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父母，一个过时得让人叹息，一个新锐得让人侧目，但是，正是有了这太旧的父亲，和太新的母亲，正是触及灵魂地感受到两种思想的交融与碰撞，撕扯与挣扎，才会诞生如此绝世而独立的张爱玲。她立于时代之上，不被成说牵制，不随潮流而动，孤独地固执地揭示人性的幽微之处，她的文字，也因此如河底美玉，几经时间之水的洗涤，愈加璀璨。
张爱玲的小说《心经》，讲一个女孩子和自己的父亲相爱，热烈到惨烈的感情，偏偏用清淡的笔调写来，直叫人毛骨悚然。
张爱玲说自己的小说，大多有所本，不知这篇小说的原型来自何处？联想作者生平，就算我八卦吧，我也得说，这里面似有她本人的感情经验。不是都说，父亲是女儿前世的情人吗？虽没到小说里那个地步，但，同样是一种骤冷骤热的，被阻滞了的爱。
从默契融洽，到分道扬镳，几乎是在一瞬间，好像一只曾经精美的瓷瓶，被掼碎在地，光弧划过，碎片飞溅。张爱玲和她父亲张志沂，各自掉头走开，却在别人无法注意到的瞬间，拾起残瓷一片，珍藏在心，即便被那棱角划得伤痕累累，仍然无法舍弃。
当张爱玲和张志沂天各一方，彼此想到，是否各有各的委屈与芥蒂？其间的酸楚难言，倒跟爱情有点儿相似。创伤多半因为爱而不是不爱，求近之心往往弄成疏远之意。
要说清这一场父女恩怨，首先要弄清张志沂这个人。张爱玲笔下的张志沂，是一个非常容易被妖魔化的形象，他抽烟、逛妓院，不求上进，没有责任感，行为方式堪称简单粗暴。当年，张爱玲揭露父亲对自己施暴的文章《私语》以英文发表时，那家报纸就用了“What alife！What a girl\'s life！”这一惊一乍的标题，显见得张志沂是一个十足的恶棍。
但是，张爱玲的文字和眼光，从来就不是平面的，只要读者再多一点儿耐心，就可以从张志沂的表面，看到他的内里—他是时代断裂造成的一个“多余的人”，他长成这样，不能由他自己负全责。
《孽海花》为张爱玲的奶奶李菊耦量身定做了一则传奇，说她在签押房里与张佩纶相遇，豪门小姐怜惜落魄才子，她为他写的诗偏巧被他看见，更加幸运的是，得到了老爹爹支持，才子佳人的戏码，演变成童话的结局：从此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但是，李菊耦和张佩纶唯一的儿子张志沂说，这个情节是假的，那首诗是假的，奶奶所有唱和的诗都是爷爷自己做的，而且，奶奶绝不可能在签押房里与爷爷相遇。
他干净利落地剔除了所有传奇元素，将“爷爷奶奶”的故事还原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平淡姻缘，两人年龄与身份的差异，则是因为李鸿章择婿太不按常理出牌。老李后来又将小女儿嫁给小她六岁的任家少年，完全不符合“中国式婚姻”的习惯，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说：（任家少年）一辈子嫌她老。
比较而言，李菊耦还算是幸福的，浪漫的前传虽是小说家言，她和张佩纶婚后的生活倒也算安逸，风晨雨夕，庭前阶下，他们煮酒烹茶，谈诗论画，简直有点儿像当年的李清照和赵明诚了。可是，首先，就像李清照的快乐生活终究风侵雨渍百孔千疮一样，有谁能够在时代大格局隐隐的威胁之下，坚守住个人的幸福堡垒？张佩纶不是赵明诚，李菊耦也做不了李清照，从一开始他们的快乐就不是多么真切，更像浮在荷叶上的露珠，晶莹流转，看上去很美，但跟荷自身总是隔了一层。
张佩纶晚年自称生不如死，可见他不曾真的幸福；李鸿章写给李菊耦的家书里，总是劝她要开心一点儿：“素性尚豁达，何竟郁郁不自得？忧能伤人，殊深惦念，闻眠食均不如平时，近更若何？”……老父亲殷殷之言，令人感慨，却收效平平，李菊耦后来在亲戚间有孤僻的名声。我仿佛看见他们在风花雪月的背面，侧向无人的一隅，嘘出一口气，露出不快乐的表情。
《对照记》里，有李菊耦中年时期的照片，她发胖了一些，眼睛定定地看着镜头，像是一个极平凡的母亲，内心所有的稳定，都来自身旁的一双儿女。
这双儿女，就是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和姑姑张茂渊。
多年来，李菊耦配合张佩纶，上演隐士夫妇的风雅风范，但“煊赫旧家声”里的浮华影迹，未必真能在她心中消弭。何况，在当年，她就不是一个只识妇德与女红的千金小姐，也不是杜丽娘或者崔莺莺式的纯情女生，她是能帮助老爹爹看公文的，从婚后和父亲的来往书信中，也可看出，她对于官场人物、规则，都有着深刻的了解，这样的一个李菊耦，不大可能甘心于边缘状态。娘家的兄弟们时不时就有一个“阔了”，她内心的压力可想而知，压力转化为动力，动力放在培养儿子上。可惜，正像周杰伦唱的那样，观念不及格，其他全是垃圾，李菊耦的苦心孤诣，也可以换成另外四个字，叫作“不合时宜”。她老爸和老公都是少年进士，科考高手，靠文章起家的，李菊耦立意在儿子身上复制他们的成功，打小就盯着张志沂背书。“三爷背不出书，打……罚跪。”这是老女仆的回忆，李菊耦的严厉取得了成绩，多少年后，张志沂还能将古文时文甚至奏折倒背如流，无事时在家里绕室咏哦，末尾处拖了长腔，一唱三叹地作结。
