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1954年日内瓦会议
1954年4-7月的日内瓦会议，是英、美、法密商之后提出召开的。这个会议和中国有关系，应该有中国参加，但那时中国同英、美、法都没有外交关系，所以只能通过苏联邀请中国参加。新中国便从此进入了国际舞台。周总理将作为中国代表团的首席代表主席日内瓦会议为了弄清英、美、法提出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什么，准备探讨哪些方面的问题以及会议可能解决哪些问题，我们要争取解决哪些问题，哪些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以及我们应采取何种策略，做哪些准备等等，都要同苏联进行详尽磋商。为此，周总理从4月初开始，三次访问莫斯科，我三次都作为工作人员陪同前往。
在出发之前，我应约前去西花厅看望邓大姐，随后，李克农同志也到了。邓大姐祝愿代表团一路平安、一帆风顺到达日内瓦，并顺利地完成任务。然后，她极其关心地介绍了总理的近况、工作与生活习惯。总理时常流鼻血，大姐嘱咐我们对总理多加关心和照顾。我们认真地接受邓大姐的这一重托。
这次出国活动和来回奔波，前后长达四个月。总理所完成的工作量比任何人都大，所付出的心血比任何人都多，自然，也比任何人都更劳累。对总理的一切，大家都很关心和照顾。但比较起来，还是总理对大家的关心更多，照顾更周到。相形之下，我们心里不免产生了内疚。
4月1日，我们到达莫斯科后，中共双方一连进行了多次会谈协商，会谈是围着圆桌进行的。所以赫鲁晓夫把这些会谈称作圆桌会议。除赫鲁晓夫外，苏方参加会谈的还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苏斯洛夫等，中方是周总理和驻苏大使张闻天。
会谈一开始，双方相互交换了有关情况并提出了一些新问题。赫鲁晓夫只说了很少几句话，但完全是不着边际的话，态度非常轻慢。莫洛托夫则是十分认真的。他对会议的进程和结果都有自己的估计和看法。他认为可能解决一两个问题，但不能抱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帝国主义国家有他们不可动摇的利益关系。我们的方针是力争取得一定的结果，如何争，要看会议发展和国际形势的变化，机动灵活地采取对策。所以尽管莫洛托夫介绍了许多经验，作了各方面的分析，但仍然不能事先定个死框子。
周总理讲话，他介绍了中国方面从另一个角度考虑这个问题的意见。他指出：中国、朝鲜、越南一起出席这次国际会议，这件事本身就有不寻常的意义，就是一种胜利。我们利用这次国际会议的机会，阐明对各项问题所持的原则立场和我们的方针政策，对有关事态作些声明、解释和澄清，就是一种政治收获。如果工作进行得顺利，能阐明和解决某些问题，那就算是有益的收效了。对会议不可以有过高的奢望，但也要力争取得某种结果，这是可能的，不是空想。要注意到帝国主义国家的日子并不好过。假如我们能够很好地利用参加这次会议的机会，阐明对各项问题所持的原则立场和对若干有关问题作出解释和澄清性的声明，如果能解决某些问题就会有更大的收效。总理是想经过努力，解决一些问题。
周总理再三声明，中国参加这样的国际会议尚属第一次，缺少国际斗争的知识与经验，中苏之间必须保持密切联系，交换意见，互通情报，校正口径，协同动作。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有其微妙之处，这就是会议要讨论和解决的问题——朝鲜和印度支那和平问题——虽然与中国有切身关系，但却并非直接属于我国自身的事情，所以特别需要小心谨慎，严肃对待。
周总理希望同苏联很好地合作，互通消息，协调步骤、方针策略，互相帮助，步调一致。莫洛托夫表示完全同意。
周总理还指出，我们对苏联同西方国家关于这次国际会议磋商的前前后后和整个经过不太了解，希望苏联外交部作个介绍，并确定协作原则。我们的这些要求，苏方都给予肯定的答复。周总理对此十分满意。
双方在会谈中还约定，中国出席同日内瓦会议代表团提前两三天到达莫斯科，以便听取苏方向我代表团人员介绍国际会议的斗争经验以及在斗争中必须注意的各项事宜。经过会谈。双方达到了一致的看法，由苏联同志草拟具体方案，于是周总理决定回国向中央汇报工作。
两三天后，周总理又飞返莫斯科。这一次是进一步确定我们的方针，对策和中、苏双方参加的人员以及如何合作等。
关于人员组成，莫洛托夫介绍了他们自己的作法供我们参考。他们参加日内瓦会议的代表团成员各方面的人才都有，到少有一百二十人。我国当时同英国刚刚略有接触，同美既无外交关系也完全没有贸易、文化交流和外交上的任何来往关系。但我们的代表团也要包括各方面的人才和干部，只是在人数上略少于苏联，但也有一百余人。
商量之后，周总理再次返回国内，向中央汇报和组织代表团。临行前的一天晚上，赫鲁晓夫设宴招待周总理。在宴会上赫鲁晓夫等人不断地向周总理劝酒。周总理饮酒过量，加之赫鲁晓夫等人同周总理拥抱、旋转，周总理因肝脏有病，不宜饮酒，又因疲劳过度而呕吐。见到这种情况，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等一时失神，无所措手足，只有莫洛托夫一人陪同张闻天，把周总理送上汽车，莫洛托夫边走边说：“这是我们的过错，没有照顾好你，我们感到内疚！这是我们应当吸取的一次教训，一切责任在我们。”这些话是诚恳的。因为他深知在不久以后周恩来将作为他的战友，在同一条战线上带领一支友军与他协同作战。怎能不关怀友人、同志的健康呢？！
