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课本里的陈炯明，是一个军阀，一个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背叛者，一个炮轰总统府的刽子手。百年过去了，我们不妨从另一个角度，全面了解这位军阀名人。
陈炯明于1878年生于广东海丰，原名捷，字赞之，又字竞存。他出生的当天，恰逢其父陈曦庭乡试中榜的捷报亦到，父亲遂为儿子起名为陈捷。
陈炯明自幼顽劣异常，但少年时期性情大变，发奋苦学，且温文有礼，20岁的时候中了清朝的秀才，成为一个书生。但当时的大清朝气运已尽，帝国的大厦正在倾覆之中，维新思想、革命风潮在广东正在流行。受新思潮的影响，1906年，28岁的陈炯明到了广州，求学于广东法政学堂，成为第一届学员，两年后以“最优等生”的成绩毕业。
1909年毕业以后，陈炯明任广东咨议局议员，提出了《革除衙署积弊案》、《废除就地正法案》、《筹办城镇乡地方自治案》、《禁绝一切赌博案》等提案。这些提案显示出了陈炯明深受乌托邦思想的影响，“自治”也成为其一生追求并践行的理想。
1909年，陈炯明加入中国同盟会。1911年3月，他参加了黄花岗起义。1913年，陈炯明参加二次革命失败，流亡到新加坡。当时孙中山重组中华革命党，并且要求党员画押宣誓效忠孙中山个人，陈炯明第一次表现出了他对孙中山的不从，拒绝宣誓效忠参加中华革命党。
1916年，陈炯明回到广东发动起义，参加讨袁的护法运动，任闽粤军总司令，占领了闽西南的漳州、汀州等地，正式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在这个不大的地盘上，陈炯明开始了他的自治实验，那是中国一百年来最重要的乌托邦中的一个。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陈炯明流亡香港，结识了比自己小6岁的精神导师，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刘师复。其宗旨是无政府、无宗教、无家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老有所养，幼有所依，百姓互助合作，没有贫穷，也没有剥削。刘师复的描绘，和陈炯明的自治理念不谋而合，也成为漳州新政的根本思想。
在刘师复的影响下，陈炯明构筑了他的“自治”“联省”“联邦”三大步骤，他以后的政治生涯，都与这三大步骤紧密相关。他与孙中山的决裂，也源于“自治还是革命”这一路线的冲突。
在闽南26县这个小小的“闽南护法区”，陈炯明究竟做了些什么呢？
他建设了第一座钢筋水泥桥梁、第一条四车道石板马路、第一个现代公园、第一片城乡公路网、第一家银行，还建设了贫民工艺厂、迎宾大旅馆，在公园的门口，竖着高大的石碑，四面分别篆刻着“博爱、自由、平等、互助”。
陈炯明的一个大手笔，是在农村设立现代学堂，做到“一乡一校”。他禁绝了私塾，设立师范学校、普通中学、工读学校、平民夜校、妇女家政讲习所。1920年又增办了女子师范讲习所、女子工读学校，当年就设立半夜学校90余所。
报纸杂志也纷纷涌现，《闽星》半周刊和《闽星日刊》出现了，《闽南新报》、《闽锋周刊》、《军事日报》、《云中周刊》也先后创办，陈炯明在《闽星》发刊词里写道：思想一变就会打破旧生活、旧组织，直向进化线上，一起大努力，创造新生活、新组织，达到无国界、无种界、无人我界的境地……
陈炯明还大力延揽全国人才，帮他一起办教育，并在筹办大学。
1920年，美国驻厦门领事发给华盛顿的一份报告中，称“陈氏……施行各种市政改革，他用的手段，近乎革命；但成效极佳，结果人民都感满意。这令中国人看到，事可办成，不必需要过度辛劳和重税”。他还特别提到了漳州宽广的道路，良好的治安，公园、公共菜市场、屠宰场、河堤以及漳厦公路。
