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名不见经传的小兵,到粤军总司令,陈济棠只用了短短的十几年。当他掌控广东军政大权,成为雄霸一方的“南天王”时,还未到40岁。他跌宕起伏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在陈济棠时代,广州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在文化上,陈济棠主张复古读经。他下台后避居香港,当日本入侵香港时,他坚决不当汉奸,化装成厨子逃回重庆,在国家危亡之际,表现了中国人的气节。
1931年，陈济棠在广东站稳脚跟后，不断扩充实力，最终独揽广东军政大权，成为“南天王”。
到了1934年，蒋介石在全国推行“新生活运动”，以使国民行为合乎礼义廉耻，适于现代生存，配做现代国民。
陈济棠表面很响应，但实际上另搞一套，他要求全省推行读经，讲三纲五常，推行祭祀孔子、关羽、岳飞活动，目的是要百姓老实听话，文武官吏要像关、岳那样讲忠义，实即忠于自己。这样子，奇事便陆续出来了。
先是第一集团军舰队司令张之英提议禁止夏日男女同场游泳，并转令广东省会公安局实施。泳场因此用木板隔成两半，以实现分泳。
这样的事由一个舰队司令提出，岂不可怪!原来陈济棠是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而张是其老部下，自然心领神会，积极配合了。
跟着，省河督配局局长郑日东，也向政府建议禁止男女挽臂同行，还写了一篇妙文细说理由，文中说：既禁男女同泳，则亦应禁同行，不应严于水而宽于陆。又说女子袒胸露臂，实为“肉诱”。凡此恶习，有害党国前途，故应禁止云云。
1935年4月，陈济棠以总司令身份向广东省政治研究会提议禁止妇女奇装异服，并列出衣着标准如下：
旗袍最长不得拖至脚踝，最短必须过膝。衣领最高不得超过二寸，最低不得低于五分。袖子最长不得超过手指，最短也要过了肘关节。旗袍开衩不得过高，最高只可过膝盖以上三寸。
穿旗袍时，要穿过膝长的内裤。
穿短衣者，衣长要盖过臀部三寸，衣身不得绷紧贴体，须稍宽松。
裤子不得太短，最短也要过膝盖以下四寸。如穿裙子，裙身也要过膝盖以下四寸。
穿旗袍出户外时，不得赤足穿鞋。
是年8月，广东政治研究会除通过此提案外，又通过一项荒唐的男女界限议案，规定如下：
禁止男女同车；禁止男女同食（无论官署、家庭、茶楼、酒馆，一律禁止男女同食）。女人须待男人食毕，方可进食；禁止男女同住（旅馆一律禁止男女同住一室）；禁止军人、人民同行；电影院禁止开映男女共演之影片。
省会公安局长何荦是陈的心腹，执行起来自然特别起劲。他宣布由8月1日至10日为宣传期，除在电台播放规定外，又派女宣传队员到戏院、剧场演讲。并以白布上书“取缔奇装异服，9月1日强制执行”的标语，分悬于马路及公共汽车上。
又召集缝衣店及洋服店店主到公安局签署保证书，保证不为顾客制作违反标准的服装。
到了9月1日，正式执行，公安局派出男女检查队，以太平、靖海、陈塘、永汉、宝华等分局管辖的地段为重点，多派人手，检查公共汽车及戏院剧场。其中以洪德分局查得最严，在大基头一带不论客车、行人，均予检查不漏。
从当天报纸对两宗违例事件的报道，可以略窥一二。上午11时，19岁少女林玉卿身穿黑纱，罩以内袍，隐露肌肉。脚穿白皮鞋，未着袜。眼戴黑眼镜，佩心口针。与未婚夫刘某拍拖，行至高第街口时，被段警干涉。玉卿不服，反谓警察理人闲事，干涉自由。最后被带返分局处理。