回到奥斯特洛夫斯卡亚街8号公寓，总理已停止了呕吐，但仍然昏昏沉沉。我们让他喝了两口浓茶，把他扶上床，让他安睡。同时，请来了皇宫医院的一位老名医给他诊断、医治，医生检查之后说，他的肝脏可能受过亏损，得过病，所以经不起酒精的刺激。现在应该使他安静的休息，明日他再来探望。然后，给了一点药，就走了。
第二天清晨约八点左右，总理醒过来了。他说自己比昨天好多了，只是还有点头昏脑胀。接着他就问我：“我昨天都说了些什么？有没有什么出格的地方？我是说了一些话，但具体内容一点也不记得了。”
我回答说：“没有什么出格的话，讲的都是一般的应酬话，涉及个人的只提到莫洛托夫一人，而且是善意的。你说你在1928年中共召开六大时，见到了莫洛托夫，他对中共代表们讲了话，你们向他学习等等，我想，你指的大概是斯大林，只是错误地说成莫洛托夫而已。”
“还讲了些什么不妥当的话？”“没有！确实没有！”总理说：“我昨天晚上离开席位，在大厅转了一阵儿就头昏脑胀，不清醒了。”
我答：“在外表上看不出来，因为言语、表现都很正常，甚至看不出有多少醉意。否则，早请你回寓所了。”
早八时半，那位医生又来探望总理。医生检查后，说一切正常，但建议好好休息一天，绝不应长途跋涉。总理本来打算当天回国，于是只得留下。上午他在寓所休息，下午进行了参观。次日总理启程回国我没有跟他回国，留在莫斯科等候他。
总理回国的主要目的是向中央汇报会谈情况，确定在即将召开的日内瓦国际会议上我方的立场、态度、要求和会谈的方针、政策、策略与各种谈判方案，以及中、苏、朝、越四方代表之间的合作、协调等问题，以便更有把握地搞好合作，配合行动，开好会议。
4月21日，周总理率代表团抵达莫斯科。这时，他已是精神抖擞，情绪高昂，谈笑风生。我们到机场迎接他时，他对我说，他向主席作了汇报，承认了错误。主席笑嘻嘻地说，这是常有的事，算不得丢丑！
起初我不明白总理指的是什么，谈完后，我想了一下才明白。我不以为然地说：多喝了一杯酒还值得向中央汇报？！
如果这样，那些苏联的酒桶们恐怕得三天两头儿向中央作检讨了。
总理说，那不同，那是他们。
这回周总理在莫斯科又逗留了两天，除协调双方的方针、策略和校对口径外，还研讨了需要整理和研究的材料。这时，胡志明、范文同也在莫斯科。同总理和赫鲁晓夫、莫洛托夫、胡忐明（化名丁国志）一起研究了印度支那问题。
利用逗留两天的机会，中苏双方举行了各种座谈会，邀苏联外交部的若干人，包括葛罗米柯，到八号公寓来座谈，回答我们代表团提出的各种问题，并介绍在各种国际会议中的斗争经验和应注意的事项等等。座谈中，我们提出的问题很多，他们回答得也比较细致。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如何保密，如何防止被偷听，被窃密、上钩、上当、走漏消息，或受骗等。
葛罗米柯说，我们的对手是狡猾的，会用一切手段刺探我们的意图和动向。因为他们比我们更了解“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道理，而且要用一切办法把我们置于他们的掌握之中。现代技术已发展到这样的阶段，使各种窃听、窃密成为轻而易举的事情了。因此，我们要行动检点，注意保密，尤其应该随时注意，不论旅馆，公寓、沙龙或别墅，都难以防止或发现他们事先早已设置窃听器，或其他窃密装置。
因为日内瓦会议是我国第一次参加的大型国际会议，为了练兵，我们有意多派了一些同志，共约200多名工作人员，是第二个大代表团（苏联代表团有近300人之多）。周总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都是代表，王炳南为秘书长，雷任民、师哲、乔冠华、陈家康，柯柏年，宦乡、黄华、龚澎、吴冷西，王倬如、雷英夫为顾问。张闻天、王稼祥没有参加会议的全过程，李克农由于不懂外文，而主要负责代表团秘书、机要、警卫、翻译、后勤等内部事务。一切工作安排主要是由周总理亲自负责主持。
代表团名单发表后，苏联人见我的头衔是“政治顾问”，以为我负有特殊任务，与众不同，就派人多方打听，我说：“不要打听了，顾问就是顾问，而且只是对外的。”
其实，我的任务仍离不开本行——俄文翻译。我和欧阳菲（菲菲）与苏联人贾比才是一个小组，将总理的发言，提议等会议文件都及时译成俄文，同苏联代表团交换，再将他们的文件摘要译成中文。些外，还经常进行技术性的磋商（译文人名、地名一致与否）。开会时，我每场必到，听翻译得对不对，如发现差错，马上纠正。在外交斗争中，任何有歧义的词都可能引起误会纠纷，丝毫马虎不得。
西欧司司长宦乡和乔冠华、陈家康组成政治组，负责起草文件，特别是总理的发言稿，有时一次发言可能起草十来个稿子。既要快，又要符合精神，还要针对会场变化的情况。他们常常是钻在房子里出不来。
宦乡还同杨承芳、浦寿昌组成中译英翻译小组。杨负责笔译，浦负责口译，随周总理一起参加会议。
吴冷西、吴文煮是新华社的负责人，负责新闻报道，同国内新闻机构联系。
新闻司司长龚澎和黄华是新闻发言人。每次会后，他们都要召开各国记者招待会。紧张时，在休息间隙也要发布新闻。常常由龚澎、黄华出面，后面起草讲话稿的是乔冠华，每次总理总是细心地告诉他们对什么问题讲到什么程度。龚澎很能干，也是个忙人。