在陈炯明卓绝的努力之下，漳州成了全国的首善之区，闽南26县成为“模范小中国”，被时人誉为“闽南的苏俄”。陈炯明也声名远播，成为中国的政治明星，也成为广东百姓翘首盼望的救星。
后来陈炯明走出漳州，进入广州，他的自治路线图到了第二步——“联省”，更大的蓝图已经展开，只待陈炯明大手描绘。
陈炯明在全省92个县推行自治，到了1921年，全省各县推行民选县长、县议员完成，广东省议会通过《广东省宪法草案》，声明“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陈炯明还邀请陈独秀到广东主持教育全局，创立公办教育，实行免费教育，私立教育也大为发展。1921年，陈炯明创立中国城市史上第一个建制市——广州市，并设了财政、公安、工务、教育、公用和卫生局长。广州还开始筹办市政纪念图书馆、第一公园、公共儿童游戏场、公共体育场、美术学校，举办体育运动会、美术展览，安装马路电灯，还建筑了新式住宅小区。每天有上千名清道夫打扫街道，疏通沟渠，还挨家挨户派发宣传卫生的小册子。
随后，广东全省总商会、广东经济调查局、股票交易所成立。陈炯明还颁布了禁烟令，使广州数十年的烟、赌大害绝迹。
让人目不暇接的新政，使广东成为全国最开放、最民主的省份。陈炯明的治理天才，得到了全国的承认。当时的人甚至将陈独秀、胡适、陈炯明并称为新文化运动的三大领袖，陈炯明以他的践行，将新文化运动的成果化为了现实。
1906年，为挽救即将倾覆的政府，清廷宣布仿行宪政，次年开始在各省筹设咨议局。广东省咨议局于宣统元年（1909年）成立。94名当选议员均有各种功名及官职头衔，其中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成员占了20多名。
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是1907年出现的立宪团体，由文澜书院的士绅组成。文澜书院不是一所招生授课的普通书院，而是一个士绅社交与公共集议的场所，只有考中生员的士绅，才有资格成为书院的成员，参加春秋两大聚会。据文澜书院留下的名册，其成员80％以上具有举人、进士功名，余者也是贡生、生员或有官职官衔者。因此，文澜书院到20世纪初顺理成章地政治化，成为广东立宪与地方自治运动的中坚。
广东咨议局从1909年成立至1911年，先后提出议案147件，但议案执行与否的权力掌握在督抚手中。结果除“监所改良及统一本省财政两案已次第开办”外，其他诸案“未闻举办”。咨议局议员以“民意代表”自居，参政意识强烈，在禁赌案问题上和广东地方当局发生了一场激烈争斗。
1909年11月8日，咨议局召开第一次会议。议员陈炯明在会议上历数赌博的危害，呼吁厉行禁赌，要求禁绝官府准许的合法赌博。
赌博在广东有上千年的历史，根深蒂固，花会、番摊、山票、白鸽票、闱姓、麻雀，五花八门的种类遍及四乡八镇，使广东得了“赌国”的恶名。
鸦片战争之后，国库空虚，军费开支和战争赔款成了朝廷至地方的沉重负担，官许赌博每年为广东当局带来了600余万元的收入，成了筹饷的重要财源之一。
然而，赌博毒害社会风气，加剧了清末社会治安的混乱，地方人士一再强烈要求禁赌。广东咨议局在禁赌问题上曾一致表示赞成，可是粤督拒不接受咨议局的议案。
咨议局遂采取强硬立场，以停议、辞职相威胁，迫使粤督奏请朝廷颁布广东赌博一律禁绝的期限。但官府的态度不希望一律禁赌，便以筹足抵饷作为借口，筹得足就禁，筹不足就不禁。1910年5月，咨议局再次提出禁赌议案。
1910年10月，咨议局将禁赌议案提请两广总督代奏朝廷，并呈请北京资政院核议。广州报界公会和在京广东同乡京官亦不遗余力，呐喊助威，一时间禁赌声浪高唱朝野。就在此时，议员之一的大赌商苏秉枢开的“安荣公司”推出新的赌种——铺票，并运用金钱四处拉拢咨议局议员来否决禁赌案。有人更以5万元银票向陈炯明行贿，劝他放弃禁赌主张，被陈炯明严词拒绝。
