈套，请其入瓮。于是，他命令汤恩伯第20军团的2个师让开津浦路正面，诱敌深入，待矾谷直扑台儿庄后，再回头击敌之背，与孙连仲一起将敌围而歼灭之。事态的发展正如李宗仁所预料的那样，敌人从滕县南下，舍汤恩伯军不顾，直扑台儿庄。敌军总数约有4万，拥有七八十辆坦克，百余尊山野炮和重炮，重轻机关枪更是不计其数。3月23日，矾谷军冲到台儿庄北泥沟车站，徐州城内已炮声可闻，台儿庄会战的大幕正式拉开。
3月24日，敌军采用上次攻打滕县的战术，先猛烈轰击孙连仲军的防御工事，接着以坦克为前导，向孙部阵地推进。狂风暴雨般的枪炮弹，把台儿庄外围阵地工事基本摧毁，敌人步步逼近。日军的这种凌厉攻势，孙连仲部在一无平射炮，二无坦克的条件下，无法反击。但他们知道，台儿庄是他们的光荣，也是他们的坟地，因此以血肉之躯与靠近的日军拼杀，与横冲直撞的日军坦克同归于尽。战争中，武器在某种程度上起决定性作用，因此，尽管孙部士兵英勇抵抗，仍被日军冲入城内。孙部没有退却，与入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
此时，担负台儿庄中央防线北面作战的汤恩伯军团，在峰山、枣庄一带同日军作战后不久，置台儿庄危急于不顾，转移到姑婆山区躲起来。李宗仁严令汤军团迅速南下，协同孙连仲夹击台儿庄正面之敌。汤为保存实力，仗着有蒋介石为后台，置军令于不顾，在姑婆山迟疑不进。李宗仁深知其人，一贯自恃是蒋介石的嫡系，骄横不可一世，也不敢轻易得罪他，因此三令五申，晓以大义。汤仍不予理睬，这边战火熊熊，战斗惨烈，那里却养兵于山区，无动于衷，李宗仁陷入痛苦之中。军情危急，李宗仁无可奈何之下，再次发电汤恩伯：“如再不听命令，贻误战机，当以军法论处，同韩复榘同样下场。”汤敬酒不吃吃罚酒，李宗仁下了死令，他才同意挥师南下。
然而，此时台儿庄孙连仲部守军已伤亡殆尽，全庄四分之三地盘被日军占据，他们一面在电台宣称已将台儿庄占领，一面调集重炮、坦克疯狂冲击，企图一鼓作气，完全夺下台儿庄。孙连仲强烈地意识到，再孤军死守，将全军覆亡，因此4月5日直接与李宗仁通电话，要求把部队暂时撤到运河南岸，让他的第二集团军留点“种子”。李宗仁听得出，孙连仲讲这番话时，语调几乎是哀婉的，他深知孙的处境是何等的艰难，又是何等的悲壮，但李宗仁更清楚台儿庄目前的重要性，他估算着汤恩伯军团第二天中午可赶至台儿庄北部，因此鼓励孙连仲说：“敌我在台儿庄已血战一周，胜负之数决定于最后5分钟。援军明日中午可到，我本人也将于明晨来台儿庄督战，你务必守至明天拂晓。”说完，李怕孙情绪低下，影响士气，又下令道：“我的命令如若违抗，当军法从事。”
孙连仲以前虽和李宗仁只有一面之缘，但听人说过，李在战区司令官中，属较通情的一位，此时此刻李下这样的命令，深知台儿庄对整个战役至关重要的价值，以及李宗仁对此次战役胜利的信心。于是孙态度坚决地表示：“我绝对服从命令，整个集团军打完为止。”孙连仲的态度，使焦急万分的李宗仁感到有些安慰，但他总有些不尽放心，于是又指示孙连仲：“今夜你还须向敌夜袭，以打破敌军明晨拂晓攻击的计划，则汤军团明日中午到达后，我们便可对敌人实行内外夹击。”孙表示部队已用完，夜袭不容易。李听后立即指示：“我现在悬赏10万元，你将后方凡可拿枪的士兵、担架兵、炊事兵与前线士兵一起集合起来，组织一支敢死队，实行夜袭。这10万块钱将来按人平分。”
孙连仲将李宗仁的命令传达后，数百人一支的敢死队很快成立起来。4月5日午夜，敢死队分组向敌出袭，冲击敌阵。他们个个精神异常振奋。各自为战，已是血战经旬的敌军，也精疲力竭，深夜正堕入梦乡，听到不知从哪来的枪声，顿时乱作一团，一面仓皇应战，一面后退。经数日血战为敌所占的台儿庄各街，竟在短短不到一小时内，一举夺回四分之三。此时，李宗仁不但得报孙连仲夜袭成功的喜讯，又得汤恩伯部翌日天明前可赶到台儿庄的消息，高兴极了，他立即率随员，连夜亲自赶到台儿庄郊外，准备亲自指挥对矾谷师团的歼灭战。