这份童子功是扎实得可以，但又有什么用？1905年，张志沂十岁左右清政府就废了科举，再也不是一篇八股定终身的年代了。张爱玲听她老爸背书总是觉得心酸，因为毫无用处，张志沂这样孜孜于背诵“毫无用处”的东西，是惯性还是潜意识中的一种抗议？搭进了金色童年不算，硬生生地被灌进一肚子无用的学问，不惆怅是不可能的。
除了学问，李菊耦在思想意识上也对儿子严防死守，纨绔子弟，鲜衣怒马，那么她就把儿子往土了吧唧上打扮，给他穿颜色娇嫩的过时衣服，满帮绣花的鞋，没有一副时尚的行头，他就该羞手羞脚地见不得人了，亲戚家那些时髦子弟也不会愿意带他玩。
不承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张志沂小同学穿着绣花鞋，走到二门上，四顾无人，取出袖子里藏着的一双时尚新款，换下来，走出去，女仆在骑马楼的窗子里窥到，想笑，又不敢笑，“怕老太太知道了问”。一双绣花鞋，哪能挡住时代、家族、社会各种因素的进犯？何况这颗正在成长的少年心，就想扑通一声跳进那大染缸里去。李菊耦从娘家带来的“先进”经验里，似乎只有一点是可取的，那就是培养儿子饭后“走趟子”的习惯。所谓“走趟子”，就是踱步，所谓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好习惯，难坚持，李菊耦的老爸李鸿章属于能坚持下来的极少数，在军中也照做不误。李菊耦将“走趟子”作为家族优秀传统，移植到儿子身上，多年后，张爱玲经常看见她爹围着铁槛一遍遍地转圈，在烟榻酒桌之间，秉烛夜游之余，他哪儿需要像走趟子这种投入时间少而收效巨大的运动？没有了李中堂家国在身的庄严感，张志沂的绕槛而行，就有了一种讽刺意味，一种笼中兽般的荒诞。
在其母的精心教育下，张志沂还没长大就过时了，一个天生的遗少，处处都别扭。
三十来岁的时候，他也曾在铁路局和银行做过英文秘书，第一次是因他生活放荡，声名狼藉，影响到引荐他的堂哥的官誉，致使堂哥“下课”，他也丢了工作；第二次则是因为他供职的银行有日方背景，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怕被误认为汉奸，主动辞职。两次原因不同，但给他留下的记忆都是不愉快的，他干脆再不出山，就靠着母亲的那份遗产，过着堕落但也不是很快乐的生活。
也许李菊耦预感到，重振家业成了一个邈不可追的梦，她转攻为守，老女仆话说当年，首先想起的就是老太太怎么变着法地省草纸。
从李菊耦留下的丰厚家产看，她还没到这个地步，节省草纸，与其说是一种必须，不如说是内心恐慌的外显。既然希望无法抓摸，她只有用心算计手中的所有，延缓坐吃山空的速度，却想不到没等到坐吃山空，她的生命就走到了尽头，张爱玲说：“命运就是这样防不胜防，她的防御又这样微弱可怜。”
李菊耦去世的第三年，张志沂娶了亲，对方是李鸿章的好友、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的孙女黄素琼。对于门当户对这件事，经常看到网络上的讨论，力挺者居多，尤其是一些当年不信这个邪吃了亏的主儿，大谈门当户对的好处，生活习惯相似，有共同语言，等等。不过这也难免有失偏颇，若是张志沂先生和黄素琼小姐九泉之下有知，一定要跳出来掰扯一番，这两位，都是“门当户对”的受害者。
黄素琼的祖父黄翼升戎马一生，官运亨通，却有一憾事—人丁不旺，他本人四十七岁才得了个独子黄宗炎，这个儿子快三十了，还没有孩子。黄宗炎的老婆贤惠，亲自跑到乡下给老公买了个姨太太。等姨太太终于怀了孕，黄宗炎却病逝于广西盐法道任上，姨太太肚子里的孩子，是黄家唯一的血脉，大太太唯一的指望。临盆这天，大太太紧张至极，听接生婆说是个女孩，当即昏倒过去，然而，极富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里面还有一个，而这个，是个男孩，大太太短时间内经历大悲大喜。
这是张爱玲早年散文里写到的，多年后，她在《小团圆》里告诉我们，那个男孩，其实不是姨太太生的。黄宗炎病逝时，姨太太还大着肚子，黄家的族人气势汹汹上门争夺财产，若生下来的是女孩，家产就没这些女人什么事了。大太太胸中有韬略，让用人去外面抱了个男婴送进内宅，只说是个双胞胎，一路的惊心动魄自不必说，好在，有惊无险地成功了。
