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祖籍俄罗斯，本人生于乌克兰。祖父和父亲都是工人，他自己也是工人，在顿巴期矿区干过矿工和钳工。中学文化水平，在沙俄时代的工人中，就算是有文化的人了。
有一次在同我闲谈中，他问我在顿巴斯做过工没有？我说没有。他说：当年那里的中国工人很多，但他们似乎生活在另一个天下。
十月革命前后，苏共非常重视党员的阶级成分，因为那时党内知识分子的比重较高，应该多吸收工人入党。于是1918年当赫鲁晓夫要求入党时，这样一位又是血统工人，又比较有文化，而且很活跃的人，便被视为优秀分子，很快批准入党了。
他入党后，又很快被提拔当了干部，在党内担任了支部书记。但他的水平和人格并不因此而得到提高，仍表现得低级庸俗，甚至无赖。爱谈女人，玩弄小孩子，和小孩打交道，甚至教小孩子骂人，骂自己的父母，偷东西等等。
1925—1926年间，他又由支部书记提到区委（相当于我们的县属区）。到了区委以后，他比较注意了自己的形象和影响，文明了一点。工作较努力，经常下基层了解情况。和其他干部一样，自带干粮，不向群众要东西；饿了，到树林里烧点开水，吃点香肠面包，继续奔波、工作。继而担任了区委书记。
因为他是血统工人，又有点文化，所以虽在基层，仍引起了斯大林的注意和重视。他也很快就摸到了斯大林的脾性，于是不断吹捧恭维斯大林，一直奉承到肉麻的程度；同时想方设法给自己创造优良声誉，以便给斯大林以“好”的印象，博得斯大林的欢心。
1938年苏联肃反扩大化，乌克兰共和国主要领导人全部被整掉了。赫鲁晓夫却被提拔上来当了第一把手。这个位子和斯大林的距离大大接近了一步。这时他对斯大林吹捧到了无耻的地步，喊什么“斯大林是我的生身父亲”，称斯大林为“亲爱的爸爸”。斯大林则认为赫鲁晓夫“对党忠诚”、“对国家负责”他又是工人出身，因而是“完全可以信赖的”。
1940年初就把赫鲁晓夫调到莫斯科，任首都市委第一书记，随即又进入了党中央政治局。赫鲁晓夫钻营成功了。
进入上层的初期，赫鲁晓夫在众多革命者前辈面前，只能是挟着尾巴做人。毛主席访苏期间，在一些大的聚会中，他总是躲在人身后，坐在一个角落里，不被人们注意。但他的这些表现，倒很可能恰恰使斯大林对他增加了好印象。
1952年，苏共召开第19次代表大会，以刘少奇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参加了。大会政治报告之后，当进入具体的人事安排和工作的调整，并对这些问题展开讨论时，各国共产党代表团暂时退席休息。斯大林本来答应我们三天之后同我们会谈。但在人事安排上，却遇到了出乎斯大林意料之外的麻烦。人事安排的中心问题是选择斯大林的接班人。斯大林想让赫鲁晓夫往中央总书记，但其他中央委员了解赫鲁晓夫的为人和能力，出于慎重和负责的态度，纷纷发表不同意见，即多数同志不同意赫鲁晓夫提任总书记一职。为此事争论不休。
我们等了5天，仍未安排同斯大林的会谈。一天傍晚，斯大林给刘少奇打来电话，谈了很长时间，大致介绍他们争论的焦点，他说：我们被弄得“鬼吹火”，在人事安排上遇到了麻烦，分歧很大，至少要20天到一个月才能把这件事做好，其它许多工作安排，目前还谈不上。他自己也感到了十分疲劳。所以他希望中国代表团的同志到南俄去休养若干天，大约一个月以后，待你们返回莫斯科，再安排我们的会谈。
于是刘少奇利用这个时间，同印尼（艾迪）、日本（野板参三）、越南（胡志明、范文同）等国共产党代表团举行了一系列会谈。邓小平和我先期回国，留下林莉莉任翻译。
对于斯大林的接班人选，我们中国一些同志认为应该是莫洛托夫，但莫洛托夫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年龄也大了，自己也应该退下来，赫鲁晓夫也就利用这一点，积极活动。
我们对苏联那种状况是很担心的。
1953年斯大林逝世，苏共中央更加不稳定了。
1954年，我曾对毛主席讲，苏联需要我们支持一下才能走上稳定的轨道，他们和我们不同，我们内部是团结的，他们内部不够团结。并且建议支持莫洛托夫，因为莫洛托夫老练，稳重，是和列宁同时代的人。
毛主席的回答是：“谁上来都行。只要他们安定下来，我们的事就好办了！”
对主席这句话，我思索很久，很久。毛主席的谋略，果然是高人一筹！这一年的“十一”我国国庆5周年之际，赫鲁晓夫带领一个宠大的代表团和隆重的礼品来了，很想把自己突出地表现一番，以博得中国的好感，得到中国的支持。然而，他实际上表现的却是头脑简单、心中无数、摇摆不定、“热情”而无章法。他在同毛主席会谈时说：斯大林逝世，对他造成很大困难。这个困难就是斯大林生前搞个人崇拜，群众对他的个人迷信造成的。
