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之中最猛烈的暴风雪袭击了这一地区，大地苍茫，覆盖所有的路径，没有从前，也没有未来，只有当下，你在我眼前。她说，当他跟我住在纽约时，那城市仿佛是我的，街巷也因此变成活生生的。
1956年的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彼得堡，直到3月依旧很冷，有时甚至能达到零下三十四摄氏度，而处于新罕布什尔群山包围中的麦道伟文艺营，更是寒意侵骨。
下午4点之前，文艺家们各自待在自己的工作室，写作、绘画，或者雕塑，等等，这个由著名作曲家爱德华·麦道伟的遗孀麦道伟夫人创办的文艺营地，为他们提供住宿及简单的餐点等，午餐篮子就放在工作室的入口处，4点之后文艺家们才能到大厅里集会。
大厅位于一座别墅式的建筑之中，屋外是大片的草坪，4点之后，人声噪噪，文艺家可以手持一杯鸡尾酒，与自己感兴趣的邻居交谈，张爱玲与赖雅，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遇见的。
我不知道张爱玲哪天来到麦道伟文艺营的，史料上只说她在3月2日得到通知，她来文艺营居住的申请被通过。3月中旬，她结清在纽约那个救世军办的女子宿舍的费用，火车汽车出租车辗转七八个小时，来到文艺营。这个中旬，想来应该在10到12号之间，因为，13号她就遇见了赖雅。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说，惟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这是张爱玲那篇《爱》的结尾，写这文章，是在她二十几岁的年纪，在上海。如今她已经三十六岁，大概已无心于那样的遇见。和赖雅的第一次见面平淡至极，在文艺营的大厅里，在晃动的人影与声音中，初来乍到的中国女作家和年过花甲的美国老作家友善地打了个招呼。
他们到第二天才有机会交谈。赖雅大致知道她从香港来美国不过半年，此前住在纽约。赖雅对张爱玲印象很好，觉得她既庄重大方，又和蔼可亲。这个印象跟张爱玲留给读者的不同，跟胡兰成第一次见到的她也不同，难道生活教会了张爱玲不再那么清高？似乎也不是，她过去的紧张木讷很大程度上不是倨傲，而是不知所措。
我想张爱玲的放松，应该是来自赖雅的放松，他对她一无所知，就是一个寻常女子，刚刚结识的同行。他按照自己热忱友善的天性，问她一些亲切的问题，如同火车上的陌生男女，萍水相逢，彼此都没有背景，本初的性情凸显出来，她跟他的那些话，也就像丝绵蘸着胭脂，渗到了心里。
很多年后，张爱玲已经开始了离群索居的生涯，哪怕最信任的朋友也是通过电话信件联络，拒绝见面，却很奇怪地会见了一个名叫詹姆士·莱昂的美国人，剧作家布莱希特的研究者，他对张爱玲的文坛声名一无所知，只知道她是布莱希特的朋友赖雅的第二任妻子，便与她联系，想要访问她。
张爱玲答应了，当詹姆士如约前来按响门铃时，却无人应答。假如詹姆士对于张爱玲日常做派有所了解，一定会生出顾虑而却步，但那会儿他完全没想那么多，只以为不凑巧，想通过各种方式找到她，完成访问。
这种莽撞成全了他，他不但找到了张爱玲，还看到了她最为放松的状态，她对这个美国人敞开心扉。事后，还跟他通过好几封坦诚的信。詹姆士对她的印象是谈吐娴雅，怡然自若，热忱又令人舒坦，丝毫不觉她有任何不自在或者有逃避与人接触的想法。
张爱玲的放松也是来自詹姆士的放松，詹姆士把她当成平常人，她便没有盛名之下的矜持、旷世才女的身段，她显得舒缓从容多了。
想要让对方不紧张，首先自己得不紧张，你的严肃矜持，让对方也不得不严阵以待，虽然内中并无武器，但一来一往的试探，足以绷紧双方的神经，谁都会觉得累。所以，适当的鲁莽是受欢迎的，《水浒传》里的李逵、《三国演义》里的张飞最得广大读者的厚爱。
1956年的3月，在异国他乡，张爱玲与一个性情天真的男子面对面，周围的景物很陌生，这一刻的光阴很恍惚，她突然之间变成了一个寻常女子，只用天性里的单纯与聪慧与他相对，而外面，大雪正在飘下来—史料上说，张爱玲认识赖雅没几天，一年之中最猛烈的暴风雪袭击了这一地区，大地苍茫，覆盖所有的道路。没有从前，也没有未来，只有当下，你在我眼前。
这里有必要给赖雅也来个大起底，他的全名叫甫德南·赖雅，父母是移居美国的德国人，他按照德国的生活习惯长大。严父慈母，保证了他有一个完美的童年，活泼的性情可以得到舒张，同时，父亲绝不会让他的童年时光白白放空。他的文学天赋被挖掘出来，在亲友的生日或结婚宴上，人们总能看见那个幼小的孩子，站在大庭广众之下，声音朗朗地即席赋诗。
十七岁，他进入宾州大学，修文学，二十岁以前，已经写出不少诗，和至少一部名为《莎乐美》的诗剧。二十三岁，他进入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创作的剧本《青春欲舞》被前辈欣赏，两年后，该剧在麦克道威尔戏剧节上上演—四十二年后，他和张爱玲在这里相遇。
顺利的人，习惯于朝前看，以为还会有更多的精彩等待自己去创造，赖雅的头开得太顺了，自然不会有张爱玲那种惶恐的自省。他的心灵世界如同江河上的朝日，健康充沛，才华时刻奔涌而出，甚至来不及化为文字，就在良朋宴饮间随意地流失了。