矾谷师团的厄运终于降临了。6日黎明之后，台儿庄北面，枪炮声渐密，汤恩伯军团已向敌人开火。矾谷知已陷入重围，开始动摇，下令部队全线撤退。4月6日晚，李宗仁亲自指挥台儿庄守军全线出击。一直防守遭攻的孙连仲部，听说反击，神情振发，命令一下，杀声震天。此时敌军已成强弩之末，弹药汽油也用完，机动车多被击毁，全军丧魂落魄，狼狈逃窜。李宗仁命令部队猛追，敌兵遗尸遍野，各种辎重到处皆是，矾谷本人率残部拼命突围。至此台儿庄战役胜利了。台儿庄会战，在李宗仁的亲自指挥下，击溃日军第五、第十两个精锐师团的主力，歼灭日军2万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严重地挫伤了日军的气焰，振奋了全民族的抗战精神，坚定了国人抗战胜利的信念。这次战役，李宗仁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赢得了中国人民的尊重。
李宗仁在自己身后留下了堪称传奇的人生之路，而陪伴他走过这条人生道路的是他先后迎娶的三位夫人李秀文、郭德洁和胡友松。
1911年20岁的李宗仁在父母的包办下迎娶了他的第一位夫人李秀文，她为李宗仁生下儿子李幼邻。1992年，102岁高龄的李秀文在广西仙逝。
1924年，李宗仁屯兵广西桂平，在这里他遇到了日后陪他走南闯北的知音郭德洁。郭德洁原名月仙，是一位具有先进思想的现代女性。当李宗仁第一次去她所在的女校训话，郭月仙作为当时的校花给李宗仁献花的时候，两人便已互相倾心。虽然当时郭月仙已经与别家订了婚，但在身为广西自治军第二路总司令李宗仁的安排下，郭月仙还是和他成了婚。结婚当晚，李宗仁取“品德高洁”之意为郭月仙改名为德洁。郭德洁不仅在生活上照料李宗仁，在事业上也给了李宗仁很大的帮助。她主张妇女解放，并在抗日战争期间发动广西妇女组织声势浩大的募捐活动，堪称广西妇女运动的领袖。1949年，国民政府倒台，李宗仁携同郭德洁开始了旅居海外的生活。1965年7月20日，旅居海外十余载的李宗仁陪同夫人郭德洁排除了各种艰难险阻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当所有人都在赞叹李宗仁落叶归根的时候，谁也不知道在他回国的问题上郭德洁起了决定性的作用。5个月前郭德洁在美国被确诊患上了晚期乳腺癌，只剩下了8个月的生命，而她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把自己的遗体安葬回广西老家。一生钟爱郭德洁的李宗仁当然会满足爱妻的要求，时日无多，他决定不再犹豫回到了祖国。1966年3月，郭德洁在北京医院逝世，结束了她与李宗仁42年的婚姻关系。
75岁刚刚投入祖国的怀抱却又遭遇丧妻之痛，李宗仁一面感叹祖国的山河壮丽，一面又唏嘘身边无手可执。这件事在当时不但成为他的一块心病也成为了国家统战部乃至周总理关心的问题。在组织的安排下，60多位女士的照片资料摆在了李宗仁的面前，但都被依然沉浸在丧妻之痛中的李宗仁一一拒绝，又有谁能替代郭德洁在他心目中的位置呢？造化弄人，当一个叫胡友松的女孩子的照片摆在他的面前时，偏偏这个浓眉大眼的女孩子让李宗仁产生了好感，由此李宗仁开始了他鲜为人知的第三次婚姻生活。胡友松是一代影后胡蝶的女儿，解放后她和养母搬到北京居住。1959年从医专毕业后胡友松就一直在北京复兴医院当护士，她不仅人长得漂亮、气质好，又正好从事医护工作，最符合照顾李宗仁的条件。她马上就被请到了李公馆与李宗仁共进晚餐。李宗仁对这个落落大方、聪明伶俐的女孩子一见倾心，但是李宗仁和胡友松一个年过古稀，一个风华正茂，婚事的关键在于胡友松。