毛主席说：“对人的看法不能绝对化：要么一切都好；要么一无是处。过去把斯大林吹捧上天，把他神化了。而事实上，应该对他二八开或三七开，就是说基本应该肯定，主要方面是好的。这样，不仅对你们国内发展有好处，也有很大的国际意义。”毛主席再三强调说：“斯大林是个国际人物，对各国的影响都很大，自然也影响到我们。尤其是在今天，世界上的敌对势力，无时不希望我们混乱、削弱。所以一定要慎重。所以说要‘内外有别’”。
对主席苦口婆心的劝说，赫鲁晓夫一点也听不进去，也不愿思索，只是不屑地一挥手。毛主席也立即改变了态度，不愿再谈下去了。可是赫氏一点也意识不到。
赫鲁晓夫依然我行我素，以至把他的“生身父亲”、“亲爱的爸爸”斯大林的遗体从红场拉出，予以毁灭。
由于中国和苏联国情的差异，斯大林不十分了解中国，有过一些不恰当的说法和不正确的指导方针。在1949年7月刘少奇访苏时，斯大林对自己作了检讨，说他过去妨碍了中国的同志，表示深深的歉意。此后，虽然仍发生过一点磨擦和不愉快，但总的发展是两党两国愈来愈协调。
1949年末到1950年初，毛主席第一次访苏期间，在相互接触的初期，苏方在一切公开场合都称我们“先生阁下”。周恩来到了以后，在又一次拟发一份公报时，又是这样称呼我们，我对斯大林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为什么不能称同志呢？”斯大林点头说：“可以互相称同志的！”此后，在任何场合，大家都以同志相称了，自然都很高兴，也觉得亲近多了。更重要的是：斯大林由于意识到自己对中国不够了解，所以遇事注意了同中国多协商，尊重中国共产党的意见。这和他对其他国家共产党的态度有明显的不同，不那么随心所欲。
从毛主席第一次访苏到斯大林逝世以前，凡涉及中国的大小事，都由斯大林亲自处理，别人不得插手。例如：
苏联送给我2吨金鸡纳霜（奎宁），总是斯大林亲自经手；
刘少奇给马林可夫写信，提出我们过去送到苏联学习的一批留学生和小娃娃要调回国，几天后，转到了斯大林手里，并由斯大林亲自答复；
有一次，周总理在莫斯科就经济方面一个小小的问题写信给米高扬，几天没有回音，原来也是转到了斯大林手里，由斯大林办了；
又一次也是周总理，就军事方面一个小问题致函布尔加宁，也转到了斯大林那里，由斯大林作了答复。
此类事，不胜枚举。
斯大林也注意同我们互通情报，包括欧洲各国党向我们提了什么要求等，都及时告诉我们，处理什么问题，都先同我们打招呼。
赫鲁晓夫上台以后，便以他的恶劣行径代替了这一切。他们要办什么事，打电报告诉我们一下，或者不告诉；他们的成命，要我们执行，从不事先同我们商量、征求我们意见；在国际事务上，独断独行，向我们指手划脚，要我们如何如何办，飞扬跋扈，趾高气扬：甚至对工、表、妇等群众团体的活动，也要我们跟在他们后边转。令人无法容忍！中苏之间本来就是互相支援的。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从1949年夏季开始，苏联同志就向我们要东西。如水银以及我国南方出产的某些贵重物资，数量不小，为了支援他们，都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建国初期，斯大林向毛泽东提出想购买一大批优质橡胶，周恩来通过他的朋友班达拉奈克，从新西兰（斯里兰卡）替他们买到，并经过黄埔港口转运给了苏联。
1951年，斯大林又向毛泽东提出在中国的南方建立橡胶园。因为橡胶是军事工业和高科技的重要材料，斯大林称橡胶为“液体金子”。然而苏联的地理条件，无法种植；国际环境，又难以购得。中国却种植成功了！这自然也是苏联的利益所在，所以他们十分关心。
由于这些成功，不仅使斯大林在国内的威望大大提高，而且增强了苏联人民对中国的信赖。以至当他遇到什么困难时，群众中就会有人说：“要斯大林请毛泽东帮一把吧，也许咱们的困难就会解决的。斯大林的要求，毛泽东不会拒绝的”等等。渐渐在群众中形成了一种偏爱，只要传说：“卖中国扇子”、“卖中国香皂”、“卖中国绸缎”、“卖中国苹果”等等，不管是真是假，立即就会排成长蛇阵，在大街上，一眼望不到头。
1954年，赫鲁晓夫上台以后，也向我们提出过要求，我们也尽力满足了他们。例如：给他们往来的人员和在中国境内活动的人以相当大的方便；允许他们的间谍飞机先后有四五次飞越我国上空到南海、收集美、法在太平洋岛屿核试验的空气污染情况，及其成果、性质等。
斯大林逝世后一年多时间内，除了我们提供上述方便给苏联以外，他们上层忙于自己的内部事务，两国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往来。