不知道《小团圆》里这段是否属实，但大太太对这个帮助她们维护了家族财产的男孩仁至义尽，待他长大将他送进了震旦大学，那个女孩倒留在家里读私塾，还缠了一双小脚。那女孩，不消说，就是张爱玲的母亲黄素琼。
按这个趋势，黄素琼本该长成张爱玲笔下的白玫瑰，但不同的性格加诸不同的命运之上，会有不同的结果，黑夜给了她黑色的眼睛，她用它来梦想光明。
比如说，她没有进过学校，就对学校无比向往，她用幽深庭院里一个寂寞女孩的想象，将“学校”这个新生事物包装得光芒万丈。在那个天翻地覆的年代里，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可样样都与她无关，她的向往，既甜蜜又酸楚。
二十岁那年，她带着嫁妆，更带着已成形、未出口的梦想嫁给了张志沂。他们开始时相处得不错，张志沂读过很多书，中英文都不错，乍一看也像个有新思想的人，而黄素琼漂亮、上进、志存高远，又有一些楚楚动人的缺失感，看上去也很可爱。《对照记》里，收有一张照片，张志沂小夫妻和亲戚家的几个年轻人围桌而坐，背景应该是个大花园，草木繁盛，绿意幽然，黄素琼跷着兰花指提起水壶续水，喇叭口袖子垂下来，风姿绰约，这场景好像一帮学生聚会，是他们最好的时光。
时尚杂志总是在对女人谆谆教导—不要梦想去改变男人，当然，男人也别想改变女人。其实，别说改变对方，改变自己都不容易。蜜月期里，张志沂也许会稍稍收敛自己的荒唐，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不是不愿意好好对她，而是，他更爱自己，更舍不得让自己受委屈，时间一长，尤其在张爱玲和弟弟出生之后，他管不住自己了，又出去鬼混，抽大烟，逛妓院，跟过去的生活衔接上了。
黄素琼不能接受，从极封建的家庭里走出来，她比别人更向往光明健康的现代生活方式，纳妾、抽鸦片，如昏昧陈旧的梦魇，她躲之不及，唯恐沾身，如何与之朝夕共处？
这时小姑子张茂渊出国留学，她以监护为由，同去了英国。旧家庭出来的女子，一般是不太容易适应异国他乡的生活的，比如徐志摩的前妻张幼仪，但黄素琼不是，她一直那样向往文明社会，现在好了，她完全地在这社会中了，新鲜事物扑面而来：艺术、礼仪、穿衣打扮、生活方式……多么可爱多么浪漫多么华丽的这一切啊，黄素琼眼花缭乱，在英国的她一定是个很勤勉的学生，很快就从中国的小脚女子，进化成了西洋式的美妇人。
但终究不能彻底，国内有张爱玲和张子静，张志沂也不像《红楼梦》里的贾珍贾蓉乃至贾琏那样全无心肝。他一直催她回来，给她写信，信里有诗：
才听津门（金甲鸣）
又闻塞上鼓鼙声
书生（自愧只坐拥书城？）
两字平安报与卿
括号里的字都是年深日久，张爱玲不记得了，瞎猜的。
虽然黄素琼努力将自己西化，对于这中国式的感情表达，也不能完全无感，她将这首诗随身携带多年，直到成为遗物交给张爱玲，一块儿交给张爱玲的，还有张志沂的一张照片。
但是，写这首诗的同时，张志沂已荒唐到极限，他纳妾，把一个年龄不小脾气很大的妓女接回家，闹得鸡犬不宁，自己的脑袋也被打破；他吸毒，吸得过了度，“离死很近了”，坐在阳台上，额头搭一块湿毛巾，目光呆滞，喃喃自语……恣肆的荒唐过之后，会有一种酒伤式的空茫倦怠，这时，他想要回头了。
得到浪子回头的允诺，又有感情牵绊，离国四年之后，黄素琼归来。张爱玲这年八岁，八岁的小女孩感到母亲带回来了一个无比新奇的世界，又明亮，又轻盈，又柔和。从新式的装修，到“蕴藉华美”的客人，钢琴、绘画、表演，以及被母亲鼓励着，为一朵枯萎的花落泪，这些都是张爱玲未曾经历而又无比热爱的，她是那么喜欢母亲带回来的世界。
但张志沂未必喜欢。他尝到过旧世界的甜头，知道它种种微妙隐晦的可爱，即便它声名狼藉，他对它仍有感情。就算为了妻子，为了家庭稳定愿意洗心革面，可是，改变自己这件事，光有愿望是不够的，还要有力量，把自己从过去中连根拔起，即便血肉模糊也在所不惜。一般人如我是做不到的，而张志沂很可能连我都不如。
决心被时间稀释，细微的芥蒂生出，初时的快乐空气被破坏掉，张志沂故态复萌，照样抽鸦片逛妓院，连家用都不拿出来，想着把妻子的钱耗光了，她就得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
他忘掉了，黄素琼是勇敢的湖南人，宁可壮士断腕，也不愿委曲求全，争吵不可避免地爆发，黄素琼提出离婚，张志沂不愿意。
绝大多数男人都不肯离婚，老婆再不好，有一个现成的摆在那里，就不用费什么心思了。尽管理论上说以旧换新是个合算的买卖，但是，在这一点上男女不同，除非已经找到特别可心的下家，不然男人懒得为一个理论上的东西折腾。
