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张茂渊，她太真实，这种真实与勇敢相伴，使她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不用那些矫饰，来抵挡素朴到灰色的真相。张茂渊的一生，有如一杯清咖啡，黑得纯粹，苦得彻底，永远永远，不在里面勾兑进去哪怕一丁点儿庸俗妥协的牛奶和糖。
2013年最热的电视剧是《咱们结婚吧》，据说有一半中国人看了这个电视剧，但是我对它很有一些意见。从一开头起，它就在说，做剩女，是件特别没意思的事，家人担忧，外人歧视，连工作都丢了，赶紧的，找个好人就嫁了吧。已经21世纪了，这种思想还这么有市场，我都觉得挺抱愧张爱玲她姑姑的。
对，是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她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前，就坦然地做她的剩女了。
是不是每个家族都会有一些特别的传统？以张爱玲家族为例，打张佩纶这边下来，是坚硬，打李菊耦这边下来，则是剩女。李菊耦二十三岁才订婚，在遥远的19世纪末，这是一个有着失嫁风险的年龄。张爱玲本人二十三岁与胡兰成结婚，听上去不算晚，但是她的同学张如瑾，初中还没有毕业，就匆匆嫁了人。不过，在这个传统里，最彪悍的还是中间那一环—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一直到七十八岁才把自己嫁掉，可谓把剩女做到了极致。
传说张茂渊很年轻的时候，去英国留学，邂逅一位名叫李开弟的青年才俊，她用湿漉漉的文笔（一半热泪一半口水），描述那初见的辰光，该男生怎样对她大献殷勤，风起的时候为她披衣，寂寞的时候为她诵诗，但我总怀疑这些桥段是跟琼瑶老奶奶借来的，在此略过不赘。总之她很自然地爱上了他，可惜没有“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的幸运，李开弟早有婚约在身。
也有人说李开弟另有一个原因，作为激进的青年学生，他不能接受张茂渊这个“大卖国贼”李鸿章的后代。持这种说法的人，估计没看过什么书，翻翻梁启超那本《李鸿章传》，就知道当时的有识之士，对李中堂评价颇高。
不管什么原因吧，他们为张茂渊编织的故事都不出“守望终身”这美丽的俗套，但是，从张爱玲以及张子静文章的字里行间读出来的“姑姑”，似乎并没有那么简单，她的剩女生涯，也许与这个男人有关，但，我想，那不见得就是全部。《小团圆》，在这部自传体的小说里，更证实了姑姑经历了两场非主流的爱情：爱慕嫂子的情人，与表侄恋爱。大家族中，难免有这样在外人看来荒唐的故事，本文无意于考证真伪，只想说，即使是这样，她还是有机会带着无望的爱情与其他男子结婚的，许多女子不都是这样的选择？为何，张茂渊一意孤行地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剩女，令家族中人想起来都不寒而栗？
1928年，张茂渊从国外归来，这一年她二十六七岁，名门出身也许反倒是一种连累。《围城》里方老爷子的看法是，女中学生应嫁男大学生，女大学生应嫁男留学生，至于女留学生该嫁给谁，方老爷子没有提出个适宜的方案，大概他觉得这类人属于天生嫁不掉的一类，不说也罢。
用现在的话说，张茂渊是一个“三高”人士。高学历：不知道她在欧洲拿了个什么学历，反正是一个留过洋镀过金的海归，盖得过普通女学生。高收入：遗产也应该算一种收入吧，打了折仍然不菲；再说她还是职业女性，一度在电台读社论，工作半小时，就能拿几万元的月薪；高门槛：这里还得引用方老爷子的话，他说，嫁女须胜吾家，娶媳须不胜吾家，更加通俗的话叫，抬头嫁女儿，低头接媳妇，对张茂渊这样的名门之后，免不了要给予敬而远之的待遇。