中国有句古语，叫“日言百句，其气自伤”，胸怀大志的人都懂得三缄其口，张爱玲也不无调侃地说过，她是一个作家，有什么真知灼见也是要放在文章里卖钱的，怎么会轻易说给人听。赖雅却不管这一套，就像一个身家不凡的富翁，想不起来精打细算，他才气过剩，不用缩手缩脚。
很多人看好他，资深前辈，名流大腕，都看好他，看着他神采飞扬的高谈阔论，妙语如流星般闪烁不尽，旁观者只剩下跟他一道热血沸腾的份，怎么可能怀疑他的前途。
然而，作为后来者，我们可以轻易地翻到最后一页，看到赖雅的终极成就，不得不遗憾地说，他也许算一个出色的作家，却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他完美的童年及后来的一帆风顺，像一柄双刃剑，让他元气充沛，却没有得到淬火的机会，他的世界是偏明朗的，没有阴影辅助，缺少了张爱玲那种参差对照的层次感。
他对什么都兴致勃勃，做什么都容易成功，时刻处于被诱惑状态，不会死守着一点。他的生命，就这样被淹没在一波接一波的华丽幻影中，丝毫没有感到命运设计的恶作剧—它对他的厚爱并不见得全是好心。
从1931年到1942年，他在好莱坞做了十二年的编剧，干得还不错，不菲的报酬，让他不但能够丰衣足食，还能灯红酒绿。
问题出现在1943年，这一年他不小心摔断了腿，又轻度中风。他向来身体很好，看上去很强壮，但这样的人，一旦出现问题，就是兵败如山倒，在他遇到张爱玲之前，他还中过一次风。
好莱坞抛弃了他，就像一个魅惑但轻浮的女子，对谁也没有长情。一代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总有新人脱颖而出，赖雅又非一线编剧—他就没有做一线编剧的野心，十二年之后才过气，已经很够意思了。
赖雅的生活状态开始走下坡路。他结过一次婚，妻子是一个活跃的女权主义者，两人相处不来而离婚，现在他是孤家寡人。如果手中有钱，单身汉的生活也自有妙处，但赖雅虽挣到过很多钱，却到手就花掉了，他没有吃过没钱的苦，真的视金钱如粪土，都说“汝狄在钱上好”，《小团圆》里这样说。他一向本着有钱大家花的宗旨，后来选择了共产主义。
中年之后的赖雅，变得很弱势，弱势人生不复有浮华遮蔽，视野能够更清晰一些。赖雅回过头，想要重新拾起小说，当他雄心勃勃地想要卷土重来时，却忽略掉了一点，他，还能写出好的小说吗？
还是张爱玲看得真切，她对那个布莱希特的研究者这样说：作为一名好莱坞的编剧，他知道该耍什么公式、用哪些窍门，正是这些把戏破坏了他成为一个严肃作家的资质。“她认为他这个人之所以迷人（甚至是太过迷人），在于他是一个聪明过人的写作者（太过聪明以至于变得世故圆滑）；在于他缺乏一种固执，一种撑过冗长、严肃计划的忍耐力。”用她的话来说，他少的正是“勇气和毅力”。
张爱玲揭示了赖雅的问题所在。她的说法里也透露了两点，第一，她懂他很深；第二，他在她眼里是“迷人”的，尽管她懂得“迷人”背后的问题，但她的口气，分明是爱而知其恶的。
胡兰成曾说张爱玲取人，首先要看聪明不聪明，其实张爱玲对于温度，亦有需求。当初刚映入她眼中的胡兰成，未必显得很聪明，只是他热情，她遂把他所有的言语，朝聪明上拽，笨嘴拙舌也成了微言大义，她着急贴近于那温度，变成了一个自说自话的诠释者。
也难怪，张爱玲的母亲和姑姑都太冷了，她们喜欢清洁，冰清玉洁，冰和玉都是冷的。张爱玲也喜欢清洁，她最怕的是虱子，但她没有母亲和姑姑那股“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的劲头，对温暖，有种向往。
她在关于苏青的文章里写道：杨贵妃的热闹，我想是像一种陶瓷的汤壶，温润如玉的，在脚头，里面的水渐渐冷去的时候，令人感到温柔的惆怅。苏青却是个红泥小火炉，有它自己独立的火，看得见红焰焰的光，听得见哔哩剥落的爆炸，可是比较难伺候，添煤添柴，烟气呛人。我又想起胡金人的一幅画，画着个老女仆，伸手向火。惨淡的隆冬的色调，灰褐，紫褐。她弯腰坐着，庞大的人把小小的火炉四面八方包围起来，围裙底下，她身上各处都发出凄凄的冷气，就像要把火炉吹灭了。由此我想到苏青。整个的社会到苏青那里去取暖，扑出一阵阵的冷风—真是寒冷的天气呀，从来没这么冷过！遇到赖雅的那一年，就是那样的寒冷。1952年7月，张爱玲持一纸香港大学同意复学证明从上海来到香港，她曾在这里读过三年书，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也是以这个城市为背景。但这次，她并不打算在这里定居，左翼的压力使她余悸未消，香港离内地太近，也不安全，她的终极目标是去美国，离中国越远越好。
她又在香港待了三年，中间去了趟日本，炎樱在那里；另一方面，也是想从那儿寻求一条去美国的路。从她后来还是回到香港看，这愿望落空了。
为了生计，张爱玲写剧本，做翻译，译名著。她姑姑曾赞她连英文的物理化学课本拿过来都能看，干这份工作自然不在话下。但张爱玲深恶痛绝，她说，我逼着自己译爱默生，实在是没办法，即使是关于牙医的书，我也照样会硬着头皮去做的。她讨厌欧文，说翻译他的书，像是同自己不喜欢的人谈话，无可奈何，逃又逃不掉。她唯独对海明威有好感。
虽然一时赴美无望，但张爱玲仍然时刻准备着，1953年她就开始尝试用英文写作。1955年，她的英文小说《秧歌》在美国出版，得到评论界的极大赞赏，这应该给张爱玲注入了信心。同年，她终于得到赴美的机会：美国当时有个难民法令，允许少数学有所长的人士赴美，取得永久居住资格，日后也可成为美国公民。
