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阅室内书刊，竟发现尚存的1947—1949年的杂记本，勾起了我对当年的许多回忆。
1946年10月间，延安劳动模范杨步浩前来拜访毛主席，兼送代耕粮，毛主席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毛主席问：“你们的战备工作是怎样做的？”杨步浩回答：“首先是坚壁清野，使敌人得不到粮食和衣物，甚至把各种用具都藏起来了。我们这些强劳力都组织起来，敌人来就进山打游击战——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总之，要把我们过去的游击战术和经验全都用上，使敌人得不到一日的安宁。”主席听了连连称赞。这件事证明了毛主席常说的“陕甘宁边区群众条件好”。开始掀开1947年的日历了。蒋介石决定依照自己的原订计划行动。由于1946年末在山东和河北取得了军事上的些许进展，蒋介石便得意忘形，不顾一切地发动全面内战，妄图一举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并把进攻延安作为一次决战，疯狂地提出了“打到延安去，活捉毛泽东”的口号，但由于准备工作迟缓，他直到1947年3月才正式行动。
我当时是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就在胡宗南的军队决定向延安逼进的一天晚上，我特地去见毛主席。到了王家坪，已是夜深人静，毛主席还在工作。我忧心忡忡地问主席：备战工作到底应该怎样做？一定要疏散吗？可否设法保住延安而不撤退？例如，我们集中一部分兵力，部署在大道两侧。待敌人进入边区，到达富县、甘泉一线时，予以迎头痛击，消灭他部分力量，让敌人知难而退，这样，延安不就保住了吗？…毛主席听到这时，转过身去——我感到他在笑，我想：“他还笑得出，真莫名其妙！”主席点燃了一支香烟，微笑着打开了话匣子：“你的想法不对，不应该拦挡他们进占延安。你知道吗？蒋介石的阿Q精神十足，占领了延安，他就以为自己胜利了。但实际上只要他一占领延安，他就输掉了一切。首先，全国人民以至全世界就都知道了是蒋介石背信弃义，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祸国殃民，不得人心。这是主要的一面，不过，蒋委员长也有自己的想法：只要一占领延安，他就可以向全国、全世界宣布：‘共匪巢穴’共产党总部已被捣毁，现在只留下股匪，而他一在是在剿匪，这样，也就可以挡住外来的干预。不过只是蒋委员长自己的想法，是他个人的打算，并非公论。但此人的特点就在这里，他只顾想他自己的，而别人在想什么，怎么想的，他一概不管。另外须知，延安既是一个世界名城，自然也是一个沉重的包袱，他既然要背这个包袱，那就让他背上吧。而且话还得说回来，你既然可以打到延安来，我也就可以打到南京去，来而不往非礼也嘛！”啊，原来是这样！后来我们在转战陕北时果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的”口号，毛主席接着说：“你懂得拳击法吗？收回拳头，是为了打出去更有力！”
毛主席的一席话，使我茅塞顿开，似乎明白了一切，思想顾虑一扫而光，精神百倍，于是脚下生风，急速转回枣园，加快了布置疏散和撤退的准备工作。为了以防万一，遵照中央决定，首先派人把两个洋人——米大夫和阿洛夫送到山西临县的三交镇，那里是我们的后方。
1947年3月18日下午，胡宗南的军队逼近延安城南郊，已能听到延安近郊的枪声。这天傍晚6时，毛主席从王家坪出发直抵永坪镇，暂且休息。第二天上午9时许，敌机来袭，主席的汽车（宋庆龄送给毛主席的救护车）遭到敌机扫射，挡板被击穿，但人员没有受到任何损伤。
21日傍晚，毛主席抵达高家坪，住在王家山——事先准备好的地方，中央书记处的同志都住在这里，只有周恩来同志到山西三交镇视察后方工作去了。毛主席在这里组织了3月25日的青化砭战役。在第一次激战中、彻底消灭了敌人先遣部队一个旅及其指挥部，整个战斗只用了两个多小时，不仅全部俘获敌军，而且战场打扫得干干净净。所以，进驻延安的敌人不仅与其先遣部队失去了联系，而且在数日之内找不到他们的下落，不知去向，对这次小小的但是十分漂亮的胜利，毛主席发出了嘉奖令。
就在3月25日这一天，敌人约一个旅的兵力直奔延川县城北的拐峁（这里距清涧县城仅60华里，而且是一道平川），似有奔袭清涧以截断我东去之路的意图。因此，中央决定转移，离开王家山，超越清涧向东去，过了九里山到枣林沟（石咀驿以东）暂住。