虽如此说，只要愿意俯就，这世上就没有嫁不掉的女子，张茂渊的问题在于第四高：心气高。张爱玲说，她找起事来，挑剔得非常厉害，因为：“如果是个男人，必须养家活口的……怎么苦也得干……象（像）我这样没有家累的，做着个不称心的事，愁眉苦脸赚了钱来，愁眉苦脸活下去，却是为什么呢？”她所否定的这种生活状态，是包括本人在内的大多数人的写照，没来由地做着不快乐的事，除了随波逐流的天性，还有就是不把自己的感觉看得那么重要，就像在公交车上，木着脸隐忍地看窗外风景转换，不大去想为何踏上这段旅程。
张茂渊则敏锐地追问自己的感觉：“却是为什么呢？”同理，当喜欢的人不出现，出现的人不喜欢，她一定会选择“一直孤单”，哪怕“就这样孤单一辈子”。按照上面的格式去想：或是为父母所逼，或为经济所迫，或是像张爱玲笔下的那些女子，生活在大家庭里，无法忍耐手足间的挤压与倾轧，就算没有爱情，看不上对方，也是会劝自己俯就的。而张茂渊，父母早亡，因为遗产的问题，跟两个哥哥都闹僵了，经济上前面说了，虽不算富有，一个人也还过得去，那么，愁眉苦脸地嫁一个人，愁眉苦脸地活下去，却是为什么呢？
她不把惯性考虑在内，不把闲言碎语、他人的眼光考虑在内。
她是个太真实的人，没有一点儿自欺。比如她老爸张佩纶，仕途上是混得差了点儿，但是和李菊耦人所共知的爱情传奇，却为他失败的下半生增光添彩，他自己也挺喜欢说这个事，动辄在日记里晒晒幸福。少女张爱玲未能免俗，对这段“我爷爷我奶奶”的故事很来劲，缠着张茂渊说家史，张茂渊却很煞风景地来了句：“我想奶奶是不愿意的。”传奇陡然落到尘世，跌得七零八落，张爱玲简直不愿意听。
海德格尔说了，人，诗意地栖居。人们有着将人生诗化的需求，假如自己实在没料，那就去拔高父母好了，所以我们经常看到那样一些表扬稿，把父母塑造成勤劳善良勇敢坚定的楷模，高级一点儿的，就往佳话上靠，将父母打造成神仙眷属，与芸芸众生迥然不同。只有张茂渊，她说，我想奶奶是不愿意的。一句话，将那个勇敢追求传奇恋情的奶奶，还原成无数心不甘情不愿地执行父母之命的旧式女子中的一个，她那爱晒幸福的老爸，则更显尴尬。
这就是张茂渊，她太真实，这种真实与勇敢相伴，使她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不用那些矫饰，来抵挡素朴到灰色的真相。这份特质，一部分来自张佩纶的遗传，另一部分，则与她走过的路程有关。
《对照记》里有一张张茂渊和她两个哥哥的照片，异母兄张志潜最大，站在中间，张志沂和张茂渊分立左右，张爱玲都说这张照片像爷儿仨。
李菊耦去世后，遗产由张志潜代管，直到张志沂娶妻生子后才交割清楚。据说分得颇不公平，张志沂和张茂渊联手跟那位哥哥打起了析产官司，关键时刻，张志沂丢下妹妹倒戈，张爱玲说是她继母趋炎附势从中拉拢。张茂渊吃了个大大的闷亏，从此便不大与哥哥往来，声称不喜欢“张家的人”，只对张爱玲好一点儿，因为是她自己贴上来的。
张茂渊跟她家族的关系，让我想起《红楼梦》里的惜春，都是被生活的污秽所伤，而心灰意冷，张茂渊受到的伤害，可能比惜春还要大。惜春自小在贾母这边长大，与她那荒唐的哥哥往来不多，感情上没有太多牵扯，张茂渊是在哥哥的照管下长大的，很可能存有许多温情的记忆，就像那张“父子仨”的照片上呈现的那样，当亲情陡然转身，露出狰狞的面目，那种坍塌带来的幻灭感，比惜春以及张爱玲所经受的更甚。
如果是曹七巧式的女人，可能会暗中恨得咬牙切齿，却仍不妨照常走动，无他，惯性使然，交际欲望使然，为了避免将自己边缘化，她宁可在污垢中跌爬滚打。但张茂渊不然，精神洁癖让她不惜“对自己狠一点”，与虚伪的情意一刀两断，要“刻骨的真实”和“刀截般的分明”。