她来到纽约，那时纽约不但是世界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还是出版中心，她孑然一身而又雄心勃勃地来了，梦想着在这里实现少年时的梦想：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
然而现实离她更近，因为经济原因，她搬进了救世军办的带有慈善性质的女子宿舍。服务员是街上无家可归的酒鬼，邻居们是落魄的打算老死此地的胖太太，那种环境的可怕不在于条件简陋，而是，出来进去之间，它总有办法提醒你，你已经沦落到社会的最底层。
就是在简陋的女子宿舍里，张爱玲接待了她少年时代的偶像—胡适。
初识胡适，是在那个已经过去的繁华时代里，不，应该说是繁华时代的尾声里。那时，张爱玲还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千金大小姐，成天朝父亲书房里跑，把书一本本拖出去看，但那套《胡适文存》，她是坐在书桌前看完的。
又按照他的推荐，去读《海上花》《醒世姻缘传》，阅读记忆里，有着她对于一大段好时光的依恋。她还记得战后胡适回国时的照片，笑得像个猫脸的小孩儿，她姑姑看着笑了起来说：“胡适之这样年轻！”—他们一桌打过牌。
记忆点点滴滴，便是初见，亦恍如别后经年。在这异国他乡，昔日一呼百应的文化领袖，曾经名噪一时的旷世才女，相见于如此不堪的地方。张爱玲无可奈何地笑，胡适却四面看着，满口说好。
张爱玲之前给胡适寄过自己的小说，他的高度评价令她十分振奋，然而，出现在她眼前的胡先生也有落魄之态，一次说起自己给美国某杂志写文章，不好意思地笑笑，说，他们这里都是要改的。这里是美国，胡适的赞赏，不能让她东山再起。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她来到了麦道伟文艺营，与一个温暖的、放松的、对她一无所知的男人不期而遇。他们都是此地的过客，那相遇也是萍与水的相遇，仿佛是寂寞的旅途中，他们被命运安排在对面，还没来得及开口，已透过车窗玻璃，发现对方是一个可爱的人。
当大雪终于落下来时，他们已经像朋友那样相处了。4月1日，张爱玲和赖雅并肩坐在大厅里共享复活节正餐。几天后，张爱玲把自己的小说《秧歌》拿给他看，这说明她已经对他不设防，他对她的文笔表示赞赏。
反过来，赖雅跟她讲述自己的过往，那些传奇的故事对她是有吸引力的，能够把三十六岁的女人，变成一个睁大眼睛听故事的小女孩，张爱玲那被阻滞了的恋父情结，在她每一段恋情里都发挥了魔力。《小团圆》里，燕山对盛九莉说，你大概是喜欢老的人。盛九莉在心里回道：他们至少生活过。而赖雅，不但活过，还轰轰烈烈地活过，曾经的“活过”，让他此刻的“老”，也别具意味。
又是一段闪电式恋爱，不到两个月，张爱玲便以身相许。“以身相许”这个词用在这里似乎不准确，它东方色彩太浓，柔婉的语气背后未尝没有一点儿讹诈意味—我从此是你的人了，你要对我负责任。
美国人赖雅是负不了这个责任的，他说他总是点着火就跑掉；张爱玲也不见得就想让他负这个责任，且不说她的自尊和精神洁癖等，就从他也在这免费的文艺营里暂且存身看，他的状态不比她好多少。同是天涯沦落人，不同的是，他比她更老，身体也不好。胸有大志的人，不可以背负太多的包袱。
她是喜欢他的，温度之外，还“饱藏强烈能量”—许多年之后张爱玲这样形容他，他永远生机勃勃，困境中也能给身边人以安全感，而这，正是张爱玲所需要的。
就在两人有“同房之好”（赖雅日记语）的两天之后，赖雅在文艺营的居住期限已到，张爱玲去车站送他。最后的半小时，她吐露了对他的感情，亦说到自我发展和经济上的困境，却不是想要他承担自己，相反，她还送了他一些现金作为临别礼物，她深知他的处境，除了精神上，她并不想依赖他更多。
张爱玲号称一钱如命，跟姑姑都要算清楚，这也是前面所说的清洁使然。金钱太容易引向暧昧，只有在完全不设防的人之间才可以有通财之义，爱他爱到坦然地跟他要零花钱是一种，心无芥蒂地送他钱也是一种。
如果不是后来那桩突发事件，他们的关系也许会发展成细水长流的两地恋情，通信，见面，把爱情坐落在信笺与票根上，相望于不同的江湖—他喜欢宁静的小镇，她热爱繁华的都市，彼此在对方的生活里来来去去也可。然而，意外改变了他们的生命走向：两个半月之后，赖雅收到张爱玲的来信，她发现自己怀孕了。
张爱玲恐惧生育，曾说：凭空制造出这样一双眼睛，这样的有评判力的脑子，这样的身体，知道最细致的痛苦也知道快乐，凭空制造了一个人，然后半饥半饱半明半昧地养大他……造人是危险的工作。
又说：我们的精力有限，在世的时间也有限，可做，该做的事又有那么多—凭什么我们要大量制造一批迟早要被淘汰的废物？她还曾引用“地母”的话：“生孩子有什么用？有什么用，生出死亡来？”
撇开精神层面，单就现实来说，张爱玲也没生孩子的条件，经济压力自不待言，她对自己的期许尚未达到，身体里却突然多了个时刻生长着的小孩子，让生活上相当低能的张爱玲几近崩溃。
满世界的风雨都泼了过来，张爱玲给赖雅写信，只有他，能够跟她共同分担压力，赖雅迅速给她回了信，向她求婚。他不是想以此给孩子一个名分，他同样要不起一个孩子，应该是张爱玲信中的惊惶让他感同身受，他用求婚来为她压惊。