尽管工作如此繁忙，乔冠华、陈家康仍忙中偷闲，常常高谈阔论，大伙给他们起了个雅号“废话公司”。
王炳南是秘书长，出席会议主席召开的各代表团秘书长会议，研究决定会议议程、会务等具体事宜。他的活动能力很强，活动的面也很广。陕西人性情耿直而固执，不善讲方式。我和王炳南都是陕西人。总理认为我俩都不会拐弯，对这点他也感到比较恼火。
马列是总理的外事秘书，懂俄文，担任中苏代表团的联络员，负责同莫洛托夫的秘书联系、安排、接洽中苏两国代表团之间的会晤。5月底，越法双方司令部代表团谈到停火等问题时，应越方要求，中苏越三国的军事顾问组成军事参谋会议，代表团团长中方是雷英夫，越方是谢光宝，苏方是费登科中将。马列是中方代表之一，负责同苏方的将领们联系。陈浩负责机要和国内的文件往来。
随代表团出国的还有雷任民、李强，以及他们率领的一大批外贸工作人员。总理计划利用出席日内瓦会议的机会，打开我们同西欧及世界各国的外贸局面，以进一步突破美国对我们的禁运。雷任民所率领的外贸工作人员不算是代表团的人，另住在城里玻利瓦什旅馆和瑞希蒙特旅馆。在总理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会谈后，雷任民同英国外交部副常务次官卡棋亚等人进行了接触。
4月24日上午，我国代表团离开莫斯科，前往日内瓦。飞机在东柏林短暂停留。民德总理罗提渥到机场迎送。当我们正在机场中心大楼前进餐时，有人通知说，莫洛托夫的专机即将来临，请大家加快进餐。大约在莫洛托夫到达柏林之前十多分钟，我们起飞继续前进。
登上飞机后，我们才发现机舱里多了一位不速之客——一个身着军装的年轻人。经了解，他是一个美国士兵，来执行任务的。原来，东西方之间有个协议，从东柏林起飞的苏联飞机，飞经西柏林和西德领空时，一律得先照会在西德的美国驻军，西方驻军派一名观察员随机飞行越过西柏林和西德领土上空。那位不速之客，就是执行此项任务的。看样子，他只有20多岁，红红的脸蛋儿，满脸的稚气，笑咪咪的容貌，惊奇地张望着机舱里的乘客。我们大家谈笑起来，你来我往，亲密无间。他受此气氛的感染，不由得独自笑起来。他可能是第一次见到东方人，对讥舱里任何人的言行表现，无不觉得新奇、惊愕。
24日下午，我国代表团抵达日内瓦机场。刚一下飞机，各国摄影记者发疯似地拍摄镜头。周总理在机场发表了简短的书面声明。声明说，日内瓦会议“将要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亚洲这两个迫切的问题，如果能够获得解决，将有利于保障亚洲的和平，并进一步缓和国际的紧张局势”；“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抱着诚意来参加这个会议。我们相信，参加会议者的共同努力和对于巩固和平的共同愿望，将会提供解决上述亚洲的迫切问题的可能”。
中国代表团成员一律着中山装，戴八角帽。到日内瓦下飞机时，场外挤满了各国记者，他们对中国代表团不无好奇之至。记得当时有一家报纸这样报道中国代表团：“机门一打开，蹦出来一群足球运动员（指中国代表的衣着，特别是八角帽）。”迎接的人准备送中国代表团去别墅休息，但周总理不去，要等莫洛托夫到来。20分钟后，莫洛托夫一行到了，周总理上前迎接。莫洛托夫一下飞机，就同周总理握手、拥抱。莫洛托夫在机场对记者发表讲话。他说：“不能不指出这一重要事实，即：所有的大国——法国、英国、美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代表最近几年来首次共同参加一个国际会议。苏联代表团在会上将竭力促成用和平的方式建立一个统一、独立、民主的朝鲜，以符合巩固远东和世界和平的利益。同时，苏联代表明认为，尽快恢复印度支那和平，保障印度支那人民的自由和民族权利是日内瓦会议最重要的任务。”
讲话完毕，他同周总理并肩前行。二人边走边谈，十分亲热。这时，是最热烈的场面。外国记者、摄影师爬满了机场通道的栏杆周围、墙角和窗口上，乱吼乱叫，要求给他们留一个镜头。莫洛托夫对总理说，我们稍微走慢点，站下来，略谈几句话，给他们留下几个镜头。于是，周恩来、莫洛托夫走走停停，边说边笑地并肩步入候机厅。进候机厅时，记者们还在叫喊，莫洛托夫便拉着周总理的手转了几个方向，给记者们留下镜头。然后分别去各自的住处。
事后外国记者们报道，中苏两国外交代表在日内瓦机场上所表现的姿态，是当代外交史上的创举，是真正兄弟般友好的楷模。
日内瓦会议上要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半岛的问题亚洲问题拿到国际会议上讨论，这还是第一次。我们对英、美在会议桌上的策略虽然不够了解，但同帝国主义作斗争是有丰富经验的。
到达日内瓦的当天，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即到会场参加座次的排列。虽然规定是按各国国名字母的顺序排列，但仍有策划的余地。王炳南的任务就是尽量设法把朝鲜、越南和苏联排在我们的近邻，其它不必管。
4月26日，日内瓦会议在国际联盟大厦开幕。
英国和苏联商定，会议由主席艾登和莫洛托夫担任，轮流主持会议，并商定主席有权指定助手组成自己的主席团。第一天是艾登主持，他选的助手有一名是土耳其人。第二天是莫洛托夫主持会议，他给自己选的助手一个是葛罗米柯，一个是费德林，另一个是我。其实这些助手并无事可做，仅仅是为了同英国对等。但美国代表团一看见中国人进入了主席团，便气得要死，坐立不宁。
