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这个人，现在知道他很坏的人不少，但对他怎样使坏，知者却不甚多。从延安时期到建国初期，由于工作关系，我同他接触较多，也就了解较多。
康生并非偶然出现的一个人，他是一种社会现象，社会上此类人并不太少见，只不过康生身居高位，危害更大罢了。因此把康生曝光，有利于识别这一类人。
说是康生的“抢救运动”，是因为这一害人运动确实是他一手策划、制造的。
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在开始时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毛泽东在整顿三风的报告中，阐明整风学习的目的、任务和方针对，一再强调整风是为了分清路线是非，澄清问题，端正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而不是为了追究任何个人的责任，更不是整人。所以整风开始后，干部们并没有感到有任何压力，能够集中的读点书是很难得的机会。除了22个文件外，还有《六大以前》、《六大以来》、《两条路线》以及干部必读的六本书等。大家学习都很认真，做笔记，写心得，自觉地联系自己的思想做检讨，思想认识确实得到了提高，获益匪浅；党内也出现了更加团结的气象。但是最终结果却与初衷大相径庭。
事情是如何演变的呢？
有一天，康生和我在杨家岭宿舍闲聊时，他向毛泽东的窑洞呶呶嘴说：“我们的同志总不明白，既然我们掌握了政权，却还不会使用，不知道使用权力。”这话与他以后的所作作为联系起来，实在是意味深长。
康生是中央社会调查部的部长，是反好保卫工作的最高负责人，也就是说他掌握了那时的主要专政机器；他又是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先是毛泽东，后是刘少奇，都是挂名），是整风运动的实际上的领导人，于是他实际上掌握了对人的生杀予夺之权。
整风学习开始不久，康生便把中央研究院作为重点；后又转入审干，他又把中央党校也作为重点。中央研究院的前身是马列学院，院长是洛甫（张闻天），该院为我党培养了大批理论骨干。但康生对中央研究院的评价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并亲自插手中央研究院的整风运动，矛头指向许多党内的老同志和青年党员。只因毛泽东一再强调整风是为了分清路线、方针、政策、策略上的是非，以提高认识为目的而不是追究个人责任，这才把康生那一套稍微限制了一下。
但康生并不甘心就此罢休。1942年5、6月间他又亲自策划了批判王实味。王实味是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的研究员，整风开始以后，他发表了《野百合花》（《解放日报》1942年3月12、13日）、《政治家、艺术家》（《谷雨》一卷四期）等杂文，接着又在中央研究院的《矢与的》壁报上发表了几篇短文。他在这些文章中指责延安干部群众之间隔阂很大，干部不以平等态度待人，对人缺乏关怀爱护，“到处乌鸦一般黑”，而有人却认为延安的黑暗面“算不得什么”、“天塌不下来”；他指责等级制，“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竟有人认为“合理”、“不能提倡平均主义”；并且以李芬烈士和“前线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来衬托延安的“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景象。
对王实味的这些错误言论，毛泽东曾不指名地批评过，说整风中有些人不是从正确的立场说话，而是用绝对平均主义的观念和冷嘲热讽、放暗箭的办法。冷嘲暗箭是一种腐蚀剂，不利于团结等等。毛泽东的批评显然是为了纠正偏向，是善意的。而康生则是利用了这一问题，打自己的主意。
4月下旬，康生在中央社会部的干部会议上说：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在香港报纸上发表了，并责成中央研究院组织批判。5月27日一6月11日，在中央研究院召开了揭发批判王实味的斗争会，康生多次出席，并给王实味戴上“托派分子”的帽子。
在毛泽东的整风报告之后，中央政治研究室从事经济问题研究的成全(陈传纲）给毛泽东写过一封信，信中提出除了整顿三风，还要整顿“人风”。所谓“人风”，无非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有人骑马，有人走路”等等“不平等”制度。还对陈伯达提了一大堆批评意见。与此同时，枣园的工作人员于炳然也给中央和任弼时写了一封信，也把陈伯达说得一文不值。这些信我都看过。
成全、王里（又名王汝琪，在中央妇委从事妇女运动研究工作）夫妇二人过去认识王实味，到延安后也有所接触；潘芳、宗正夫妇二人同王实味是邻居，来往较多，康生便把他们与王实味的关系定为“托派关系”，康生先在枣园组织批斗于炳然，从于炳然株连到成全和王里，再株连到潘芳和宗正。
从8月至10月，对他们先后开了72天的批斗大会，把他们与王实味一起打成“反党集团”。
同年10月，在中央党校斗争吴奚如，把吴打成叛徒、特务（后来得到甄别平反）。
11月，康生等人在西北公学把张克勤（原名樊大畏）打成“特务”。张克勤是甘肃地下党的一名党员，那时还不到20岁。由于他的父亲在兰州开了一个照相馆，光顾照相馆的人，自然是什么人都有，国民党的军官、特务之类的人也去。据此，康生就说张克勤父亲的照相馆是“特务联络点”，张克勤的父亲当然是“特务”，而张克勤当然是他父亲派到延安来的“特务”，于是逼迫张克勤承认，张不承认，就批斗他七天七夜，最后还以假相威胁，张克勤终于承认了自已是“特务”，还“供”出一个“红旗党”。此后，“红旗党”越来越多，几乎所有党的地下组织都被打成了“红旗党”。（所谓“红旗党”，意即国民党“红旗政策”下的假共产党——名义上是共产党，实际上是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引诱进步青年加入，而实际上当了国民党特务）。樊不畏在很久以后给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信中说：他当时并不知道什么“红旗党”、“红旗政策”，全都是审讯他的人提示他承认的。
张克勤是“特务”这件事，谢老（谢觉哉）并不相信，因为他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担任领导工作时，同张克勤的父亲有过接触，了解此人是比较进步的。但由于康生处在反好的权威地位，对他无可奈何。
康生的作用，不仅在于这些事件的本身，而更主要的是他把整风学习中正常的检讨、反省引向审干、肃反，并且把它说成是一种规律，杜撰出“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肃反”的廖论。