他们拿掉了那个小孩子，结了婚。许多人认为张爱玲的这段婚姻里有太多现实打算，却忽略掉居无定所的赖雅并不是年轻多金的范柳原。张爱玲从一开始就知道，他是帮不了自己的，反而有可能连累自己，以她那样理性的头脑，又胸怀宏大的抱负，也不见得想把这段感情向婚姻推进。应该是“怀孕事件”让她慌了手脚，如同在兵荒马乱中奔向一个人，奔向一只伸过来的温暖的手，顾不上其他了。
她的朋友，也是她的资深研究者夏志清很不以为然，他想不通她为什么要嫁给这么一个又老又穷的过气作家，还剥夺了她做母亲的权利，他甚至怀疑赖雅居心叵测地隐瞒了自己的病史，并做出另外一种美好想象—假如张爱玲嫁个身体健康经济状况良好的人，一定不会那么惨。
“剥夺做母亲的权利”的指责当然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张爱玲和赖雅养活自己都困难，再来个孩子只会雪上加霜。至于“嫁错郎”这件事，嫁给谁又能保证百分之百正确呢？—赖雅也不是故意要生病的。况且，人在一时一境中，是会有盲点的，那一刻，张爱玲只能孤注一掷地扑到赖雅的怀中。
赖雅是老病之身不错，而且没有钱，但他是那种生命力超级旺盛的人，但凡有一点儿缝隙，他都要活得兴致盎然。婚后他按照张爱玲的喜好，定居在繁华的都市，他喜欢逛街、购物、布置房间、搜寻美食，他带着张爱玲享受他发现的一切。虽然她惋惜他花太多时间在街头逡巡，但仍然赞赏他有担任导游的天赋，说，当他跟我住在纽约时，那城市仿佛是我的，街巷也因此变成活生生的。
1958年9月30日，是张爱玲三十八岁的生日，那天早晨秋雨绵绵，又赶上美国联邦调查局人员来核查赖雅的某项债务问题，就这么着，都没能影响他的好心情，他唯一的想法就是希望这个人赶紧离去，好让他们的节目鸣锣开场。
当那个人离去，天空也凑趣地放晴，赖雅和张爱玲踩着五彩缤纷的落叶去邮局寄信，然后回到家中，享用晚餐。之后，张爱玲精心地装扮了自己，两人一块儿去电影院，电影很精彩，他们笑出了眼泪，又在冷瑟瑟的秋气里回家，吃完剩下的饭菜。这样写下来，只是一篇流水账，但是张爱玲告诉赖雅，这是她有生以来最快乐的生日。我想一定是赖雅有那种让人快乐起来的天分，他是那种挂在悬崖上还要乐呵呵地指导别人欣赏绝地风光的人。
除了生活的艺术，张爱玲也推崇他的道德水准。赖雅是著名作家布莱希特的好友，当年布莱希特从德国流亡到美国时，赖雅给他提供了最为热情的帮助，包括资助他，并帮他把家眷弄到美国，等等。俩人还合作写过一部《伽利略传》，但是布莱希特在最后的定稿中没有把他写的部分编进去，有人怀疑这是两人友谊转淡的原因，张爱玲则认为赖雅对人热诚，且有着性情随和的特质，所以这件事无关宏旨。1947年布莱希特离开美国之后，赖雅还担任过他在美国的正式代理人。之后布莱希特声名鹊起，一度邀请赖雅到欧洲发展。赖雅的字典里大概没有“虚邀”这两个字，1950年左右，他兴致勃勃地看望老朋友去了，到那儿才发现自己“很傻很天真”。在众人的簇拥之下，布莱希特已经学会淡漠地有距离地微笑，并将这种笑容运用到和赖雅的见面上。
赖雅很生气，他是个直肠子的人，生起气来就很直接，提前归去，这时布莱希特才发现他对这位老朋友的了解不足，写了几封信想要挽回，但赖雅那边音信全无。
尽管赖雅不想再与他发展友谊，却仍然保持着对于朋友的忠诚，他提起布莱希特的文字仍然赞赏有加，还推荐张爱玲去看布莱希特的剧作《四川好人》。
也许读者会质疑，他是否想借炒作布莱希特给自己脸上贴金？张爱玲的第一任丈夫胡兰成干起这种事是一把好手，都分手多少年了还“爱玲”“爱玲”地喊得让人如闻其声。但赖雅却正好相反，他宣传布莱希特的作品，却并不四处张扬自己和他的友谊。张爱玲提到，有次“一位黑人作家到辛克莱·刘易斯家作客后，写了一本书，（赖雅）读后相当愤慨。平日他也会把辛克莱的事当作茶余饭后的话题，但仅止于嘴皮上说说。我也不认为他有意将这些事写成文章，可以说那就是一种朋友间的忠诚吧！”他对布莱希特就是这样。
张爱玲对赖雅的形象也很推崇，说：他戴的扁帽则予人十分欧派的感觉。她曾听过与他初会面的年轻人以及年长女士评论他的外形，言词中饶富敬佩之意。
在这毫不讳言的公开赞赏之外，另一个细节也许更能透露他们的婚姻状态。赖雅有次对张爱玲笑言，按照中国人的说法，你是我的填房，张爱玲立马反击，说按照中国人的说法，你还是我的接脚婿呢。这样的玩笑，也许没有“低到尘埃里”那么优美，不如“因为懂得，所以慈悲”那么抒情，但它去除了后者的表演性，不再拿捏身段，还原成一对平实的夫妻，在对方面前百无禁忌。
当然，经济压力依然存在，赖雅一开始就坦言自己在改变家庭经济状况方面大概会无所作为，张爱玲在美国依然没能打开市场，还得探回半个身子到母语世界里讨生活，靠给香港电影公司写剧本挣钱，在美国花。
母亲去世时留给她一只古董箱子，她和赖雅称之为宝藏，他们把里面的东西一件件取出来变卖，张爱玲总能以超出众人期望的价钱卖出去，连赖雅也惊讶于她经商的天赋。
如果说一开始张爱玲更为主动，现在则赖雅爱她更多一点儿。这当然是因为他天性仁厚，和谁在一起久了，就会产生深刻的感情。另一方面，张爱玲一旦放松下来，亦有她的一种可爱吧，倒不在于她的锦心绣口，而是一个寻常女子的温情，又比寻常女子来得更为干净。