何况，黄素琼尽管脾气暴烈，却美丽优秀，张志沂对她有一点在乎，珍惜她的好，但对她又不那么在乎，可以看轻她的心情与脾气，他又是那么懒散的一个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但是，这是20世纪30年代，“皇帝”溥仪对于“妃子”文绣的离婚申诉都无计可施，张志沂再不情愿，还是到了直面离婚协议书的一刻，他心绪如麻，绕室三匝，律师转头去做黄素琼的工作，黄素琼用一种非常欧化的语气，简洁明了地说：我的心已经是一块木头。
宛如弦断不可续，水泼不可回，她惜字如金，一个字都不想跟他啰唆，张志沂的自尊大受震动，终于，在协议上签了字。
回望张爱玲父母的十余年婚史，会发现他俩之间梗着的，是一个新时代。无疑，张志沂和新时代不投缘，和旧时代更相知，而黄素琼作为女子，在旧时代可没占到什么便宜，缠小脚，不识字，嫁给不称心的男人。旧时代是一只可恶的手，把这个心气挺高的女子摁得死死的，危急关头，新时代现身，像一个光明磊落高大英挺的男人，对她露出亲切的甚至是怂恿的笑容，成为她的后盾，她可以信赖的隐秘情人。
当黄素琼丢下一切包袱，一往无前地拥抱新时代，张志沂心中则有一种酸溜溜的悻悻然。这个男人更加不走运之处在于，和他关系最为亲近的两个女人全对这新时代心悦诚服，另一个，就是他的女儿张爱玲。
父母离婚这年，张爱玲约十岁，前面说过，她对母亲带回来的新世界一见钟情，现在，越发情深意笃了。父母离异，一度使她微感不安，但是，当她来到母亲家中，看到了煤气炉子和陶瓷脸盆，她立即感到了莫大的安慰。假如父母的离异，能使她母亲，还有她自己，离那样一个光明现代的世界更近一点，把父亲抛弃掉也没什么关系。
其实张志沂固然荒唐，但对这个早慧的女儿很器重。他是她最初的知音，认真阅读她的所有文字，和她畅谈《红楼梦》，张爱玲对高鹗的续作大加抨击，张志沂颇以为然，同时指出，续作对于官场景况的刻画生动逼真，这跟高鹗本人出身有关系。张爱玲写过一篇很无厘头的《摩登红楼梦》，讲宝玉出国，贾琏当了铁路局局长，芳官变身娱乐明星，就像现在的《大话××》。不是所有的老爸都对这种文字有耐心的，但张志沂非但认真看完，还给拟了“很像样”的回目。
张志沂打心眼里没把这个女儿“小”看，他知道她什么都懂，心情好的时候，他愿意和她谈谈亲戚家的笑话，休要轻看这一举动，进行这种沟通，是相信对方在人情世故上，达到了和自己同样的层次。
很多年之后，张爱玲在美国，著文回忆父亲带她去买点心，她要小蛋糕，而他则总是买香肠卷，她偶尔也会尝一只。那年在多伦多，她看见类似的香肠卷，一时怀旧起来，买了四只，却不是那个味了。浅淡的文字间，透露出当年这对父女的好时光，他们也曾经那样亲密温馨过。
只是，那个时候，张爱玲是个成长中的少女，且有从母亲那里继承过来的文艺气质，即使她足够早熟，也难以避免该年龄段普遍具有的矫情：无限夸大自己对某些事物的爱好，无限强调自己对某些事物的厌恶，企图在这种夸张的表情里突出自己，建立自己，而黄素琼和张志沂客观存在的差别，正使得这种矫情，有了生根的土壤。
即使跟父亲在一起时，更轻松，更快乐，更有一种其乐融融的情调，但张爱玲还是告诉或者说暗示自己，父母的世界是光明与黑暗的两段，属于父亲的这一端，是黑暗没落腐朽的。“那里什么我都看不起，鸦片，教我弟弟做《汉高祖论》的老先生，章回小说，懒洋洋灰扑扑地活下去……父亲的房间里永远是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而母亲的这一端，是冷冽的新天新地，光明，秩序俨然，即便有点凉，却像是“在新房子里过年”，是兴旺的，有指望的，很提神。
黄素琼离婚后不久，就去了法国，没关系，姑姑还在，姑姑长期和黄素琼同出同入，是一个阵营的，张爱玲在姑姑家里感到了相似的空气。而姑姑给母亲寄信时也会夹上张爱玲的照片，并且告诉张爱玲，她是答应了黄素琼才来照顾她的，不至于离间她们母女感情。
张志沂这边的生活，也在有序进行着，他再娶，仍秉着门当户对的原则，娶了原北洋总理孙宝琦的女儿孙用蕃。孙宝琦鼎盛时期，妻妾成群，共计娶了五房太太，生下八个儿子，十六个女儿，赋闲之后没了进项，家里人又多，日子就不好过了。不过，再怎么着，人家孙宝琦也是做过总理的，前总理的女儿，这名头就像水果上打的那层蜡，固然无补于内在品质，但卖相光鲜了，价钱就上去了。
孙宝琦的女儿，专供权贵之家，其亲家囊括了冯国璋、盛宣怀、王文韶以及只做了八十三天皇帝的袁世凯等。张爱玲的小说《琉璃瓦》中，讽刺过一个将女儿做诱饵，一门心思钓有钱女婿，最后赔了夫人又折兵的老男人，不知道是不是以这位“外公”为原型。尽管孙宝琦在嫁女儿方面很有经验，但是孙用蕃到了三十五岁才嫁掉，还是做填房，不能算作成功。看过孙用蕃一张中年时的照片，五官饱满，眼睛很大，也算是个美女了，未嫁之前，又有精明能干的名头，怎么着也不该轮到她嫁不出去，不知道是不是和她庶出的身份有关。