当胡友松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头一炸，她要求考虑半个月。能够照顾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李宗仁已经77岁了，还有几年寿命尚不可知，如果成为他的妻子虽然生活上再也不用发愁，但将来的日子怎么办？胡友松陷入了深深的犹豫。李宗仁并没有给她那么多考虑的时间，刚刚四天他就把胡友松接到了公馆。这或许就是命运的安排吧，胡友松服从了。1968年7月下旬的一天，李宗仁和胡友松在北京西总布胡同51号李宗仁的公馆结了婚。鉴于当时的形势，他们的婚礼并没有大张旗鼓，只是请几位朋友吃了顿饭。
新婚伊始，胡友松陪同李宗仁去北戴河游玩，李宗仁对这位新娶的妻子呵护有加。胡友松不会游泳，他教她游泳；胡友松夜里容易醒，李宗仁就不穿拖鞋光着脚起夜……那段时光是最轻松的。但当他们的专列火车从北戴河驶入北京的时候，“红卫兵造反运动”也驶进了他们的生活。
社会上对胡友松有不一样的看法，大多数人以为她贪财，说李宗仁带回许多的美元钞票、金银财宝。另一些人认为李宗仁是原国民政府的代总统，回国后又娶了比自己小48岁的胡友松，这是反革命加走资派的罪行。虽然周总理明令禁止冲击李宗仁，可是天不怕地不怕的红卫兵还是逮着机会冲进了李府。胡友松在楼上的屋里心跳得都快从嗓子眼里掉出来了却又不敢下楼，怕下楼反而因为她引起什么事情来。一个小时以后，楼梯响起来，李宗仁笑嘻嘻地上来了。胡友松说：哎哟，你还笑呢，我都快急死了！李宗仁答道：急什么呀，北大的学生挺好的，问了好多历史问题，挺满意地就走了。虽然是虚惊一场，但周总理一知道这件事马上把他们转移到了301医院特护了一个月，回家后的李宗仁不被允许出门，终日无所事事、郁郁寡欢。而胡友松在这期间只能陪李宗仁下下棋、读读书，自己临摹李宗仁收藏的名人字画打发时间。
李宗仁的身体情况伴随着他情绪的低落很快恶化起来，他被查出患有直肠癌。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由于他是最大的走资派，医院不可能给他什么精心的护理，胡友松只能凭借自己的医护本领照料李宗仁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三年。李宗仁掉眼泪了，他说这一生就只掉过两次眼泪，一次是他妈妈死时，这一次是他觉得活的期限到了。1969年1月29日下午12时50分，李宗仁因病逝世。弥留之际他对胡友松说的最后的话是：每年清明别忘了给我扫扫墓，让人知道我还有一个年轻的妻子。
1969年1月26日，是李宗仁回大陆以来最后的几天日子，他在病危之际，气喘吁吁，断断续续留下遗言，除了表达对祖国统一的愿望外，便是不忘把几瓶名酒送给毛主席和周总理。
这几瓶酒颇有来历，大部分是法国白兰地和英国威士忌，已有两个多世纪的历史了。在李宗仁手中就保存了几十年，酒由外国进口，又由他带到美国，而后又带回国内，始终没有开封品尝。酒瓶上都有历代专家鉴定的签字和贴有收藏家的签名封条。其中两瓶，是抗战初期他坐镇徐州时，由一位与英国人交情很深的实业家杨树诚所赠。
杨树诚，就是创办安徽蚌埠宝兴面粉厂的“杨三”，他是一个贫农出身的企业家。他于1885年生在河北盐山县农村的一户佃农家庭。16岁到河南英福公司的焦作煤矿当学徒。后来，偶然在矿场拾到了英籍总矿师丢失的一盒矿机钻石，完好地交给总矿师后，他也被留在矿师身边学习勘探技术。1920年他独自在徐州建立了宝兴钻务处。后转向兴办宝兴面粉厂，1928年又选择蚌埠这个小麦集散地，建立宝兴第二面粉厂。为利用淮北的大豆资源，还筹建起植物油厂。他所创办的企业在皖北地区有龙头之称。