张爱玲善写“如匪浣衣”式的悲哀—堆在盆边的脏衣服的气味，那种杂乱不洁的，壅塞的忧伤，用江南话叫“雾数”，她自己做人，则力避这“雾数”，朝爽洁可喜里去做。然而，“洗手净指甲，做鞋泥里踏”，在灰扑扑的天地下，这种努力常常证明是徒劳，就算和亲人之间，都有各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芥蒂，像华美的袍上蠕蠕爬动的虱子。
好在亲情没的选，爱情有的选，爱情比亲情更私人化，她立意在自己选择的爱情里，扮演理想中的自己。上次她的干净碰上了胡兰成的油腻，她也并没有完全灰心，这次，她仍然用那种东方式的贤淑、单纯与赤诚去对待赖雅。她的付出获得了回报，炎樱说起赖雅对她的感情，说我从未见一个人如此痴爱另一人；赖雅的女儿说起父亲对于继母的感情，也不约而同地用了“痴爱”这个词。
虽然，也有小小的摩擦，比如张爱玲怎么也学不会把箱子里的东西分门别类，赖雅的热情偶尔也会给张爱玲带来困扰，她嗔他对人际关系的依赖到了过分的地步。有次他的朋友带了只山羊要给她看，他幽默地称之为一个朋友要见她，张爱玲非常抵触，最后他不得不煞风景地道出真相。还有，多少年前和继母激烈对抗的张爱玲大概没想到，她也会做人家的继母，那个和张爱玲差不多大的“女儿”对于这位来自东方的继母同样有点儿找不着感觉，她们保持着面子上的客气，内心并不互相认同。
但这些毕竟无关大局，张爱玲和赖雅的关系，已经是她感觉到的各种人际关系中，比较完美的一种，他的单纯让她能够不设防地掏出自己的单纯，他的痴爱让她可以放松到放肆，他不可救药的乐天精神让贫穷也不再那么难以忍耐，余生似乎可以就这么度过，用彼此的一点儿暖来慰老温贫。
然而，张爱玲并不是一个有了爱情就可以满足的女人，这又要说到她的伟大志向上去，来到美国好几年了，她始终没有打开市场，小说被频频退稿，她到处受到冷落。一天夜里，她梦见自己并不认识的一位中国作家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心中惆怅万分。醒来之后，她跟赖雅复述这个梦，不由得潸然泪下，内心的隐痛被揭开，她从未甘心蜷缩于平凡生活的一隅。
1961年夏天，张爱玲开始筹划一趟东方之旅，目的地是中国的香港和台湾。除了寻找更多的经济渠道外，张爱玲还另有一伟大计划，为创作以张学良为原型的小说《少帅》搜集素材，最好是能跟张学良本人见一面。
看得出，张爱玲想要放手一搏，旅费不菲，她甚至都没有筹到返程的机票钱，就带着大展身手的雄心和破釜沉舟的决心去了。
张爱玲不甘心眼下的灰暗，不是她不努力，不是她没有才华，她受到冷落的原因，应该是中西文化的隔阂。张爱玲选择张学良为主人公原型，很大程度上应该是因为这个人被美国人知晓，写一个他们认识的中国人，他们总会有兴趣一些吧？
对于张爱玲的“重利轻别离”，赖雅很难接受，心理感觉变成生理感觉，他浑身上下都感到刺痛。他写信给麦道伟文艺营申请重返那里，又写信给女儿问能否把自己的东西运送到她那儿，给女儿的那封信，他特地给张爱玲过目，让她感觉到自己的那份无助与酸楚，但张爱玲沉浸在对未来的想象中，顾不上照顾他的感觉。
这也许是赖雅衰弱的开始。之前，他虽同样颠沛流离，贫困潦倒，但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他不用求助于任何人。这一次不同了，他眼巴巴地企望张爱玲留下来，很可怜，很弱势，却没有得到回应。
眼看着这个乐观的、明朗的、曾经给过她安全感的男人倒下来，张爱玲有怎样的感觉？抱歉？怜惜？感伤？—让我老实说，是否还有一点点的嫌弃？她说过女人要崇拜才快乐，现在，看到这个男人，在自己面前低下白发苍苍的头，会不会像看到她最怕的软体动物一样，生出那种夹杂着惊惶、恐惧和不知所措的嫌恶？
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她对理想的向往，1961年10月，张爱玲如期登上了前往台北的飞机，对于赖雅的歉意淹没在开拓未来的踌躇满志中，她指望凭借《少帅》翻盘。然而这趟旅行一开始就不顺，在台北，她申请拜访被蒋介石软禁多年的张学良本人，这个幼稚的想法自然地碰了壁，好在张爱玲并不打算写出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小说，她的视线，主要停留在这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的关系上，想象力可以填充未知的那部分，所以，据知情人透露，这部小说还是完了工，但不知什么原因，至今未见天日。
接下来的日子比较轻松，张爱玲会见粉丝，游历宝岛，这时她在台湾已为文学小圈子里的人知晓，并拥有了一批忠实的拥趸。尽管作家们都声称自己喜欢安静，但绝对的寂静亦会令人惶恐，余华曾不无调侃地说，电话可以不接，铃声不能不响，张爱玲大概也不能免俗。从时人所写的印象记中看出，她的心情不错，她给好友的信里也说，至少台湾之行的目的是达到了。
唯有一个小插曲值得玩味，张爱玲后来在“印象记”里提到台湾有臭虫，这引起一路陪伴她的青年作家王祯和的不满，他写信向她抗议，张爱玲调侃地解释了一句：臭虫可能也是从祖国大陆撤退的吧。
快乐的旅程在台东火车站终止。火车站站长前来告知，她的朋友麦卡锡先生来电，说她先生赖雅中风了。张爱玲那一刻表现得很镇定，她回电话，并和气地请身后等着打电话的人到另一个电话亭去。台东是游不成了，张爱玲转身赶回台北，麦卡锡告诉她，在她离去之后，赖雅一个人昏迷在医院里，他的情况应该很严重。