出席会议的国家有：中、苏、美、英、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韩民国、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哥伦比亚、阿比西尼亚（埃塞饿比亚）、希腊、卢森堡、荷兰、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土耳其等十九个国家，其中有十四个国家参加了以美国为首的侵朝联合国军，再加上大韩民国，都是朝中人民军队的手下败将。他们对中、苏、朝的态度是可想而知的。会议的成员中承认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没有几个。我们在活动中自然受到了限制，遇到些困难。但正是周总理这位杰出的外交活动家，在那样的环境中，却丝毫没有感到什么不方便，也没有受到旧时代外交界遗留下来的那些陈规俗套的约束，他以极其机敏的智慧、超凡的目光、宽阔的胸怀、灵活的手法和无产阶级政治家、外交家的气魄，顺利地打开了局面，不仅使我们没有陷于孤立地位，而且还帮助有些国家代表团打开了局面，争取到不少新朋友，沟通了我国与许多国家的关系。
在日内瓦会议上的论战不必多说，因为文件都曾发表过了。我只谈几件终身难忘的事情。
会议首先讨论朝鲜问题。为了促进朝鲜和平统一，撤退在朝的一切外国军队，举行朝鲜自由选举，朝、中、苏三方代表在会上同以美国代表为首的一方进行了顽强而艰巨的斗争，提出了一系列和解方案。
但是，美国根本不顾朝鲜人民的利益，拒不从朝鲜撤军，要求根据李承晚的宪法，由联合国监督全朝鲜选举。他们忘了联合国军是打着联合国的名义参加侵朝战争的。联合国已失去公平处理朝鲜问题的地位。美韩顽固坚持不解决问题的立场。
美国人依仗美国是金元帝国，在会场上蛮横无理，横行霸道。开会时，他们不顾礼节，将两只脚跷在桌子上。有一次，李承晚的代表卞荣泰讲了一句话，不符合美国的口径。因为卞荣泰想多少解决一些问题。美国代表马上跳起来，当着大家的面呵斥他，如同在家里呵斥自己的孩子一般。弄得卞荣泰尴尬万分，下不来台。真是有强权无公理。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是顽固的反共分子。资本主义各国基本上都看美国人的眼色行事。加拿大是跟得最紧的一员。
朝鲜问题整整吵了一个半月，没有弄清一个问题，仅仅就“谁是侵略者”都扯不清。侵略者是要对这场战争负责，赔偿战争损失的。南朝鲜和北朝鲜互相指责对方是侵略者。南朝鲜代表更象疯了一样，狂吼乱叫说中国侵略了他们，还问“谁打的第一枪？！”北朝鲜立即反击说：“你们打的第一枪！是你们打过了三八线，我们才自卫还击的！”美国代表也喊叫“中国侵略！”而大多数的情况都是各说各的，谁也不听谁的，总之风马牛不相及。这样吵闹了一个半月，渐渐都感到太厌倦了。英、美、法秘密商定不再开下去了。莫洛托夫及时掌握了这一动向，告诉我们朝鲜问题要暂告一段落。中国代表团一直表现得沉着冷睁，周总理的几次发言都是充分说理的。
6月15日的大会，斗争十分激烈，出现了戏剧性的场面会议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已是第51天了。这天是由艾登担任会议主席。首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南日外相提出新的六点建议。这时，周总理又一次发言了。
周总理说：“我们对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讨论已经取得了不少一致和接近一致的意见，我们应该把已经一致和可以一致的意见肯定下来，然后对分歧之点继续讨论，以便对各项问题达成完全的协议。照目前会议情形来看，尽管我们现在还不能对和平统一朝鲜的问题达成协议，我们也应该努力对巩固朝鲜和平的问题达成协议。为了朝鲜人民的利益，为了巩固远东及世界的和平，这是非常重要的。”在讲话中，总理揭露了美国不容许日内瓦会议成功的阴谋，并呼吁：“我们没有理由不在南日外务相提出的六项建议的基础上达成适当的协议。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建议本会议召开中、苏、英、美、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七国参加的限制性会议，讨论巩固朝鲜和平的有关措施。”
最后，莫洛托大发言，提议与会的十九国发表关于不威胁朝鲜和平的共同宣言。
这三个建议一下子打乱了美国的阵脚，艾登宣布休会。美国等参加侵朝战争的十五国及南朝鲜紧急磋商。复会后，首先史密斯发言，否决苏联的建议。泰国宣读《十六国共同宣言》，企图强行结束对朝鲜问题的讨论。
周总理再次发言，深感遗憾地说：就连这样一个表示共同愿望的建议，都被美国代表毫无道理地断然拒绝，会议已开了这么久，我们不能功亏于一贯，他建议“日内瓦与会国家达成协议，他们将继续努力以期在建立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国家的基础上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周总理说：“如果这样一个建议都被联合国有关国家所拒绝，那末，这种拒绝协商和解的精神，将为国际会议留下一个极不良的影响。”