1942年12月，康生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了《关于锄奸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大肆宣传“延安特务如麻”，说什么“一种特务是打进来的，如戴笠派来的特务”（实际上这批人一到延安，便有人主动交待，并迅速查清，当时称为“戴案”；“一种是拉出去的，即在我们队伍里发展他们的人做特务工作”。报告后，少数单位审查干部开始，接着各单位也都纷纷跟了上来。1943年4月，传出敌人可能进攻边区的风声，康生又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迫害干部。一天，康生把周兴（边区保安处处长）和我（保安处一局局长）叫了去，给我们布置抓人。抓人的理由，他说一方面是蒋介石企图发兵进攻延安：另一方面是胡宗南的秘书胡宗冕要来延安，以防有问题的人与胡“联络”。康生手里拿着名单，一边同我们谈话，一边在名单上作记号，打圈点，嘴里念叨：“这个是‘复兴’，这个是‘CC’、‘汉奸’、‘叛徒’、‘日特’、……”。画完之后，要我们把打了“〇”的都抓起来，打了“.”的，都送进边区行政学院接受审查。我接过名单逐一看下去，打了“〇”的有个名字是“师树德”，我脱口而出说“这是我的弟弟”。康生一把抢过名单，说：“你弟弟？”接着把这个“〇”划去。我说：“该抓就抓，不能因为是我弟弟……”，康生嘴一咧，头一摆，“嗯嗯”两声，也不作解释，把“〇”换成了“.”。两天以后，从晚上到天亮，共抓了200多人。与此同时，李克农（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汪金祥（社会部二室主任）奉命负责抓中央直属机关的“嫌疑分子”。
这次抓人之后，中央正式宣布曾遍审干开始。康生在中央大礼堂向中央直属机关作动员报告，当他宣布延安逮捕了200多人时，许多同志吓得面色苍白，茫然失神。
接着，康生把假特务张克勤当做典型，叫他到中央大礼堂、边区政府礼堂以及一些单位做“坦白交代”的报告。康生拍着张克勤的肩膀说：“你要好好坦白，感召失足者”，“你成了名人了”。
张克勤根据审讯人的提示和读过的侦探小说编造了一大篇“坦白交代”，而康生却说“在所有的案子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张克勤提出了‘红旗政策’”；“张克勤提出‘红旗政策’，使我们对国民党的特殊政策有了一个新认识，使我们对大后方的党组织不能不重新估计，使我们对延安特务的数目之多，得到了一个答案”。于是他把甘肃、河南、四川、湖南、湖北、云南、贵州、浙江省的地下党，统统宣布为“红旗党”。他当时还不敢说陕西的党全是“红旗党”，但他说关中、汉中的党组织是“红旗党”。这“红旗党”就是这样从康生的头脑中设计出来，通过审讯人员教给被审查者，变成“供词”之后，又反过来作为康生扩大“肃反”的依据。
1943年轰动一时的“绥德特务”案件也是假案的典型。这里仅以绥德师范为例：该校师生员工共350多名，“失足者”竟达162人。该校语文教师奕丁生被打成“六个县的特务头子”。那时，假坦白成风，只要点到谁，谁就立即承认是“特务”，而且谁瞎编得越多、越离奇，谁就越受赏识、越光荣。康生十分欣赏“绥德经验”，不仅在延安到处推广，还通过新华社，广发到各根据地。七月，他又在中央直属机关大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并邀了绥德师范一个女学生作“坦白交代”的典型发言，该女生编了一套自己怎样“失足（又失身）”，加入了特务组织，又怎样用美人计进行特务活动等玄妙的故事。康生极为欣赏，让她到处作报告，待为上宾，和首长同坐主席台上。
绥德的肃反扩大化，引起了民主人士、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的强烈不满，为了弄清真相，组织上派我带几个人到绥德去处理那里的烂摊于，我在那里的工作是受到边区政府和西北局的肯定和重视的。可是我在1963年被捕之后，康生仍企图把它变成我的罪状之一，说我“放走了许多特务，把绥德的特务线索搞断了”。
1943年10月间，我应召回到延安，我在绥德期间，延安逮捕的人更多了，这些人集中在两个地方：一个是边区保安处，一个是枣园后沟的社会部，这两处关押的人，被认定为“特务分子”。另外一些人集中在中央党校、边区行政学院和西北公学等处，有上千的人，是被认为社会关系复杂、政治面貌不明而又搞不清楚的。更多的人则留在本单位进行“劝说”，促其“坦白交代”。九月份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康生耍了花招，叫做“抢救”告一段落，以后要靠“自己救自己”。而转为“自救”之后所发生的变化仅仅是打人骂人的现象少了，吃不饱饭的现象却未改善，逼供变成了诱供，“坦白”了可以吃好喝好睡好，戴大红花，骑大洋马，上主席台。于是出现了更多的冤假错案。
1944年春，中央一再催促西北局将审于、肃反工作做个总结。这个总结报告由我和周兴起草，我们如实地叙述了运动的经过，承认了许多缺点错误，提出了纠正的意见。康生命我们写好一部分就送他一部分，于是分段送给了康生，稿件全部交给他以后，他压了好几天，最后说“不能用”，而是他自己重新编了一套。
3月29日，康生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了题为《关于反奸斗争的发展情形与当前任务》的报告，他在这个报告中不但不承认错误，反而大摆其“功”。
他说，“在这一年另两个月的工作中，我们清出了暗藏的侦探奸细，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创造了新的反奸路线，获得了巨大的成绩”。这些“巨大的成绩”是什么呢？他说：“我们在党的组织内清出了托派、国特王实味等内奸分子；在政权系统中清出了王毓琪、吴南山、樊作材等特务分子；在军队中清出了吴奚如、许遇之等暗害分子；在民众中清出了杨宏超、邓应贤等特务分子及其组织；在学校系统中清出了奕丁生等特务分子；在工厂系统中揭破了张志刚等特务分子……”
他所列上述名单中，除了吴南山确系“戴案”分子、杨宏超是军统特务(此人并未向军统提供有价值的情报，他瞎编情报为了卖钱，并很快破获了），邓应贤、张志刚二人我不了解以外，其余都是地地道道的冤假错案。
他报告的基调是一味肯定成绩，反对“极右”。他说：“我们这次反好并未完结，仅仅是从但白运动开始转入甄别工作。在过去坦白运动阶段中，我们突破了特务，巩固了自己，在思想上消灭了被资产阶级同化的危险，在组织上保障了内部的纯洁，在反好工作上创造了新的路线，新的方法，得到很大成绩。如果不进行这项工作，就会使党受到很大损失。在这一点上如果还有怀疑，那就是极右的观点。”
对运动中的错误他也说了一些，但他是这样说的：“有些同志以‘特务如麻’的主观主义代替群众性的正确认识，不晓得提出某些人有特务嫌疑时，必须慎重。许多人只是有些可疑，就认为定是特务；既是特务，在我区定有庞大组织；既有组织，定有领导机关；既有领导机关，必有下层组织。因此，对每一个被提出的人，一定要逼出庞大的特务组织系统，一定要求他供出许多特务关系，一定要信以为真，不准怀疑。如果是这样一确有许多地方也这样，那是错误的。如果有了这种主观推论的方法，必然产生扩大化的结果，产生出逼、供、刑的各种形式来。”
他所说的这一切错误估计和错误作法，全部是他自己所为，他从来不曾提醒过人们“慎重”，然而他把责任轻飘飘地一股脑儿推到别人（这些人是谁也不知道）头上，与他丝毫无干，所以周兴对我说，“这样的报告，只有康生能做，我们是作不了的。”
康生在“抢救运动”中的主要发明正是所谓“特务如麻”。为了证实他这一估计的正确性，就必须使用逼、供、信的手段。这里简单剖析其几种主要手段：
一、精神折磨，刑讯逼供。首先给被怀疑的人造成极大的精神压力，接着进行肉体的折磨。1943年5、6月间，康生召集过一次会，讨论起草《审讯条例》。参加会议的有许建国、周兴、谭政文，周同、钱益民、李克农、汪金祥和我。会上为可否用刑逼供，两种意见尖锐对立。有的人主张在条例上规定可以用刑逼供，有人坚决反对。为此，康生大发脾气，说“不用刑，那怎么审讯？！”有同志说用材料嘛！康生理直气壮他说：“有材料还要你审讯？！”所以在“抢救运动”中用刑逼供是相当普遍的，如打人、骂人、关押、“车轮战”、“疲劳战”、假枪毙等等，无所不用其极。被关押的犯人则常常不让吃饱饭，不让睡觉，用这些办法逼迫被审查的人假交代、假坦白。