赫鲁晓夫上台后的第一步是掌握克里姆林宫。办法是先拉拢布尔加宁，用军队把内务部挤走。而原来对克里姆林宫的警卫是掌握在内务部贝利亚手里的。军队是被赫鲁晓夫利用了，用完后又踢它一脚。这里主要说说赫鲁晓夫是怎样对待我们的。
赫鲁晓夫深知我们中国在国际上、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和分量，所以想从一切方面控制我们，驾驭我们，利用我们。
前面提到1954年我国国庆5周年时，赫鲁晓夫代表团前来，10月3日，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了一次中苏两国最高级会谈。参加会谈的中方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苏方是赫鲁晓夫、布尔加宁、什维尔尼克（可能还有米高扬，记不清了）。由我和费德林担任翻译。为表示亲密、友好和互相信赖，分工是我任俄译中，费德林任中译俄。会谈经过大致如下：
毛泽东：有些问题，我们今天可以谈谈，交换一下意见。一般地说，我们之间的问题和意见都是随时提、随时谈、随时解决的，没有积累下多少可谈的。可是今天有这个好机会，我们还是再交换一下意见。
国际形势总的说来对我们是有利的。首先是各国人民积极起来了。抬起头来了。帝国主义的威风被煞下去了好多，他们不再象以前那样嚣张、盛气凌人和轻举妄动了。实际上他们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赫鲁晓夫：帝国主义没有睡大觉，而是天天在蠢蠢欲动，在图谋什么，想达到什么目的。诚然，他们的气焰的确没有以往那么高，但他们是在活动着。
毛：十个指头被切去了一二根，而且切去的是大姆指，手力毕竟不能同过去一样，大大削弱了，甚至是减去了一半的力量。总之，形势是好的，对我们是有利的。国际帝国主义的气焰被煞下去了不少。自然，我们在任何时候也不应放松自己的警惕性。
现在我们有一个和平建设时期，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它。首先是大力发展生产，进行经济建设，不过，这个时间究竟有多长，却很难说，因为这不是由我们主观愿望来决定的。如果我们能有20年的和平时期来发展经济，那么，战争的危险就会减少很多，甚至可能打不起来。过二三十年之后，如果帝国主义要打，那也就是结束帝国主义存在的时候了，也就是永远地结束战争（指世界大战）。但究竟是经过一场大战来结束战争，还是由于人民力量、和平力量的壮大而打不起来？这还要看看，但剩下的问题恐怕是这个了。（接着双方各自介绍了本国一般的形势和建设情况。）
赫问：对我方还有什么要求？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毛：关于这方面的事，两国专家天天在接触、交换意见，他们比我们知道得多，了解得详尽、具体。他们互相协商，事情能办得通。
我们对原子能、热核武器感兴趣。今天想同你们商量，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对我们有所帮助，有所建树。总之，我们也想搞这项工业。
赫（一听，傻眼了，愣了一会）说，搞那个东西太费钱，太费事了。我们这个大家庭有了核保护伞就行了，无需大家都来搞它。须知生产那东西，既费钱，又费电、费人力，而且生产出来的东西，即不能用，又不能吃，还得储存起来；过不多久，又不适应了，还得重造，太浪费了。我们的想法，目前你们不必搞这些东西，还是集中力量搞和平建设。发展与国计民生有关的、改善人民的福利为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比搞原子弹好。假使你们目前要搞热核武器，我看把中国目前的全部电力都用上去，是否能够，还很难说。那么，其它生产怎么办？国计民生怎么办？如果你们十分想办这件事，而且是为了科研，培训干部，为未来新兴工业打基础，那么，我们可以帮助你们先建一个小型原子反应堆。也可派一部分有基础的人员到苏联去学习、深造，你们以为如何？
毛：也好，让我们考虑以后再说。
在此之后，毛主席还向赫鲁晓夫提出过帮助我们搞原子弹，并提供原子弹样品。赫鲁晓夫又拒绝了。毛主席当然更加恼火！
赫鲁晓夫在这次会谈后，通过尤金向刘少奇提出要我们加入经互会。毛主席知道后说：“我们不参加。”他们又在各种场合提过多次，我方均未表态。
1954年的国庆节后，赫氏一行到我国南方逛了一圈（下面要谈）。返回时，在飞机上，赫各晓夫同布尔加宁私下商量：想设法把我国东北变成农业区，专门生产商品粮；而苏联则把他们的远东滨海区建成工业区。这样，让我们用农产品向苏联交换工业品。我回到北京向毛主席汇报了。