比利时外长、老外交家斯巴克为周总理的诚意所感动，起而响应，说：周总理的意见有合理成份，可以研究。并说：“周恩来外长的建议和十六国宣言精神不矛盾，希望以后恢复一167—对朝鲜问题的讨论。”
周总理抓住时机第三次发言：“如果十六国宣言和中国代表团的最后建议有着共同的愿望，那么，十六国宣言只是一方面的宣言，而日内瓦会议却有十九个国家参加。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用共同协议形式来表示这一共同愿望呢？难道我们来参加这一会议却连这点和解精神都没有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末我们不能不表示很大的遗憾。”
斯巴克接着说：“我本人赞成大家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这个建议。”
史密斯又气又急，瞪着眼睛看着斯巴克。但是比利时毕竟不是南朝鲜，史密斯不好发作，急忙派人送了一张条子给斯巴克。斯巴克一看条子傻眼了。赶紧向主持会议的主席艾登声明：“不要把我讲话的意思误会了，我不是要延长会议。”
这时，艾登主席说：“比利时代表认为中国这个建议表达了本会议工作的精神。如果大家同意，我可否认为，这个声明已为会议普遍接受。”
会场短时间的寂静，没有人表示反对。美国人气急败坏，狼狈不堪，史密斯仓惶站起来说：“在请示我的政府以前，我不准备表示意见，也不准备参加对刚才有人建议通过的决议。”
总理用缓慢和沉着的语气第四次发言。他说：“我对比利时外长所表现的和解精神感到很满意。会议主席的态度也值得提及。然而我必须同时指出，美国代表立刻表示反对并进行阻挠。这就使我们大家都了解到美国代表如何阻挠日内瓦会议，并阻止达成即使是最低限度的、最具有和解性的建议。”会场鸦省无声，静得让人心跳。周总理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我要求把我刚才的发言载入会议记录。”这马上得到会议主席的同意。
周总理入情入理机敏智慧的发言，将美国政府顽固好战的立场揭露无遗。
这场舌战真是炒不可言。
出席讨论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会议的国家有中、苏、美、英、法、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法兰西联邦的三个国家——越南、老挝王国、柬埔寨王国——共九个国家。
这个谈判也是相当艰巨的，谈判的主要问题是停火、划区、监督和国际保证。关键是前两项，先实行停火，然后划区（南北划界），两年后进行全国选举。这时，谈判的主要对手是法国，当时法国由主战派的拉尼埃主政，派主战派成员皮杜尔外长率团参加日内瓦会议，加之美国千方百计阻挠，日内瓦会议开始后，法国迟迟不愿讨论印度支那问题。
印度支那的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原是法国的殖民地。太平洋战争之后沦入日本之手。1945年日本投降后，法国为了在印度支那重建殖民统治，发动印度支那战争，先后侵入这三个国家，1945年9月2日，越南人民在胡志明领导下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随后，老挝、柬埔寨的抗法民主力量相继建立了寮国、高棉抗战政府。
但是，法国拒不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以及寮国、高棉的抗战政府，而把它们视为叛军，当作交战的对方。在中国、苏联的一再努力下，范文同率领越有民主共和国代表团于5月4日到达日内瓦出席会议。后经越南代表团提议，在中、苏、越三国努力下，寮国、高棉的代表也到日内瓦进行会外活动。5月8日，日内瓦会议开始讨论印度支那问题。
讨论印支问题会议的前一天，即5月7日，越南民主共和国人民军取得奠边府战役的辉煌胜利，歼敌一万六千多人。
5月8日，法国代表团带着黑纱，打着黑色领带，哭丧着脸，一扫过去趾高气扬的劲头走进会场，低头就座，一言不发。
越南代表团中有人见此情景，笑了一声。皮杜尔听到笑声，气急败坏他说：“这么严肃庄重的场合笑什么？！我们死了那么多人，你们还幸灾乐祸。同你们这些幽灵打交道真没有什么可讲的。”
范文同的法文很好，不等翻译就立即用法文回答：“噢，难道你们是跟幽灵打仗？！同幽灵打仗还损失那么惨重？！”噎得皮杜尔无言以对。
一句话使得法国人无言以对，更显其狼狈之态。
由于美国的阻挠，加之拉尼埃政府对停战缺乏诚意，会议进展缓慢。这引起了法国人民的强烈不满，6月12日，拉尼埃政府倒台。主和派孟戴斯——弗朗斯上台。17日，孟戴斯——弗朗斯组成新内客，自兼外长，亲自率团到日内瓦谈判，并向法国公民许诺7月20日若不能就印度支那问题达成和平协议就辞职。所以孟戴斯——弗朗斯一上台，就对谈判采取了较为积极的态度。
