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年代中到30年代未，我一直在苏联学习和工作。1940年回国后，在很长的时间里，我兼做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俄文翻译。1949年12月到1950年2月，毛主席访问苏联时，我以顾问身份陪同前往。在回忆这次出访之前，我想先谈谈米高扬的秘密来华及刘少奇的苏联之行。
在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我党中央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后，主要是同斯大林）的联系是很密切的。当解放战争接近最后胜利的时候，就有更多的问题需要同斯大林商讨。所以，1948年4月毛主席率中央部分同志到达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时，就打算亲自访问苏联，组织了一个精干的代表团，准备乘吉普车开往中苏边境。但当电询斯大林的意见时，斯大林复电的大意是：中国革命战争正处于决定性关头，毛主席作为统帅，不宜离开岗位，如有重大问题需要商谈，他将派一位政治局委员作为全权代表来听取毛主席的意见，望毛主席再三考虑。
毛主席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
同年5月，毛主席到了平山县的西柏坡。当时驻保定的敌军欲以骑兵奔袭石家庄。由于战局动荡，苏方不宜来人。直到1949年1月，我军攻克天津，歼灭了保定之敌。斯大林才派米高扬秘密来华。1月31日米高扬抵达西柏坡，这一天正是我军进驻北平之日。米高扬的随行人员铁道部副部长、负责恢复中长铁路的N·柯瓦廖夫和汉学家E·柯瓦廖夫以及两名警卫人员。米高扬在西柏坡呆了一个星期，与中央书记处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同志进行了会谈，主要是由毛主席向米高扬详尽他说明当时我国国内战争形势和我们解放全中国的决心、步骤，以及即将建立的新中国政权的性质、形式，经济建设、外交政策等多方面的问题。米高扬说他只带了耳朵来，听了毛主席的意见后回去向斯大林汇报。这次会谈由我和E·柯瓦廖夫担任翻译，但E·柯瓦廖夫一句也译不出来，米高扬气极，说要捶他。
1945年5月初，中央决定派代表团秘密记苏。为此，委托刘少奇、周恩来着手进行各项准备工作，并决定从东北调王稼祥来中央，专门负责筹划出国访问有关事宜；还调来戈宝权。邓力群等同志帮助工作。
以刘少奇为首的代表团是以中共中央代表团的名义，受毛主席的委托并代表毛主席前去与斯大林和苏共中央进行会谈，磋商和决定一些重大问题，井为毛主席访苏作准备的。代表团成员有王稼祥、高岗、徐介藩和我。另有几名工作人员。
7月2日，刘少奇、王家祥和我从北京出发，到了沈阳，高岗、徐介藩加入。我们一行乘火车先到旅顺，然后乘苏联飞机经朝鲜上空去苏联。因沿途在伯力。赤塔、克拉斯诺雅尔斯克、新西比尔斯克、鄂木斯克。斯维德洛夫斯克等地降落休息，受到当地领导的欢迎，所以飞了六天才到莫斯科。
到了莫斯科，苏共中央外事处工作人员什捷尔巴可（后来于1978—1986年任驻华大使）接我们到别墅休息。
刘少奇同斯大林共会谈了五次，前四次是交换意见，第五次是告别。
在第二次会谈时，斯大林表示了承认他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
这里要说一下斯大林的错误是什么。在我们解放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力量估计不足，认为蒋介石有装备精良的几百万大军，背后还有个美国，而苏联无力援助我们，怕我们打不赢蒋介石，所以表示了不同意打。毛主席当然没有听他的，也没有向苏联求援。毛主席对中国革命作了正确的估计和正确的指挥，将战争引向胜利。1948年12月间，苏方转来国民党政府给苏联政府的一封信，信的内容是请求苏联居中调停国共之争，停止内战，说服中共别打了，还引用了一句古语“史弟阅于墙，犹外御其侮。”国民党政府之所以写这封信，是因为当时我军已包围了天津和徐州一带的国民党军队，并在组织平律、淮海两大战役，国民党力逃避覆灭的命运，想出了这么一招。这次苏联政府只是将原信（俄文）转给了我们，未作任何表示。这说明斯大林此时对中国革命已经有了新的认识。我将那封信译成中文后，毛主席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都看了，谁也没有说什么，只是周恩来说了句，“一看就知道是王世杰（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的笔法，文谄谄的。”毛主席则一言未发，不予理睬。
斯大林在这次会见中问刘少奇：“我们妨害过你们没有？”
刘少奇说：“没有。”
斯大林说：“妨害了，妨害了，我们对中国不大了解。”斯大林说这话时，态度非常严肃，深感内疚。
经过两次会谈，王稼祥提出：这样谈法太零碎，最好写个书面的东西，全面、系统地介绍中国革命形势和下一步的作法，征求他们的意见。刘少奇表示同意。于是王稼祥把他在出国之前就已准备的提纲再一次斟酌之后交给了刘少奇。刘少奇认为这个提纲很好，便亲自写稿由我和一位苏联同志翻译，随写随译，很快便送交斯大林，并附信说希望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都看看。