回到北京以后，赫氏又单独会见毛主席，还是谈参加经互会的事。起初，毛主席未表态。赫氏软磨硬泡地解释说：“东欧国家小，想全面发展经济。样样都有，毫无意义。那样搞，既浪费，又无必要，也不可能，只有分工协作，各有侧重，互相帮助，才有出路。”毛主席立即说，“中国没有必要参加。”
赫氏只好表示中国是用不着参加。中国人多，地大，物博，要全面发展。但他并不死心，在一些非正式的场合，仍然谈过他自己的想法，只不过说法上略有变通一苏联在欧洲搞个经互会，中国在亚洲搞个类似的东西也好嘛。
此后不久，苏方宣布要赠送我们一整套国营农场的农业机械，看来也是为他们的上述打算铺路。但我们的脖子不是那么容易被套住的。
赫鲁晓夫企图控制我们，干涉我国内政，无所不用其极。他利用斯大林领导下签订的苏联援建我国256项工程来摆布我们。什么能给我们，什么不能给我们。完全由他说了算，什么“协定”，什么“合同”，对他都没任何约束力。后来，当他发现中国不是可以任他摆布的稀泥、软蛋的时候，便于1958年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带走图纸。停止了援建项目。以为这样就能置中国于万劫不复的境地。但是，中国人民在毛泽东领导下，毕竟是硬骨头，我们依然挺立！没有他们，我们照样发展了，经济发展了，核能、核弹都有了，这是有目共睹的！应该承认，赫鲁晓夫的倒行逆施，的确给我们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也仅仅是困难，困难怕什么？中国人民从来就是迎着困难上的！
在赫鲁晓夫拿256项工程扼制我们的同时，还向我们倾销劣质商品，如劣质自行车、劣质手表等，还代替捷克推销卖不出的小汽车2000多辆。为此事，赫氏直接找到毛主席、周总理，苦苦哀求他们。赫鲁晓夫是做得出的！但他的目的达到了一一既要我们吃亏，出钱买废品；又意味着蔑视我们，我们暂时还生产不出这些东西。
赫鲁晓夫套不住我们，进而就想扼制我们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途撤走256项工程的图纸、专家还不算，更乘我国三年困难时期，1963年逼我们“还”抗美援朝的“债”。朝鲜危局的造成与我国根本无关；但危局已经出现，我们就不能袖手旁观、见死不救，况且这种局面对我们也不利。于是在斯大林的一再要求下，出于国际主义的义务，决定由中国出人，苏联出军火，进行抗美援朝。中国千百万优秀儿女的鲜血撒在朝鲜，并把美军逼回三八线。然而背信弃义的赫鲁晓夫却利用我们的困难，逼我们“还”抗美援朝的军火费用。在斯大林时代，我们两国互相信赖，我国出人，苏联出军火、装备，都是口头谈的，没有文字的协议，甚至我们连个账也没有记。此刻，就由他赫鲁晓夫说多少是多少。我得知这一消息时，正被软禁，我想出面证明斯大林当年是怎么说的而不能。毛主席一个“还”字，我们勒紧腰带，这笔糊涂账也“还”清了。
斯大林和毛泽东缔造的中苏友谊，就是这样被赫鲁晓夫一步一步破坏掉的！
赫鲁晓夫完全没有一个国家元首的气魄和风度，纯粹是个粗鲁的小丑。例如：他周游世界各国，尤其出访美国时，不顾情况，随心所欲地乱撞，在对美国群众的一次讲话时，竟脱下鞋来挠桌子，听众对此大声宣嚷，会场大乱，美国新闻界便大肆曝光，可谓出尽了国际洋相。在我国出丑也不少，不过我们的新闻界要严肃得多，不拿他当噱头就是了。
1954年10月3日中苏那次高级会谈中间，服务人员送来工作餐，有湖南腊肉、火腿（是松烟熏制的）、烤面包和茶水等。客人们是第一次尝这些特殊而十分鲜美可口的地方食品，不需相让，风卷残云，一扫而光。看样子是还想吃，只是实在不好意思再开口索要了。
会谈结束时，毛主席说：你们是否准备到我国某些地方，特别是南方去走走看看？
赫：一定姜走走、看看，你们这里的一切对我们都是生疏的、新鲜的。我们想去的地方很多，但这次只能沿海、沿江的南北看看。
毛：那你们就到各地走走、看看，随你们的便，愿意到哪儿去都可以，就象在自己家里一样，我们也不准备作什么特殊安排。我是喜欢自由自在地、随心所欲地去活动，无须别人牵着鼻子走！
赫鲁晓夫满心满意地要去南方，我们并未做任何的安排和准备。然而他们自己带来的汉学家、翻译费德林不愿陪他们去，他们的大使馆也无人陪他们。我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考虑到他们不仅语言不通，而且不了解中国的风俗习惯；我们的干部那时也还缺乏接待外宾的经验。如果让他们自己去横冲直撞，有些不妥，出洋相事小，闹出乱子来，我们也不光彩。于是我和周总理汇报了这一情况，并自告奋勇陪他们去游览。