1910年11月9日，在咨议局第13次会议上，议员们有的主张禁赌，有的为“安荣公司”辩护，争论异常激烈。后来议定投票公决。赞成禁赌者书“可”字，反对禁赌者书“否”字。
这天出席会议的议员有64人，陈炯明、丘逢甲、李鉴渊等20人投“可”票，刘冕卿、苏秉枢等35人投“否”票，另有9人在辩论时溜出会场。
酝酿多年的禁赌案，最后关头竟然触礁。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引起群众的公愤。议长易学清、副议长丘逢甲以及议员陈炯明等43人愤而辞职。赌商们则拍手相庆。
当晚，苏秉枢设宴款待全体议员，以示庆祝，“可”票议员都拒绝出席。就在“否”票议员们觥筹交错之时，忽然停电了，咨议局内一片漆黑，直到散席时才来电。第二天的报纸尖刻地形容这是“活现一黑暗世界”。
11月28日，民间组织“禁赌总会”在文澜书院召开第一次公众大会。众人强烈声讨“否”票议员，更有人提出要将“否”票议员的姓名刻在石头上，竖立于往来通衢大道中，令他们遗臭万年。“否”票议员们不安于位，相继辞职，风波越弄越大，几乎不可收拾。此时总督袁树勋辞职离任，由广东将军增祺兼任。1911年1月，陈炯明开办一家报馆，名为《可报》，把禁赌“可否”的官司从咨议局打到了报纸，与开赌派针锋相对，大唱对台戏。
1911年初，两广总督再次换人，由广西巡抚张鸣岐担任。张鸣岐是激烈的禁赌派，上任后以迅雷烈风之势，厉行禁赌。1月8日，北京宪政编查馆电准“庇赌”的“否”票议员刘冕卿等35人辞职。1月31日清廷谕准度支部所奏，从3月30日起，扫荡全省赌博，各县严密查办，所有番摊、山票、铺票、白鸽票和其他一切杂赌，务必尽行禁绝，不留遗种。
3月30日，广州市民举行禁赌纪念大巡行，“宪令一颁，全省人民欢呼雀跃”。群众敲锣打鼓，沿途舞狮。咨议局于3月22日召开临时会议。张鸣岐亲临主持开幕。新任议员有35人，补足“否”票议员辞职后的缺额。陈炯明被选连任为13人法律审查会的会长。
广东辛亥禁赌运动的成功，如陈炯明所说，是倚赖“父兄子弟”的力量促成的。也如美国总领事所说：“这（议员的）权力，并不得自明文宪法上，而是以停议和诉诸舆论公意的手段争取来的。”民主议会政治启蒙时期的真谛，在清末的中国，只是昙花一现。
陈炯明1906—1908年就读于广东法政学堂，当时是丘逢甲的挚友夏同龢（1898年状元）担任学堂监督。丘逢甲有数十首诗，或赠予、或提及夏同龢，而夏同龢在赠丘逢甲的诗序中称丘为师：仙根先生，风流文采，夙为我师，东山一别，勋经七稔。顷复邂逅，而诗律益精。夏同龢还为丘逢甲题写“澹定邨”的村碑，故居的“潜斋”二字及楹联：一室读书惟铸我，十年种树当封侯。在广州期间，丘逢甲常往广东法政学堂去拜会夏同龢，而夏同龢也常到丘逢甲住处拜访。在粤东，两人曾一同祭拜潮阳双忠祠，共同发起纪念文天祥生日活动。由于夏同龢与丘逢甲的交谊之深，而陈炯明是法政学堂的学生，因此，陈炯明视丘逢甲为老师，而丘逢甲也视陈炯明为门生。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1900年八国联军的侵略，清政府便于1905年推行“新政”，1909年初“预备立宪”，命令各省年内成立咨议局。广东咨议局自1909年10月成立，选举议员94名，易学清为议长，丘逢甲为副议长，陈炯明等为议员。
1909年11月8日咨议局召开第一次会议，提出《筹禁广东各项赌馆议案》，议员陈炯明在会议上历数赌博的危害，呼吁禁绝官许的合法赌博。咨议局一致赞成禁赌，可粵督拒不接受议案。咨议局作出《广东禁赌请电奏定期实行案》，迫使粵督奏请朝廷颁布广东赌博一律禁绝的期限。1910年11月9日咨议局关于禁赌问题投票公决。丘逢甲与陈炯明、古应芬、邹鲁等20人投“可”票，刘冕卿、苏秉枢等35人投“否”票，另有9人离场。陈炯明将《海丰自治报》改为《可报》，加大禁赌的舆论宣传力度。1911年初广东禁赌成功，然而11月广东“光复”后，禁赌又被否，咨议局议长易学清、副议长丘逢甲以及议员陈炯明等43人愤而辞职，咨议局由此陷入瘫痪。