尽管美国仍然极力阻挠会议就印度支那问题达成任何协议，但周总理运用统战工作的经验和方略，同英国代表团团长艾登、法国代表团团长孟戴斯——弗朗斯等人直接交往、会谈。这对促进问题的解决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随着会议的进展，本来就存在着的美法之间的矛盾日益增大，美国日形孤立。这里应特别指出的是周总理6月23日专门到伯尔尼拜访孟戴斯——弗朗斯，并与他交换意见。会谈中，双方不仅坦率地交换了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意见，而且促进了双方的了解和信任。这对印度支那问题的解决起了积极、有决定意义的作用。
会前我们对印度支那的情况并不太了解，只同越南民主共和国有来往，同老挝、柬埔寨没有什么来往。苏方先同意越南保大政权代表、老挝、柬埔寨代表参加，美、法不得不同意越南民主共和国范文同到会出席。
老挝的代表冯·萨纳尼空、柬埔寨代表泰普潘第一次在会场上一见面就骂我们是帝国主义，他们只知道我们支援越南民主共和国，因而认为越南民主共和国代替中国侵略他们。我们支援越南是支援他们抵抗法国的侵略实际上我们不仅只支持越南，而且也支持其他印支国家抗击法国侵略的斗争。老挝、柬埔寨代表的上述行为是令人意想不到的，且令人恼火。可是周总理以他博大的政治家胸怀。不仅没有发怒，反而派我和王炳南去做他们的工作。总理说，他们受了法国人的蒙蔽，必须扭转这种局面。
我和王炳南请他们到中心花园里观赏花木，喝咖啡，聊天，他们见我们彬彬有礼，不是青面獠牙的帝国主义，才知自己上当了，进而总理请他们吃饭，推心置腹地谈话，他们的态度一下子改变过来了，斗争矛头不再指向我们，而是指向法国帝国主义者。
我们从他们的谈话中了解到不少印度支那的实际憎况，及时地修正了政策。同时，越代表协商后，5月27日，周总理提出折衷方案：“关于双方军队集结地区，也就是双方地区调整问题，印度支那三个国家一一越南、高棉、寮国的情况不完全相同。因而在双方地区调整原则确定之后，还要根据三国的具体情况加以实施，因而解决办法也会有所不同。”会议因此决定越法双方军事代表谈判越南问题，外长会议继续讨论老挝和柬埔寨问题。
经过多方协调、商议，在越南划分集结区的谈判终于于7月20日下午达成协议。在解决这个问题时，周总理付出出了很大的心血，开导、说服越南同志不要在划线问题上过于纠缠。因为法方已给我方交了底：法国目前只要求给他留下面子，以便体面地摆脱在越南的困境、越南还是越南人的，20日晚，法国分别同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签订了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
签字的那天晚上，周总理到苏联代表住处访问，拟会见莫洛托夫，了解憎况。但很奇怪，莫洛托夫傍晚九时就外出赴会，直到夜间十一时许，还未回来，总理在他们的会客室等候了好久，仍不见人回来。
苏方代表团的人向总理解释说，印度支那三国的代表们早已聚会在会堂里，但却拒不签字，故意找麻烦，拖延时间其用意是有意给法国方面的代表们脸上摸黑。原因是孟戴斯一一弗朗斯一上台就向法国国民议会许愿，说他一定将在7月20日以前达成停战协定。因此，印度支那三国代表们，非要把签字仪式拖到当天夜间十二点以后，即7月21日凌晨不可。这样就可以表示关于印支问题的签字，不是在7月20日完成的，而是7月21日完成的。
莫洛托夫在签字仪式完成后回到住地时，已经是7月21日凌晨三四点钟了。总理倦意正浓，昏昏欲睡，忽见莫老回来了，精神顿时振奋起来，随后，他俩又谈了一席话。莫洛托夫说，在签字仪式上没有发生什么意外，只是印度支那三国代表有意拖延了一段时间。莫洛托夫还说，印度支那三国这一招，可把法国人吓坏了，急得他们团团转，坐立不安，结果是虚惊一场。总理这才放宽了心。东方既白，我们才回到万花岭别墅。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常去苏联代表团驻地一一这个地方是苏联国家购置的一座别墅，管理精心，保密条件很好一一同莫洛托夫协商问题。莫洛托夫也多次为周总理及其随员安排过便宴，热情招待，以示亲近、友好。莫洛托夫是会议主席之一，平时常和艾登会商，很少到其他国家代表团驻地去，但却到周总理往处和中国代表团总部来过几次。
莫洛托夫说：“长时间都是中国同志到苏联代表团住处来，虽属工作关系。但从外表上看，好像只是有来而无往，你们中国有句古语：‘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很少来拜访你们。这从礼节上说，是不妥当的。所以，我们必须前来登门拜访。”接着他又说：“你们的住处是租赁来的别墅，很难说事先没有人在这里安装窃听器、录音器，甚至拍照设施。这使我们不便畅所欲言。这也是我们很少来拜访你们，而却经常劳驾你们去我们住处的原因。”但是，周、莫二人还是在收音机大音量的噪声中交头接耳，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交谈，对若干敏感问题交换了意见。
会场休息室摆了咖啡、糕点、水果。休会时，大家一边吃一边谈，可以随意走去。这也是各国代表交谈、接触的好机会。休息时加拿大的代表悄悄对我们说，他听了周总理的发言，认为很合乎情理。我们对他的态度信以为真，反映给周总理。周总理听了也很高兴，以为他会讲几句公道话。谁知休息过后，加拿大代表发言，又将杜勒斯的提案大加发挥，并重复美国对我们的攻击、污蔑，骂我们挑起朝鲜战争，是侵略者等等。散会后遇见我们，他又主动同我们握手，请我门原谅，说他必须听美国的话，照美国的意思讲话，不能越雷池一步。