26日中央在这里开了会，决定组织前委、工委、后委。前委，即中央，由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三人组成，继续留陕北代表中央指导全国工作；工委，由刘少奇、朱德组成，驻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指导地方工作；后委则由叶剑英负责，驻山西临县三交镇附近。
3月31日，中央到达田家坪（田庄），在此稍事休息，即与工委分手，各奔东西。
4月5日，中央抵达青阳岔，这里接近三边（安边、定边、靖边）地区。周恩来也从山西三交镇返回陕北，与中央会合。
4月9日，毛主席在青阳岔向全党发了《中共中央关于暂时放弃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两个文件》。
4月12日到达王家湾，在这里驻留了近两个月。在此期间，组织了4月14日的羊马河战役，全歼敌135旅，俘虏旅长麦宗禹以下4700余人，以及31旅旅长李纪云等。5月4日，我军在蟠龙大捷，全歼敌整编167旅，俘敌旅长李昆岗以下共6700余入。两役及其它战斗共计俘敌15000多人。
6月7日，中央到达小河地区。敌人被牵到了王家湾。敌军长刘勘就住在毛主席住过的窑侗里，不过他们自己并不知道。敌人抓住了一个70来岁的老汉和一个10多岁的女娃娃，向他们逼问毛泽东曾经住在哪个窑洞里？到哪里去了？老汉和女娃娃都闭口无言。敌人把老汉吊在树上猛抽，女娃娃吓得又哭又叫，但他们始终没有吐露一句实情。
8日，毛主席一行由小河继续向田茨湾前进，遇大雨，向导迷失方向，一夜只走了几里路，直到9日黄昏才抵达田茨湾。这里只有7户人家，而敌人正在奔袭小河。大家劝毛主席再向前走，毛主席就是不走了。大家都为毛主席的安全捏一把汗。毛主席却成竹在胸，他对这次敌人奔袭小河一线是这样解释的：“这次敌人从延安、安塞出动，奔袭小河一线，是蒋介石亲自部署下的命令，而胡宗南、刘勘等仅仅是执行者，所以只要他们的部队到达小河一线，就算执行了命令，完成了任务，至于结果如何，有什么收获，那他们不管，只要能向蒋介石交差就行了。其次，敌人到达小河，也不得不立即后撤，原因是他们只准备了4天的口粮，如果再驻下去，几个师的人马吃什么？”事情的进展正是如此。毛主席的确摸透了蒋委员长的脾气和他部下的特点，敌人就象是在毛主席的调遣下行动。
在田茨湾住了一周，于6月16日又返回小河，在这里住了一个多月，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即晋绥、西北等战区负责人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等人参加的会议，毛主席还特意要贺龙把米大夫从三交镇带去，为中央同志检查身体。
8月1日，中央从小河出发，经绥德于13日到达阎家岔。15日敌占绥德。17日中央向白龙庙前进，当天中午到达蓖县。这时，敌人离中央驻地只有15里，毛主席下令向西北方向的葫芦河前进。
8月19日到达梁家贫。毛主席亲自到前线布置沙家店战役。这时我军主力已由榆林地区转回米脂前线。沙家店战役，是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8月20日的这次战斗中全歼敌36师师部和123旅全部、165旅大部，俘虏敌旅长以下6000余人。战役胜利结束后，中央到了朱官寨，在这里任了一个月，9月21日开始转移。
23日到了神泉堡。住定后，毛主席一度外出参观。到了谭家坪，参观了峪口造纸厂，又游了白云山庙会。尽管主席头戴草帽，完全是农民的装束，还是被群众认了出来。一时间“毛主席来了”象春风一样吹遍庙会，人群一窝蜂地拥过来，围住自己心目中的大救星。
毛主席和党中央在神泉堡先后住了36天。大约10月上旬，毛主席约我同阿洛大一道到神泉堡见他。这时毛主席的健康状况良好，心情舒畅，谈笑风生。他给斯大林写了一封较长的信，对中国解放战争的总形势和陕北战况作了总括的描述和初步的估价，说中国解放战争有了很大转折，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封信由我译成俄文后用电报发出。