当年胡兰成身陷温州，她千里寻夫，这次，她却无法在赖雅最需要她的时候，像当年探望胡兰成那样，回到他的身边。因为，她没钱，她要在香港大挣一笔才有钱买返程机票，此刻，除了去香港，她没有别的选择。
多年来，她的好友宋淇在香港帮她接洽剧本，付给她最高的稿酬，这次也不例外，等待张爱玲的任务是把《红楼梦》改成上下两集的电影剧本。
很不幸，新导演不知道她昔日的名气，没有耐心可能也没有能力判断她现在的价值，张爱玲交了剧本之后，导演要她等着。她在香港待了五个月，最后仍然没有下文，只好去写宋淇交给她的另外两个剧本。
唯一的安慰是赖雅来信告诉她，他在女儿所在的华盛顿租了一个小公寓，还把房间的蓝图画给她看，张爱玲对那张蓝图非常满意，说，那就是我真心想要的家。她对未来依旧有所期盼，“据我所知，我们的运气会在六十三年中好转”，但眼下的情况却让她觉得很棘手，“可是我却为了如何度过六十二年而失眠”。即使这样，她仍然不忘温柔地表达她的爱：“甜心，快乐些，吃好点，健康点，很高兴你觉得温暖，我可以看到你坐在乔家壁炉前的地上，像只巨大的玩具熊。附上我全部的爱给你。”
而在太平洋的另一边，赖雅也在度日如年地期待着她回来，过尽千帆皆不是之后，赖雅不禁抱怨她的归期总是“无限期延长”。张爱玲表示，她是没办法，她要留在这里，挣八百美元的稿费，这笔钱可以维持他们四个月的生活。之前她写的关于《红楼梦》的剧本没有获得通过。
“我工作了几个月，像只狗一样，却没拿到一分酬劳”。许多年前，她第一次穿上皮袄，觉得自己像只狗，摸摸鼻子是凉的，觉得更像了。你如果知道那件皮袄是用胡兰成给她的钱做的，就不难理解那个比喻里对自己的爱娇了。然而，这一次，她说自己像狗，却是像一只沉默的、辛苦的、得不到一点儿回报的狗，两相对照，让人如何不心酸。
她让赖雅再等她六个礼拜：“在未来的六个礼拜，请你好好地为你我享受那小公寓，如果你因为担心我而生病的话，岂不是破坏一切了吗？亲吻你的耳朵。你还是边吃边走动吗？最近都吃些什么？请好好照顾自己，爱你。”
这封信写于1962年2月10日。
十天之后，她的情绪也坏到了极点：“我的手脚都肿了（轻微），因为从旧金山飞来，其实是没钱买大一点的鞋，等旧历年大拍卖再说。跟宋家借钱是件极痛苦的决定，而且破坏了我们之间的一切，我无法弥补这种艰困的关系。”
她跟宋淇夫妇借了几百美元，正常情况下，这本是小事一桩，但是这时不知为何她与宋家的关系非常紧张。从她给赖雅的信里看，似乎是剧本接洽中出了点儿问题。张爱玲原本多疑，宋淇热心但有时又未免急躁，在本来就不顺当的情况下，确实容易出问题。总之，她原本殷切盼望的与宋氏夫妇的会面，临到眼前，却不无苦涩。
1962年2月18日，农历正月十五的前夜，她站在公寓的屋顶，与生平最爱的月亮对视，她写过楼板上蓝色的月光，像是静静的杀机，写过陈旧模糊的月亮，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下的泪滴，这个元宵夜，她看到的是一颗红色的满月，怪异，惊怖，在天宇下，不动声色地与她相对。
她给赖雅写信，说：“宋家冷冷的态度令人生气，尤其他认为我的剧本因为赶时间写得很粗糙，欺骗了他们。宋淇告诉我，离开前会付新剧本的费用，言下之意是不付前两部，即《红楼梦》上与下。当我提议回美再继续修改时，他们毫无回应……典型中国人的作法，避重就轻，只谈我的剧照……但我估计他们会从《红楼梦》稿费中扣我的钱。我无法入眠，眼疾刚治好，走到阳台，站在一轮红红的满月下，今日是元宵节前一天，他们已不是我的朋友了……所以甜心，请你写信来，你知道吗？当我在黑暗中孤独地走在阳台中时，心中不禁猜想你是否知道我的处境、我的心情，顿时觉得在这个世上我可以投向谁？”
撇开她和宋家的关系不提—后来他们又神奇地恢复了，张爱玲说起宋淇夫人邝文美，依旧是：越是跟人接触，越是想起Mae的好处，实在是中外只有她这一个人，我也一直知道的—她对宋家的那些抱怨，也许是烦难处境里的过激之词，但可以看出，她对赖雅有着永远的信任，和爱。
3月16日，张爱玲终于离开香港，飞回华盛顿，奇怪的是，赖雅在华盛顿机场看到的她没有一丝萎靡之态，反倒是“生机勃勃”的。这应该是丢弃一个烂摊子的如释重负，还有“重整河山待后生”的摩拳擦掌，也许在飞机上，她就在心里与往日分道扬镳，决定在小说创作上大显身手。当赖雅提出要陪她游览她最喜欢的纽约时，张爱玲认为来日方长，她喜欢纽约，是想在那里定居而不是做一个游客，这个梦想，寄托在下一部小说的成功之上。
但是就在这年5月，赖雅再次小中风，同年12月，他因疝气手术需要住院，曾经花钱如流水的他，却因不愿意付二百块预付费而拒绝入住，他每月的福利金是五十二美元。在张爱玲和女儿霏丝的坚持下他让步了，住院七天花费四百一十五美元。这之后他们得到短暂的安宁。1963年7月，赖雅散步时跌了一跤，他的身体状况本来就很差，这次竟致卧床不起。更糟的是第二年宋淇离开电影公司，不能再为张爱玲接洽剧本，她失去了最主要的生活来源，不得不搬到位于黑人区的廉价住所里。
命运似乎存心考验张爱玲的承受能力，之后，赖雅又几次中风，瘫痪在床，大小便失禁，张爱玲不得不在做翻译工作养家糊口的同时，兼任护士，而我们都知道，她做这些，肯定是不在行的。