到晚上11点左右，少妇黄周氏，29岁，台山人。身穿丝质白绸蝴蝶装，配以腰带，脚穿黄皮通花鞋，不穿袜。两手指甲染红。带同女仆到新华戏院看完电影，行到中山五路与中华北路口时，被警察干涉带返分局处理。
这些做法，明显是针对女性的。扰攘了几天后，有记者前往十八甫、高第路、永汉路一带热闹地方观察，发现过往行人，男性占十分之七八，女性只占十分之二，且均是年过三十的人，年轻女性，都不愿上街了。扰民行为，可见一斑。
到了1936年，何荦还不死心，鉴于去年闹了不少笑话，今年他做了两项改进：一是培训了一批专职的女性劝导员，上街劝谕；二是成立专门的所谓风纪警察巡逻队，加强巡查。遇有违例者，即在其身上盖上违反服装规定的印记。这一来又惹出麻烦了。某日，一位公务员的妻子在路上被风纪警察逮着，随即将违纪的蓝印盖于该妇旗袍的乳房部位，这一举动太过荒唐，一时舆论大哗，广州妇女协会亦斥此举侮辱妇女过甚，要求改用女警检查。当局自知犯了众怒，悄悄撤销了风纪警察的巡逻，对禁令也不敢再坚持了。
不过舆论并没有放过他们，不断有反对意见和嘲讽，有一报纸说：真正的艳装妖妇，是坐在小汽车里的，她旁边是贵人，还有卫士，那又从何劝谕、谁去制止呢？
取缔“奇装异服”运动虎头蛇尾，笑话不断。到1936年7月，陈济棠反蒋失败，被迫下野，这场闹剧终于结束。
1935年元旦，胡适乘船南下，接受香港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这是胡适接受的第一个名誉博士头衔，其意义在于其影响从学院延及社会之事实，得到了追加的象征性认可。以后，胡适按预定计划游历了粤、桂两地。适之博士游目游心之余，一逮到机会就要“卖膏药”，这是他“历史癖”、“考据癖”之外的第三种癖好，即“演说癖”。
为巩固自己的统治，陈济棠在广东大力推行尊孔读经。他在西南政务委员会提出尊孔的议案：孔子为百世之师，关岳为忠义之表，以道德格民者，宜祀孔子，以忠义率民者，宜礼关岳。提议恢复祭拜孔子、关帝和岳武穆王的祀典，并且由广东省的民政厅和教育厅会同订立祭仪细目，呈准实行。陈济棠还在中小学推行读经教育。他指示广东省教育厅颁布《广东省中小学经训实施办法》，要求全省小学一年级起要粗明经义，高小至初中分四年读完《四书》，高中以上读《五经》，而读《孝经》则从小学至高中一以贯之。凡已采用《国文》课本的学校，一律加插“活页文选”的古文，作为补充教材。他亲编《新公民课本》，课本的第一课赫然印着“陈总司令爱我，我爱陈总司令”12个大字。
陈济棠宣称“我粤以孝治天下”，还组织成立提倡传统道德、阐扬国学精华的“明德社”，由其兄陈维周和社会党党魁张君劢、张东荪主持，邀请谢幼伟、牟宗三等著名新“儒士”担任导师，申明要重建“为政以德，德治天下”的理念；编写历代贤臣、名宦行状的《官人模范录》，在政府官员中，倡行明德修身，要求大家终日惕厉，不忘官箴；又开办学海书院，完全照搬当年张之洞办学的一套制度，以研究周易、礼制、道德经、孔子、孟子、宋明理学、曾国藩文集为课程。
因了这种种强硬的举措，1935年的广州城里到处弥漫着尊孔复古的气息。这一切，都让胡适这位一直高举民主科学旗帜的新文化运动领袖深为忧虑。他决心要把一剂“新膏药”送给陈济棠这位头脑发热的旧军阀。
一到广州，胡适就感觉到在广州“卖膏药”不是那么容易的。