第三次会谈就是在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元帅们阅读了中国代表团写的材料之后，斯大林专门为我们召开的一次政治局会议，并请几位元帅列席研究这个材料。会谈中斯大林解释说：因为材料中军事问题很多，所以请了几位元帅来参加。对材料本身，斯大林认为写得很清楚，他自己没有意见，也没有什么问题要向我们提出。参加会谈的苏方同志也都表示没有意见和问题。然后斯大林问中国代表团有什么问题。对提问题我们是有准备的。刘少奇提的问题，一个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一个是对世界革命力量如何估计，对两大阵营如何估计。还有其它一些问题。
斯大林回答的大意是：在目前不大可能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因为暂时谁也没有这个力量。革命力量是向前发展的人民力量比战前更强大了。帝国主义要发动世界大战，人民不愿意战争，战争就打不起来。至于和平能维持多久，要看我们的努力和形势的发展。我们要建设，和平是最重要的，要争取和平多维持几年。但是谁也不能保证世界上没有疯子。斯大林举了几天前刚刚发生的一件事为例——美国国防部长风闻“苏军从阿拉斯加登陆了”，他就跳楼自杀了。
在这次会谈中，刘少奇对斯大林说，我们打算在1950年1月1日成立中央政府。斯大林说：“你们很快就过长江了，你们的政府设在那里？国家不可长时期无政府。”我们当时主要考虑的是在国际上得到承认的问题，资本主义国家肯定不会很快承认，我们不抱希望，只要社会主义国家承认，我们就不孤立了，可是这一点也无大的把握。斯大林这次提了一下，态度也不很明朗。8月，当我们告别回国时，斯大林又强调说：“无政府的时间不能长了，否则外国可能利用这个机会进行干涉，甚至联合干涉，那样就被动了。”斯大林提醒我们警惕。刘少奇和斯大林会谈的详细内容都及时电告国内，于是党中央加快了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步伐。当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之后两个小时，苏联就来电承认井致祝贺，接着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相继承认。
同斯大林的第四次会见是在斯大林的别墅。当时江青正在苏联养病。苏方为了表示对毛主席的尊敬，也请江青参加了这次会见，不过主要是斯大林同刘少奇对话。后来大家鼓动江青给斯大林敬酒。斯大林看江青很年轻，怕她应付不了这个场面，便离座在厅中走动。其实江青并不怯场，她站起来，举起酒杯，不慌不忙他说：“我举杯，向斯大林敬酒，希望斯大林健康长寿！斯大林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幸福！”斯大林听了非常高兴，说“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我的健康竟然就是你们的幸福！”
在继续交谈中，斯大林讲到中国的党是成熟的党，中国的干部是成熟的干部，有水平；还讲了革命中心东移问题。斯大林说：世界革命中心从欧洲移到苏联，以后会移到中国，希望小弟弟超过老大哥，并为此祝酒。刘少奇听了非常紧张，不肯接受。斯大林解释说：“世界革命中心东移，你们的历史责任加重了，这是我们衷心的愿望。”刘少奇还是不接受，说：“老大哥还是老大哥，小弟弟还是小弟弟。”苏联同志都劝说：“弟弟赶上和超过老大哥，这是规律，斯大林的祝酒应该接受。”推让了半个小时，刘少奇还是没有喝这杯酒。苏联同志不能理解，感到茫然。对即将成立的中国政府的领导，斯大林认为是成熟的，特别指出总理和外交部长是现成的——即周恩来，那是当之无愧的。
国民党驻苏使馆人员此时全都弃馆逃之杳杳。这次会谈后，王稼祥在莫斯科一面养病，一面领导徐介藩等人去接收和筹建新的中国驻苏大使馆。高岗也提前回国了。
最后一次会见斯大林，只有刘少奇和我参加。
斯大林邀我们到他的别墅，引刘少奇参观他的花园。花园很大，种了各种各样的试验田，其中有从我国引去的谷子，已长出谷穗，大约两周后即可成熟。斯大林很想让我们在莫斯科吃到小米粥。但我们就要启程回国，所以他惋惜他说：“这次做小米粥是来不及了。”并且说他想大面积播种。斯大林还介绍了他的各种作物。我们在花园里呆了很长时间。到吃饭时，来了几位政治局委员作陪。这次会见也是告别。
回国时，和我们同行的还有一批苏联专家。我们原提出需要150名。斯大林将这事交N·柯瓦廖夫去办。他物色到了各行各业的专家96名，并亲自带领，和我们同车来到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就着手为毛主席访苏作具体准备。主要是准备文字材料和礼品。文字材料是在毛主席、周总理亲自过问和指导下由党政各主要部门完成的；礼品委托杨尚昆去办理，但江青偏偏插手瞎指挥。她提出，一定要带山东的特产，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要带胶县大白菜和潍坊大萝卜。还有泰安的豆腐，实在因为不好带，才作罢。于是除湘绣（斯大林绣相）、景德镇瓷器、浙江的龙井绿茶和安徽的祁门红茶各一吨、江西的竹笋、福建的漆器、杭州的纺织品和花绣等以外，还有一车皮山东的大葱、大白菜和大萝卜。
194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七十寿辰，毛主席率中共中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前往祝寿，并就两党之间所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商谈和签订有关条约规定等。中央政治局对毛主席此行的决定是：给斯大林祝寿之后，毛主席在苏联休息，条约的谈判则由周总理随后去办。