我们这才知道这些人都是没有灵魂的傀儡，也由此发现他们内部并非铁板一块。我们也随之调整了对他们的政策，采取利用矛盾，分化瓦解，争取多数的策略。
在中、朝、苏三国联合斗争下，美国的恐吓政策失败了。5月30日，杜勒斯就离开日内瓦回国，留下副国务卿史密斯出席会议。史密斯多少有点民主作风，但他不敢破坏杜勒斯不准同周总理握手的规定。休息时，周总理同莫洛托夫谈话，我为他们翻译。史密斯一手拿着咖啡杯子，一手空着，在旁边转来转去。不一会儿，史密斯挤进来，同莫洛托握手，然后用手拉总理的衣袖。这样表示既不破坏杜勒斯的规定，又向总理打了招呼，同莫洛托夫谈话，眼睛却望着周恩来。
周总理始终没有主动和他握手。我们早已知道了他们的章法和规定，所以从容不迫地应付了一切场面。
后来，史密斯私下向我们表示：会议结束后，他就辞职，不愿再干这个副国务卿的差事了。既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办事，又不能根据事实真相办事。6月24日，日内瓦会议体会。周总理利用休会机会，应邀访问了印度、缅甸，向两国领导人通报了日内瓦会谈情况。7月3日，周总理在我国柳州同胡志明等越南领导人会谈，达成“7月5日协议”，在越南争取16度以北的地方划线停火，在老挝争取把靠近中国和越南的桑怒和丰沙里两省划为抗战力量的集结区，在柬埔寨只能政治解决。随后，周总理回到北京向中央详细汇报。7月12日，周总理经莫斯科回到日内瓦，我专程到莫斯科迎接他。
周总理回国期间，中国代表团大部分成员继续留在日内瓦，由李克农任代团长。英、美、法、苏等国代表团都留有人员在日内瓦。代表团之间相互也有接触。一天，美国代表团要求同我们会谈一次。要会谈，时间不会太短，起码得准备半小时讲话的内容。应该讲些什么呢？我、宦乡，陈家康等人讨论，由宦乡执笔写了一个稿子。因为总理走后，李克农虽任代理团长，但无权解决谈判中的任何实质性问题。因此，我们起草讲话稿时，拟定了一个原则，即既要保证能讲半小时，又不涉及实质问题，不要把自己拴死。会谈时李克农看着稿子向美国代表宣读一番，只是海阔天空，泛泛的谈了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然而对方却大加赞赏，说讲话非常有内容，使我们双方更加接近了，更一致了，这使我们很是莫明其妙。尤其第二天的报纸对此作了报道，说中国代表团的话讲得很好，很有内容，有价值，有水平。
4月30日，莫洛托夫宴请周总理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介绍他们相识。这是中英两国外长第一次直接接触。这是莫洛托夫事先征得了周总理的同意而特意作的安排。他在自己的别墅设了鸡尾酒会，请周总理和艾登出席。三方各有四、五人参加。中国方面有张闻天、乔冠华、薄寿昌（英语翻译）和我。席间三位首相（总理）交谈，我们几个人遛出室外。英国外交大臣是个商人，张闻天可以直接用英语同他谈话，他说他到过上海，住在上海英租界同在英国一样，而做的是生意。他的历史和他的形象都使人感到厌恶。
宴会后，周、莫、艾交谈了较长时间，相互揣摩，交换意见。以后，周总理同艾登还进行了几次谈话。艾登也回访了周总理。
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个人生活都很节俭，但应酬交际却很阔绰，因为这些活动的费用都是国家统一支付。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则不然，很少举行集体活动，也不请客。据说他们是个人包干，公用经费很少，而且节余下来的又分给个人，所以他们极力为自己节省捞钱。
日内瓦会议进行到一半时，中苏两同代表举行了一次联欢晚会。地址是苏联代表团附近租来的旅馆。苏联方面摆了鸡尾酒，中国方面拿出了我国第一部彩色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并为该片准备了俄文价绍。放映前，先由我国青年女翻译欧阳菲大声朗读这个影片内容介绍。
莫洛托夫和周总理坐在一起。观看过这部影片时，莫洛托规极力对周总理称赞欧阳菲的俄文翻译水平，说她的俄语是地道的、标准的、超级的莫斯科俄语，其清雅、优美、悦耳动听之声大大超过了一般俄罗斯的乡下人。当他看到影片上的梁山伯、祝英台相遇相处的情节时，惊讶他们互相不苟言美，不相谐滤。当看到梁山伯访问祝英台的家而发现后者是一位妙龄女郎时，竟不握手、不拥抱、不接吻、莫洛托夫极其诧异而惊愕地说：“我今天才算懂得了中国的礼仪和道德准则：看见了自己心爱和仰慕的情人，竟可以不伸出一个手指头来，不来吻，不拥抱！”
当天他们招待的客人只有中国一家，范围较大，也较隆重。在日内瓦会议的整个过程中，中苏双方自始至终密切联系，互通情报，协同步调，互相配合得很好。在斗争激烈、形势紧张的日子里，中苏两国首席代表一一周总理与莫老几乎每天都要会面，并约请在关第三方面（朝或越)协商、调整步骤。会议期间，形势变化多端，难以揣摩，如果各行其是，其结果肯定是糟糕的。