毛主席还记着我在延安时向他提的问题。给斯大林发电报两夭之后，毛主席问我：“你把问题都弄清楚了吗？”接着他说：“沙家店战役后，敌人不仅缩回延安，我看他们连延安也守不了多久了。”随后他又说：“从今后，敌人可能再也无力进行大规模的进攻了。”我当时对全国的战况不甚了解，只知道一个沙家店大捷，所以一面听，一面犯疑，心想，一个沙家店战役能有这么大的作用？毛主席觉察到我内心的怀疑。可是他既不介绍情况，也不再分析解释，只是说“这只是我的一个看法，稍等等，形势就会明朗化的。”后来才知道，那时全国总的形势：刘邓大军南下进入大别山，直接威胁长江南岸；陈赓部队挺进豫西，威胁西安；陈毅部队开始在山东展开全面反攻，向苏北进展，而那里的敌人也只有招架之功了；西北战场我军已完全掌握了主动权。所以，事态的发展。正如毛主席所料，沙家店战役之后，延安的敌人再也没有北进过，苟延残喘到1948年4月22日便全部撤走了。
毛主席和中央同志于11月14日离开神泉堡经乌龙铺、申家坪，于22日到达米脂县杨家沟，在这里住了将近4个月。这里的居住、生活条件比较优越，是几家马姓大地主聚居的地方，但他们家族中也出了共产主义的战士，例如马玉漳同志，邻村的马明方同志等。
毛主席和中央决定在这里休息若干天，井召开几个重要会议。中央扩大会议是12月25日至28日举行的，毛主席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讨论通过后发到全党和全国各地区。毛主席还用四句话概括了这个文件的精神，即“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池解释说：“这就是十二月中央会议的基本精神。如果战士在前线没有时间学习文件的全文，那么记住这四句话也就行了。”
毛主席在这里共写了21篇指示、通报和政策指导性的文件等，开了军事会议，也着重研究了土地改革问题，并委托任弼时同志草拟关于土改问题的纲要。
1948年2、3月间，在宜川县境内与敌人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于3月1日至3日，全歼敌5个旅，共3万余人，击毙敌军长刘勘。这次战役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而且彻底动摇了西安，敌人从精神上瓦解了，完全到了惶惶不可终日的地步。这次战役的直接指挥者彭德怀对战果是满意的，但仍觉得美中不足，主要是没有捉住活的刘勘。他说：“在战场上只留下刘勘的一具死尸，这有多大的价值呢？！”但在西安的胡宗南等即大力震惊。对他们来说，不仅事出意外，而且也难以向蒋介石交代。在他们还未找到出路时，使他们更加难堪的局面出现了：刘勘的家属全体出动，哭哭啼啼向胡宗南要人，还上街游行，闹得西安全城不安。正在这时，我们通知刘勘的家属来认领遗体。由于我军完整保存了刘戡的尸体，才平息了西安的事态，这既是我党的人道主义政策，也是彭老总的宽宏大量。
1948年3月19日，毛主席命令我先行东渡黄河（从撤离延安之日起，原职务自行消失，成为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我本来很想继续留在西北工作，可是他令我立即渡河，到三交待命。我当然完全听从调遣。
3月21日，中央离开米脂县杨家沟到达长征店。23日经川口渡过黄河，再经碛口、塞门到达临县三交镇附近的双塔村，这里是中央后卫工作委员会所在地。
3月26日从双塔出发，经临县城到兴县蔡家崖。这里是贺龙同志领导的晋绥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在这时住了一周，毛主席作了《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和《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
4月4日离开蔡家崖前往岢岚县，未停，继续前进，到达神池。在这里休息一天，看到县城在日寇占领下遭受严重破坏和烧杀的遗迹给中国老百姓造成的不幸和苦难，历历在目，令人心情沉重。
次日，我的一家人被安排在毛主席的汽车上。沿途所经过的村庄，看不见几个强壮的男子，而赤身裸体的孩子到处乱跑，甚至十六七岁的姑娘也衣不裹体，有的只穿一件较长的棉背心，勉强遮羞。看到这一切，毛主席万分感慨他说：“我们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车子到了宁武，主席下车走上街头，察看了这座历史上的名城。然而，这座古城要塞只留下了断垣残壁，到处弹痕累累，城里人烟稀少，空空荡荡，满目是日寇侵略暴行的罪证。