本来，胡适在广州的活动早已安排好，除了原定在中山大学和岭南大学各演讲两次之外，还有第一女子中学、青年会、欧美同学会等。中山大学邹鲁校长早已发出布告，停课两天，让学生听胡适的演讲。青年会头天下午开始卖听讲券，一个下午就卖出了2000多张。
1月9日早晨，胡适踏上广州码头。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吴康、教授朱谦之，地方法院院长陈达材等老朋友和一些闻讯而来的记者前往迎接。正在寒暄之时，一位老朋友托人送来一封信，要胡适立即拆看，上面写道：兄此次来粤，诸须谨慎。
胡适在新亚酒店住下后，翻了翻广州报纸，才知道8日下午西南政务会议开会，声讨他在香港华侨教育会演说公然反对广东读经政策的“罪行”。这时候，吴康也派人送了一信来，信上说：适晤邹海滨（邹鲁）先生云，此间党部对先生在港言论不满，拟劝先生今日快车离省，暂勿演讲，以免发生纠纷。
可是，胡适不愿意就这样离开。恰好陈达材先生问他要不要看看广州当局，他表示：“林云陔主席是旧交，我应该去看看他。”于是，陈达材陪同他去省政府拜会了当时的省政府主席林云陔。林云陔见面后向胡适大谈广东省政府的三年建设计划，又问胡适要不要见陈总司令。胡适说：“很好！”陈达材去打电话，一会儿回来说，陈司令本来今早要给出发剿匪的军队做训话，为了与胡适谈话特意推迟出发。
胡适与陈达材进了在省政府隔壁的总司令部，在会客室坐了一会儿，陈济棠出来了。他操着广东口音的官腔，很不客气地说：“读经是我主张的，祀孔是我主张的，拜关、岳也是我主张的。我有我的理由。”他滔滔不绝地解说他的两大政纲：第一是生产建设，第二是做人。他说：“‘做人’必须有‘本’，这个‘本’必须要到本国古文化里去寻求。这就是我主张读经祀孔的理论。”他演说了足足半个多钟头。
胡适静听他说完了，才答道：“依我的看法，伯南先生的主张和我的主张只有一点不同。我们都要那个‘本’，所不同的是：伯南先生要的是‘二本’，我要的是‘一本’。生产建设须要科学，做人须要读经祀孔，这是‘二本’之学。我个人的看法是：生产要用科学知识，做人也要用科学知识，这是‘一本’之学。”
陈济棠很严厉地睁着两眼，大声说：“你们都是忘本！难道我们五千年的老祖宗都不知道做人吗？”
胡适说：“五千年的老祖宗，当然也有知道做人的。但就绝大多数的老祖宗说来，他们在许多方面实在够不上做我们‘做人’的榜样。举一个很浅的例子来说罢。女人裹小足，裹到骨头折断，这是全世界的野蛮民族都没有的残酷风俗。然而我们的老祖宗居然行了一千多年。大圣大贤，两位程夫子都没有抗议过。这难道是做人的好榜样？”
陈济棠似乎很生气，但也不能反驳胡适。他只能骂现存中国的教育，说“都是亡国的教育”；他又说，现在中国人学的科学，都是皮毛，都没有“本”，所以都学不到人家的科学精神，所以都不能创造。胡适听后，忍不住告诉他：他实在不知道中国这20年中的科学工作。现在中国的科学家也有能做有价值的贡献的了，并且这些第一流的科学家又都有很高明的道德。
谈到读经的问题，胡适说他并不反对古经典的研究，但不赞成一班不懂得古书的人假借经典来做复古运动。所以他打算在中山大学讲讲“怎样读经”，和年轻人谈谈研究古经典的方法。这时，陈济棠回过头去望着陈达材，脸上做出一种很难看的狞笑。
既然不能演讲，胡适只好游览了黄花岗、观音山、鱼珠炮台、六榕寺、镇海楼、中山纪念堂和纪念碑，还游览了已作为第一中学的广雅书院旧址。胡适盛赞康奈尔大学校友吕彦直设计的中山纪念堂，认为“图案简单而雄浑，为彦直生平最成功的建筑，远胜于中山陵的图案”。