毛主席的随行人员很少，只有陈伯达、叶子龙、汪东兴和我。我的名义是顾问。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和负责中长铁路恢复工作的柯瓦廖夫也同行，罗瑞卿、李克农、毛岸英负责送行。
12月6日，毛主席一行从北京乘火车出发。经过天津时，发现铁路上有一颗手榴弹，罗瑞卿下去调查处理。李克农、毛岸英继续送到边境。
12月9日到达满洲里，换乘苏联的宽轨火车。所乘火车是苏联领导人用的专列，配备了专为毛主席配餐的大夫，车厢内有浴室。到边境迎接毛主席的有苏联副外长拉夫伦捷夫、赤塔州苏维埃主席乌若夫、外贝加尔军区司令部代表及外交部交际司副司长马特维耶夫。过境后的第一站是奥特波尔，有仪仗队迎接。
沿途毛主席大多数时间是自己看书，有时我也陪毛主席聊天，给毛主席介绍沿线的景致、史迹和风土人情。当火车到达新西比尔斯克时，苏方先将电话挂在车站上，苏联外交部一位司长打来电话，询问毛主席的健康状况，一路是否顺利，还需要什么帮助等。我们回答一切都好。到达斯维德洛夫斯克时，毛主席感到身体不适。火车停下来，我陪毛主席到站台散步。天气十分寒冷。毛主席感到头晕，接着冷汗淋漓。我赶紧扶他进车厢休息，用凉毛巾敷头。过了一会，毛主席身体复原。这些情况都有人及时报告斯大林。火车行到雅罗斯拉夫进，我驻苏大使王稼祥登车迎接，陪同至莫斯科。
12月16日火车正点开进莫斯科北站）也叫雅罗斯拉夫车站），大钟正打12点，这是苏方精心安排的。到站迎接毛主席的有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元帅布尔加宁、外贸部长孟希科夫、副科长葛罗米柯、莫斯科卫戊司令西尼洛夫中将等。由于已知毛主席路途中身体不适，且天气寒冷，怕毛主席吃不消，欢迎仪式进行得很快，匆匆检阅了仪仗队，便乘车前往下榻之处一一莫斯科郊外姐妹河斯大林第二别墅下榻，斯大林在卫国战争时期就住在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地下指挥部。主席、叶子龙和我住在一层，陈伯达、汪东兴住二层。
罗申把我们送到住处，只说“你们好好休息”便离去了，莫洛托夫招呼毛主席休息，并告诉我们下午6时斯大林约毛主席在克里姆林宫会面。
我们休息以后，警卫人员准时将毛主席送到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会客室，这是斯大林办公室的一个小会客厅。我们比约定时间早到了3分钟，斯大林的秘书请毛主席到他的房间坐一下，他去通报。苏联其他领导人到斯大林那里集中是一分钟也不能差的。6时整，斯大林的门开了，请客人进去。以斯大林为首，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维辛斯基等在斯大林身后排成一字行列。斯大林一般是不到门口迎接外宾的，这次显然是对毛主席的特殊礼遇。翻译也只有我一人在场，负责双方的翻译，这也是表示完全的信任和尊敬。斯大林双手紧握毛主席的手，注视端详了一阵，说：“你还很年轻嘛！很健康嘛！红光满面，容光焕发，很了不起！”接着回过头来，又把莫洛托夫等一一介绍给毛主席。大家在大厅站成一圈，相互问好、祝愿。斯大林非常激动，对毛主席赞不绝口，说：“伟大，真伟大！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你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们祝愿您健康！”毛主席回答说：“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毛主席言犹未竟，斯大林却把话接了过去“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斯大林这句话堵塞了毛主席的言路，但他并不自知。毛主席的心里话，始终未能说出来。
大家边谈边移动，徐徐入座。
然后，开始了会谈。斯大林坐在主席的座位上，苏方官员列坐在他的右侧，毛泽东及我坐在左侧。斯大林关切地询问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希望他多多保重，斯大林说：“中国革命的全面胜利在望，中国人民将获得彻底解放，共产党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将会改变世界的天平，加重国际革命的法码。恢复经济和建设国家将是你们头等重要而又艰巨的任务，但你们有最宝贵、最丰裕的资本一一人力，这是取得最后胜利和向前发展的最可靠的保障和力量。你们获取全面胜利是无疑的。敌人并不会甘心，也是无疑的。然而今天敌人在你们面前是无能为力的，我们全心全意祝贺你们的胜利，希望你们取得更多更大的胜利！”
双方的谈话海阔天空，从前线的军事情况谈到经济建设、粮食收获、土地改革以及群众工作等，谈话从一开始就使人感到，斯大林在揣摩毛主席此行的意图和愿望。谈话历时两个多小时，苏方只有斯大林一人说话，其他人都未插话。
斯大林再三问毛泽东：“你来一趟是不容易的，那么我们这次应该做些什么？你有些什么想法或愿望？”毛主席表示：这次来，一是为祝贺斯大林70寿辰；二是看一看苏联，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想看一看。斯大林说：“你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咱们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
7月份斯大林和刘少奇谈话时已表示要等毛泽东到苏联后签订一个条约。斯大林似乎不愿先提出自己的想法，以免日后有人说他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他也可能考虑到过去他对中国革命出了些不正确的主意，有些不妥当的做法，因此这次表现得很谨慎。