二、挑拨离间，互相“揭发”。整风学习时，有反对自由主义一条，而康生把它利用来为自己的肃反化服务。他说：“如果你不把党内的自由主义思想清除掉，那么内奸就清不出来，这个自由主义就是特别严重，那个地方的奸细也就特别猖狂”。造成谁不“揭发”谁就受“自由主义”压力的局面，取消了同志间起码的信赖和实事求是的精神。甚至利用夫妻之间的某些矛盾让他们互相“咬”，然后又作为根据去抓人、关人、逼供。康生把这叫做“以毒攻毒”，他得意洋洋地说：“利用反革命分子进行锄奸工作，张克勤打了头一炮。”类似张克勤这样的大炮、小炮不知用了多少！只要有了口供，便如获至宝，再去逼牵连到的人，就是这样滚雪球，伤害了许多好同志，有的被逼致死；也严重地伤害了同志间的感情，破坏了党内团结！同时也使多少个家庭破裂！
三、审查档案，无限上纲。康生要求各单位的组织部门翻阅干部档案，从档案中找问题，美其名曰“调查研究”。怎样找问题呢？康生说：“……叫做三种自传（下面实际说了四种，但他原话如此一笔者注）：刚来边区时写的自传，整风时写的自传，审查时写的自传，到反省机关后写的自传，把这三种自传一对照，矛盾百出。有怕出毛病而挨斗争的，先留下一个大纲，有个大纲写一百遍都不错。你就叫他当面写自传，在我们这里写自传，他的大纲在家里，在这里写就有了漏洞”。他为的就是抓住“漏洞”，无限上纲，进行逼供。
四、布置人员，“引蛇出洞”。康生在审干开始时，就专门布置一些人，故意说些过头话、错话、甚至反动的话，把另一人的言论“引”出来，然后揪住辫子不松手。
五、“坦白”光荣，备受优待。与上述各种手段相配合的是康生歪曲党的宽大政策，制造“特务光荣”的气氛。你不“坦白”，就关起来，要受种种的虐待以至酷刑。只要一“坦白”，立即给自由，吃好的，瞎编的越多越受优待。于是有些人为了不吃眼前亏，也就纷纷“坦白”。
以上所引康生的话，都是他在枣园、在杨家岭、在保安处、在各种干部会议上多次讲过的，他的作法都是当年的过来人亲身感觉过的。康生这一套使许多好同志蒙受了不白之冤，也蒙蔽了组织。后来虽绝大部分甄别平反了，但到了“反右”、“文化大革命”时期，又给他们“回笼”，真正是后患无穷！康生的“功劳”可谓大矣！他究竟为谁立了功？！
康生作为掌握敌情的社会部部长，对敌情作了“特务如麻”的错误估计(姑且不说他是故意的还是犯了主观主义），开始时，对党中央毛主席是多少有些影响的。尤其是利用了所破获的“戴案”，似乎对这种估计也作了印证。所以，康生的估计和他决定采取的种种措施，都使得党中央和毛主席等领导同志不便轻易开口。例如：张克勤的假口供在中央传阅过，毛泽东也看过；王实味案不仅为毛泽东所认可，而且从王实味案出发，毛泽东还作过整风要解决资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革命与反革命这样两种矛盾的指示。1942年12月，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报告时就是根据康生的报告说：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反革命奸细、托派反动分子，以党员为招牌进行他的活动，吴奚如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是个文化人，是参加高干学习组的人，皖南事变的时候，国民党把他抓住了，以后又把他放出来，叫他到这时来闹乱子。王实味最近也被发现了，怎样发现的呢？他是以共产党员的资格在这里讲话，他们5个人就组织了5人反党集团，这些人就是王实味、成全、王里、播芳、宗正。现在证明有两个反革命的人（指吴奚如和王实味一笔者注）在延安反革命，以共产党员的招牌在共产党的党报上发表他们的文章。
党中央1943年4月3日发出的《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中说：“整风的主要斗争目标，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封建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前一种是革命队伍中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后一种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与我党大量发展党员以来，日寇与国民党大规模地施行其特务政策，我党各地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了不少奸细分子，其方法自然是巧的，其数量也是惊人的，这在延安的整风运动中已经充分证明。”1943年8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特务之多，原不足怪”，并说：“特务是一个世界性群众性的问题，不认识此点，就不能采取正确的方针。”
但是，真正纠正逼、供，信的错误和进行实事求是的甄别工作，也是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导进行的。
中央的文件中有受康生的干扰而把敌情夸大的一面；也有如何严肃认真、实事求是、正确地进行审干工作的一面；但康生对中央的文件是取其所需，一味搞他自己那一套。
1943年7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康生，指示“防好工作的两条路线：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干部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该执行正确路线”。但对康生并没有起什么作用，他仍然一意孤行，我行我素。
1944年4月，毛泽东在看了我们送上的几份犯人口供之后，就找周兴和我去见他，他用了整整一个上午的时间，耐心地启发、引导我们认识犯人说真假口供，解释为什么会有假口供，以及如何让犯人说真话。我们受到很大教育。一方面回去立即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去执行，另一方面又把毛主席的谈话向康生作了汇报。但康生却置若罔闻，不理不睬。因为他打着“抢救失足者”的旗号，行的是把并未失足的人推向深渊。所以他不管真假，只要口供，有了口供，又怎能让他翻案？！
1944年4月以后，终于对各种案子进行了甄别，平反工作。这个工作时间很长，大部分在七大以前甄别、平反完毕，少数人拖到解放初期才解决，也有个别人一直未能给予明确的结论。
七大召开之前，毛泽东对“抢救运动”承担了全部责任。他到好几个单位向被搞错了的同志赔礼道歉，承认“抢救运动搞错了”，他说：“我向大家赔个礼！”说着便脱帽鞠躬。
在边区行政学院讲这番话时，还加一句：“一人向隅，满座为之不欢”。大家都为毛泽东的诚恳态度、坦荡胸怀所感动。
直接责任者康生却始终没有承认过错误，也从未作过检讨，而且千方百计为自己洗刷，一有机会就为“抢救运动”翻案。“反右”和“文化大革命”都是他翻案并施展害入的阴谋惯技的最好时机。
对于康生其人，我原来并无意深究，对他干的坏事，也是孤立的看待，认为是偶然的。只是在他于了无数的坏事，陷害了无数的好同志之后，才引起我的深恩，并把他对我说过的话和我所知道的他的行迹联系起来思索一他究竟是什么东西：是人还是鬼？
我在苏联工作生活了15年之后，于1940年3月随同周恩来、任弼时从莫斯科回到延安。那时，康生住在枣园，我们住在蓝家坪。
周恩来和任弼时从莫斯科带回来一批俄文书报，为了使这些书报发挥作用，周恩来根据各单位的条件和需要，开列了一个名单，要我照单分发给这些机关的负责人，大约共七八份。而部分食物和礼品则直接送交毛主席。
所有收到物品的人都无什么反应，唯独康生非同一般。他首光打听这些东西是谁分送到他那里的？接着打听还有什么东西，怎样分配的？而师哲又是何人？并急切地要漠清我的底细。