但水至清则无鱼，真实到极处，可能就会缺乏人情味—人情味常常是由半真半假的寒暄成就的。我们并不一定需要别人实打实地付出，我们只是需要对方呼应照顾我们的情绪，那些嘘寒问暖，那些唏嘘感触，即便口不对心，我们还是愿意被它打动，起码会觉得对方比较亲切。活在这个世界上，谁都有脆弱怕冷的一面，若真实的关心不可得，我们愿意退而求其次，以那些即使缺乏诚意的语言取暖。
另一方面，每个人也都有表现善心的需要，有时候显得冷酷，是因为成本太高，若是可以低成本高回报，比如说，只要费上些唾沫星，就可以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好人、善心人，大多数人还是会趋之若鹜的。别的不说，就看网络上，有多少人在貌似激愤实则兴奋地表现正义，就知道，有多少人会迷恋这种一本万利的道德消费，以自己为观众主体的道德演出。
但张茂渊明显不属于上面说的这些人，后面会说到，她对张子静的冷淡，她知道那是一个可怜的孩子，对他“吧达吧达”眨动的潮湿的眼睛，有着深刻的印象，在这种情况下，她只要随口关心他几句，或者陪着掉几滴眼泪，就能完成一次圆满的道德消费，但张茂渊就是没这个心思，赶到饭点，也会翻脸撵他走。张爱玲一走，她就没商量地对他关上了自己家的大门。之后的数十年，他们彼此不通音问，张子静倒是想过问候她，却没有这个勇气。
张茂渊固然显得不近人情，不过也情有可原，对张子静，她也没这个责任，又不是她把他生出来的，凭什么要强迫自己喜欢他？但对于还比较喜欢的张爱玲，她似乎也不怎么流露感情。
张爱玲说起这位姑姑，亲热里又有一点儿距离感，她认同姑姑的真实，认同中，又带点儿似笑非笑的不习惯。当年她从父亲那里逃出来，投奔母亲，母亲和姑姑住在一起，张爱玲跟这两位同住，心里是非常紧张的。
母亲总在挑剔她，姑姑心情也不好，“可是有一天忽然高兴，因为我想吃包子，用现成的芝麻酱作馅，捏了四只小小的包子，蒸了出来。包子上面绉着，看了它，使我的心也绉了起来，一把抓似的，喉咙里一阵阵哽咽着，东西吃了下去也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好像我还是笑着说‘好吃’的。这件事我不忍想起，又愿意想起。”
张爱玲的那种感觉，叫作委屈，她以前跟母亲姑姑走得很近，现在投奔她们，尽管不是慷慨激昂着来的，多少也有点儿悲情的色彩，她们应该想方设法安慰她受伤的心才对。可是，母亲总在怀疑自己为这女儿所做的牺牲有没有意义，姑姑亦没有想象中的温情表现，现在，吃着她一时心情好捏出来的芝麻酱包子，怎能没有因为委屈衍生出来的酸楚。张爱玲的“不忍想”，为这姑姑算是自己最亲的人了，仍然有隔膜芥蒂；又“愿意想起”，则是，面对了它，才算逼近人生的最真实处。
当然，更真实的是姑姑，她从不表达内心没有感觉到的东西。
张爱玲着急到阳台上收衣服，膝盖磕到玻璃门上，流下血来，直溅到脚面上，涂上红药水，更是渲染得可怖，她给姑姑看，姑姑弯下腰，匆匆一瞥，知道不致命，就关切地问起玻璃，张爱玲赶紧去配了一块。
张爱玲说，姑姑的家对于我一直是一个精致完全的体系，无论如何不能让它稍有破损，所以她打碎了桌面上的一块玻璃后，急急地把木匠找来，花了六百大元重新配了一块。
“精致完全的体系”，点明了和姑姑之间的距离感，只有对外人，才会那样深刻地感受到对方的完整性，时时处处留心自律，不要冒犯了那样一种完整，对此，张爱玲也不是不惆怅的，她又说，现在的家（姑姑家）于它本身是细密完全的，而我只是在里面撞来撞去地打碎东西，而真的家应当是合身的，随着我生长的，我想起我从前的家了。
这从前的家，就是父亲的家，她已经将它抛弃了，知道它有这样那样的不好，但起码，它让她不那么紧张。