1927年初，李宗仁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和西征军总指挥，一度率军驻扎徐州。当时杨树诚在徐州创办的宝兴面粉厂，已是当地最大的机制面粉加工厂。为订购驻军食用面粉及军马所用麸皮，一天，李宗仁在随从人员陪同下，来到宝兴面粉厂参观。杨为尽厂主之谊，予以盛情款待。两人在酒酣耳热之际，彼此畅谈平生抱负，似有相识恨晚之感。他们都在壮年，一个投身军界，一个热心于实业；加上李宗仁又流露对开发中国矿业的兴趣，也正是杨的技术专长，于是两人结下“金兰之交”，成为换帖兄弟。因杨年长五岁，在家排行第三，李宗仁便称他为三哥。后北伐军开拔，两人暂时中断联系。至1931年初，李宗仁因蒋桂战争退回广西，开始积蓄力量经营两广时，特电邀杨树诚，带领宝兴面粉厂早年从事钻探的人员，前往南宁协助李进行了探矿，两人又有了再次交往。
抗日战争初期，杨树诚为了保住倾半生心血创办的宝兴面粉厂及植物油厂，计划把蚌埠宝兴面粉厂迁至西安附近的扶凤。由于南京沦陷，日军沿津浦线铁路大举进犯，李宗仁受任第五战区司令，驻节徐州，负责指挥津浦铁路的防御。李上任后，徐、蚌两地大军云集，为解决军粮民食，特意召见了杨树诚。李当时对杨推心置腹地谈道：“讲私谊咱们是兄弟，现在国难当头，应以民族大义为重。我希望三哥不要临危而退、举厂内迁。在徐、蚌两地，三哥开设的面粉厂首屈一指，五战区的军粮民食很大程度上得仰仗三哥了。”杨听了这一席话，深明大义，当即表示：“我徐、蚌两地面粉厂一定全力以赴，日夜开工，供应面粉麸皮，兄弟和属下愿与五战区抗日将士共存亡。”同时，杨还应李宗仁要求，让徐州防空司令谭辅烈在宝兴面粉厂大楼顶安装了防空警报系统，担负空袭警报的任务。前后约五个月时间，宝兴面粉厂就地坚持生产，为军队提供面粉60余万袋。中国军队以宝兴面粉厂提供的这些军粮，在蚌埠与日军展开了闻名全国的“淮河阻击战”，并支援了台儿庄战役。
1946年，杨树诚年逾花甲，因历经磨难，身体及精力大不如前，于是辗转北平养病。当时，李宗仁在北平任行辕主任，便邀请他协助其高参刘仲华制定开采煤矿的计划，在此期间，杨树诚因蚌埠沦陷时期“捐款献机”而受指控为汉奸。杨在被传讯时申辩了被迫“捐款”的真相，后由李宗仁过问，北平行辕军事法庭最后审判，撤销了对杨树诚汉奸嫌疑案的指控。1948年淮海战役胜利后，国民党军队全线溃败，李宗仁曾致电杨树诚，“期望仁兄早日南下”。杨当时筹划将蚌埠宝兴面粉厂迁至南京，因受当地面粉业阻止，又欲改迁常州附近的奔牛，由于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这些计划均落空。新中国成立后，李宗仁去了美国，杨树诚去沪疗养。
沧桑巨变，故人又相逢。1965年7月20日，李宗仁先生偕夫人郭德洁女士，冲破重重阻力，毅然回到祖国大陆，当年在北平行辕为李宗仁高参的刘仲华，原系中共地下党员，后改任北京园林局局长，这时，他特致函杨树诚之子杨春曦，告诉他李宗仁归来的喜讯。杨春曦夫妇立即回信，由周总理直接转交李宗仁先生。1966年5月18日，李宗仁先生在程思远和尹冰彦的陪同下到上海参观，当天下午便约杨树诚一家在锦江饭店会面。因宋庆龄副主席闻讯拜访，会面改在5月20日上午，这天早上，李宗仁派专车接来了杨树诚及儿媳一家人到饭店，在九楼的特别套间会客厅里，李宗仁与杨树诚一见面便拥抱在一起，相互问候。李握着他的手说：“我们兄弟之间有这次见面，真是世间奇闻。三哥年已八旬，身体这样硬朗，我感到很高兴。”杨树诚向他谈了自己在解放后继续从事早年的探矿，为淮北地区勘探发现了一些新矿区，了却了埋藏心中多年的意愿。李宗仁感慨地说：“我回国后，亲眼目睹共产党的政策，感到这条路走对了。”时近中午，两人话别，为照顾杨树诚年事已高，李宗仁亲自送他到楼下门厅，并为他打开轿车门。这时，两双饱经沧桑的大手再次紧紧相握，他们似乎意识到这可能是最后的一面，久久难以松手。最后，李宗仁先生以手护车顶，将杨树诚送入车内坐下，在即将启动的轿车旁边对杨树诚鞠躬送别。
李宗仁身居高官要职后，多少年以来，不知有多少他的同学、同乡和亲戚朋友前去投奔他，或开口或伸手向他要事做要官当。但是李宗仁敢于撕破脸皮，不论亲疏，量才用人，虽系亲朋故旧，若无术无才，绝不重用。