在延安当时的艰苦条件下，没有人举行什么宴会，但康生却在枣园设宴招待新近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我也收到了请柬，但未去赴宴，其原因很简单，我对仅仅为了吃饭不感兴趣，不料这倒使康生对我大大增加了兴趣。他虽不露辞色，但行迹却说明他心急如焚。他从多方探听、调查，后来从周恩来向政治局的汇报中知道了一点情况——我仍将返回共产国际，于是更加紧了同我拉关系。
1941年，机会来了。毛泽东要住枣园，于是康生搬到了杨家岭，与任弼时的住处很近，我作为任弼时的政治秘书，也住在附近。康生通过他的老婆曹轶欧同我接近，对我表示出格外的关心和亲昵，还给我作媒。说实在的，我当时是领情的，虽然也隐约觉得他们的作法超乎常情。
康生夫妇如此热情的原因，不久便以他自己的话作了注释。他说：“要在中国的社会上搞好关系，站得住脚，能发迹，就得重视两条渠道：一是教书，建立师生关系；二是说媒，成全男女间的好事。这不仅可以获得对你的好感，甚至可以成为长期友谊和恩典的基础。”他之所以把江青推到毛泽东身边，就是出于这种想法。至于他何以把我作为他“站住脚”、“发迹”的利用对象，我后来才渐渐醒悟到：那不仅因为我是任弼时的政治秘书，更因为我担负着中央和毛主席俄文翻译的任务，时常接近毛主席，所以他认为是大有用场的。还因为他听说我要回共产国际，他从他和王明都曾受到共产国际某些人的重用的经验而想利用我的，实际是还想利用共产国际。
从此时到撤离延安的5年间，我和他常有接触，有时还较频繁。所以他尽管善于乔装打扮、巧言令色，但得意之时，仍不免口吐真言，加上他的所作所为，使我对他有了一个大概的认识，也给自己种下了祸根。
康生本姓张，原名张宗可，字少卿，乳名张旺，生于1398年。1917年他家迁至诸城后改名张裕先，同年毕业于教师讲习所，又改名张权平，1924年在上海大学，又改名张坰或张溶，延安枣园门口所题“延园”，署名赵溶，亦即康生。康生是他在苏联时的俄文名字的译音。他出生于山东胶县，家庭地主。民国初年，当地土匪蜂起，他们为了安全，全家迁诸城县城里居住，是当地有钱有势的大户，不仅拥有金银财宝，还收藏了不少琴棋书画、珍贵文物等。康生确实有才气，很小就学会刻图章、绘画，临写过各种字贴，也学过各家的诗词歌赋。
出身并不决定一个人的品德，我们革命队伍里不乏地主家庭出身的好同志，就是康生的兄弟三人中，也只有他这老三才是够特别的。他在得意忘形时，曾经吹他幼年时如何机灵，心眼多，办法多，如何看不起自己的兄长，特别容不得二哥，自己做了坏事，总是安在二哥的头上，然后向家长告二哥的状，害他挨打受骂。又说他如何心灵手巧，会做玩具，制做皮影人物等，总是想法子把二哥比下去，压倒二哥，使自己在长辈面前争到宠爱，得到袒护和支持。这些故事使我联想到他在党内的所作所为，难道不是他这种心态和手法的延续和膨胀？
他打击、贬低别人，几乎不放过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此种事例，不胜枚举。譬如，有一次在枣园食堂吃饭时，他把头向胡乔木一摆，说了一句“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声音并不高，却给周围人留下了深刻和印象。又如他在我面前表示很希望我到社会部去工作，说副部长“李克农活不久了”，但在李，农面前不知道又说了什么，使李在很长时间内对我耿耿于怀，却无法交换意见。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革命浪潮把康生也卷进来。他是用趋时髦、讲交情、论友谊、拉感情的办法，先混入进步学生之中，继而以他道听途说，生吞活剥的马列主义词句伪装自己，俨然以进步青年自居，然后竟以理论家自夸，他装模作样，一直混到他“盖棺”骗取了“论定”。
康生如何成为共党员的？何时何地经何人介绍入党？始终是个迷。我曾无意中问过他这个问题，他却说得前后矛盾，而且含糊其词，我始终没有听明白。1942年有一天在杨家岭。他忽然特意地、信誓旦旦地对我说，他的入党介绍人就是与他在上海大学同学的王友直。王友直是我的同乡，也曾同学。此人1992年2月逝世，王友直1937年从苏联回国后加入了国民党，其时正任陕西省副主席，自然无法向他索证。但是解放后，我曾给王友直写信问过康生的入党问题，王的回信大出我之所料（此信我仍保存着），信中说：1925年王本人在上海大学还只是个团员，1926年末赴苏学习，行到海参葳的路途上才入党的，在此之前，他不可能介绍任何人入党，包括康生。根据他的记忆，1925—26年康生在上海大学也是团员，并未入党。致于康生何时转党，他毫无知。
也是在延安，康生还提出另一旁证，说和他在上海大学同学的李予超知道他是1925年入党的，可是李予超1943年曾声明说：他自己1927年以前还是团员，至于康生何时入党。他毫无所知。
康生的入党是个迷，康生何时以及如何成了中央委员也是个迷，没有人能证明。1928年康生被国民党戴笠系特务逮捕，但不到两个小时就释放了，此事早有人反映过，只因“证据不足”，未曾立案。那时的党是幼年的党，还缺乏同敌人斗争的经验，对此事电就无人重视了。
康生同王明勾结之后，很快代替了顾顺章（此人系工人出身，第六届中央委员，后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分管对敌斗争，领导特科，后叛变——笔者注），掌握了党的机密和保卫机关一特科。直到“文革”，与年幸存下来的同志的（如王世英，生前任山西省省长，他知道上海特科的情况，但正因如此，他在“文革”中被康生迫害致死——笔者注）面对康生这个迫害狂，才觉得当年在上海的一些不解之迷似乎有了答案。康生负责特科，曾经秘密处决过党员，都是以“混进党内的特务”的罪名处决的，而又有许多党员认为被处决的还是好同志，只因那是掌握敌情的特科所为，于是只好表示相信，还只好承认自己的“嗅觉不灵”。
康生在以后的许多时候都是占据着保卫部门，并利用这个岗位陷害同志。陈云同志说得对：“康生是鬼不是人！”
1929年一31年间，上海的党组织遭到极大破坏，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大批被捕、被杀。然而，康生夫妇却安然无恙。作为处决了大批“特务”的特科头目，这不能不是个“奇迹”！更奇特的是他从此竟大大发迹了。
1931年初，人在共产国际的王明决定在空前白色恐怖的上海召开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这个时间和地址的选择都是令人不解的。然而，这是王明和米夫（苏联人）的主意，其原因就在于米夫急于把王塞进中国共产党中央；王明则受宠若惊，也急于改变自己的境况，谋取党的高位，所以他们不顾一切地要走这一步棋。问题是这步棋怎样才能走成？王明在国外六七年，对国内情况知之甚少；米夫只是整天在办公室里读报章、刊物的一个外国人，又能有何作为？康生以他恃有的“政治嗅觉”捕捉到了这一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便自告奋勇，要求帮助王明和米夫工作。而王明和米夫正是求之不得，于是把这次会议的一切筹备安排工作，通统交给了康生。康生果然不负所望，大显神通，在对共产党屠杀还在升级的时候，四中全会竟顺利地召开了，没有遭到任何破坏和麻烦，这还不算是天大的奇迹吗？！
在这次全会上，王明从一个普通党员一跃而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几个月后。由于总书记向忠发的叛变，他又直接接替了总书记。康生则由追随李立三转而紧跟王明。