毛主席说：“恐怕是要经过双方协商搞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应该是既好看，又好吃。”
这是中国很有魅力的语言，富有哲理和幽默但西方人不懂，所以，我在翻译时做了解释：“好看，就是形式好看，要做给世界上的人看，冠冕堂皇；好吃，就是有内容。有昧道，实实在在。”然而苏联人仍然没有能理解那是何物，全都目瞪口呆，只有贝利亚竟笑出声来。
斯大林虽不理解东方人的幽默，但沉着冷静，仍婉转地继续询问。毛主席不肯明说，可能他认为苏方应该主动提出帮助我们，不主动提是不诚恳的，他对斯大林说：“我想叫周恩来总理来一趟。”
斯大林表示惊讶，反问道：“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要完成什么事情，为什么还叫他来，他来干什么？”显然，斯大林在追根问底，但毛主席没有再回答。
斯大林和毛主席都没有猜透对方的心理和意图。据我看，斯大林内心的打算是，不管中苏之间要签订什么条约或者协定，都得由他亲自签署，而对方必须是毛泽东签字，这样才门当户对，冠冕堂皇。但毛泽东却一心要把总理兼外长的周恩来请到莫斯科完成这项任务。斯大林不能理解，为什么毛泽东不愿意代表五亿人民签署这样的条约？
从此，两位伟人都沿着各自的思路考虑事情。
斯大林忧心忡忡，派莫洛托夫、罗申来主席处拜访、交谈，想摸清毛主席内心的想法和愿望。斯大林亲自给毛主席打电话，问主席有什么愿望或想法，双方应进一步做一些什么，是否何新的考虑等等。斯大林还给我打来一次电话，想通过我了解毛主席的想法。我当然下好说，况且我也不了解毛主席在想些什么。
柯瓦廖夫和使馆参赞、中文翻译费德林是陪代表团一起来莫斯科的，他们有时来看看主席。有一次他们来别墅交谈时，毛主席对柯瓦廖夫发了一通脾气，说：“你们把我叫到莫斯科来，什么事也不办，我是干什么来的？难道我夹这里就是为天天吃饭、拉屎、睡觉吗？”
他们走后，我去见主席。他情绪很好，高兴地对我说，如此教训一番柯瓦廖夫，其目的是为了使他向斯大林反映情况（即反映我们的不满）。
其实，他不可能反映到斯大林那里去。这又是东西方的差别，中国人的传统想法是对仆人的态度，就意味着对主人的态度：对下级的态度，就意味着对主管上级的态度。但苏联人的下级在外面受了气，只说明他不会办事，上级知道了，更会对他不满意，所以柯瓦廖夫是不敢让斯大林知道他遭到毛主席训斥的。
但是柯瓦廖夫在此事之后，给斯大林写了一份长篇报告，好象是汇报他对中国的了解，全是些无稽之谈。在一次会谈时，斯大林把它交给了中国，并说：“柯瓦廖夫是个铁路上的技术人员，他不懂政治，却还要在政治里钻，他要钻到政治里，就象老鼠钻进了风箱。”
12月21日，斯大林70大寿，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庆况大会。到会的都是苏联的高级干部，斯大林和各兄弟党的代表都在主席台就座。毛主席挨着斯大林，我在毛主席身边翻译。毛主席的祝词是费德林代读的，高度评价了斯大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贡献，反响很大。在大会进行过程中，斯大林一再侧过脸来共同毛主席说话。
大会以后，宴请井观看了文艺演出。斯大林和毛主席坐在一个包厢，这是旧时沙皇的专用包厢，演出结束后，观众全都回过头来欢呼：“斯大林！毛泽东！”“毛泽东！斯大林！”
毛主席举手向群众致意，并呼口号，“斯大林万岁！”“光荣归于斯大林！”全场口号声、欢呼声、鼓掌声响成一片，持续了很长时间。
第二天在克里姆林宫参加祝寿大宴时，毛主席却是沉默寡言，无论斯大林或拉科西怎样引逗，都未能激起他一丝丝的微笑。
祝寿之后，欧洲各国党的代表团都回去了，我们仍留在莫斯科。
毛主席参观了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制造厂，受到热烈欢迎，并接受少年儿童的献礼和祝愿。
在莫斯科期间，为了调节毛主席的生活，我找了几十部俄国和欧洲的历史人物传记影片给他放映，例如《彼得大帝》、《拿破仑》、《库图佐夫》、《涅夫斯基》、《加斯豆斯·加林诺夫斯基》等等。在一次毛主席拜会斯大林时，斯大林对我说：“毛泽东真聪明，有空就看人物传记片，这是了解历史的最简捷的办法。”我把这话告诉了毛主席。
当时遇到一件没有预料到的事：英国通讯社造谣说，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毛主席访问苏联，这是新中国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同苏联党和政府最高领导人的第一次直接会晤，理所当然要引起国际舆论的高度重视。但十几天来，竟没有消息报导会晤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这当然要引起种种猜测。大家为此很着急，王稼祥足智多谋，不愧为“智囊”。他提出以毛主席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形式，在报上公布主席到苏联的目的。1951年1月2日，这个《答记者问》见报。在《答记者问》中，主席说：“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要的时间。”“在这些问题当中，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贵我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并说：“我还打算访问苏联的几个地方和城市，以便更加了解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建设。”《答记者问》发表后，震动很大，谣方不攻自破，政治空气为之一新。