赫氏一行30余人，另有各类服务人员。空中3架飞机陪送，地上专列随行。火车的服务人员两套，厨房两个，食品中西两套。专列由武竞天指挥。
南行的路线是：从北京乘火车经天津、济南、上海到杭州；从杭州乘飞机到广州；从广州飞返北京，中途在武汉稍停了一下。
到达上海时，他们中的多数人，特别是米高扬，力图接触上海居民，首先是想同上海工人交往，他们溜马路，吃馄饨，逛商店、公园，在大街上同青年们一起跳舞取乐。又乘船游黄埔江。赫鲁晓夫游兴正浓，忽听说江水深有30米以上，便立即要求返航登岸。
去广州时，由于赫鲁晓夫的刚愎自用，不让中国人陪同，冒冒失失坐上自己的专机先行，我和米高扬等乘坐后边的飞机，比赫机晚起飞半小时。
赫鲁晓夫的飞机在广州机场降落后，省委书记陶铸前去迎接，但因语言不通，彼此只好挤眉弄眼，指手划脚，或沉默相顾，无可奈何。待我们走下飞机，赫鲁晓夫喊着“快救救我们”，向我扑过来，于是才结束了他们无聊的30多分钟。
在广州郊区参观橡胶园时，赫鲁晓夫特别注意地听讲解，仔细察看，询问了许多情况，包括客观存在的发展远景。这些橡胶树是华侨从南洋带回的树种，已长到拳头粗。当地干部还向他介绍了海南岛橡胶园的生产情况。
赫氏看着、听着、问着，馋涎欲滴。不知是谁说了这么一句：“您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走进橡胶园吧？”
赫鲁晓夫立即显得兴味索然了。
从南方回来以后，我给毛主席写书面汇报。
苏州主代表团回国之前，在苏联展览馆（即现在的北京展览馆）举行答谢宴会。宴会前，周总理先行拜会了赫鲁晓夫。一是告诉他毛主席出席这次宴会：二是为他们回国时沿途参砚的安徘征询意见。然后各自趋车前往宴会厅。
刚一离开赫鲁晓夫，走出大门，周恩来便若有所思的告诉我：主席说要揭盖子。现在由于盖子捂着、压着，新生力量和新生事物发展不起来，这对我们的经济建设和事业发展都不利。一切好的东西，只要是走向了它的反面，变成绊脚石、拦路虎，变成妨碍前进的东西，就要把它搬开，否则如何走向前去？！
我聚精会神地听着，揣摸着这盖子是什么？捂着的又是什么？仍摸不着头脑。
毛主席和赫鲁晓夫的车几乎是同时到达的，他们一同步入宴会厅，谈笑风生。福尔采娃、谢波洛夫、亚利山大洛夫迎上前来，向毛主席问好，并要求同他们合影，毛主席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告别宴会的次日，赫鲁晓夫率苏联代表团，途经旅大、沈阳、长春、哈尔滨参观后，经绥芬河回国。又是我送他们到边境的。
从北京到大连，天色已晚，我安排客人们在宾馆下榻。唯有赫鲁晓夫要首先去看望驻施顺的苏军人员。当他们到达苏总部时，除一二名服务人员外，竟找不到任何人。苏军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纪律涣散，可见一斑。赫鲁晓夫看见无人招待，立刻怒容满面地斥责服务人员。那也没有法子，乘兴而去，只好扫兴而归。半夜三更赶回大连又找我，少不了再把他安置住下来。
次日，把苏联海军司令库兹涅佐夫从海参藏叫到大连来朝见赫鲁晓夫。然后在库兹涅佐夫的陪同下，代表团检阅了海军，参观了海防线上的射击演习及炮位设施等。
库兹涅佐夫没有给赫鲁晓夫争气，赫氏回国后立即将他撤职。赫鲁晓夫在哈尔滨参观访问期间，和苏侨接触较多。这些苏侨都是十月时逃到哈尔滨的白俄及其后裔，尤其在一面坡车站上，赫鲁晓夫不断找苏侨交谈。那些侨民异口同声地说我们自己都是劳动者，怀念祖国，愿意回到苏联去参加国家的建设。这就是其后苏联政府决定接收全体苏侨回国，并把他们安置到西伯利亚等地劳动这个措施的由来。
赫鲁晓夫经东北出境归国途中，特别在北满，映入他眼睑的是无尽的沃野。他南行时在飞机上同布尔加宁谈的打算——把我国东北变成粮仓一这时更加坚定了。
赫鲁晓夫在暗中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然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人民是不会上当的。多少鲜血换来的独立自主比什么都宝贵！我们会保卫自己！！
1956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期间，有几次重要外事活动，其中有米高扬的来访。
一天午后，我被邀到大会会址政协礼堂的休息室。那里的餐桌尚未收拾，毛泽东和米高扬正坐在桌旁交谈着，马列同志在旁帮助语言交流。我到场后，稍事休息，毛泽东便要我接着翻译。听起来，在此之前，似乎是毛泽东从历史上谈了各个时期的党内斗争，特别是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和各种不正之风对党的危害，错误路线对正确同志的打击等等。我就是接着这个话题翻译下去的。