这次会议的“成功”，使康生获得了重大的政治资本，从此便飞黄腾达起来，然而，党却在四中全会之后遭到了更大的破坏，更多的同志被捕和牺牲了，各大城市党的组织也同时遭到了破坏，以至于党中央不能在上海立足，党在白区的组织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党内也出现了分裂（罗章龙另立中央）。就在这腥风血雨之中，王明惊恐万状，但任总书记才一个月，便辞去该职，又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名义去了苏联。康生夫妇则在上海安全地呆到1933年。
中国的环境极度恶化，幸存的一批同志先后去了苏联，康生这个瘟神在王明的支持下也去了苏联。他一到苏联，便立即提任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之职，同王明紧紧地勾结在一起，同时施展了他陷害共产党员的本领。
1934—38年间，最苏联肃反扩大化最严重的时期之一，这种时候，正是康生最得意、最能施展本领的时候。他同王明一起，把他们所认识的、所了解的、一起工作过的或被他们利用过的中共党员，一个个地扣上“托派”、“右派”、“反党嫌疑分子”或“奸细”的帽子，提交苏联的肃反机关处置厂。李立三就是王明和康生在共产国际活动时被逮捕下狱的。半而未被处决。1938年，任弼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时，才逐个审查了幸存而在押的中国同志，使他们重见天日，得以继续为革命贡献力量，对李立三的证明材料，就是我整理起草的，他于1939年获释出狱。
为了说明问题，有必要将米夫——王明——康生作一简要交代。米夫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任副校长兼党支部局书记，被苏联认为是中国问题的权威。王明在中山大学学习时，米夫对他很赏识，也极力提拔他，他们以师生相称。米夫后来调到共产国际为东方部负责人之一。米夫一心想选用王明，千方百计为他创造进身的条件。当时在共产国际工作的已有瞿秋白、苏兆征等同志，米夫为了把王明也拉进共产国际机关，并占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才迫不及待策划了1931年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
四中全会后，米夫、王明先后回到莫斯科。王明回到莫斯科简直成了一个身价百倍的大红人。米夫为了突出王明，自己退到二线，在背后给王明撑腰。米夫违背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意志，费尽心血，绞尽脑汁，出尽力量，硬是让王明在共产国际以中共代表团的名义设立了独立的办公室，安排了自己的全班人马。然而，他名声虽显赫，威望却全无；权力虽无上，能力却低下，大家不佩服他，明里暗里反对他、为难他。中国青年甚至给他起了个外号一一“小鬼”，意思是“人小鬼大”，旦水平低下，很不成熟。他只会生吞活剥马列主义的一些词句，还想利用来打击别人，结果却常常使自己狼狈不堪，焦头烂额。
在这种十分窘迫的情况下，米夫和王明想到了在上海帮过他们大忙的康生。
1933年，康生到达苏联，成了王明离下开的副手。王明委托康生出使德、法等国，并顺便把毛泽东的儿子岸英和岸青从法国带到莫斯科，这正是康生的机灵之处。
在1935年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王明作了一个长篇报告，后来印成小册子，即臭名昭著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奋斗》。康生在大会上为主子呐喊助威，也作了“副报告”，报告的末尾高呼“王明同志万岁”。于是他们的狼狈关系更加紧密了，他们曾不止一次联名向党内下发文件，东北地下党的负责同志（如冯仲云）就多次收到过“王康指示”。“文革”中，康生得知冯仲云保留有“王康指示”，便派人从冯仲云那里骗出来一份，予以销赃灭迹。但后来又从林某那里得知冯仲云并未全部交出，手里还存两份，康生拿不到手，便给冯仲云加了莫须有的罪名投入秦城监狱，冯仲云很快就死于狱中。
1936年苏联肃反时，国际机关在党员大会上宣布米夫是暗藏的托派分子、反党阴谋家，王明当即站出来揭发、批判米夫。这一举动使在场的人无不震惊，为之瞠目！王明的“人小鬼大”、“机灵”程度可见一斑。季米特洛夫曾说王明“这一转变，真使人哭不得笑不得”！
无独有偶，康生的机灵劲比王明有过之而无不及。1937年11月，王明、康生两对夫妇同乘苏联飞机回到延安。据后来曹轶欧对我说的情况大概是这样：他们一下飞机，就看到以毛泽东为首的欢迎他们的阵势一一毛泽东身后站着那么多的高级干部，于是康生脑子里就转起了各种念头，考虑自己如何转变，如何改弦更张。不过，他初到延安还是极力吹捧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奋斗》，后来听到毛主席的批评，他立即又说：王明的小册子简直就是“为中共更加孟什维克化而奋斗”，并把自己喊了“王明同志万岁”的那份“副报告”文字稿立即销毁，随即向毛主席诉苦，说他在莫斯科如何受王明的歧视、排挤、打击，处处同他过不去，甚至受到迫害等等（此手法后来又用于别人身上）。应该承认，康生那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要比王明高明得多，巧妙得多。
1939年末，周恩来到了莫斯科，在一次同季米特洛夫的谈话中，季米特洛夫间周恩来：王明回国后的表现如何？同毛泽东的关系如何？合作得好吗？周恩来回答说：不够好，甚至有一个时期，王明跑到武汉去，拉了一部分同志，企图组织自己的班底，另立中央。季米特洛夫立即严肃地说：“王明回国前，我们再三告诫他：不要以为自己是国际执委会成员，又是书记之一，就可以翘尾巴，不听党领导的话，把自己凌驾于党中央、毛泽东之上。须知，他（指毛泽东）才是在人民群众中，在实际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所以他才是中国人民、中国革命和中国党的真正领袖，而绝不是别人。希望王明回国后放下架子，尊重毛泽东，服从党的统一领导。我和斯大林都这样告诫过他，可是他竟然不听我们的劝告，这使人很失望。他，看起来是个精灵的人，为什么在实际活动中又这么愚蠢呢？”是啊，王明是愚蠢，康生却是鬼精灵。
康生在毛主席面前洗刷了自己，但觉得还很不够。1942年初，西北局召开一次约百人的高干会议，会议的任务本是讨论、推选，通过七大飞表，然而会议期间，康生突然出现了，并要求在会上发言他讲话长达两个小时，却与会议的任务毫无关系、他讲的内容，主要是说他在莫斯科如何受王明的打击、压制、排挤、凌辱、限制，甚至给他造成了无法活动、不堪忍受的环境，以致后来他被逼病了，神经夫常了。如此等等。尽管他自己讲得慷慨激昂，听众却没有被感动。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编造得太离奇，不近情理；另一方面是因为西北的同志对共产国际方面的情况都不了解，所以听不懂。而康生选择的正是这样的对象，他只要给他们一个康生与王明不合的印象便足矣，他们还可以替他宣传。我当时时他这一大篇谎言意图虽摸不透，但时他大言不惭，谎话连篇，感到愤懑。会后，我和他一同回杨家岭，边走边谈。我对他说：“你今天的讲话很新鲜，有很多新内容，人们多半不知道，你是否可以在中央机关也讲一次？”康生“哦，哦……”两声。吱吱唔唔不回答，这是我意料之中的。我实际上是将他的军，因为中央机关的同志对他和王明知者甚多，他的谎话不灵。我仍不放过，又逼问了一句：“如果你同意的话，我请弼时同志批示一下”。这时他不能不回答了，但回答很滑头。他说：“现在不要提这个问题，以后再说吧。”任弼时在中央分管西北局的工作，我当然把西北局高于会议的情况如实地向他作了汇报。当他听了康生的表演之后，一向沉着稳重的任弼时。也冷笑了一声，表示惊奇。