此时斯大林不再坚持原有的想法，同意周恩来到莫斯科来。1950年1月2日晚8点，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到别墅来和毛主席谈话，询问主席对签订中苏友好条约等事的意见。主席讲了三个意见（甲）签订新的中苏友好条约，“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到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乙）由两国通讯社发一简单公报，说明两国政府对旧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交换了意见；（丙）发一个声明，内容是讲两国关系要点。如果按乙、丙两个方案做，周恩来可以不来。莫洛托夫马上说：“甲项办法好，周恩来可以来。”毛主席追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莫洛托夫说：“是的”。毛主席当即说：“我的电报1月3日到北京，恩来准备五天，1月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11天，1月19日到莫斯科，1月20日至月底约十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2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
他们走后，毛主席于晚11时致电中共中央，“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伺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决定。”
得知周总理一行从北京启程的确切日期，毛主席便赴列宁格勒。1950年1月15日抵达列宁格勒，当地领导隆重迎接，并安排毛主席到斯莫尔尼宫休息。但是毛主席要直接去波罗的海。遵照毛主席的愿望，汽车直奔波罗的海芬兰湾，大海和陆地已被冰连在一起分不出界线了，冰层厚度在1-1.5米。这里可以看到十月革命时工人暴动的地方一一喀琅施达特要塞。毛主席下车后在冰上踱步，举目眺望，激情他说：“这真是千里冰封啊！”又说：“我的愿望是从海参威一一太平洋的西岸到波罗的海——大西洋的东岸；然后从黑海边到北极圈，把苏联的东西南北都走遍！”苏联同志顿时活跃起来，欢呼，鼓掌，被毛主席的激情和广阔胸怀所感动。
在列宁格勒期间，毛主席参观了基洛夫机械制造厂，看了十月革命时炮击冬宫的阿芙尔号巡洋舰、苏德战争中的防御工事，还参观了冬宫、沙皇的寝室、藏书室和客厅等。
估计周总理快到莫斯科了，毛主席就返回莫斯科。第二天，周总理从新西比尔斯克打来电话，谈了一会儿，因传音不良，毛主席听不清楚，改为到了乌拉尔山区的斯维德洛夫斯克再通话。这次毛主席同周总理在电话上讲了一个多小时。毛主席把自己的活动、愿望及将要签订的条约内容都讲了，也征求了周总理的意见。这样，周总理心中有了数，一到莫斯科即可投入工作。王稼祥到200公里以外的雅罗斯夫尔去迎接周总理一行。1月20日周总理到达莫斯科。车站也有仪仗队迎接，比迎接毛主席的礼仪规模小些。周总理在车站发表演说：“我这次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来到莫斯科，参加关于巩固中苏两国邦交的会商。”
周总理一行的成员有：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东北工业部部长吕东、东北贸易部副部长张化东，以及赖亚力、何谦、沈鸿、苏农官、欧阳钦、柴树藩、程明升、王勋、聂春荣、罗维、常彦卿等。周总理住在另一座别墅，离毛主席住处较远。周总理一到就来见毛主席，商量如何开展工作。过了一天，周总理索性住到毛主席楼上的一间屋子，这样更便于同毛主席商量问题。
周总理工作很紧张，一方面要在克里姆林宫谈判条约，一方面要到李富春率领的一批人那里指导工作。正好这时孙维世从欧洲回国经莫斯科来看周总理，我建议孙维世留下帮助周总理料理生活，周总理同意了。
斯大林直接给毛主席打电话共三次。前两次是我接的，第三次是我正在克里姆林宫帮周总理工作之时，孙维世接的。因思想表达不够明白，斯大林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要我把他的话翻译给毛主席，还是问毛主席的打算和愿望。此时，条约虽在拟定，但是斯大林对谁来签约，仍不知毛主席的想法，所以又来一次试控，毛主席的回答是：“我没有意见，有意见都在周恩来那里，周恩来不是正在克里姆林宫里谈吗？！”我把原话译给了斯大林。
1月21日，毛主席应邀参加了列宁逝世26周年纪念大会。中间休息，举行便宴。这次斯大林的话不多。倒是贝利亚、马林可夫、莫洛托夫很活跃。先是贝利亚说：“我们都争先恐后地想到中国去看看，何时能实现我们这个愿望？”毛主席回答说：“表示欢迎。”贝利亚睁着大眼说：“这个回答够我们揣摸思索的了。”马林可夫说：“如果你不拒绝，我们就依次排号到中国去旅游。”莫洛托夫看见这个场面轻松愉快，就建议把德国的格罗提猩也请来列席，斯大林立即反对说：“欧洲人离下开老婆，请他就得请他的夫人，一个女的参加到这个场台，说话不方便。”赫鲁晓夫坐在最边远的一端，只顾低头吃饭，他的姿态成了大家逗趣的笑料。
周总理在到达莫斯科的第三天即1月22日，便随毛泽东与斯大林举行会谈。维辛斯基、李富春、王稼祥等也在座。
毛泽东首先发言，阐述了在新情况下中苏两国的合作关系应以条约形式固定下来的意见。他认为，条约的内容应是密切两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的合作，以共同制止日本帝国主义再起及日本或与日本勾结的其他国家的重新侵略。