出雁山关南下，不久就看见代县城廓。城内高大的钟楼，真有“声闻于天”的气势。中央在这里停留了一天多。毛主席同地委一些领导同志如候维煜、郝德青。赖若愚等进行了长谈，后来决定把这些同志都调到北京工作。
4月7日，经繁峙县到达五台山北麓的坝强村，遇大雪，暂停前进。毛主席在这里写了《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天气略有好转后，决定于4月11日由坝强村起程，强行通过五台山。但是上山后不久，天气骤变。鹅毛大雪压顶而来，道路已无法分辨，山沟、山坡和道路全都填平了，车子也直向山沟下滑动。于是，毛主席下车步行，直到山之南麓，才乘车下山。有的同志患了雪盲症，两眼红肿，什么也看不见。过了五台山主峰，到了台怀镇，往进中台下的寺院前院，这里十分宽敞，院内整洁、房屋很多，但许多屋子都是日本人改造过的。
4月12日，毛主席用一整天的时间例览了各处。到了中台山下的贮藏室，看见许多经卷和各种贡品，毛主席叮咛当地干部要好好保护这些文物，不可丢失。在一座大庙后面，毛主席看见中间的一尊菩萨胸前被挖了一个大洞，问导游员：“这是怎么回事？”回答说：“这是土改时翻身农民同寺庙清算，听人说神像胸腔里藏有黄金，就挖开找金子。”毛主席听后幽默地说：“原来是菩萨得了心脏病，群众来给他施行手术医疗的。你们再把它好好保护起来，原封不动，以便对日后来参观的群众作解释。说它害了什么病，为什么给他施行手术。”到了台怀附近的一座龙王庙前，只见庙内灯火辉煌，香烟燎绕，比起其它颇为的萧条的庙宇来，似乎甚是隆盛。主席问庙里的主持：“这座庙宇遭到过破坏么？”回答是，不仅没有破坏，而且农民曾派来专人护庙，秋毫无犯。主席说：“你们看，从这里应得到的结果论是多么明显！群众对山上的菩萨和山下的这位龙王态度是多么的不同。山上的那位菩萨同农民群众的利益距离太远了，而龙王管着天雨，对农民的关系太密切了。群众就是这样认为，这样对待问题的。”
4月13日，主席同中央同志一道到达河北省阜平县的城南庄（又称陈南庄）。这是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聂荣臻同志举行了欢迎仪式。周恩来、任弼时于11日先期到达，安排迎接民主人士。主席也在这里举行了几次座谈会，并参加了招待会和华北党政领导的会议。在此期间，获悉4月2日延安解放，我以为毛主席会发贺电，等在一旁准备执行任务可是没有。
5月18日傍晚时分，主席突然下令：他要同几个随行人员搬到花山去住。花山是抗战时期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住房、防空设施都有。我们随同毛主席搬到花山后的第三天清晨，十余架敌机袭击城南庄，从早到晚，轮番轰炸。我们在花山的山头上看得十分清楚。这次轰炸不仅来势很猛，而且目标很准，也很集中，后来查明，原来是隐藏在石家庄的一个敌探在做情报。这个敌探当然得到了应有的可耻下场。敌机袭扰持续到深夜，这天大家都没有得到休息，也未能按时吃饭。
在此之前若干天，中央机关的全体人员早已由周恩来、任弼时等带领离开了城南庄，住到平山县西柏中央工委所在地，唯独毛主席带极少的人员（米大夫、汪东兴、闫长林和我等）转到花山去住，原因只有少数人知道，原来他计划只带六七人出国访问，拟由花山出发，经内蒙到外蒙，再由苏联派飞机来接。住在花山，只是等待斯大林的回音，在闲谈中，毛主席向米大夫提了些怪问题如人体各部位有何用途等，米回答：“不清楚。”
过了不几天，斯大林的回电来到。大意是说：“我们欢迎你（毛主席）来访，但中国解放战争正处在紧要关头，战斗还很激烈，在这个时候，统帅不应离开自己的岗位太远。如果你有重大问题要同我们商量，我们可以派一位负责同志一中央政治局委员来听到你的意见，然后进行协商。你以为如何？”这样，毛主席决定暂不出国，并于5月27日离开花山到西柏坡。在花山期间，毛主席在5月24日和25日拟写了《新解放区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和《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两个文件。