1940—41年间，有一次，我同陈郁参观延安柳树店的和平医院，详细地了解了外科手术设备和工作情况，一位女护士给我们讲解，她对医院情况很熟悉。参观中，她把我们带到一间十分宽敞、豁亮的大厅，里面用布帘隔成几间，其中的一间摆着一个大槽，槽内用福尔马林浸泡着一具男尸，年约30余岁。临时任解说员的护士长说：“这是医学解剖用的。原来有三具，已解剖用完一具，另一具只剩下半边，唯这具完整，还未作用”。他又接着说：“他们都是反革命分子，是由康生批准处理的。他们的姓名、来历，我们一概不知道。”我们听了颇觉诧异，便问：“他们被送来时是活人？”回答：“当然。以医病的名义送来，然后处理的”。听之令人毛骨悚然，不禁要问：康生何以一句话就可以置人于死地？！即便是对真正的反革命分子，难道可以由康生个人定罪、判人死刑和决定行刑的方式么？！别人不敢，康生敢！他不放过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他正是钻了法制不健全的空子。
延安那时有一位知名的同志蔡子伟（离休前往全国政协委员，健在），他曾无缘无故被康生关押近十年。康生1937年回国不久，就借反右之名，把他关押起来。1943年，我们建议将此案重新审理，实事求是地做出结论，恰当处理，但是康生不同意，他决定继续关押，只是未敢杀害。
又如一个天真的女孩子名叫王遵级，1939年从北平跑到抗日游击区，后又到陕甘宁边区参加革命，其时只有十六七岁，仅仅因为她长相漂亮、举止文雅，又是大地主、伪华北行政区主席王克敏的侄女，康生便把她当作特务关押起来。1943年我接她的案子时，她己在监狱里度过了将近5个春秋。我找她谈话，我问：“王克敏和你是什么关系？”她说：“我叫他叔叔。”我又问她：“他怎么会让你到延安来？”她对这个问题显得有些茫然，说：“我来，他不知道。他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问她：“你为什么要到延安来？”她说：“听同学说延安好，到延安来为了救亡。”我再问她：“为什么把你关起来？”回答：“不知道。”经审查，她并不是王克敏派到边区搞间谍活动的，从她的性格、能力和知识等方面看，也绝不可能担负这种任务。于是我们建议“在一定条件下”释放她，然而康生不同意，尤其是曹轶欧在旁极力阻拦，不让释放。其中原委，始终令人不解。
匡亚明同志（离休前任南京大学校长）于1928年前后在上海时，曾与康生有过工作上的联系。不知何故，康生暗中指使特科人员去谋杀他，枪击了匡亚明，幸未击中要害，死里逃生，经医治痊愈了。康生于1937年回到延安以后，匡亚明得知，在共同的目标下团结起来为党工作。于是他来到延安，找到康生。从此，他便陷入了罗网。康生先是赠他一首侮辱性的诗，诗曰：“故人不相见，相见仍如故；威武不能屈，挥之不能去。”然而匡亚明要到别处去工作，却不放他走，而是把他安置在康生自己身边，勉强给了一个政治秘书的头衔，却不让他做实际工作，更不允许他接触重要文件。匡亚明曾向我吐露过他在工作中的苦恼。我也曾问过康生那首赠诗的含义，他吞吞吐吐不能回答。到了“文化大革命”，匡亚明所受的苦难，更是难以言状了。
1944年初，从晋察冀边区经晋西北押送到陕甘宁边区四名嫌疑犯外国人，其中三名是俄罗斯人，一名是南斯拉夫人，他们本是要求借道解放区，设法去南洋或澳洲谋生的。被押送到延安后，康生命保安处把他们关押起来，不许他们前行。直到1947年初，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时，又把包括这四名外国人在内的一批犯人押送到后方永坪一带。康生从瓦窑堡经永坪到山西去时，在行进中顺便指示保安处将这批人连同王实味一起处决了，处决后把尸体全部塞进一个枯井里。胡宗南的部队到达后，发现了这些尸体，也有人告诉他们这些尸体为何许人。胡军便将尸体拉出来陈列示众，大肆张扬了一阵。由于此事对我军的声誉和影响极为不利，彭德怀极为不满，大发脾气。接着中央的周恩来、陆定一，西北的林伯渠、贺龙、习仲勋等同志对此事都作了批评和指责。保安处长周兴只好自己承担责任，受批评，挨斗争。而真正下命令的人康生却装聋作哑，似乎全无责任。
“文革”中，康生操纵一部分红卫兵，揪斗当时在北京养病的山西省省长王世英，不拿出任何证据，只说“王世英是坏人”，便把他残酷地活活打死。而置王世英于死地的真正原因，却是王世英对康生在上海时的劣迹和罪恶行径太了解了，所以康生惜此机会杀人人灭口，掩人耳目。
原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副处长刘海宾是长征老干部，又是残疾，解放后任西北工学院党委书记。“文革”中，康生对西安来北京的学生代表们说：“刘海宾是老特务，是叛徒，要查清”。学生们回去后对刘批斗了一个多月，却找不到任何疑点。学生代表二次来京，向康生要证明材料，康生却矢口否认了自己讲过的话。学生代表虽然感到茫然，却也无可奈何，只好不了了之。
康生在“文革”中是置身于“保护圈”里面害人的。康生干了一辈子坏事，在党内数十年，一直干着危害党的勾当，然而几乎步步、件件都能得逞，这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江青钻到毛泽东身边，也是康生和曹轶欧的“杰作”。江青的手段是得到康生的真传的，而江青得逞之后，便实际上成了康生通往毛主席的一条暗道机关。因此康生对政治风向的嗅觉才特别灵敏；因此康生总是占据着特殊的地位，干了坏事无人敢追究。
康生同江青之间的微妙关系，许多人看出了一些蛛丝马迹，但并不真正了解。在延安时，康生和江青分别同我闲聊中，吐露过一些真情实况，后来目睹种种怪现象，使我储存在脑海中的零散印象渐渐连贯起来，大致如下：
江青原名李云鹤，后改为蓝苹，出生于山东诸城县城东门外，家道中下。蓝苹姐妹二人，姐姐其貌不扬，父母不许她上学，裹起脚来，待机出嫁。妹妹蓝苹，自幼聪慧，长相端正，身材窈窕，父母偏爱。她上小学时，学校在城内东街南头，上学下学，必经当地大户张家的门前。这张家就是康生的家。康生由于一贯的放荡不羁，迁到诸城后，很快就成了有名的花花公子。他十五六岁娶妻，不到20岁生了第一个儿子即张子实。这个二十几岁的有妻有子的少爷，每天准时站在大门外的台阶上，以贪婪的目光迎着打这里经过的蓝苹。康生在得意忘形之时曾经这样说过：“蓝苹虽然年龄还小，但身材修长，发育较早，从外表看，像是很懂事的人了。”
蓝苹14岁时，家里经济拮据，父亲便领着她学艺卖艺，她自己也因为可以走南闯北而乐于此道。当她得知上海是个繁华世界时，便决计到上海去。
1925年，康生、蓝苹先后到了上海（并非相约）。康生在上海大学读书，并很快爱恋上了女同学曹轶欧，遗弃了自己的结发妻子。曹轶欧和康生既是同乡，又同属贵族阶层，他们一拍即合。曹轶欧正处于年轻气盛之时，雄心勃勃，壮志不已，不幸而到处碰壁，曾给鲁迅写信倾诉自己的郁郁心情。然而她却能驾驭康生，不许他寻花问柳，甚至不许他同女同学接近。所以康生虽然知道蓝苹也到了上海，却无法接近她。
蓝苹到上海之后，凭自己的美貌和风流，很快结识了许多朋友，加入艺人的行列，而且十分活跃，这一点也是康生自惭不及的。不过在十里洋场，蓝苹要飞黄腾达，仅有这个条件是不够的，她尚有自知之明，不过分追求自己的身价。还由于她自己的放任不羁，声誉也不高雅，有些人评她为四流的明星。
蓝苹由于在社会上很活跃，便成了国民党特务关注和控制的对象之一，康生直到临死之前才对王海容和康闻生说江青在上海时被特务机关突击过(突击，是指逮捕后立即逼其叛变自首，并答应为他们服务，旋即释放，以掩人耳目），也玷污了她。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仅两个月，蓝苹便到了陕西，并经西安到了延安。从西安与她同行的还有张茹之等三人，途中她们互相了解到彼此都有些污点，于是商定严加保密，互不暴露。这一点是“文革”后人所共知的。蓝苹到延安即进入鲁迅文学艺术院学习。