李福生是他的原配夫人李秀文的表叔，早年在他胞兄李德明手下当工打杂。李德明见他忠厚老实，手脚麻利，做事勤快，就把他推荐给李宗仁当卫士。从此，李福生一直在李宗仁身边22年，随他潜逃香港、流落西贡、北伐抗战，辗转南北，历尽坎坷，在硝烟火海中进进出出，置生死于不顾，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他却大字认不得一箩筐。因此，李宗仁并未因为他是“内亲”和在身边多年的“亲信”而提拔重用。李福生从卫士升至少校随从副官以后，就一直官居原职。而与他同时或很晚才来到李宗仁身边工作的人，不管是不是同乡，几乎没有一个不提拔的，或中校、上校，或少将、中将。所以，当时国民党的一些军政要员都承认李宗仁比蒋介石能容人、用人。为此，李福生和一些同乡抱怨连天，牢骚满腹，常在背后说李宗仁“不认人”和“寡水”。
李宗仁听了，不但置若罔闻，而且依然我行我素，以致对他儿子李幼邻的老庚张幼邻也未能例外。张幼邻原来就是第四集团军司令部的少尉传达排长，20年后仍然是此职。1943年中秋，张幼邻的一位亲戚从家乡来到湖北老河口，要张幼邻帮他向李宗仁引荐谋一官半职。当他看到张幼邻还是十数年前的“炒排骨”(即排长)时，不禁大为惊讶，张幼邻唉声叹气地说：“我恨不得当军长、总司令，只是没办法，我能搬石头砸天?”接着向这位亲戚倒出了自己的一肚子苦水：一次，张幼邻的上司要提升他为上尉连长，可是报到李宗仁那里却通不过，朱笔一挥就把他的名字和任职划掉，而后，对军务处长梁家齐说：“张幼邻是我同年仔，又在我眼睛鼻子下工作，对他我清楚明白，他一无战功，二无突出贡献……”这样一来，张幼邻理所当然地被“委屈”和“埋没”了。
张幼邻的亲戚听了，愣怔了许久，然后不无伤感地说：“看来大树底下也未必好乘凉啊!”
其姨表兄黄敬修，陆军大学将官班毕业，想当师长，李宗仁只派任师的上校参谋长，黄坚辞不就，牢骚满腹，虽多方疏通，李仍不允，后改派为某步兵团上校团长。该团曾一度驻广西百色区田阳县附近，归梁家齐指挥(当时任该区指挥官兼行政专员)。李宗仁一向回避近亲在身边工作，后来王建平因故力辞第五战区军法执行总监职务，并一再推荐黄敬修补缺，李宗仁再三考虑，始允其请，但交代先试后委。又如李宗仁的堂侄儿李常谦到老河口，希望谋得一官半职，李宗仁对他说：“你想做事，应照规定备详纲履历，送军务处梁处长审核后，再报请委用。”后来报委为《阵中日报》印刷厂厂长，李常谦接任后成绩显著。
李宗仁消灭盘踞在广西的大小军阀之后，于1925年秋，统一广西，励精图治，开始积极整顿军、民、财、建、教各政。值此用人之际，李宗武(李宗仁的嫡堂弟)等三个亲戚南下谋职。遂以李宗仁的亲戚关系，由桂平税务局给他们安排了税务员的工作。三个亲戚还好，自幼攻读私塾，也曾上过几年新学堂，若论知识，多晓孔孟之道，擅长毛笔字和算盘，但对于专业税务却是难以胜任的。尤其是李宗武书不成文，言不达意。经过两个月工作的考察，皆不称职。但鉴于三人均为李宗仁的亲属，有裙带关系，故税局上司有口难言，无可奈何。
一日，恰逢李宗仁因公事来到桂平，当即有人据情禀报。李宗仁平生最反对“刘公得道，鸡犬升天”的恶习，极力主张任人唯贤。闻罢自觉脸面无光，愧疚交集。翌日，李宗仁请嫡堂弟和妹夫到他的住处就餐。席上笑容可掬，共叙家常。待饭罢茶后，李宗仁就开门见山、郑重其事地说：“你们吃不动这碗饭，还是回家去吧!这里我给你们一点盘缠，回去好好种田，不然做点小生意也好，以后不要再出来外面跑了。”就这样，三人被解职还乡了。三人怅然而归，走到村口便哭了起来，家里人见状莫名其妙，惊诧万分。待闻知其故后，众说纷纭，多为李宗仁用人无私的精神所感佩，此事一时传为趣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