在平山县西柏坡共住了10个月。这期间，毛主席接见了许多民主人士和各地来的干部，井应各国共产党情报局机关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之约，写了一篇纪念十月革命的文章。在7、8、9几个月里，踞守北平的傅作义拟派骑兵袭击石家庄，“收复失地”。虽然他并不确知我中央驻地，但我们不能不有所戒备。所以，中直各机关很忙了一阵子，准备随时疏散和搬迁，不过一切工作仍然照常进行。与此同时，我方代表同傅作义进行了多次谈判，力争以和平方式解放北平。但只是在我军打下天津，解放了保定、唐山，并将攻打天津的兵力和华北军区的部队，特别是炮兵部队集结到北平周围之时，傅作义才明白大势已去，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经多方努力，终于打消了傅将军的顾虑，接受了我方的条件，达成了协议。北平的和平解放，保护了这座古城及城里的珍贵文物，傅将军自然有一份功劳。后来，傅作义在交谈中说：蒋介石和阎锡山都曾拉他的后腿，对蒋介石的纠缠，他只要摆脱就是了，也容易摆脱；而对阎锡山则不是摆脱，而是想拉他一起倒戈，一道转到解放军方面来。但阎锡山的回答是：他这一生已经嫁过四五次人了，时到今日，不想再“改嫁”了。
大约1948年8、9月间，苏联给我们转来国民党政府给苏联外交部的一封信，其内容主要是苦苦哀求苏联说服中共停止内战，不要同室操戈，而应外御其侮，希望同中共和谈，不要在进攻了。信是用文言文写成而后译成俄文的，中然文绉绉，但仍然几乎可以听其痛哭、观其流涕。苏联只将原信转给我们，却未说一句话，我将信译成中文，周恩来一看信的写法便说：“这是王世杰的笔法。”毛主席则一言未发，转身做自己的事去了。中央对这封信未予理睬。
这里顺便提一下所谓“南北朝”的问题。“南北朝”的提出，是在1949年的4月间，我们进入北京一个多月以后，国民党政府的谈判代表在北京谈判时，提出所谓建立“南北朝”的问题。我们的回答是：首先必须交出首要战犯（指蒋介石等）。毛主席给正在渡江南进的解放军部队赠了一首诗，其中两句是：“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这就是我们的决心。南京政府得知中共的回答之后，则说“中共在谈判中的条件每次都在加码，逼人太甚！简直要我们跪下求饶，不干了！”这就是谈判的最后结局。
1949年1月下旬，我和汪东兴持任弼时同志的亲笔信，奉命到石家庄附近去找聂荣臻，说明中央要使用石家庄的飞机场，请他派部队打扫、清理，并派部队护守、警戒。
1949年1月31日，北平获得和平解放的同一天清晨，斯大林派遣的特使米高扬飞到了石家庄。
米高扬从大连苏军机场起飞，直抵石家庄。我和汪东兴到机场迎接，并把他带到西柏坡。
在路途中，米高扬几次要求停车，他要到群众家里去参观。我们出于安全的考虑，叫他不必去了。可是他回答说：“反正人家都会知道的，消息很快就会传遍全世界，人家会说：‘苏联鬼子到中国进行破坏活动了’，反正保不了密，豁出去了……”。原来他始终想的是保密问题而不是安全问题。他认为他到石家庄的第二天，美联社就会把消息向全世界播送出去，而这就会给他们的外交和国际关系增添不少麻烦，他们也作了应付最坏情况的准备。但直到1954—1955年间，米高扬还多次唠叨：“事情如此出乎我们的意料——我的中国之行，意然无人知晓！外国始终没有报道过，真奇怪！”“你们的群众工作，保密工作真是做到了家。”
抵达西柏坡，首先会见毛主席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米高扬转达了斯大林和苏共全体政治局委员的问候，祝愿我们尽快取得胜利，彻底解放全中国，还呈上斯大林赠送毛主席的礼品一块毛料。
米高扬在西柏坡呆了一个星期。主要是毛主席谈国内形势，我们党的情况，我们的战略和策略、各项方针政策以及对组织新政府的考虑等等。
特别是政权的性质与形式，主席向他作了详尽的介绍。中心意思是说我们即将建立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实际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当毛主席讲到群众团体特别是青年问题时，着重介绍了我们的青年政策，说我们要建立三个青年组织，青年团、民联、学联。米高扬不理解为什么分三种组织，就说：“这不是太分散了吗？这样做对你们有什么好处？会不会闹矛盾？”
主席一听，很不高兴，有点发火：“你知不知道中国有多少青年？我们有工人青年、农民青年、学生青年、社会青年等等。中国青年的人数比欧洲某些国家的总人口还要多的多，你怎么能把他们都统在一个团里呢？”
米高扬本来就声称他只带了耳朵来，这一来，他就更不插话了，只是听。米高扬之所以受斯大林的信任，就是因为他对斯大林唯命是从，能忍受斯大林的辱骂。他差不多是斯大林的出气筒，斯大林生了气就骂他，象骂小孩子一样，米高扬总是一言不发，毕恭毕敬。这种场面，我多次见过。