同年11月，康生夫妇从莫斯科回到延安不久，康生便担任了中央社会部部长，还兼任中央党校校长，曹轶欧则任中央党校干部长。很快，康生便知道蓝苹己到延安并在鲁艺学习。他同蓝苹取得了联系，并将蓝苹以及同蓝苹一起从西安来的几个人都调到中央党校，把她们编在一个班、一个组，称“特别组”，由曹轶欧新自管理。蓝苹改名江青。
康生住在枣园。枣园原系陕北一个土军阀高双成的家园，围墙耸立，果木成林。康生把这里弄得神秘莫测，不仅不准任何人进入，甚至不许人接近此地，如无意中郊游至枣园附近，便有可能被怀疑为“敌特”、“奸细”，后来毛泽东住进枣园，康生搬出了枣园，直到撤离延安的整个过程，康生为社会部设在枣园门口的收发和传达一直未撤掉，形成两套收发和传达，可见康生对高围墙的偏爱。当时的枣园，自然是警卫森严，但江青却可以自由出入，去会见康生。
1938年初，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又名志贞）离开延安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去苏联治病，行前已身怀有孕。孩子后来生在苏联，未能成活。贺子珍离开延安刚到西安的时候，康生和曹轶欧便急不可待地把江青塞到毛泽东身边。
江青是以毛遂自荐的方式出现在毛泽东面前的。毛泽东的警卫人员都是康生安排的。江青很容易会见毛泽东也就不足为怪了。
贺子珍是一员武将，不善家务；毛泽东身边的服务人员虽都忠心耿耿，但全来自山乡，只会扫地、打饭，别的事情干不来，所以毛泽东的办公室和宿舍显得杂乱无章。江青去了，立即使出她那演员的全身解数，能说会道，奉止得体，首先给毛泽东一个好印象，接着把毛泽东的办公室和卧室的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毛泽东很高兴，觉得身边有这么个人倒也不错。江青说她还能给主席担任保卫工作，毛泽东更加有了兴趣，谈话的兴致越来越高。于是频频接触，直至同居。江青亲口对我说过：这个过程的每一步都是在康生、曹轶欧的指导下进行的。
江青同毛泽东经过两三个月的接触，他们便决定宣布结婚。为了这桩婚事，中央党校许多了解江青底细的同志（如王世英等）数次写信给中央书记处书记张闻天，认为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主席，和江青这种人结婚不妥。张闻天本认为这是个人私事，不便过问，可是又觉得下面反映的意见有义务让毛泽东知道。于是他揣着那些信去见毛泽东。约略谈了几句，刚反映了一点意见，信还未递交，毛泽东便显出不悦之色，张闻天只好作罢。
中央机关也有许多同志对这桩婚事有意见，私下里议论纷纷。唯有朱德总司令永远是稳重沉着的，遇事总能想出办法。对此事，他出了个主意——一定要结婚也可以，但给江青规定约法三章，其大意是：一、不能接触党的机密文件；二、不能以党的名义出头露面进行活动；三、不能干预党和国家的事务。此约法三章在于部中迅速传开，意见为之平息。似乎得到了同志们的认可。
举行婚礼仪式时，请的来宾不少，唯独没有邀请张闻天夫妇。毛泽东原来有个警卫员名刘海宽，是在全警备团挑选的最能吃苦、最勇敢也最忠诚老实的好同志，可是江青不喜欢，很快就把他赶回警备团去了。以后又挑选过好几个，大多数都是同江青不和而干不下去。对此，康生曾无不伤感地、吞吞吐吐对我讲过一些对江青不满的话，接着便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发挥说：“他们（指毛泽东和江青）的事情真不好办，就象蒋干说过的话——‘曹营之事啊、难办得很哪，啊，啊……’”，拉了一串京戏腔。结束了他的话。
又一次闲谈中，康生说：“中国（指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问题和事情，外国人（指共产国际）总是弄不清楚的，甚至连我们自己也弄不清楚。”他的话何所指，我不大清楚。但这话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的直觉是他急于要摸中央的脉搏。
“七大”之后。江青使用诡计，同时也少不了康生、曹轶欧的一臂相助，从中央党校弄到一纸证明——为她七八年前在中央党校学习时补做的“鉴定”。“鉴定”中说江青在中央党校学习了数月，有进步；经过审查，无问题。可安排工作等等。我作为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她给我看过。我让她自己把“鉴定”保存好，并把她编入支部过组织生活，但未安排工作。让她好好照顾主席。对这样的安排，江青已然是不满意的。
江青不甘于仅仅是个夫人的身份，一有机会她便跃跃欲试，图谋显位，这方面的表演将另文叙述。
毛泽东对江青并不那么了解。日本投降以后，国内形势很微妙，国共之间是战是和，都在猜测，江青也在紧张地关注着形势。她所不同于一般同志的是她在暗自斟酌自己的抉择。有一确凿的事实足以说明：当时有一位山东籍的同志（现仍健在）问原籍探亲，江青托她给住在诸城县东门外的胞姐带去一封家信。不看则已，这一看却大吃一惊！原来江青在信中充满了对我党和她自己前途的悲观失望。这位同志疑虑再三，还是把信转交了，但返回后立即向组织作了汇报。似此等事，毛泽东又何以能够知晓？！
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中央为了适应国内形势和当时的任务，对自身的工作安排和中央机构都作了相当大的调整。中央书记处既代表中央政治局，也代表中央委员会，五位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和彭德怀、张闻天都住在枣园。书记处开会，有时请彭德怀和张闻天列席。而康生一直没有被邀请参加这样的会，并且他一直留住杨家岭。康生自己也十分了解自己的所作所为不得人心，为了发泄心中的不快，索性一不作二不休。他利用社会部在西安的关系，以高价为自己购买了几十盆名贵菊花，又花大钱运到延安，然而却改变不了自己的污秽面貌，反而更加丑恶。于是他为了暂避一时，并为自己捞点政治资本，便要求去陇东参加土改。
不久，胡宗南进攻延安的动向已明，康生又急急忙忙回到延安，然而他既怕死，又对战争一窍不通，于是赶忙又撤到瓦窑堡，接着东渡黄河，就在途经永坪时，如前所述，下令枪杀了王实味和几个外国人。
康生到了山西临县，晋绥分局让康生等人到郝家坡搞土改。他给自己拚凑了一个班子，包括把分局副书记张稼夫同志拉到自己身边，还特地邀来毛主席的长子岸英参加他的土改小组，说是为了跟他“学习”。1946年11月，我到兴县贺龙同志那里去办事，路过郝家坡，住了一夜，次日清晨我离开时，岸英送我，我们边走边谈。岸英兴致勃勃地对我说，他跟着康生学到了很多知识，“真好”、“真有趣”。我问他同父亲有无联系？他说，康生要他每周给爸爸写一封信，主要谈他参加农村的土改工作，即康生这个组的工作。难怪1948年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讲话中肯定了晋绥分局土改工作的“成绩”和“成功经验”，也肯定了康生“对分局的帮助”（这些话在收入《毛泽东选集》时被删去了）。
接着，康生又把自己的“经验”奉献给刘少奇（刘少奇能不上当吗？），并参加了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的全国土改工作会议。就在这次会上，康生的“村村点火、家家冒烟”、“分浮财”、“挖地财”、“搬石头”等等作法，都成了会议的正面经验，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消息传到中央，中央不得不委托任弼时替中央起草新的工作指示，下大力气纠正那些极左的作法。