某天丘逢甲在咨议局伏案办公，街上突然传来刺耳的枪声。丘逢甲惊愕地抬头观望，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猛然，房门被撞开了，门外急匆匆闯进两个人。他们浑身是血，满面仓皇，径直跑到丘逢甲面前。丘逢甲定睛一看，来人竟是自己的学生邹鲁和陈炯明。邹鲁看到丘逢甲，上气不接下气地解释：“丘先生，我们……”此时枪声更急，门外有人粗暴地砸着门：“开门！快开门！搜查乱党！”门上铁环哗啦啦响着。丘逢甲来不及多问，向大书柜一指。邹、陈两人迟疑一下，闪身躲了进去。几乎同时，大门哗啦一声被砸开，闯进几个杀气腾腾的捕快。捕快头目扬声大叫：“奉两广总督府令，捉拿革命党邹鲁、陈炯明！”丘逢甲一愣，决然说：“这里是广东咨议局，没有革命党。”“胡说！”捕快头目恶狠狠窜过来，“方言学堂的学生陈炯明、邹鲁在咨议局任秘书，他们联络同盟会逆党，要搞新军暴动。这是查获的暴动名单。”他说着一晃手中的纸，“物证俱在，你还敢说没有革命党？你是什么人？”丘逢甲凛然地站起，沉声说：“在籍工部主事，海东遗民丘逢甲！”捕快头目一惊，向后倒退几步：“您，就是抗日保台的丘工部？”丘逢甲点点头：“不错！”并愤怒地提高声音：“邹鲁、陈炯明是我最信任的学生。如果他们是革命党，那我丘逢甲一定也是。要抓邹鲁、陈炯明，请先捕我丘逢甲！”他威严地站在那里，眼瞪着众捕快。捕快头目吓得单腿点地：“丘工部是抗日保台的英雄，一言九鼎。丘先生既说咨议局没有乱党，就一定不会有。”并向捕快们一挥手：“还不快走？到别处去搜！”众捕快呼啸一声，陆续离去。
1922年，盘踞在北方的北洋军阀自恃武力，妄图鲸吞全国。孙中山针锋相对，在南方广州组成了中华民国军政府，出任“非常大总统”，挥师北伐。不料陈炯明暗中勾结北洋军阀，阴谋叛乱，想置孙中山于死地。
时任军政府财政部次长、孙中山的助手廖仲恺，6月14日，突然接到陈炯明从惠州打来的电报，要他去相商要事。廖仲恺明知有诈，但他还是别了何香凝去惠州。谁知车刚驶出广州不久，便在途中被叛军扣押，拘禁在石井兵工厂，连陈炯明的影子也没见到。
面对事变，何香凝强忍着对丈夫廖仲恺处于危境的悬念，先为孙中山、宋庆龄的安全四处奔走。直到她得悉孙中山与宋庆龄安全脱险，并在岭南大学和永丰舰上会见了宋庆龄和孙中山后，才开始打听廖仲恺的下落。十天之后。她从陈炯明的部下熊略那里得知廖仲恺还活着的消息后，决心深入虎穴搭救亲人。
六月底的骄阳，晒得南国土地像火一般的闷热。廖仲恺的囚室，在一幢小楼的西室，更是闷热难当，他的手、腰和脚被三道铁链捆着，并紧锁在一张铁床上。何香凝在熊略的帮助下，乘着小艇，闯进了兵工厂，一起来到囚室前。看守官规定她只能看看，不许说话。为了援救自己的亲人，她强忍悲愤，默默地走到廖仲恺的身边，用手抚摸着廖仲恺被铁链磨出的累累伤痕和被汗污浸透的褴褛衣衫，心如刀绞。
革命党人为了严惩陈炯明的叛变行为，在香港处决了陈炯明的一个同宗兄弟，这使陈炯明恼羞成怒，准备对廖仲恺进行报复。同情廖仲恺的守卫士兵把消息透露给了廖仲恺。死对廖仲恺来说，并不悲哀，但当他想到革命尚未成功，心中不免有些难过。他趁着开锁吃饭的时候，偷偷地向士兵要来纸笔，连写了四首诗，藏了起来。