斯大林同意这一意见，并谈了中长铁路问题、旅大问题、贸易及贸易协定问题、借款问题、民航合作问题等。
毛主席提议中长铁路、旅顺及大连三个问题写在一个协定中。斯大林说：“中苏条约应是一个新的条约，对雅尔塔协定问题可以不管它。旅顺口问题的解决办法，一个是限定归还，在对日和约缔结后撤兵；一个是现在撤兵，但过去的条约形式暂不变更。”毛主席同意前一个办法。谈到大连的问题时斯大林说：“可由中国自己处理。”关于中长铁路，因为我们原无变更中苏共同经营之意，所以只提出缩短年限，将资本比例由现在的中苏各占一半改为51：49，由中国同志任局长第三项意见，苏方同意缩短年限，但不同意改变资本比例，仍主张资本各半（50：50），并提出双方人员定期轮换，轮流担任正副局长。
关于贸易问题，毛主席说，我们准备的出入口货单，并不十分准确，因此与贸易有关的问题只能作出大概的规定。
斯大林还提出不允许第三国居民进入和在中国东北。新疆地区居留的问题，由于这个问题提得突然，谈话有些冷场。周总理随即反问道：“东北住有很多朝鲜民族的居民，他们算不算第三国公民？更不用说外来的蒙古人了。”斯大林对这一反问措手不及，一时哑口无言，后来知道他们的本意是禁止美。日、英等帝国主义国家的人进入东北活动。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不愉快的气氛，是因为苏方提出这个问题，干涉了我国的内政。
关于聘请苏联专家的问题，斯大林提出了一些苛刻的条件，这些条件既不符合中苏友好的原则，又带有明显的不平等性质。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采取了西方国家在对外援助方面所持的态度，同时也表现出大国沙文主义。列宁过去在这个问题上对斯大林的批评，看来是十分准确的。
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还表现在于3月27日中苏两国签订的《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协定》、《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协定》中和两国互设领事馆等问题上。斯大林去世后，1954年赫鲁晓夫第一次访华时，取消了四个中苏合股的公司。
在后来的谈判过程中，苏方提出在我国的哈尔滨、沈阳大连、上海、广州等城市设立领事馆，中国相应地在苏联的海参崴、伯力、赤塔等地设立领事馆；在西部地区，苏方在我国的乌鲁木齐，伊宁、喀什设领事馆，中国相应地在苏联的塔什干、阿拉木图、斋桑设立领事馆。在这个问题上，双方的实际做法有很大差距。苏联非常积极地按协定设立了他们的领事馆，并立即开展了活动。而中方除了在赤塔、海参崴两处勉强设立了领事馆外，在其他几个地方根本没有设立领事馆。
在1月22日的会谈中，双方决定委托周恩来与米高扬、维辛斯基进行具体会谈。后来在会谈时，我方加入了王稼祥、李富春，苏方加入了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罗申。
在协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周总理强调：“友好同盟”的具体内容自然就包括互助合作在内了，而后者也应该是条约的具体内容。苏方按周总理说的基本思想和大体内容，写了一个草案给我方看。周总理看后说：“不对，我说的很多，内容没有全包括进去，要修改。”当即把王稼祥、陈怕达叫来商量，同时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说：“我们自己重槁一个吧。”于是，周总理花了整整两天多时间草拟了条约文本，我把它译成俄文交给苏方修改。苏方没有改动多少，表示满意。看来，这是出乎他们意料的，他们没有想到我方会提出内容这么充实的条约。所以说，条约文本实际上是我方起草的，条约的名称，也按周总理的建议，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改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合作条约》。
在条约和有关协定的谈判过程中，双方共同发表了一个公告，《公告》指出：1945年8月14日中苏签订的条约、协定均失去效力，“双方政府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独立地位，已因其1945年的公民投票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与其建立外交关系而获得了充分保证。”“苏联经济机关在东北自日本所有音手中获得之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实在苏军从东北撤退时，已搬走了大量的装备）。
《公告》之所以提到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地位问题，是因为1945年8月国民党政府和苏联政府互换了《关于外蒙古问题的照会》，同意外蒙古独立，刘少奇访苏时已表明，我们承认蒙古独立。
一次，毛主席、周恩来和斯大林会谈，在交谈了若干问题后，周总理提出：“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中国准备发表一项声明。”斯大林一听立即就紧张起来，愣了一下，说：“蒙古问题不是早已解决了，并不存在问题，有什么要声明的？再说，蒙古同志不在，我们谈蒙古问题干什么？我们有什么权力谈论人家的命运？”总理耐心地解释说：“我们政府必须有个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们宣布旧中国的一切国际协定、条约一概不予承认。蒙古独立是国民党经手办的。国内的民主人士提出来，既然国民党签订的一切国际协定、条约都不予承认，那蒙古独立的问题，你们承认不承认？我们必须表明态度。”