正是由于中、苏、朝、越之间的亲密无间的合作，在日内瓦会议上，我们取得了比较完满的结果。我们的对手是十分老练而狡猾的。他们利用他们的一切优势、有利条件和丰富的斗争经验，施展一切阴谋诡计，但最终几乎没有捞到什么好处，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朝鲜问题虽然以无结果而告终，但美国根本不想从朝鲜撤军，根本不想通过政治会议协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侵略者的面目却因此而暴露无遗。在印度支那问题上，我们取得了更加满意的结果，最后迫使法国停战，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合法地位和以北纬17度线为临时分界线。自然，法国也获得了喘息的机会，得以从越南从容撤走。
由于王炳南的精心安排，中、苏、朝三国代表团的座位得以紧靠在一起，排成倒“品”字形。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团结就是力量！”
中苏两国代表团团长在臼内瓦的最后一次会谈，是周总理在张闻天大使陪同下去见莫洛托夫。双方交谈时间不长，用简练的语言概括了一下日内瓦两个会议的经验。
关于朝鲜问题的会谈，由于美国、南朝鲜两家始终没有达成协议的诚意，步步设置障碍，阻挠会议的进展，最后无结果而告终。这是国际斗争中常有的现象，是不足为怪的。
关于印度支那问题，虽然经过种种努力达成了一个协议。但并未彻底解决，留下的麻烦还不少。而且为了实现已达成的协议，仍然需要越南同志继续努力。来解决许多实际问题和做好各方面的工作。特别在勘定划界、人员转移、撤迁和一179—安排、组织17度线以南人员的撤退及人事、后勤等方面，要做的事很多。还应特别充分估计到帝国主义的动向。法国由于国内的困难形势，加上其他麻烦，可能在印度支那不能长期待下去了。但是它走了，别的帝国主义国家，例如美国可能要钻进来，因为它野心勃勃，实际上已开始插手了。要防止前门拒狼，后门进虎。
周总理谈到他很快就离开日内瓦，东归途中打算访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波兰，然后再访问莫斯科。莫洛托夫认为，东归时，莫斯科是必经之地，在莫斯科逗留几天，参观、休息都是很适宜的，并表示欢迎，但莫洛托夫却未理解周总理的意思是要作一次正式访问。所以，击总理访问东德、波兰后，7月28日到达莫斯科时，苏方没有举行隆重的正式接待仪式，只把周总理作为过路客人来迎接、招待。
周总理在莫斯科只呆了两天，就动身回国，途中首次访问了蒙古人民共和国。
4月上旬周总理回国向中央汇报返回莫斯科时，原计划在伊尔库茨克稍事停留直飞莫斯科。但因飞机发生了故障，不得不在乌兰巴托作一次意外的降落。我随总理走进机场休息室。
一会儿，泽登巴尔打电话到机场询问：何人的飞机，为什么飞来飞去，不打招呼？
机场领导向他汇报了情况，然后要我去接电话。我告诉泽登巴尔：是周总理的飞机。本来没有计划在这里降落，因发生故障而不得不作意外的降落。
泽登巴尔说：我们是一个主权国家。照理降落时，应向我们打个招呼，这样也便于我们迎接和招待。
我回答说：泽登巴尔同志，我们是老熟人了，大家都不必客气，一切礼节也可以免去。你们什么时候愿意到北京都可以，我们都欢迎。关于今天咱们的谈话，我立即向周总理汇报。你还有什么要说的话吗？我向他转达。
泽登巴尔说：我们今天不能去机场迎接周恩来同志了，因为事前我们不知道，也没有准备，现在也来不及了。好吧，请向他问好！
我把上述的情况向总理汇报了以后，他沉思了一下，说：我们应找一个适当的机会，对蒙古人民共和国作一次正式访问。
当飞机经过西伯利亚上空时，天气突然恶化，前方出现一片乌云，看得见云中打闪。我有些担心，叫醒了正睡觉的周总理，又去提醒驾驶员注意。
驾驶员说他看见了，一副满不在乎、成竹在胸的样子，说可以绕开。于是向西绕过去。由于这一绕，到达乌兰巴托比预定的时间晚了40分钟。
7月29日，周总理的专机降落在乌兰巴托国际机场上，蒙古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在机场举行了热烈、壮观的欢迎仪式，车队在进宾馆途中，受到蒙古人民群众的夹道欢迎。乌兰巴托真是万人空巷。周总理拜访了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桑布，回访了泽登已尔，参观了工厂、博物馆、展览馆，听取了各项介绍，出席了他们举行的招待会等。欢迎宴会时，蒙古人民共和国全体党政领导出席，周总理和他的随行人员也全部出席，总共也不过五十余人。蒙方用他们的最高规格招待客人一一先敬每人一碗马奶。泽登巴尔说：“喝马奶在我们是最高的敬意，但不知你们能不能喝得下，喝不下不必勉强，没有关系。”他用俄语讲话，发音很标准。他的讲话主要内容是介绍他们的建设情况，对中国给他们的援助表示感谢。随后安排了活动日程。
在蒙古参观了制革厂、机械厂、缝纫厂、博物馆等。博物馆里的陈列品，主要是中国古代的东西，如汉、唐时代的钱币等，还有少量石样品。
临别时，泽登巴尔给我们赠送了礼物：每人一张羊皮，有黑色的，有灰色的，有金黄色的。送周总理一个金碗（木胎包金），送我一个银碗（木胎包银）。我们在乌兰巴托逗留两三天后，8月1日下午回到北京。朱德、刘少奇等到机场迎接。
（分别以《日内瓦会议散忆》和《周总理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上层内幕》为题刊于《人物》1989年第1期和《爱我中华》第6期，收入本书作了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