《红楼梦》里，凤姐说起探春的婚事，就感叹过有些轻浮的人，结亲要挑对方是正出庶出。黄素琼也是庶出的，但黄的父亲不过一妻一妾，正室无所出，基本上跟正出的一样。除了这个原因，孙用蕃还有鸦片之癖，不过我也怀疑，不是这癖好导致了她嫁不掉，而是她嫁不掉才有了这癖好。
孙用蕃珍惜这次婚姻，愿意和张志沂以及张志沂的儿女们搞好关系，还没有嫁过来，她就已经郑重地准备了送给张爱玲的见面礼——她自己的两箱子旧衣服。
我相信孙用蕃是抱着“友好”的态度准备这份“礼物”的，她的问题在于太主观，她自己家境不好，姊妹多，竞争激烈，可能跟《琉璃瓦》里描写的一样，一双袜子都是一笔会被他人觊觎的财产，但人家张爱玲家不是。李菊耦留下的那笔嫁妆着实丰厚，还没败坏完呢。
张爱玲还从黄素琼那里继承了“衣服癖”。她五岁时就梦想梳爱司头，穿高跟鞋，小时候的衣服，她一件件记得分明，白地小红桃子纱短褂，飞着蓝蝴蝶的洋纱衫褂，姨太太用整块丝绒做的小斗篷，被老妈否定了的俏皮的小红袄，还有那件还没有上身就小了的葱绿织锦的外国衣服，让她一想起来就觉得伤心，认为是终身遗憾。要想得罪这种“衣服癖”患者，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限制她的衣着，孙用蕃自称自己的衣服料子很好，张爱玲却说，袖子都已磨破。
另一方面，张爱玲是个排异性很强的人，对别人的气味，一定很敏感，要是她喜欢的人倒也罢了，对于这位后妈，她从一开始就很抵触。姑姑跟她说她爸即将再婚的时候，她都哭了，发狠地想如果这个人站在对面，一定要把她从阳台上推下去，这戏剧化的设想虽没有变成现实，但是，她也一定不愿意穿孙用蕃的旧衣服。
但是，没办法，孙用蕃嫁过来，张爱玲在她治下，只能接受她的安排，穿她的旧棉袍。张爱玲说那颜色像碎牛肉，穿在身上的感觉是浑身都生了冻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在贵族化的教会女校穿着这样的衣服走来走去，相当难堪。学校里一度酝酿制作校服，张爱玲内心非常渴望，还想象也许像别处那样，是白衬衫，藏青色的十字交叉背带裙，洋服中的经典，又有少女气息。可惜学校当局最终没通过。
多年后她到台湾，还赞赏女学生的草黄制服，听说群情激愤要求废除女生校服，不禁苦笑，也知道这样“忆苦思甜”说出来会让年轻人生厌，没办法，“我那都是因为后母赠衣造成一种特殊的心理”。张爱玲晚年写到继母，仍是一股子冷嘲热讽的口气，我想，也许跟孙用蕃自我感觉良好的“赠衣”之举不无关系。
当然，更不可原谅的，还是她抢走了自己的父亲，孙用蕃嫁过来之后，张志沂对她言听计从，从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的叙述来看，这俩人从头到尾感情都不错，真应了那句话，谁都有谁的那杯茶。
孙用蕃和张志沂一样，在旧时代里生了根，如果说“遗少”也有女版的话，那么她就是。和张志沂一道躺在烟榻上，吞云吐雾，不管将来，在近乎微醺的气氛中，消磨掉这一生，有什么不好呢？她和老公志同道合，于是相亲相爱。
对此，张爱玲当然是不愉快的，有一种被剥夺感，她拼命地瞧不起父亲的生活，到了这会儿，还有自我保护的成分—用轻视将自己与他隔绝开来，装作根本不在乎他的感情，掩饰那一点点失落。
但是，正如她自己所言，她天生就是个写小说的人，“写小说的人”和普通人的一个区别，就是对别人特别有兴趣，甚至能超出个人好恶，把对方凝练为一个观察描写的对象。孙用蕃的到来，使得张爱玲有机会观察“继母”这个群体。这一群体历来公众形象不佳，但初见之时，孙用蕃也无意扮演经典版的后娘，愿意朝好里做，张爱玲则把这点体会放到作文中，写了一篇很是善解人意的文章叫《后母的心》，讲继母也很不容易。
孙用蕃读过之后非常感动，又拿给亲戚们看，但我总觉得张爱玲的“写”和孙用蕃的“感动”，都有表演的成分，张爱玲想表现自己别具慧眼，孙用蕃想展示自己初步取得成功。而所有的表演，都有谢幕的时候，身段撑久了，是会感到累的，张爱玲原本对孙用蕃没有好感自不必说，而孙用蕃再有向好之心，也消除不了旧时代里三十多岁才嫁掉的老姑娘内心的那股戾气。
孙用蕃不敢动张爱玲这个大小姐，就拣张子静这个软柿子捏，张爱玲用的词是“磨折”。不过，孙用蕃一定不会认可，人家不过是放弃“慈母”路线而改走“严母”路线而已，不是说棒子底下出孝子吗？为啥大家都不理解张孙氏的良苦用心呢？