何香凝探监回家后，因生病正住院治疗。听到这一消息，她顾不得病体虚弱，又一次前往石井囚室探望。这时石井囚室已是警戒森严，看守士兵增加到五个。守卫士兵仍然不准何香凝和廖仲恺谈话，只准远远地站着。廖仲恺见何香凝来了，立即向她招招手，何香凝正待冲上前去，却被卫兵用枪挡住。革命不怕死，何香凝伸出右手把一支枪抢在手里，大声说：“你们放枪吧！我不怕。”那几个士兵竟被何香凝的巾帼英气镇住了，不知如何是好。何香凝见士兵们不敢动手，就冲到廖仲恺身边，廖仲恺把一个小纸团递给了何香凝。何香凝回身出来，默默地打开纸团，才知是诀别诗。其中两首是回顾20年参加革命的经验教训，怀念孙中山和痛斥陈炯明的；另外两首是写给她和儿女的。给她的诗中写着:后事凭君独任劳，莫教辜负女中豪……给女儿梦醒和儿子承志的诗中写着:女勿悲，儿勿啼，阿爹去矣不言归，欲要阿爹喜，阿女阿儿惜身体！欲要阿爹乐，阿女阿儿勤苦学……人生最重是精神，精神日新德日新。尚存一言须记取，留汝哀思事母亲。诗句表达了一个革命者临危不惧和高尚的革命情操。
8月17日，距廖仲恺被囚已有两个月零三天了，这时何香凝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龙荣轩来看她。龙荣轩是陈炯明部下的军官，他不满陈炯明叛变革命，仍然敬仰孙中山与廖仲恺。他向何香凝透露:明天陈炯明在白云山开会，粤军高级军官都将出席会议，他自己准备在会上拼死力争，提出释放廖仲恺的建议，并就此征询何香凝的意见。何香凝果断地说：“好，你一定也把我带进白云山。”龙荣轩当即同意了。第二天，何香凝搭乘龙荣轩的汽车一起来到白云山下，冒雨到了叛军指挥部。
陈炯明的军事会议正在进行，大厅里烟雾腾腾，人声鼎沸。何香凝的突然出现，一下子把陈炯明惊呆了。停了一会儿，他假惺惺地站起来，搬来一把藤椅，倒了一杯白兰地酒，走到何香凝身旁，虚情假意地说：“夫人，你全身都淋湿了，喝点酒吧，不然要受寒。”何香凝接过酒杯，一饮而尽，当着全体军官的面，喝问陈炯明：“我问你，孙先生有什么对你不起，仲恺有什么对你不起？民国九年，你们兵困漳州，士兵粮饷都发不出，要不是仲恺四处借款，连孙先生在上海莫利爱路的房子也拿出来抵押借款帮助你，你们难道会有今天吗？我今天来到这，不再打算回家，你把我砍成肉酱我也不怕。仲恺是杀是放，你今天一定要回答我。衣裳淋湿有什么要紧！”
陈炯明被斥骂得无言可对。他只得敷衍说：“部下做出来的，详情我不知道。”一面说着，一边摸出笔来，写了一张条子，命部下将廖仲恺带到白云山。何香凝接过纸条一看，又掷还给陈炯明说：“不行，你今天一定要给我个明确的答复，是杀他还是放他。”叛军中的一位军官十分钦佩何香凝的胆略，但又怕事情闹僵，就过来轻轻地劝道：“把廖先生带到白云山来就是放他的了，你何必再对总司令发脾气！”何香凝仍不让步，回答说：“这是明放暗杀。要放他，就让他跟我回家去，要杀他，就留他在白云山上。”陈炯明无奈，只好忍耐地问道：“依你所见，怎么办才好？”何香凝直截了当地说：“你做事要磊磊落落，要杀仲恺，就随你的便，我也做好准备，要杀一起杀了，也成全了我的志愿。要放他，就叫他和我一同回家，不必再带到白云山来。”正气终于压倒邪气，陈炯明只得释放了廖仲恺。
1925年2月26日，陈炯明由汕尾败走香港，之后带领旧部在粤东和闽南进行过小段挣扎，9月16日由沪返港。12月24日，粤军在闽南宣布解散。此后，陈炯明几乎完全退出中国政治舞台，开始了在港8年的蜗居生活。
从政治和军事中心退隐后的陈炯明马上发现自己处于严重的经济困难当中。尽管在国内先后担任过广东省代都督、都督、广东省长以及粤军总司令等职，但他不蓄私财，以致当他到达香港之后，穷困彷徨，带着家人辗转搬迁。
对于一个没有私财的落魄军人而言，庞大的家庭不再是骄傲资本，而成了一种负累。到陈炯明逝世时，他的母亲已超过80岁，妻子黄娥身体欠佳。五个女儿除三女、四女已经出嫁外，第二和第五两个女儿还在圣士提反女校读书。三个儿子中长子定夏在上海大同大学附中读书；次子定炎以及三子定炳均在香港岭南分校读书。随着陈氏失势，一些亲戚跟着搬迁到港，也需要他的周济。