后来话题全部转到了国际方面，包括苏联在内，时而讲共产国际，时而又指向苏联。米高扬几乎没有插过话，只是倾听。
主要内容是说：中国共产党在他的幼年时期，由于缺乏经验，老是“左”右摇摆，尤以“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时期较长，因而“左”的错误给党带来的危害和损失也最大。其结果是使我们的革命根据地（苏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而在白区党组织损失了百分之百。这都是由于不相信自己，而一味地盲听、盲从、盲动的结果。同时也由于国际共运中的不正之风，出现了好似“老子党”和“儿子党”之分。不管口头上怎么称为“兄弟党”，但实际上是一个党竟可凌驾于其他党之上，破坏了兄弟党之间的关系，形成了“老子党”与“儿子党”——我发号施令，你听话、服从，而不管我说的做的对不对。这是一种坏习气，坏传统，要一个平等的兄弟党听从另一个党的话，他从另一个党的政策、策略和利益，跟着另一个党的屁股后面跑，这就是一种极端的不正之风！试想：从一个党的具体条件、具体需要、具体利益出发所制订出来的政策、方针，怎么可以要求另一情况、另一条件下的党去听从，去照搬、硬套呢？客观实践、血的教训已经证明这种作法是极端错误的，对革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其中最严重、最根本的错误是打击排挤正确领导，否定和抛弃正确路线，使革命一而再、再而三地蒙受损失，最后，被迫丢开了革命根据地，跑了二万五千里，事实教育了我们党内的顽固分子，挫折和损失才使他们的头脑清醒过来。有益的话，符合事实的话，过去他们是听不进去的，他把耳朵拉得长长的，只听外国的话，不相信自己的耳目和脑筋，更谈不上倾听同志们的正确意见和劝告了。听不进正确意见，固然是由于他们的愚昧无知，一味盲从，只信别人，不信自己；但同时也因为有许多不正之风，诸如：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经验主义等等，而后者（指经验主义）作了前者的俘虏，实际上起了帮凶的作用，削弱了党的战斗力。我们党在成长过程中，在曲折的道路上，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不仅要对付强大、狡猾而凶恶的中外敌人（外国帝国主义、国内的封建势力和反动派），而且每一步都要与各种机会主义投机分子和愚昧无知的现象作斗争，不断纠正、校正我们前进的步伐。由于我们党本身的幼稚和无知，又由于有些人刚愎自用，不相信群众，一味听从别人的、远处的、外来的、奇异的、耸人听闻的东西，不分青红皂白，只要是外来的，不管正确与否，不管对我国革命是否有用，一概当作圣物接受下来，照搬、照套、照用、照办，而对后果都是不管的。这种盲从的责任当然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应负责的。但造成这一现象的另一方面，却不能不说清楚！不说清楚，不讲明白，怎么吸取经验和教训呢？那另一方面就是披虎皮、拉大旗，借以吓人；空吼空叫，虚张声势，讲大话，盛气凌人等等。而这一切也都是幼稚无知的表现，对实际毫无补益，只能是遗害无穷。他们简直不懂得干革命是要老老实实，勤勤恳恳、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埋头苦干，来不得半点虚假，才能做出成绩、获得成功。
我们党一旦克服了自己的弱点，便走上了正确的康庄大道，显示他不可限量的强大力量！这是我国革命胜利、稳步前进的可靠保障，是以高昂代价换得的宝贵经验！我们今天活着的人，对牺牲在我们前头的人特别感到沉痛，其原因也在这里，只有对过去走的道路作个认真负责的检查和总结，吸取应有的教训，得出正确的结论，才会对革命有益、有助！
关于这一切，我们将要在适当的时候、适当的场合，讲明我们自己的观点和以高昂代价得来的经验教训。也就是说，我们要发言，要讲话，要写文章；假如憋不住气，就会骂人的。我们有这个民主权利，就要使用它，谁也封不住我们的嘴。我们中国有一名古话，叫作“不平则鸣”，我们要说话，要写文章，也就是本着这个意思而来的。总之，气不平，就要出气；理不合，就要讲理……如此等等。
毛泽东谈得比较含蓄，米高扬当时理解了多少很难说，而毛泽东的这些话，当然是早已筹思好了的。