“饱藏着生命能量”的赖雅倒下了，从身体到精神。1965年的圣诞节，他的小外孙偕女友来探望他，我不知道孩子们看到了什么，只能按照有限的生活经验去推想，房间里的光线，气味，和躺在床上的老人的眼神。赖雅生命晚期，骨瘦如柴，一辈子都神采奕奕的他，不愿意再与他人对视，一次他的一个表亲来探望他，赖雅把头转向墙壁，要求他离去。
他的委顿，对于张爱玲，是致命的打击。这些年来，虽然靠她挣钱养家，但他那种“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的精神面貌，应该给风雨飘摇中的她提供着稳定的动力，现在，他倒下了。
令人窒息的围困中，她还在寻找突围之路，在迈阿密大学申请到了驻校作家的职位，这次，她不愿意带上赖雅。她不是一个绝情的人，应该是想排除一切干扰奋力一搏，一旦成功，她和赖雅的生活才能获得物质保证，这比亲力亲为照顾赖雅更为重要。
她希望赖雅的女儿能够暂时收留老父，遭到拒绝，又曾雇用两个黑女人照料他的生活，也失败了。最后，她从迈阿密大学回来，把赖雅带回了学校公寓，亲自照顾他，直到1967年10月8日他去世，那时张爱玲刚过完四十七岁生日不久。
很多年后，那个研究布莱希特的美国人与她见面之后，说：“她与赖雅最后的那几年过得艰难（赖雅晚年健康状况恶化，致使他生活起居几乎事事要人照料），我很讶异在这样的前提下，她能敞开心怀毫不忌惮地与人谈论他。言词中，她对这个在生命将尽处拖累她写作事业的男人，丝毫不见了怨怼或愤恨之情。相反地，她以公允的态度称许她先生的才能，说明他的弱点所在……”
时光能否如沙漠上的风，在清晨抹平前夜留下的杂沓脚印？我觉得不能，很多年之后，张爱玲表面上的平静并不能说明那一切没有在她心中留下痕迹，那痕迹不是怨恨，而是恐惧。
和赖雅的十年婚姻，前五年虽然靠她挣钱，但赖雅给了她许多的温暖与爱之外，还帮她解决做家务、跑邮局之类的琐事，后面五年，赖雅倒下来了，要“低能”的张爱玲来照顾他。“低能”是一个问题，更严重的问题是，张爱玲自称“低能”时，是理直气壮的，也就是说，她心底未尝不认为，相比写作才华，缺乏生活能力不算什么了不起的事。赖雅倒下之后，她最需要的，恰恰就是这个能力，为之所苦的那些岁月，她对赖雅不可能没有怨恨。
张爱玲号称有一种大悲悯，那是一种写作态度，她与《金瓶梅》里的潘金莲李瓶儿也可以知心，对于现世，亦有苍茫的同情，听到“文官执笔安天下，武将上马定乾坤”的戏词，会为“天真纯洁的，光整的社会秩序”而生落泪之心。在文字的世界里，她成熟、理性、深刻、温存，只因文字与人生到底隔了一层，以局外人的态度对待，是可以这样美好的。
现实中，她无法做得那样好。胡兰成有一句话说得对，她不喜欢小孩子小猫小狗小天使，是因为她自己是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住在她心里，跟了她一辈子，她愿意喜滋滋地仰起脸，看大人们走来走去，她害怕作为一个成人存在。
张爱玲的文章里有这么一段：
佣人、手艺人，他们所做的事我不在行的，所以我在他们之前特别地听话。常常阿妈临走的时候关照我：“爱玲小姐，电炉上还有一壶水，开了要灌到热水瓶里，冰箱上的扑落你把它插上。”我的一声“噢！”答应得非常响亮。对裁缝也是这样，只要他扁着嘴酸酸地一笑，我马上觉得我的衣料少买了一尺。有些太太们，虽然也吝刻，逢到给小账的时候却是很高兴的，这使他们觉得她们到处是主人。我在必需给的场合自然也给，而且一点也不敢少，可是心里总是不大情愿，没有丝毫快感。上次为了印书，叫了部卡车把纸运了来。
姑姑问我：“钱预备好了没有？”
我把一叠钞票向她手里一塞，说：“姑姑给他们，好么？”“为什么？”“我害怕。”
她瞠目望着我，说：“你这个人！”然而我已经一溜烟躲开了。
胡兰成的文中也说过类似的例子，说张爱玲不敢看车夫的脸，他解释为张爱玲的眼睛干净，不能看不洁的东西，我就不明白了，人家车夫的脸也许不那么干净，但怎么就“不洁”了？张爱玲的恐惧，是因为她害怕别人把她当成一个大人那样有所诉求，她是做不好大人的样子的，她每一个恋人都比她大。
现在，她却要在赖雅面前扮演大人，能干的、耐心的、不怕脏不怕累的大人，精神上亦有很大压力吧？虽然爱情以及爱情转化成的亲情可以使一个人变得慈悲，但那种大无畏精神能支撑五年吗？没有文章描述过这五年的光景，我不由自主地想到她《烬余录》里的一段：
有一个人，尻骨生了奇臭的蚀烂症。痛苦到了极点，面部表情反倒近于狂喜……眼睛半睁半闭，嘴拉开了仿佛痒丝丝抓捞不着地微笑着。整夜地叫唤：“姑娘啊！姑娘啊！”悠长地，颤抖地，有腔有调。我不理。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没良心的看护。我恨这个人，因为他在那里受磨难，终于一房间的病人都醒过来了。他们看不过去，齐声大叫：“姑娘。”我不得不走出来，阴沉地站在他床前，问道：“要什么？”他想了一想，呻吟道：“要水。”他只要人家给他点东西，不拘什么都行。我告诉他厨房里没有开水，又走开了。他叹口气，静了一会，又叫起来，叫不动了，还哼哼：“姑娘啊……姑娘啊……哎，姑娘啊……”
不是她心如铁石，她也不想这样，张爱玲完全白描的手法里，未必没有对于人性的失望，这篇描写战争中的人性的文章里，她同样有对自己的拷问，只不过人性由老天赋予，她有失望，但不自责。