张茂渊经常抱怨张爱玲：“和你住在一起，使人变得非常唠叨（因为需要嘀嘀咕咕）而且自大（因为对方太低能）。”低能倒也罢了，这是天才的特征，张爱玲似乎也乐于以此自诩，唠叨和嘀咕，不但使人显得琐碎，还因需要倾听者，显得太主动，太需要别人。这对于张爱玲是一种禁忌，她说，若是别人说我听，我会很愉快，若是我说别人听，过后想想就会觉得很不安。她后来爱上胡兰成，和这种禁忌不无关系—她终于遇上了有耐心听她讲话的人。
但张茂渊不在乎，她不把这种“受不了”看得多重，多么值得同情。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彪悍的狠角色，从来都不怕与真相劈面相逢，她自己习惯直面现实，就不大想得起来去照顾别人的情绪。
坚持真实，不但需要勇气，同时还需要能力，有能力判断，哪些是真情实感，哪些是不由自主地将自己套进了情感或情绪的公式，否则，很容易将模仿来的身段，当成自己的独特风姿，独自玩赏不已。
张茂渊擅长自嘲，自嘲是自恋的天敌。有一回，她生了病，很久都没有痊愈，换一个叽叽歪歪的人，黯然神伤在所难免，更高级的是把自己当成一个病西施式的薄命红颜，张茂渊却带一点儿嘲笑，说道：“又是这样的恹恹的天气，又这样的虚弱，一个人整个地象（像）一首词了。”就那点儿抒情的气氛，被她这一点儿自嘲破坏光光，让人想起某些矫情的形象，跟着心领神会地笑起来。
她说她不喜欢文人，不知道是否跟文人身段太足有关，动不动就声称自己是多愁多病的身，“哎呀呀我要死了”的忸怩口吻，这些装饰性的东西她全部不喜欢，她手里的珠宝，大多都被她卖掉，就剩一块披霞，因为不够好，实在卖不上价钱。
她经常把这块披霞拿出来，这里比比，那里比比，总想派个用场，可是：襟上挂着做个装饰品吧，衬着什么底子都不好看；放在同样的颜色上，倒是不错，可是看不见，等于没有了；放在白的上，那比较出色了，可是白的也显得脏相了；还是放在黑缎子上顶相宜—可是为那黑色衣服本身想，不放，又还要好些……
她于是感叹：看着这块披霞，使人觉得生命没有意义。是啊，这正是人生的真实写照：说起来是很珍贵的，但放在哪里都不合适，没有反而更好。她的悟性使得她能够直击要害，去掉无谓的装饰，将人生看得不那么隆重。
佛教里强调不执着：有言说而不执着言说，有名相而不执着、不分别名相，有心缘也不执着、不分别心缘，方是无碍智慧。张茂渊为人处事，貌似就有这么一种“不执着”，这么一种无碍智慧。
她的燃点有点儿高：
我心中的张茂渊，她心中可能有那么点儿爱情，比如对于李开弟的记忆，但不足以成为她全部的精神支柱，她应该有着更彪悍的表情，比如，套用网上某位很可爱的MM的口气来一句：做剩女，挺有意思的。
张茂渊的剩女生涯，确实挺有意思，偷个懒，让我大大地引用一段张爱玲的原文吧：
我姑姑说话有一种清平的机智见识，我告诉她有点像周作人他们的。她照例说她不懂得这些，也不感到兴趣—因为她不喜欢文人，所以处处需要撇清。可是有一次她也这样说了：“我简直一天到晚的发出冲淡之气来！”
有一天夜里非常的寒冷。急急地要往床里钻的时候，她说：“视睡如归。”写下来可以成为一首小诗：“冬之夜，视睡如归。”洗头发，那一次不知怎么的头发很脏很脏了，水墨黑。她说：“好像头发掉色似的。”……
智慧不见得都能换成钱，不过它本身就可以娱乐自己了。至于张茂渊七十八岁那年嫁给李开弟，这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她本来就挺喜欢他的嘛，现在天时地利人和纠集在一块儿，嫁给他有什么不好呢？普通人也许会觉得那么大岁数结什么婚，但张茂渊就是张茂渊，她只听从内心的指示。
和张茂渊这样的人打交道，你要预备着承受真实之伤。张爱玲自始至终跟人打交道都很有距离感，很紧张，她爱过的男人，胡兰成和赖雅，在很多方面都可以做对方的反义词，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能让张爱玲放松。不得不说，张爱玲这一感情取向，某种程度上是拜张茂渊所赐。但张茂渊温度虽然不高，却没有华丽的外包装，显得货真价实，而且能探到底，不像面对那些巧言令色之徒，你不知道能在哪里着陆。