目睹孙用蕃挑拨父亲教训弟弟，张爱玲受到了很大的震动，两人之间的裂痕，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但是，张爱玲毕竟不是那种爱撒娇发嗲的小姐，喜怒形之于色，大家族人多口杂，本身就是个江湖，早已历练过的张爱玲，跟这位继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互相敷衍得过。
但两个女人之间的芥蒂，像一只不断充气的皮球，暗暗地，沉静地，等待着爆发的一天。
张爱玲中学毕业那年，黄素琼回国，张爱玲自认为自己态度没有多少变化，可张志沂感觉到了。他暗中不快，有点吃醋，此前他对张爱玲一直很不错，养活她，教育她，欣赏她的作文，鼓励她学诗，他以为张爱玲应该和自己父女情深，以为这个出色的女儿，将成为自己感情上的一种慰藉，不承想，黄素琼一回来，张爱玲就变了心。如果只是奔向黄素琼倒也罢了，关键在于，张爱玲同时还亢奋地奔向那新时代，又一次抛下他，抛下他身处的那个死气沉沉的旧世界。
就在此时，张爱玲又提出留学的要求，我想张志沂对于留学这件事，一定是有抵触的，花钱且不说，他的前妻若不是出国留学，怎会那样绝情地与他分道扬镳？而张爱玲留学心切，选择了最糟糕的说服方式—演讲。《围城》中说，演讲的感觉是站在台上，居高临下，我们可以想象，当张爱玲铿锵有力距离感十足地陈述她的理由时，对于张志沂和孙用蕃是怎样一种刺激？张志沂很恼火，说张爱玲是受了人家的调唆，这个人家，不用说就是黄素琼了。孙用蕃则当场就骂了出来：“你母亲离了婚还要干涉你们家的事。既然放不下这里，为甚么不回来？可惜迟了一步，回来只好做姨太太！”
不久松沪会战爆发，日军日夜在苏州河那边攻打，张爱玲说她家临近苏州河，每天被炮声吵得睡不着，就跟父亲提出，要去母亲那里住几天，后来又说是她母亲安排她出去参加考试，总之，她去黄素琼那儿住了俩礼拜。走的时候，她跟父亲说，是去姑姑那儿，张志沂情知前妻和妹妹同住，但余情未了，在烟榻上柔声应了一声。
等到张爱玲回来，孙用蕃“忍无可忍”地发飙了，问张爱玲去她母亲那儿为什么不告诉自己，张爱玲说告诉父亲了，孙用蕃怒道：
“噢，对父亲说了！你眼睛里哪儿还有我呢？”便一个耳光打过去，张爱玲本能地要还手，被拉住，孙用蕃已经一路锐叫着奔上楼去：“她打我！她打我！”
我父亲趿着拖鞋，拍达拍达冲下楼来。揪住我，拳足交加，吼道：“你还打人！你打人我就打你！今天非打死你不可！”我觉得我的头偏到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我坐在地下，躺在地下了，他还揪住我的头发一阵踢。终于被人拉开。
张志沂对于黄素琼的感情是如此复杂，每时每刻都不相同，恨中有爱，爱中生恨。先前张爱玲来“请假”时，他躺在烟榻上，心情相对平和，黄素琼在他心里，模模糊糊地是个可爱的女人，于是柔声应下。而其他时刻，比如这个早晨，他有起床气，心情没那么好，再想起这个女人，就是一个尖锐的盛气凌人的影像，一意投奔过去的张爱玲，也跟着变得可恶起来，他的暴怒的另一面，是被伤害的感觉。
张爱玲被关了起来，姑姑来说情，孙用蕃一见便冷笑道：“是来捉鸦片的么？”不等姑姑回答，张志沂便从烟榻上跳起来，把姑姑也打伤了。这个细节，透出孙用蕃的心机，她知道怎样把张志沂激怒。“是来捉鸦片的么？”一句话，就把姑姑推到黄素琼张爱玲她们那边，成了张志沂又一个假想敌。
姑姑营救无效，张爱玲被她父亲关了大半年，表面上看，张志沂处于绝对强势，但是，当午夜梦回，张爱玲在被羁押的房间里看那月光如冷冷的杀机时，张志沂是否也曾辗转难眠思量遍，仍然不知如何与女儿握手言欢？
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如何让自己柔软、柔和下来，张家人的强硬，也是一个传统。
大半年之后，张爱玲找机会逃了出来，她在文中生动地描写了那个逃脱之夜：
一等到我可以扶墙摸壁行走，我就预备逃。先向何干套口气打听了两个巡警换班的时间，隆冬的晚上，伏在窗子上用望远镜看清楚了黑路上没有人，挨着墙一步一步摸到铁门边，拔出门闩，开了门，把望远镜放在牛奶箱上，闪身出去。—当真立在人行道上了！没有风，只是阴历年左近的寂寂的冷，街灯下只看见一片寒灰，但是多么可亲的世界呵！我在街沿急急走着，每一脚踏在地上都是一个响亮的吻。而且我在距家不远的地方和一个黄包车夫讲起价钱来了—我真高兴我还没忘了怎样还价。
张爱玲离开了她所看不起的父亲的家，来到她所向往的母亲的家，夙愿已偿，是不是从此就可以得其所哉？假如生活真的按照这个调子发展，张爱玲就不可能成其为张爱玲，不可能有这一手艳若桃李冷若冰霜参差对照风情万种的好文章。
关于张爱玲与母亲的关系，我们在前文里有详细叙述，这里抛下两人各种芥蒂不提，只说在母亲的支持下，她终于以极其优秀的成绩，考上了香港大学。