毛主席知道米高扬会原原本本向斯大林报告的，包括毛主席对他发脾气这件事。事实也是他每天都电告了斯大林。
毛主席这次的谈话是有远见的，主要是让苏联了解我们的政权性质，打消他们的疑虑。正是做了这些准备，所以在我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两小时后，苏联就承认了新中国。
陪米高扬来的，还有汉学家叶夫根尼，柯瓦廖夫和在东北工作的专家组组长伊万·柯瓦廖夫。前者本来担任米高扬的翻译，可是他竟一句也译不出来。米高扬气得说：“我真想捶你一顿。”我替他解围说：“毛主席是湖南口音，他可能听不懂。”这样，双方只好我一人翻译了。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除了毛主席同米高扬会谈时在坐以外，还分别同米高扬谈过。
米高扬在同任弼时谈话时，讲了他自己的印象。他说：毛泽东具有绝对的领导权威，是中国共产党的好领袖；刘少奇是毛泽东的好助手；周恩来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很好的总理：朱德是个好人，老将军。
他在和我闲谈时，则说任粥时是政治上成熟的人，有经验的人，是党的好当家。
任弼时向米高扬提出要求苏联支援我们出版报纸的纸张和药品等等，他都一一答应并向斯大林汇报了。这在以后同斯大林的会谈中得到了印证。
2月7日凌晨，米高扬由朱德、任弼时陪同抵石家庄，顺便乘车浏览了市容，就登机回国了。
接着，中央就抓紧时间筹备召开六届二中全会。在二中全会上，毛主席作了报告，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都做了重要讲话。我担任会议记录。二中全会之后，便立即开始了新的行动准备——离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
1949年3月25日，毛主席和中央机关从西柏坡驻地出发经保定进入北平，住在香山。在这里，毛主席接见过许多客人，接见并招待了第四野战军进关的部分领导干部。
过了不多向天，在东北工作的专家组长柯瓦廖夫来到北平。又过了几天，他把苏联留住北平的领事齐赫文带到香山拜会毛主席。他们唯一的目的，只不过为了回国后可以夸耀他会见过毛泽东。
那天傍晚，毛主席在双清别墅接见了他们。齐赫文除了祝贺我们的胜利外，请求主席给他们介绍一下中国各战场的情况，包括战略部署、进军计划、结局的估计等等；还想知道我们党的各项基本政策和方针；以及对敌人的分析和评价等。
毛主席话不多，概括地介绍了一下，只强调说：胜利是属于我们的。你们很快就可以看见淮海战役的胜利结束；下一步是渡江南下。只要没有意外的复杂形势出现，胜利是有把握的。不过，至今还看不出会发生意外的迹象。例如：我们不允许美军在秦皇岛登陆，也不允许他们的舰队靠岸，他们就遛走了；在天津郊区，美军出城试探了一下，与我们发生了一点武装冲突，打了他几下，就缩回城里去了；在青岛市郊外，美军也出来几个，一受冲击，也龟缩到城里去了，而且很快把他们的军舰撤离了青岛。其它港口未发现美舰。我们是比较有把握地进行着斗争。这两个人究竟懂得了什么？天晓得。
柯瓦廖夫到北平后先住在苏联大使馆内，后来我们住到香山，就给他也安排在香山一个山沟里。
毛主席多次同他谈话，为的是开导他的思想，让他了解中国的事态，并让他向斯大林汇报，但此人始终是一窍不通。正象1950年1月间斯大林有一次说的：“柯瓦廖夫是一个铁路上的工程技术人员，不懂政治，在政治上完全是一个门外汉，他还总想往政治里钻。他如果钻到政治里，就会象老鼠钻进了风箱一样。”
暂任香山期间，只有周恩来每日进城办公，与各方联系，指导、处理问题；刘少奇去了天津参观访问，拜亲会友；朱德总司令参观、访问、谈话；任弼时病魔缠身，出不了门。
毛主席每天要接见各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和各方面的人士，还要指导政治协商会议预备会的筹备工作，于是离开香山进城办公，就住在中南海丰泽园一个小院的平房里。
政协筹备会安排就绪后，同志们出于安全的考虑，建议毛主席还回香山去住。毛主席说他不回香山了，而且就往在丰泽园，再不搬迁了。这就是毛主席长期办公、住宿、开会和接见来宾的地方。
（原文首载《人物》1989年第5期收入本书时略有增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