斯大林好似放下一块大石头，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说：“我们两国都可以发表声明，还是中国政府先发表，苏联政府支持中国的声明，蒙古政府也表个态。”
最后以两国公告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
会谈中还提出了如何对待苏联在中国（主要是东北和新疆）的侨民问题和苏方向中国移交在新疆的一批武器弹药的问题。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有效年限开始谈定是20年，不知后来怎么变成30年。翻译时，我曾间主席，他说：“原来是20年，不知什么时候改为30年。”看来，他并不看重年限。
在工作人员拟订条约和协定时，毛主席和周总理一同到克里姆林宫拜访斯大林。在这次会见中，斯大林提出，为了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建议毛主席把自己写的文章、文件等编辑出版。毛主席说他也有此意。毛主席还提出希望斯大林派一位理论上强的同志帮助完成这项工作。斯大林立即答应派尤金来华。后来尤金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卷的编辑工作。在编辑过程中，由我和费德林随时译成俄文，邮寄斯大林阅读。如：《实践论》和《矛盾论》是单独抽出提前编译的。斯大林阅后指示在苏联《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
签字仪式于2月14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
为举行中苏友好条约签字仪式；中国代表团被请到克里姆林宫。毛主席、周总理和斯大林、马林科夫、贝利亚、维辛斯基等聚集在斯大林办公室旁的一间客厅里。其余的人都在另一间客厅。
签字仪式开始了。中国方面出席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陈伯达、王稼祥、赛福鼎。苏联方面出席的有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米高扬、维辛斯基、赫鲁晓夫、贝利亚、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葛罗米柯、罗申等。代表双方签字的是周恩来和维辛斯基。
在签字仪式上，毛泽东、斯大林站在最中间。斯大林的身材比毛泽东略低，在记者给他们拍照时，斯大林总要往前移动一两步，这样，在照片和影片上，他就不会显得比毛泽东矮，或许还要高些。各种镜头对着我们，摄影灯在不断地调整，烤得大家汗流满面。斯大林也不得不常常调整一下姿势。
突然，斯大林对我说：“你们的翻译工作没有做好，耽误了贸易协定文本的印制。否则，今天在这里可以同时签署贸易协定，那多好哇！”毛主席问我斯大林说的什么，这时斯大林也要我翻译给毛主席听，我如实作了翻译。毛主席听后说。“缺点和错误总是中国人的！”斯大林非常敏感地回头问我：“他说什么？”我回答说：“是我们个人之间的私话。”这样，斯大林就不好再问了。
中苏贸易协定，是苏联对外贸易部在苏联外交部协助下，与中国贸易代表团合作准备的。当时苏方还未准备好。苏方有关人员深恐斯大林斥责，所以就称中方未准备好该协定的中文本，以此搪塞，逃避责任。这种事发生在庄严郑重的签字仪式上，实在使人啼笑皆非。毛主席以他特有的洞察力，一眼就看穿了这件事的本质，同时用一针见血的话消除了我的顾虑。
签字仪式结束后，斯大林举行招待宴会，中苏官员互相祝贺。斯大林同毛泽东坐在一起。毛泽东对斯大林说：“再过几个钟头，也就是今天傍晚，我们要举行答谢宴会，也是告别宴会。希望你，斯大林能莅临。我们希望你能出席一下，如果健康状况不允许，你可以随时提前退席，我们不会认为这有什么不合适。”斯大林回答说：“我历来没有到克里姆林官以外的地方出席过这样的宴会，而且已经成了惯例。对你们的邀请，我们在政治局会议已讨论了，决定破例接受你们的邀请，也就是允许我答应你们的邀请，出席你们举行的宴会。”毛主席再次说：“如果身体不支，你可以随时提前退席。”斯大林说：“不会的，既然来了，就要参加到底。”
苏联礼节性宴会的时间一般都很短。中午12时过后，我们就回到了自己的住处。王稼祥大使立即着手安排告别宴会。这次以王大使夫妇的名义举行的盛大鸡尾酒会，邀请了斯大林在内的五百位客人，其中有苏联党政军领导人、各人民民主国家驻苏大使、苏联知名人士及各国记者。我们租用了克里姆林宫附近的米特勒保尔大旅社的第一层。
酒会预定晚9时举行。会前，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夫妇、李富春亲自在门口迎接客人。客人们谁也不知道斯大林将出席酒会。9时许，斯大林率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到达门口。毛主席和斯大林握手后，便陪斯大林向餐厅的正席走去。不仅外宾，就是苏联的许多高级干部也都没有在这么近的距离看过斯大林。客人们全惊呆了，接着便是热烈的掌声和“斯大林万岁”的欢呼声，直到毛泽东和斯大林穿过大厅就座后才停息。