这里需要交待的是：这次谈话是在1956年9月下旬，即1956年4月5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之后，1956年12月29日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之前。而对这两论，当时在我国工作的苏联专家一再说：“这些话，都是对着我们说的，我们懂得其中的意思。”听了毛泽东的一席谈，我想起了毛泽东第一次访苏时，一再想同斯大林、莫洛托夫谈他的心中事，而未能成功。这次同米高扬谈的，也许就包括了他原来想谈的若干问题，只是问题比过去更严重了。
1956年初秋，我出差正在山东，忽接中央电，令我速归待命。我将有什么任务已猜到八九分。因为我在山东已得知匈牙利出了事的消息。在山东工作的匈牙利几位专家及其家属忧心国事，愁盾苦脸，甚至有的哭哭啼啼，全都惊慌失措。
我赶回北京，得知赫鲁晓夫又来了“万万火急”的电报（贝利亚事件时，他也来过“万万火急”的电报），要求中共中央立即派代表团赴莫斯科商量问题。
1956年5月发生波滋南事件时，周恩来正在波兰访问，帮了一臂之力，解决了问题。10月，又发生匈牙利事件，赫鲁晓夫慌了神。
这时，他又需要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了。但他知道我们对他那“老子党”的作风有意见，所以他对我们在此问题上究竟会采取什么态度，心中无底。我们立即组织了刘少奇为团长，邓小平、王稼祥、胡乔木等人参加的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
赫鲁晓夫自己心虚，怕我们不支持他，怕我们在匈牙利事件上采取中间立场。所以他邀中共代表团以及代表团的到达，他都没有让苏共政治局的其他人知道，而是他一个人驱车到机场迎接我们。为的是便于他先摸底，以争取主动。
我们飞抵莫斯科，一下飞机，赫鲁晓夫就把刘少奇拉上自己的车，代表团其他成员上另一辆车，他是不管了。他同刘少奇和我挤在后座上。一上车，他就把隔板提起来，为的是不让前座的人听到他们谈话。
赫鲁晓夫开始同刘少奇“咬耳朵”。先是介绍了匈牙利事件发生的前前后后，说布达佩斯已是一片混乱，领导人拉科西，赫格居斯等都逃到苏联来避难；匈牙利已成为无政府状态；共产党员和干部被绞死，悬挂在电线杆上示众；而西方的大批反动派已拥到奥匈边界，窥测动向，蠢蠢欲动。驻匈苏军、苏侨及他们的家属受到威胁。说他们的安排是：一、派了米高扬到匈牙利去坐镇；二，把驻匈苏军、苏侨及他们的家属撤回国。这些家属同当地群众感情很深，但也得全部撤回。现在（我们到达之际）正从布达佩斯撤退中，部分已到边界，说纳吉，伊姆列很活跃、想揽权等等。
刘少奇只是听，一言不发。始终未表态，可以感觉到赫鲁晓夫的惴惴不安。
到了招待处，他们既不让我们洗一把脸，也不让我们喝一口水，赫鲁晓夫就把代表团成员拉到桌子周围坐下，他把在车上对刘少奇说的话重复了一遍。完全是副六神无主的样子。当他说到在匈牙利的全部苏军家属和部分苏军已经撤出布达佩斯，撤向边境时，似乎是一种“安慰”我们的口气。
邓小平未等赫鲁晓夫把话说完，就斩钉截铁地说：“不能撤退！撤走了帝国主义就进来了。要站稳脚跟，坚守岗位！红军这么大的力量，还对付不了那么几个反动派？！”他的具体意见是：第一，苏军不能撤出匈牙利，不应把革命阵地拱手送给敌人；第二，全力扶持匈牙利共产党内坚定可靠的党员，协助他们掌握住政权，把党员、革命力量、积极分子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形成坚强的堡垒；第三，掌握住军队和警察的力量，让他们守住阵地、保护政权、维持秩序，坚决保卫党和政府机关不受破坏！在这方面苏联军队应起模范作用，才是真正的国际主义……。
赫鲁晓夫一听，摸着了中国的态度，腰杆子一下就硬起来了。而且马上就要离开，想回去向他们正在开着会的政治局报告好消息。刘少奇拦住了他，要他不必着急，还有话要说。恰在这时，服务人员报告饭准备好了。刘少奇邀赫鲁晓夫一同进餐，赫又要走；刘少奇要他把话听完，他还是要走。刘少奇说：“那好吧，以后再说。”
我把这句话译完了，加上一句自己的话；“你莫慌嘛，先听听少奇同志的意见！”他才勉强留了下来，但极象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
席间，刘少奇说：“我们的态度是明朗了。但我们对你们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在处理同兄弟党的关系方面，还是有意见的！”