在路上，胡适对友人说：“广州的武人政客未免太笨了，我若在广州演讲，大家也许来看热闹，也许来看看胡适是个什么样子；我说的话，他们也许可以懂得五六成；人看见了，话听完了，大家散了，也就完了。演讲的影响不过如此。可我不演讲，影响反大得多了。因为广州的少年人都不能不想想为什么胡适之在广州不讲演。我的最大辩才至多能使他们想想一两个问题，我不演讲却可以让他们想到无数的问题，陈伯南不是替胡适之宣传他的‘不言之教’了？”
胡适在广州玩了两天半，1月11日下午，乘坐西南航空公司“长庚”机离开广州，飞往广西梧州。
陈济棠一生笃信阴阳命相、堪舆卜算之术，并以之为行为准绳，因此产生许多荒唐滑稽的笑话。
陈济棠的迷信荒诞有家学渊源。他发迹前就受母亲、两个哥哥以及妻子的影响，已很迷信。长兄陈济华，有残疾，从术士法师学医卜星相之学，颇有心得。陈济棠曾在他开设的私塾中读书，耳濡目染，幼年即迷信。五哥陈济湘（又名陈维周），精通算卦之道，是家乡防城县有名的术士，陈济棠对他言听计从。妻子莫秀英更是以她肚脐上的“砂痣”，与陈济棠的“砂掌”相配，而看中当时只是一个连长的陈济棠。
陈济棠既好风水，一时间广东形成“看风水热”。著名术士翁半玄，到广东防城县八宝顶（陈济棠故乡）看风水后说：“陈家这口风水在葬后100年，发出广东第一人，陈老总有今日地位，正是这风水的缘故。”这话传到陈济棠那里，他重赏翁半玄，并聘翁为“大术士”。翁半玄为陈济棠看相，说他是“九五之尊”的面相，行动甚似“狮毑形”。又说，八宝顶的陈家祖坟，只能发出广东第一人，如要大发，必须另找福地。于是陈济棠命翁半玄，遍访广东名山大川，寻找“福地”。
这时另一位看风水的术士温香远，在广西花县芙蓉嶂查访洪秀全的祖坟，遍找不着，只有温姓墓地。问到一位老人，老人说温姓墓地即为洪家祖坟。当年洪秀全兵败，洪族担心“灭九族，掘祖坟”，特将洪姓改为“温”，隐名改姓居于此。温香远看了风水，认为洪姓祖坟葬高了，故在洪氏祖坟周围另选一穴，雇石匠把岩石削平，铺上草皮。翌年春天，草色青青，整个墓穴十分美观，好似在“活龙口”上。他又把当地古老相传的风水歌谣广为宣传。此事被翁半玄得知，立即赶来花县，并怂恿陈济棠买下这块宝地。陈信以为真，花了3万元向温香远买下，又拨巨款营造阴宅。
1936年6月1日，陈济棠联合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发动以抗日反蒋为由的“两广事变”，其个人动机竟与相面不无关系。蒋介石在1934年3月，对江西苏区第四次“围剿”失败。回到南京后，他决定抽调陈济棠的粤军从南路围攻红军，电令陈济棠派代表到南京商谈。陈济棠派了他的五哥陈维周，想借机看一看蒋介石的“相”。陈维周相了蒋的“面”，随后又跑到浙江奉化溪口看了蒋家祖坟的风水。回到广州后，他对陈济棠说，老蒋断难过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这一关，他非死即伤，如我们积聚力量，整军经武，举兵北上，可获全功，到时就能统一天下。陈济棠居然深信不疑，决定举兵反蒋。
举兵之初，陈济棠下令布置几处神坛，规定官兵都要“歃血盟誓”。神坛前一排长桌，焚香燃烛，桌上放着许多装了半杯鸡血的小酒杯，神坛左侧是象征蒋介石的一个草人。参加盟誓的官兵须在晚间赶到神坛前，侍卫先将每人用黑纱布遮住双眼，引至神坛前，行三鞠躬礼，然后揭开纱布。监誓员给每人发一张印好的誓词，各人在纸上签名后，由监誓员带头宣读誓词，然后各饮鸡血酒，依次走到神坛前，拿起木剑向“草人”连劈三剑，表示反蒋决心。宣誓者离开前还要高呼“拥护陈总司令”等口号。