毛泽东和斯大林成了大家一致注目的中心。两位伟大的革命领袖及主要客人被安排在里间小厅里，这间主宾厅与外厅隔着一排玻璃墙壁。外厅的人们不顾礼节纷纷向里间拥挤，连各国驻苏使节也坐不住了，无论是玻璃隔墙，还是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都阻止不住他们。眼看隔板、玻璃门快要挤碎了，周恩来见势不妙，索性让服务人员拆除玻璃隔墙，将两厅合成一厅，让大家都能看到这非凡的历史性场面。
酒会继续进行。周总理致祝酒词，由费德林担任翻译。他手里拿着周总理的俄文讲话稿。周总理临场未拿讲稿，2000余字的祝酒词竟说得与原稿一字不差。他说，我们两国所签署的条约和协定，将使中苏两国关系更加紧密，将使新中国人民不会感到自己孤立，而且将有利于中国的生产建设和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有利于世界和平。中苏友谊要世世代代传下去。周总理的祝词深深激动着人心，全场热烈鼓掌。斯大林讲话很轻松。他说，中苏友好、兄弟情谊要保持下去，周恩来都说了，也代表了他的意思。社会主义阵营也应象周恩来讲的那样，可惜今天与会者缺少了一员——南斯拉夫未被邀请，原因是南斯拉夫自己把自己划到外面去了。斯大林表示惋惜。接着讲了团结就是力量。全体热烈鼓掌，经久不息。
席间毛主席曾举杯祝斯大林健康并祝中苏友好万岁！斯大林也数次举杯，祝毛主席、周恩来健康。宴会持续至午夜，尽欢而散。告别宴会后，我们准备启程回国。
周总理了解了给斯大林、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主要工作人员的礼物都已送到。给斯大林的是绸缎和屏风，其他大体都是绸缎、刺绣之类。周总理又亲自给所有的服务人员分发礼物。有的服务人员虽然一直未见过面，也一个不漏，每人一份。礼物放在一个长条桌上，每份礼物上都写了名字。
为毛主席和中国代表团服务的都是斯大林身边的和克里姆林宫的服务人同。例如：给毛主席端饭的就是平时给斯大林打扫卫生的30多岁的玛露霞。瓦丽雅不言不语，玛露霞爱说爱笑。一次周总理的警卫员何谦在值班（何谦长得英俊，毛主席叫他“拿破仑”），玛露霞就同他聊起来，尽管语言不通，各说各的，仍然谈笑风生。毛主席本来在睡觉，被他们吵醒了，起身循声而去，发现是他们，也加入了他们的谈笑。
2月17日离开莫斯科。临上汽车时，所有的服务人员都哭了。
除了个别人尚能到车前握手送别外，全都哭得出不了门，瓦丽雅哭得尤其厉害，我同一位送行的上校说起此情，他说那些服务人员觉得毛主席比斯大林更亲。管理食堂卫生的老太太说毛主席理解他们，关心他们，不浪费电。
毛主席自己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出出进进很有规矩。他们感动得不得了，所以有感情。
莫洛托夫到毛主席住处把毛主席送上汽车，又先于毛主席赶到火车站，在那里迎接毛主席并送上火车。车厢里挤满了中苏双方的保卫人员。莫洛托夫想同毛主席说几句话，我好不容易才挤过去。莫洛托夫对毛主席说的是：要保护身体，在路上，到国内，都要保重，并一语双关他说：“你们的道路是遥远的，行程是漫长的，只有健康的身体，才能继续自己的行程。我们祝贺你一路福星高照。这是斯大林再三让我告诉你的。另外，保卫工作要做好，千万不要大意，这是临别赠言。”说完握手告别下车。
和我们同行的还有胡志明。毛主席、周总理、胡志明各一节车厢，负责送行的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和工作人员一节车厢。
离开莫斯科后，2月29日第一站到乌拉尔山的斯维德洛夫斯克，已是午夜。毛主席等参观了机械制造厂的锻压车间，还参观了研究院和一所大学。研究院是专门研究乌拉尔山的矿石藏的，送了毛主席一件礼物——用乌拉尔山的珍稀矿石粘贴的艺术造型。
火车东行，经秋明，从车窗望出去看到遍地都是石油。21日到鄂木斯克，这是个大城市，也是个老城市。我们游览了市容并访问机械工具制造厂。
第三站是新西比尔斯克。参观了飞机工厂和另一个工厂。城中有一宏伟的剧院，历经了十数载的建造之功。这天晚场演出后，演员都没有卸装，等候着中国贵宾。直到午夜过后毛主席一行才来到，先参观了剧院，然后坐在剧场中央看演出，节目是一出舞剧和一出《伊戈尔王子》片断。
继续东行，又过了一天，到了克拉斯洛雅尔克。当地领导迎接毛主席一行到剧院。演出的节目是新编的与中国有关的歌剧，我觉得不错，向他们要了剧本。
第五站是伊尔库茨克，这是同蒙古交界又濒临贝加尔湖的大城市，中国历史上苏武牧羊就是在这里，历来与中国关系密切。我们参观了一个少年富和一个茶叶包装工厂，这个工厂规模很大，而茶叶全部来自中国。
继续东行到了乌兰鸟德。自治州的领导是蒙古族，请毛主席下车，毛主席没有下去，在车上同他们谈了一会儿。
到赤塔是白天，参观了幼儿园，小朋友表演了节目，还给毛主席献上红领巾。
从赤塔往南，2月26日到了我国边境城市满洲里。毛主席给斯大林发了致谢电，周总理给维辛斯基发了致谢电。苏联外交部副部长拉夫伦捷夫和保卫人员、工作人员一直陪送到这里，并将火车上的东西移到中国的火车上，其中有斯大林送给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两辆小汽车，不知是什么人的疏忽，水没有放掉，汽车水箱冻裂了。
在满洲里，毛主席和周总理要求当地尽最大努力把苏联工作人员招待好。苏联同志把东西卸装完毕，交待清楚之后即回国了。我的任务到此基本结束。
回国后的第一站是哈尔滨，停了一两天，第二站是长春，毛主席参观了伪满洲国的新京银行。第三站到了沈阳，住太湖旅馆。毛主席到专家招待所看望了苏联专家。
1950年3月4日晚回到北京，受到在国内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热烈欢迎。
（首刊于《人物》198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