一开始，陈炯明在香港租房住。1930年2月，他做《迁居》一诗：始住西么道，幸育麟儿瑞。继迁黄泥涌，添丁复及季。中间罗便臣，两度曾托庇。终焉居干德，高挹群山翠。从中可以看出，他在此之前已经搬迁三次，并生下次子定炎和三子定炳。之后，陈氏一再搬迁，最后不得不搬到在保路活道三号其弟陈炯光家中。1933年9月23日香港《公商日报》对之有明确记载：先生向不事产业，勤俭刻苦，为其守身之戒条，亦为其对子女之庭训。自下野后，初在港租屋居住，后家景每况愈下，在其弟寓分其居。因为贫穷，陈炯明在港过着极为简单的生活。许多人都知道他夏天是一件破旧夏布长衫，冬天只是一件蓝衣长衫。他的老婆打扮的，穿着的，与乡下婆一样的。
其实此时陈炯明完全有发财机会，让家人过上极为舒适的生活。1925年，美洲致公堂改组为中国致公党，选举陈炯明为总理。1926年2月，陈炯明在香港设立致公俱乐部，从事党员登记，陆续登记者达十余万人。致公党在当时是华侨组织，有许多富有侨商加入。作为党魁，只要陈炯明愿意，他完全可以捞取大量钱财，但他没有这样做。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同时在中国寻求统治代理人。基于陈炯明在国内的声望，日本政府派影佐为代表，与陈炯明商谈多次，要陈氏出面组织华北伪政府。陈炯明要求日本政府签署交回东三省的书面文件作为出山条件，日本拒绝之。数日后，影佐携一纸支票来拜会陈炯明，对陈炯明说：“此次交涉虽未能谈妥，但双方友谊并无影响。素知竞公廉洁自持，生活并不丰裕，今愿就本人可以支配之八万元项下，以区区此数奉赠，聊表个人之敬意而已。”陈炯明婉拒，但影佐执意奉送，不肯收还。陈炯明在影佐走后，在支票上用笔墨涂上“×”号，请马育航送还影佐公寓。
1933年9月24日香港《振报》发表了陈炯明老友白逾桓的文章《哭亡友陈君竞存》，对陈炯明在港生活做了一个真实描述：陈君对于公家财产，丝毫不苟。解甲以后，日食三餐，皆仰给于朋辈，荏苒六七年之久，亲友多有倦容。港地炎热，陈君寓处极狭，上有八旬余之老母，呻吟床褥；下有十余岁之幼子，教养维艰；外有寡弟妇、寡妹，与贫无所依之伯叔亲戚杂处一室，而女又未嫁，妻又成盲。英雄虽不管儿女事，然与此辈朝夕聚处，日见其号泣困难之境，其能无动于衷乎？
1933年8月底，陈偶感寒热发烧，但他不以为意，自己开中药治疗，10天之后，烧仍然不退。请西医调理，怀疑是肠胃炎。又过了几天，经香港大学医学教授审定，确诊为肠胃炎。于是住进马岛医院治疗。陈在医院住了十五六天以后，病情日有起色，准备出院。不料到9月10日，病情突然恶化，到十八九日，进入昏迷状态。于是迁回陈在香港寓所毓秀街27号。22日12时左右，陈呈回光返照之态。马育航等嘱咐陈的家人询问遗言，陈做半哭笑状，说“吾家事无可语”。陈氏死时连呼“共和”、“共和”二字，可知陈至死对国事都不能忘怀！
陈氏死后，无钱买棺材，只好借用为母亲预备的寿材，方能入殓。9月30日亲友为陈炯明在寓所毓秀街举行了一个简单的葬礼。而就在这天清晨，陈炯明的长子定夏，从上海奔丧回港后，在叔父陈炯光家中突然死去。双重凶事给陈家带来了巨大的打击，陈炯明失明的老妻哭得昏死过去！
由于没有找到适当的葬地，陈炯明的遗体暂时存放在香港东华义庄。之后，由同仁发起募捐，准备将之归葬惠州。1933年10月，由徐傅霖撰写《陈竞存先生葬事募捐启》，申明募捐的缘起：斯人勿要金钱，率僚属以廉勤，遗子孙以清白……上有白头老母，谁承菽水之饮；下有黄口佳儿，谁教箕裘之学。论公生前之清节，当为举世同钦；论公身后之萧条，真是令人欲哭。公家既一贫至此，更有何法以筹葬费耶？之后，陆续收到各界捐款。当时广东省长、国民党要人陈济棠赠送1500元，并答应以后每月津贴陈炯明子女教育费150元。而军事委员长蒋介石从江西邮寄3000元，行政院长汪精卫也送了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