全国土改工作会议以后，他带全家到了山东，担任了山东分局的书记。这是他比较得意的时期。他那在家里干投机倒把的儿子张子实也是在这时变成了国家干部，“文革”中甚至担任了福建省委书记。然而，1949年全国胜利在望的时候，康生却焦急不安了。这个心思却说不出口，于是他们全家在青岛演出一场闹剧——曹轶欧的妹妹苏枚，因失恋而情绪不佳，常到姐姐家里散心，后来索性住在他们家里一起生活。然而不久却“疯癫”了，跳楼自杀，摔折了一条腿；接着曹软欧也“精神失常”了，康生也“病”了。至于他们发病的原因和闹“病”的目的，许多人心里都是明白的，只是不便说出而已。至于毛泽东，心里更是明镜一样，只不过不理他，让他装病装个够。
一直到1951年末、1952年初的时候，他们在山东闹得大家不得安宁，他们自己也下不了台阶的时候，毛主席允许他们到北京来。康生夫妇把苏枚暂留在青岛，也暂时不让儿子张子实同他来往。一切安排好，他们来到北京。
康生到北京时，我恰好在外地出差，他们被安排在中南海与我同院的上屋。我回来时，家里人告诉我：康生夫妇病重，不会客，连李克农来探望，他都不接见。叫我不要去看望。我认为他们同我住在一个院子里，岂有不见之理，我还是去了。
我见到的康生，根本不像个病人。他谈笑风生，精神好得很。他拉住我谈了两个小时，主要意思是说他还能工作，其意图是为了我向毛主席反映，他知道我这个人心里存不住话。大小事都向主席反映，然而我却知道毛主席对他装病是明察秋毫的，何必还去反映？但我仍想帮助他，于是向刘少奇同志反映了，刘少奇说“应该给他工作做”，表示要予以考虑。过了一两个月，康生住进了北京医院。
康生的病房，完全是一套家庭住房，有卧室、有会客厅、有厨房、卫生间等。他们给自己安排了一个比谁都优越的安乐窝。有一次曹轶欧对我说：“在中央这里，毕竟同地方上下一样，甚至最时髦、最繁华的地方（指上海）也不能同中央的条件相比，我们深深感到还是回到中央好。”这就不难知道他们急于到北京的真正目的了。
讲到这里，使我想起往事一段。那是1938年，我从西伯利亚回到莫斯科，组织上给我分配的宿舍，恰好就是康生和曹轶欧居住过而刚搬走的那一间——柳克斯大楼里第181号，我们花了两三天的时间打扫清理屋子，竟清理出半吨多的垃圾，沙发里、箱、柜里，尽是些烂纸、破书、破料衣物鞋袜等，臭气熏天，真不知他们是怎么在这样的的环境里生活了好多年？！
可是他们一回到中国，情形就大不同了。首先是他的秘书在不断增加——机要秘书、行政秘书，业务秘书、生活秘书、还有政治秘书等等。这些秘书当然都派了用场。于是他们工作和生活的一切方面都由秘书来承担，包括给他们洗脚、洗澡在内。他除了伙食标准同中央负责同志看齐外，还有自己的特殊要求。诸如：袜子非狗头牌的不穿；地毯是从中亚带回来的；衣服（特别是大衣和外衣）要穿莫斯科工厂生产的；办公桌上少不了各种干果一一花生米、核桃仁、扁桃仁、柿饼等。尽管如此，他仍不断向他所领导的社会部诉苦，以求得格外“照顾”。
延安是革命圣地，是艰苦奋斗的同义语，竟存在着康生这样的角落，能相信吗？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他有时享受咖啡，有时饮酒，虽不常饮，但酒量很可观。1916年夏秋之交，他由于不得志而以酒浇愁。他把米大夫请到他的住处。搬出了珍藏多年的法国、英国名酒，折腾了整整一个下午，二人醉成料泥。这是他去陇东前的最后一幕。
他住进北京医院，有一次我碰巧见到了负责为康生医病的主治大夫——苏联专家，顺便向他探询康生的病情，谈话大致如下：
问：康生到底是什么病？病情严重程度如何？能医好吗？答：这要看对谁说，又怎么说。如果是一般人，那就不能算病号，而应当让他出去做工作；但对负责干部、领导人来说，那就应该当做病号看待。你不要奇怪，我们那里也是一样的，“天下乌鸦一般黑”嘛。问：没有病，为什么还要给人吃药？
答：看吃什么药。我们给他吃的是开胃、小补品、健脑、安神的药片，使他能睡好、吃好、休息好，精神振作、心情愉快，这没有什么不好嘛。
那么康生又怎样养他的“病”呢？他除了访朋问友之外，大部分时间则用于搜集古董玩艺、笔墨纸砚、陈字古画等物常请到他那里作客的有陈伯达、田家英和我，还把他窃取的古玩文物、文房四宝等向我们展示一二，夸耀他自己的爱好特长，欣赏能力和鉴别水平。不外出时，多半是看书、写字、画画、雕刻、养花等。完全是一付不务正业、玩物丧志、没落土大夫气。
康生到北京来的心意，还不仅在于他的物质享受，更重要的还是为了他能及时掌握中央的脉搏，能从江青那里得到最及时、最可靠的第一手情报，以便他们窥测时机，并为每一个机会苦心设什着抬高自己、出人头地的方案。他们的方案万变不离其宗，那就是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把自己的发迹建筑在别人的痛苦灾难之上。
1956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康生紧张地揣摸着大会的动向，曹轶欧则为了弄到一张列席证而疯狂活动。八大召开期间，康生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坐在主席台的后面，曹轶欧也列席了大会。此次大会给饶漱石的问题定了性，康生立即捕捉到了这个机会，给主席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他现在才发现自己的病因正是饶漱石迫害所致（康生任山东分局书记时，也是华东局的常委，饶漱石任华东局书记——笔者注），要我替他把信转给毛主席。我明知他撒谎，怎敢给毛主席转递这样的信？便对他说：“事情已经过去了，饶漱石也倒了，还提他干什么？！”我没有给他转，后来得知，他通过别的途经还是转给了毛主席。此外，他还对人散布说：“凌云（延安时社会部的干部，离休前任国家安全部部长，康生在山东时，他任济南市公安局长）是特务”、“沙涛（幼年参加革命，在延安时也是社会部的干部，在山东给康生当机要秘书）监视”他。沙涛调到甘肃工作后，康生又找到当时任北亨市公安局长的刘勇，要他整沙涛，刘勇没有干。后来在“文革”期间，凌去和沙涛还是未能逃脱康生的迫害，被关进了秦城监狱。
八大以后，康生急于要出院，要工作，但实在很难给他找到适当的岗位，最后决定暂时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安排他的工作。陆定一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是候补委员，陆定一带着康生出去视察工作，总是把康生推到前面，陆定一是出于对同志的爱护和谦让，而康生却把这利用来抬高自己。
到了1958年初，八届二中全会时，康生已经很神气了，虽然尚无正式工作，但他已经以“中央首长”自居了，以大人物的派头出没于各种场合。
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给毛主席递了个“写小说反党”的条子，于是产生了所谓“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的“最高指示”、并从小说瓜葛到习仲勋，又把习仲勋同死去多年的高岗拴在一起，给死魂灵高岗加上“里通外国”的罪名，既“里通外国”，就应该有“通道”，这“通道”就是师哲、卢镜如等一批从苏联回国的同志；更进而搞成个“西北集团”，于是西北籍的干部中许多人遭了殃。到了“文革”，这雪球就越滚越大了。而康生呢，就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升为正式委员。“文革”中更是大显身手，红得发紫。进而升任中央副主席。从他走上政治舞台直到他死去，没有停止过陷害同志的勾当！
“文革”后，由于醒悟了的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强烈呼声，康生的骨灰才从烈士陵园被可耻地抛了出去，又被列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罪犯之一。这时才算是盖棺定论了！
（首刊于《炎黄春秋》199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