香港之于张爱玲，是一座特别的城，她带着隐秘的宏伟抱负来到这里，既踌躇满志，又忐忑不安。她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教科书，仔细琢磨老师的想法，门门功课都是优秀，一口气拿了两个奖学金，毕业之后还有可能被保送到牛津大学深造，大好前程就摆在眼前，她就等着展翅高飞了。然而，一个大事件发生了，大四这年，港战爆发，战争像一块大披风，遮蔽了个人的一切努力，张爱玲看得大过天的成绩，在兵荒马乱的世界里，是如此渺小，如此荒诞，仿佛眼前的布景被谁陡然转换，前途远景像海市蜃楼一般消失了，摆在眼前的，除了死亡，便是千方百计躲避死亡。
终于回到上海，张爱玲和弟弟张子静说起这次遭遇，仍然愤愤不已：“只差半年就毕业了啊！”可那又怎么样？战争是没商量的，或者说，命运是没商量的。但我以为这对于女作家，未必是一件坏事，一次次的幻灭，剥除生命之上的附丽，使得张爱玲能和真相劈面相逢，无可躲避地，杀出自己的一条血路。
张爱玲想转入上海圣约翰大学续读，至少拿个文凭，但摆在眼前的问题是，钱从哪儿来？战争爆发之后，她与母亲失去联系，姑姑本来就没多少钱，现在又在失业中。姑姑倒是建议张爱玲去找父亲要钱，当初离婚协议上说好的，张爱玲的教育费用由父亲负担，后来她从父亲那儿逃出来，她父亲和继母好一通笑话，说黄素琼是自搬石头自砸脚，弄上这么一个包袱。如今让张爱玲回头要钱，不免让她视为畏途。
张子静却一力撺掇，回家之后又跟父亲提起，张志沂沉吟了一下，毫无表情地说，你叫她来吧。张子静认为，父亲这是对姐姐离家出走一事未能释怀，我从中看到的，却是一种不知所措，许多种感情一道涌来，怨艾，恼怒，怀念，怜爱……甚至还有一点点羞涩，张志沂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个女儿。
张爱玲那边，又何尝不是？张子静叙述了那次父女相见，张爱玲面色冷漠地走进了父亲家，在客厅里，见到了张志沂。她简略地把求学的事说了一下，张志沂很温和，叫她先去报名转学，“学费我再叫你弟弟送去”。
两人相见不过十分钟，张爱玲把话说清楚就走了。
张子静这段回忆，两百余字，若是让张爱玲来写，一定大大超过这个篇幅，重新走进父亲的家—尽管不是当年她离开的那座房子，她也一定会百感交集吧，沙发上是否还有散放的小报，窗前是否还有雾一样的阳光？她对气味那样敏感，一定不会忽略鸦片的味道，她曾经对那味道那样鄙视，时过境迁，那味道能否成为一条通道，领着她迅速回到从前的时光？
张爱玲的面无表情，不全是冷漠，可能还有百感交集，是面对太深太重的感情时的情怯，作为旁观者的张子静如何能懂得，那短短的十分钟，她和父亲什么都不用说，但什么都说过了，说完之后她匆匆离去，他们打那以后再也没有见过面。
这种决绝，谈不上原谅不原谅，有一种感情，你是不可以对它做决定的，是拿它没办法的，你只能一动不动地待在原处，听凭不讲道理的命运随意调度，命运没有安排这对父女再见面，他们便不见。
对于这段往事，张爱玲一字不提，那里面太浓厚太纠结的感情，怎样说，才不会错？
得到父亲的资助，张爱玲还是没有完成学业，张子静说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圣约翰大学太烂，张爱玲不肯浪费时间；第二点是学费有了着落，生活费也成问题，以张爱玲之敏感，是不愿意给窘境中的姑姑增加负担的。我以为，可能还有第三点，港战带来的幻灭感，使得她对文凭没有先前那么热衷，按部就班地上学、找工作实在太慢，哪有一个天荒地老放在那里任你慢慢铺陈？“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想做什么，立刻去做，也许都来不及了。
“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
急迫的语气，焦灼的心态，有乱世的影响，更源于内心深处对于现世的珍惜。
张爱玲小时候，过春节，除夕晚上跟保姆说好第二天早点儿喊她，但因她那一晚睡得太晚，保姆舍不得太早唤醒她，她一睁眼，见天光大亮，一切繁华都已错过，她失落到大哭，赶不上啊，穿上新鞋都赶不上了啊，荒凉从这小小的人儿的骨子里透出来，那种深刻的身世之感是与生俱来，还是早早地看了那么多小说、看过如此多的人生使然？
我有个朋友曾笑言，她只要做选择，就是错误的方向。我估计大多数人都会有共鸣，人们对自己占到的便宜通常视而不见，对犯的错吃的亏则耿耿于怀，张爱玲是否也会这样自嘲呢？不过，她在人生重大关口上，总能凭着直觉，迅速找到那条正确的道路，从父亲那里逃出来是这样，放弃学业选择写作也是这样，张爱玲坚定地走上自由撰稿人之路没多久，就获得了巨大成功，她的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在《紫罗兰》杂志上发表，老作家周瘦鹃称赞其行文有毛姆的风格。