部队行将北上，陈济棠让翁半玄卜了一卦，卦中有“机不可失”四字，陈济棠信心大增，举兵直向江西、湖南。哪知举兵不久，陈济棠耗费巨资、苦心经营的空军大队40架飞机在蒋介石的收买下一起飞往南昌，投奔南京政府。这时陈济棠又命翁半玄再卜一卦，卦中还是“机不可失”，原来卦中的“机”字，不是时机成熟的“机”，而是飞机的“机”。不久后，陈济棠倚之为心腹股肱的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经蒋介石收买，第一个通电拥蒋。师长李汉魂、邓龙光、缪培南、张达等有的通电辞职，有的不辞而别。蒋介石兵不血刃，只用一个半月时间就平息了“两广事变”，陈济棠就此下野。
1936年7月，反蒋失败后的陈济棠从广州跑到香港。8月，他赴欧洲考察了一年。回国后，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等职。
被蒋介石踢出国民党实力圈的陈济棠，已成为一个政治玩物或摆设。但是，在蒋氏圈内已无所作为的陈济棠，在全国抗战的新形势下，他不为敌方的利禄所动，坚持抗日立场，表现出难能可贵的民族气节。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西迁重庆的时候，陈济棠因妻子莫秀英在香港肾病复发，向国民政府请假赴港料理妻病。
1938年12月，力主对日“和平”即投降的汪精卫从重庆逃至越南后，香港很快就盛传所谓陈济棠的“主张”与汪精卫相同的种种谣言。
为此，路透社记者采访陈济棠说：“本社得到消息，汪（精卫）与陈将军均主张与日媾和。如果仅汪一人主张，影响不大，倘将军亦主和，则情势当不同矣，究竟将军之主张为何？请有以见告。”
陈济棠听罢愕然，答称：“余素主张抗日，君等如非健忘，当可复案。今日人招招进攻，岂有主和之理？”并告知这位记者，“明日余当至余所创办之德明中学发表演说，阐明主张彻底抗日立场。”
虽然陈济棠的抗日态度表述得十分清楚，并且果真到德明中学发表抗日演说。但是在此演说之后，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依然数次造访陈济棠，希望陈济棠和她一同站在对日媾和的阵线上。只因陈济棠知其来意非善，把陈璧君屡屡拒于门外。
1941年7月19日，陈济棠又接到有关莫秀英病重的香港来电，为此，他再度请假从重庆到港为妻治病。
但妻病未愈，12月8日，爆发了太平洋战争，日军侵占了香港。这时，香港再次盛传有关陈济棠“变节”的谣言，有的说陈济棠已经在广州发表对日媾和演讲，甚至有言陈济棠已经投奔南京汪伪政权。
当时的南京汪伪政府在香港沦陷后，又派遣陈璧君、褚民谊、林柏生、陈君慧等，前往香港九龙地区“抚慰”滞留在那里的国民党军政官员和已被日军扣押的重庆要员。陈济棠也被汪伪政府列为能够“汇合”于日汪“和平运动”的“军政界有力人物”的名单中。
陈济棠也说：“香港已全告陷落，自此余遂置身于敌人势力范围之下矣，日本人索余益急，危机四伏，随时有被捕之虞。”
很快，陈济棠的好友沈以甘果然来告：“汪已派伪广东民政厅长某（在香港）到处寻访，谓汪渴欲公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这一消息，使陈济棠决心逃出香港，奔赴国民政府统治区。
