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的问题在地里，我坐在小车里，农民不会来找我说话办事。
邓平寿（1956-2007），男，汉族，重庆市梁平县人，中共党员。生前系重庆市梁平县虎城镇党委书记。
万人空巷，这是虎城群众致公仆的最高敬意；泪雨齐飞，这是赤区山河对英灵的最深切悼念。
在这片红岩烈士曾洒过热血的青山绿水中，在这片孕育继承并发扬着红岩精神的红色土地上，又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名字从这里传出，传遍巴蜀大地，传向神州山河。
“改革开放二十几年了，老百姓还在肩挑背扛，我们对不起他们啊！我要让虎城百姓都过上巴巴实实的好日子。”
几十米石板路、几个铺面支撑起的“城”里，往那儿一站，从头顶凉到脚心——那是上个世纪70年代的虎城。1998年，刚接手这个“穷家”的当家人邓平寿心中憋着一股劲：要让虎城百姓都过上巴巴实实的好日子。
有一年，为了修通一条能够让好几个村群众受益的公路，他发动群众集资，绝大部分群众都自愿出钱。但后来有个别人写信向市里有关部门反映了情况。由于涉及农民负担问题，市里批转给县里进行调查处理，要求退还农民的集资。那一天，许多村民都哭了：他们过怕了“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的日子，不愿退钱。在穷了几辈的乡亲们看来，没有什么比能过上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日子的希望更能打动他们了。为了修路邓平寿挨家挨户苦口婆心地做工作，并从捉襟见肘的工资中挤出钱带头捐款；没日没夜地泡在修路的工地上，挖路基、抬石头、搬材料，样样抢着干。睡眠少，劳动强度大，他几次因劳累过度晕倒在工地上，心急如焚的村民把他送到医院抢救，可村民前脚返回工地，苏醒过来的他后脚就赶到了。凭着这一股拼劲，邓平寿带动全镇的干部群众，短短几年间，虎城基本实现了县道连村道，村道连组道，村组公路进农户的交通网。而邓平寿的经济发展思路，早已在这逐步编织的交通网上结出了硕果。
出任镇党委书记之初，邓平寿就响亮地提出“耍好一条龙，壮大一根虫”的发展思路。“一条龙”即百里柚子带，“一根虫”是指蚕桑。这两样，是虎城的传统产业，但一直发展力度不大。邓平寿靠着“打牛脑壳”的拼劲带领群众大胆地把这致富的希望一一拨亮、点燃。几年下来，虎城农民年人均收入从1998年仅仅800元的水平提高到了2000多元。
“农民的问题在地里，我坐在小车里，农民不会来找我说话办事。”
邓平寿在梁平县的干部中是个响当当的人物，自担任虎城镇党委书记以来，虎城的变化有目共睹：交通、蚕桑等多项工作常年保持全县第一。除了开会，邓平寿长期泡在村里，每天走十几里路，不论风吹日晒。是每逢赶场日，只要邓平寿办公室的门开着，赶场的村民就会一溜一串地欢欢喜喜往里钻。邓平寿办公室那套可以挤下10来个人的棕色人造革沙发，坐垫早已磨得发白了。邓平寿在下村的途中，村民喜笑颜开地端杯水出来，他递一支烟过去，那样融洽的干群关系，绝不是在办公室里坐得出来的。邓平寿硬是用脚踏平了办公室与田间地头之间的那道坎。不坐车，不戴草帽，穿一双胶鞋，肩上背个洗得发白的军用挎包，与乡间任何一位迎面而来的老农无异。70平方公里的地界上，哪棵桑树树干没刷白，哪条路垮了块石头，他都清楚。“田坎书记”的别号，由此而来。
2007年1月15日清晨7点零5分，大兴村村委会主任袁永富的手机响了。他一看是邓书记的电话一点都不奇怪，一早一晚给村干部打电话交流工作是邓平寿多年来的习惯，奇怪的是邓书记的声音气若游丝：“你们村的桑树栽得怎样了？要栽好……”
听惯了邓平寿粗声大气说话的袁永富没回答，只连声问：“邓书记，你怎么了？”“你莫管。”三个字后，电话里只剩下“嘟嘟”声。呆立半晌，袁永富迅速拨通了他在虎城中心卫生院工作的三姐的电话，消息如平地惊雷：邓书记病了，昨晚送到了重庆大医院，医生诊断为急性胰腺炎。袁永富心里明白，邓平寿在病床上还给他打电话，还在牵挂着大兴村争创“桑蚕万担村”的事儿。
此后，袁永富固执地一天数次再拨那熟得不能再熟的号码，已无人接听。此时的邓平寿已陷入深度昏迷，之后再也没有醒过来。
波漩自此悲声起，虎城连日泪不干。邓平寿的离去让虎城万人恸哭、挽幛如云，从此思念和回忆再也没有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