据张子静说，他把这本杂志拿回家，告诉父亲，姊姊发表了一篇小说，他只“唔—”了一声，接过书去。张志沂后来对这部小说只字不提，但张子静猜，他一定仔细看过的，是啊，那流利的文笔，从容的叙事，亦得益于当年他曾与她“共话文学”，他的观点给她启发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他平等地、真诚地聆听并欣赏过她的见解，这种姿态给了她自信，让她在皇皇巨著面前也能神情自若，相信自己的感觉。日后，胡兰成接演了聆听者角色，可惜，他做捧哏技巧有余，却没有张志沂那份真诚，也没有他的底蕴。
小说处女作让张爱玲一炮走红，她深谙趁热打铁之道，新作有如泉涌，捎带着，又把五六年前，刚从张志沂那儿逃出来时，用英文写的那篇羁押与逃亡经历翻译成中文，扩充后在报纸上重新发表。当年张志沂在《大美晚报》上看到那篇文章时，大发雷霆，事到如今，不知又做何感想。
不过，既是扩充，必然增加了一些内容，像这句明显是后来加上的：
《心碎的屋》，是我父亲当初买的。空白上留有他的英文题识：“天津，华北。一九二六·三十二号路六十一号。提摩太·C·张。”我向来觉得在书上郑重地留下姓氏，注明年月、地址，是近于罗唆无聊，但是新近发现这本书上的几行字，却很喜欢，因为有一种春日迟迟的空气，象（像）我们在天津的家。
张爱玲言语中颇有些感慨。
看到“我知道他是寂寞的，在寂寞的时候他喜欢我”这句，我都替张志沂感到了惆怅。“有太阳的地方使人瞌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房屋的青黑的心子里是清醒的，有它自己的一个怪异的世界。”这段话则像是十足的贬义，但身处其中的张志沂未必没有同感。也许，没有谁比这个女儿更懂他，只是，懂得是一把双刃剑，慈悲的另一面是残忍，于是爱恨交集，混合成没有名目的强烈感情。
时间如水，记忆如冰。张爱玲接着从上海，到香港，再到美国，无论是漂泊，还是暂时的稳定，于她，都像是在无日无夜的荒茫之中。她不像三毛，有父母做自己的守望天使，虽然那对父母平凡衰老，还有点唠叨，但在一个人的长路上，他们仍是可以依稀回望的家园。不过，这也成就了张爱玲与众不同的魅力，所谓绝代风华，就要有那种孑然独立的姿态与表情。
张志沂也许关注过女儿的成长，但那种关注，只是茶余饭后的一点念想，他的日子，还是要按照原先的节奏过下去，和孙用蕃一道躺在母亲的嫁妆上坐吃山空，那笔嫁妆真是不小，他就这么挥金如土的，到1948年，卖掉上海的最后一栋房屋后，在青岛还有房租可以收，每年至少八百元。
不过，说到他处置上海那套房子的所得，真让人对这位张公子的理财能力叹为观止，他看着物价飞涨，执意不听任何人阻拦，把到手的美钞和黄金换成了金圆券。在中国货币史上，金圆券算是一个臭名昭著的笑话，等到它几乎等同于废纸，张志沂后悔晚矣。
1949年，张志沂夫妇搬进了一个只有十四平方米的房间，他一生有过那么多钱，那么多洋房和别墅，却在这“比我家以前的佣（用）人房还不如”的屋子里度过余生。好在这个时间不是很长，1953年，张志沂去世。很多年后，他的儿子张子静借用朋友的话总结，说父亲命好，败得好，死得早，没受罪。想想也是，听过一个笑话，人最大的悲剧是，临终前感叹，我有那么多的钱，还没来得及花呢，张志沂起码不会有这种遗憾了。可是，回头再想，他活过这一生的意义，难道就是为了晕头转向匆匆忙忙地把这些钱都花完吗？
张志沂的所有个性，都与旧时代相宜，他善于背古文时文，放过去可以成为科考高手，小有才情，当能博一个才子的名头，至于他喜欢眠花宿柳，曾几何时那是一种无伤大雅甚至堪称优雅的气质，这些加一起，就是一个颇有派头的浊世佳公子，然而时过境迁，新时代像是一件不合体的衣服，他的人在里面，显得很蹩脚，很颓。
黄素琼与他截然相反，她一生都在寻找自己的事业，学习油画，给第一任印度总理的两个姐姐做过秘书，还曾在英国的工厂里做女工制皮包，目的是学会裁制皮革，自己做手袋销售。她这个计划似乎没成功，“后工业社会才能够欣赏独特的新巧的手工业。她不幸早生了二三十年”，张爱玲这样总结。
张爱玲的父母，一个生得太晚，一个生得太早，一个过时得让人叹息，一个新锐得让人侧目，但是，正是有了这太旧的父亲和太新的母亲，正是触及灵魂地感受到两种思想的交融与碰撞，撕扯与挣扎，才会诞生如此绝世而独立的张爱玲。她立于时代之上，不被成说牵制，不随潮流而动，孤独地固执地揭示人性的幽微之处，她的文字，也因此如河底美玉，几经时间之水的洗涤，愈加璀璨。
这，能不能算作歪打正着的收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