刘少奇告诉他：要善于从一个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以便纠正其它方面类似的缺点或不足之处，找到恰当的办法。特别象同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关系方面存在的问题应当虚心、耐心地听取他们的意见。你们应该利用当前的机会，在这方面多作点工作。今天能主动地解决一些迫切的问题，更为适合时宜，更为有利。在这方面，中国党作为第三者，有些意见和看法，也希望有机会在一个适当的场合同你们交换交换意见。
刘少奇简单地提了几点意见，并提出要在他们的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赫鲁晓夫全都立即表示同意（这个时候，说什么他都会同意的）。
进餐当然很快，赫鲁晓夫匆匆离去。刘少奇开始准备发言提纲。提纲内容我大致了解了一下，感到很有说服力，很感人。对翻译好这次讲话，我更加有把握，有信心。
这时的苏共政治局，赫鲁晓夫已经把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等都搞下去了，旧的政治局委员只有米高扬、亚历山大罗夫、福尔采娃、谢皮洛夫等。其他都是新手。留下几个，也只不过是为了巩固赫鲁晓夫自己的地位。另外，还想借助我们的力量吓内部一“中共是支持我的！”第二天，刘少奇在苏共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讲了几个小时，主要是批评他们的沙文主义，对兄弟党的不正确态度和恶劣作风。这个讲话非常精彩！为了意思连贯，他一口气讲一大段，我也没有逐句翻译，而是按他的意思，丢开讲稿，站立起来，加上手势，就象我自己发表演说一样，王稼祥在旁边冲我竖起大拇指说：“棒！棒！”
少奇同志的讲话中有批评、有劝导、有启发，也有建议。完全是同志式的关怀和帮助，批评也是为了引起他们对问题的注意和重视，希望他们能够自己改正缺点和疏忽、不足之处，真可谓苦口婆心！
中心问题是希望他们对兄弟党、兄弟国家不论大小、不论人数多少、历史长短、功劳大小，都应一律平等，互相尊重。我们坚决不赞成、坚决反对那种“老子党和儿子党”的关系！而应该是在平等的基础上，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尤其不能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兄弟党之间当然应该经常的互通信息、交换意见、交流经验、相互切磋、沟通思想，以求得意见的一致。但绝对不是一个党对另一个党发号施令，要求别人无条件服从，这是行不通的，也是十分有害的。相反，较大的、较老的党应该更谦虚些、更谨慎些，应该更多地关心、帮助、照顾较小的，较年轻的党。在这些方面，大家应该多想想，多考虑自己做得够不够？！
他们政治局的人个个听得低下头。只有福尔采娃似乎坐不住了，几次想离席走开，但被赫鲁晓夫制止，不许动，要她耐心地听下去。
少奇同志继续讲：较老的党、较大的党在与兄弟党之间发生了矛盾的时候，就应当首先多作自我批评。主动纠正错误或偏差，多想想自己的不足之处或不正确之处，考虑如何引正和改善，希望我们大家经常注意到这样的事实一较小、较年轻的党，往往不便于向他的老大哥提建议、提要求，更谈不上提什么批评意见了。鉴于此，我们希望在这些方面多做些思考，多做些工作，同时不希望苏共作为老大哥对某些问题，特别是在对各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关系上，不妨多作点自我批评，以弥补不足和疏漏之处，我们这些意见和建议，不只是今天对你们讲讲而已，更希望你们借今天所形成的局面，进一步作些表态，求得各兄弟党的理解和谅解，以达到进一步的友好团结，而团结就是力量！
为此目的，建议苏联不妨发表一项正式的声明或宣言，一方面作些自我批评；一方面表明自己对各兄弟党之间正确关系的态度，以及在国际问题上的主要立场等。以期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在苏联老大哥的周围达到更进一步的、更坚固的团结。
赫鲁晓夫做得出，他这时需要我们的支持。乖得象猫儿一样，对我们的尖锐批评，他也不得不承认，但究竟能起多大作用呢？
会后，苏共由谢皮洛夫执笔起草并发布了宣言。宣言是完全按我们的意思写的，使人以为他悔改了。但实际上，他们只不过做姿态应付局面而已。
我们在莫斯科只呆了3天，返回时匈牙利暴乱已平息，局势已稳定。但赫鲁晓夫却依然故我，我行我素。我们还未启程，他们就又摆起了“老子党”的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