作为一个作家，张爱玲从她那里得到了更多。如果说，她读香港大学时，官样文字被历史教授佛朗士先生耍着花腔一读，就露出了滑稽的底色，那么张茂渊的冷淡和真实，只言片语里的那种穿透力，则如一张网眼细密的筛子，筛去尘世间的拿腔作势，安然地放置自己的内心。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张爱玲能板着脸对迟到者说“张爱玲小姐不在”，能飘飘欲仙地穿着稀奇古怪的衣服，还自以为在保存劫后的艺术品，未必与这位姑姑无关。她教会了张爱玲按照内心的指示行动—“别的就管他娘”（张爱玲晚年有这样“粗嘎”的声音）。
甚至，我猜想，这么一个举重若轻的姑姑的存在，还有助于张爱玲打破内心的束缚，极尽真实地表达自我。常人都有窥破真相的能力，却为惯性及心理情感公式所阻，不敢朝前迈那么一小步，张爱玲却像拨开泉眼上的杂草那样拨开预设的遮蔽，掬起真相之水，她笔下的人物，人人眼中所见，人人笔下皆无。
张茂渊还点出了乱世情怀，点出了茫茫人世间枯荣自守的残酷与美丽，张爱玲笔下亦常有这样一种气氛，不可谓没有受她影响。虽然我不喜欢胡兰成文字中的气味，但他写张爱玲的那篇《民国女子》可谓解人，张爱玲在致友人的信里说：“不知从哪里来的quote（引用）我姑姑的话，幸而她看不到，不然要气死了。后来来过许多信，我要是回信势必‘出恶声’。”胡兰成的“quote”并没有注明，不知道哪些话是张茂渊说的，但漂亮句子多多，张茂渊的机智风雅也就此可见一斑。
1938年张爱玲从父亲那里逃出来，1952年离开上海去了香港，这期间都是和姑姑生活在一起。离开上海的时候，她们就约定，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从此不通音信。
二十多年后，她们才开始恢复联系。1985年，张爱玲屡屡搬家，和姑姑再次失去联系，1987年1月，张茂渊从柯灵那里得到宋淇的地址，给他写了一封信。里面有这样的字句：可否请先生把爱玲最近的通信址见示？并转告她急速来函，以慰老怀，我已经85岁，张姓方面的亲人唯爱玲一人而已。
看到过这封手书的信，正如张爱玲所言，是淑女化的字体，却不再是那种平淡的语气，“无聊的情趣，总像是春夏的晴天”。也许，衰老会让人变得柔软一点儿，透过这封信看到的张茂渊，终于让我们熟悉一点儿了。
张茂渊的一生，有如一杯清咖啡，黑得纯粹，苦得彻底，永远永远，不在里面勾兑进去哪怕一丁点儿庸俗妥协的牛奶和糖。虽然许多人标榜自己偏爱这独特的口味—就像朋友是用来出卖的一样，口味是用来标榜的—但我无法不怀疑这写进字里行间的爱好，不过是模仿来的一种范儿。而且喝一次清咖啡不难，难的是喝一辈子清咖啡，喝一辈子清咖啡也不难，难的是将清咖人生进行到底。
张茂渊是做到了，她的亲情可能不那么温暖，她的爱情可能不那么浪漫，但我是如此喜欢她的俯首扬眉之间的那种彪悍，“爱怎么着就怎么着”，这句经常被人挂在嘴上的口头禅，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放在米兰·昆德拉的辞典里，她的这种风范叫作“不媚俗”，萨宾娜对托马斯说：“我很喜欢你，因为你是媚俗的对立面。在媚俗之王国，你会是个恶魔。”张茂渊和这两位同调，但是她未尝刻意，她随心所欲，自管前行，总结的事，交给后人。
吊诡的是，偏偏是这样不俗的人生，可以做最为通俗的解释。假如张茂渊九泉有知，她竟被人用那样一种哼哼唧唧的语言，刻画成了一个死去活来的琼瑶女主角，不知道是何感觉，真得借用张爱玲那句话：幸而她看不到，不然要气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