由于陈济棠“深知如在港为日军所获，必将被迫与汪伪政权合流，而为其所利用”，之前就曾电请蒋介石并获允准派遣飞机前来九龙，接他全家回重庆。不料所派飞机在粤北南雄失事，且九龙的启德机场也为日军侵占，使“乘机赴渝之举，乃告绝望”。
12月18日，日军由九龙往港岛渡海，战火延及港岛的铜锣湾，陈济棠判断“香港决难久守”；他的妻子莫秀英也说：“日寇欲得子以为傀儡者必甚于他人，子晚节将何以自全？”劝他迅速化装逃难。
病妻之嘱，使陈济棠在感激之余，坚定了出逃的决心，随即把莫秀英和子女托付亲信江茂森。
经与朋友沈以甘、邓瑞人等相商，决定由邓瑞人所属盐业公司职员林绍荣负责带领陈济棠出逃。19日化装下山时，陈济棠对子女说：“有人问我行踪，可言我于12日（即日军占领启德机场的前一天）乘飞机到重庆去矣。”
陈济棠还安慰莫秀英：“余昔日历险已多，均能履险如夷，此行决无危险，汝可安心。”并告诉她，为安全起见，这次出行暂改乳名“何养”，并决定先至云咸街华侨中学暂住数日，等待“停战三天”时再行外逃。
而就在陈济棠做出逃准备时，其妻莫秀英和长女陈佩馨、幼子陈得宁等所藏防空洞上的住宅，中炮起火，“几乎全葬烈焰中”，令陈济棠“惊慰交感”。
12月27日，香港完全沦陷后的第三天，陈济棠为安全而迁居邓瑞人之侄开设于中环的兴发祥号。由于兴发祥号条件简陋，床铺无垫褥，陈济棠腰部受寒剧痛，连饮食也不能起来。陈济棠虽然认识许多在港名医，但为了保守秘密，他忍痛不医。后林绍荣也得此病，经治痊愈，陈济棠也用此方治疗，疼痛终于停止。
此外，陈济棠也做好“舍生存义”的思想准备，请林绍荣取来鸦片“钱余”，准备在必要时服食，以“成仁取义”；同时找来算命书和卜卦龟壳，假装星相算命术士，以掩人耳目。
但就在这个时候，又有旧友二人来访，相劝隐匿香港，必要时可出面维持香港大局。来意明确，企图借陈济棠的名声为日本维持对港统治，以与南京伪政权相呼应。陈济棠对此二位不速之客明确表示：革命者只有走直线，不能走曲线。言毕，便向他们出示所藏鸦片，表明抗日之志不可夺的决心，使他们扫兴而去。
陈济棠因行踪已经暴露，被迫再次转移于一卖粥的小店租其斗室暂避。身居港岛的陈济棠，急着过九龙入粤，但是，日本兵每日都在枪击渡海出逃的人，使陈济棠终于打消经九龙回内地的念头。
1942年1月9日晚，林绍荣对陈济棠说：“汝如能耐苦者，可由西环坐小船赴大澳，总较渡九龙被日人枪杀为佳。”
急于离港的陈济棠，完全同意林绍荣所提逃出香港的新路线。10日，林绍荣亲往西环侦察情况，果然不见有日军守备，陈济棠获悉，高兴万分。次日凌晨四点半，即在林绍荣的陪同与保护下，踏上离港之路。
由住处至西环的15里步行中，陈济棠见到沿途都是持证购米者（当时日本人规定每日每人配给六两四钱大米），接踵延绵达数里，不时可见体弱者晕倒在路侧，陈济棠对此感叹不已。
上午7时，陈济棠抵达西环的码头，但出乎意料地见到两名日本宪兵持枪在岸边对上船的人搜身。于是，林绍荣在前，陈济棠随后，均未化装，俨如主仆。日本宪兵先搜陈济棠身，只见兴发祥名片一张和鸦片一盒，别无他物，以为是黑社会中人物，挥手而去。
再搜林绍荣身时，拿走他20元港币后，也放行了。如此顺利过关，陈、林二人同样出乎所料。
从日军枪口下逃生的陈济棠，急急与林绍荣走下小船离港。陈济棠后来得知，他们走后的第二天，日军即为搜捕他们所要捕获的人，而禁止任何人员从各口岸外出，真是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