在赖雅面前，是否也有这样“阴沉”的一瞬呢？不同的是，假如有，张爱玲过后是会自责的，毕竟她对爱情对亲情，对于感情有信仰。可事实证明，她的感情支撑不起现实的磨难，对于让她经受这种考验的人，她是有恨的，但爱让她觉得不可以恨，这种“不可以”的负疚，使她的恨更刻骨了。
当然，一定也会有阳光充沛的时刻，光线涌动，空气也变得甜柔，她与他相对，内心柔软，情感悠长，仿佛可以天荒地老。她对他的感情的底色，仍然是深沉的爱。没有一样感情不是百孔千疮的。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我们做不了自己的主。
作为作家的张爱玲早就参透了这一切，作为寻常女子的张爱玲长期以来却不肯相信，直到这一刻，她才不得不承认，她说过的这些，都是真的。
如果说，当年与胡兰成那段恩怨，还可以以鄙视他终结的话，与赖雅这些年来的磕磕碰碰，就找不到解脱自己的理由了。赖雅是个好人，“痴爱”她，也为她所爱，他去世多年之后，她还在自己的名字前面加上他的姓氏，但正是这样，她心中的阴郁更难消解。
如此的挚爱，尚且生出各种磨难，那么，人与人之间的烦恼是注定的了，再交往又何苦来哉？她于是闭门谢客，守护住一方净土。她极少与人来往，接电话也视心情而定，即使是好友，或者她有求对方，她也习惯于跟对方书信来往，那些信，倒是写得有情有义的，她对于尘世，并非没有留恋，只不过不愿再与尘世贴得那么紧，她丧失了信心。
不料，她能拒绝人，却不能拒绝虱子。张爱玲的晚年，老觉得住处有虱子，她每个月要花两百美元买杀虫剂。这么着还不行，只好搬家，张爱玲的朋友，其遗嘱执行人林式同说，从1984年8月到1988年3月这三年半时间内，她平均每个星期搬家一次。算下来她搬了有一百八十次家，这个数字也许有些夸张，但张爱玲在给夏志清的信里也写道：“我这几年是上午忙着搬家，下午忙着看病，晚上回来常常误了公车。”她还考虑过搬到沙漠里去，也许那里可以躲避虱子。在《对照记》里，她提到屡次搬家让她丢掉了很多珍贵资料。但每到一处仍迅速发现有虱子出没，看样子它们要跟她死磕到底了。
从少年时起，张爱玲就对虱子这东西印象深刻，那年在台湾，她还发现了虱子的同类—臭虫，并写进文章中，引起王祯和的抗议。台湾真的有臭虫吗？我的疑问无关台湾实际的卫生状况，而是根据张爱玲晚年对于虱子的疯狂逃避，无法不怀疑，那些臭虫和虱子一样，巢穴驻扎在张爱玲的内心。
虱子、臭虫这样的小生物，杀伤力有限，被咬上一口也不太疼，只是痒，还觉得脏。它象征着人与人之间鄙俗琐碎的纠葛，说不出口的细碎烦忧。张爱玲一辈子都怕这个，这种恐惧深入骨髓，她再搬家，也搬不出自己的内心。
她曾说，小时候读《红楼梦》，看到的是一点热闹，现在再看，看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烦恼。没错，《红楼梦》里的烦恼太多了，王夫人的，邢夫人的，凤姐的，连贾宝玉和林黛玉在一起，也都是重重叠叠的烦恼，但与张爱玲不同，曹雪芹回望这些烦恼，并不当成华美的袍上的蚤子，而是当成生命河流上的美丽的波纹，过往不可追，但可以记下，他的栩栩如生的描摹里没有嫌恶，净是柔情。
张爱玲和曹雪芹之间的差距，是林黛玉和刘姥姥之间的差距。
《红楼梦》的前八十回，都在用林黛玉的眼光打量这个世界，唯美，精细，眼里容不得沙子，有什么经得起这样的打量？所以她常常伤感、尴尬、耿耿于怀，大不自在。
突然冒出一个打秋风的刘姥姥，认低伏小地弓着腰，皱纹纵横的脸上是卑微的笑，明知被人恶搞仍能脸不变色心不跳地配合到底，只为一点点残羹冷炙—你们拔根寒毛比我们大腿还粗呢！粗鄙得连凤姐都听不下去。
林黛玉鄙夷地称之为“母蝗虫”，高洁的她看不上刘姥姥的猥琐，可是，刘姥姥哪有资本像她那样高洁？躲不开的尘土，避不开的风雨，到处都是虱子和臭虫，这就是现实“浊世”，没有一个幽篁深处的“潇湘馆”给刘姥姥们隐身，她发现了虱子也没有搬家的条件。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如将自我哀怜当成无用的盲肠割弃，选择与虱子们共生共存，把虱子的出现当成生活的常态，它还能给你带来困扰吗？
那年五祖让诸门人做偈，最被大家看好的神秀苦恼了几日，在粉壁上写道：
身是菩提树，心为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五祖看了，说凡所有相，便是虚妄，这个偈子还在门外，没有到门里。
那个被打发在后院劈柴的惠能，也做一偈，道：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五祖知道他悟了，就将衣钵传给了他。
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又曰，心不随境转，得大自在。张爱玲像林黛玉一样“时时勤拂拭，勿使染尘埃”，东躲西藏，坚壁清野，导致的后果是，越发感觉虱子的存在，那些虱子其实是驻扎在她心里，连医生都对她的“虱子说”将信将疑。
1995年9月初，张爱玲感觉自己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于是把重要资料放进手提包里，留在门边—她永远有这样的理性。一日，她在睡梦中辞世，遗体几天后被发现，这之前她已经写好遗嘱，要求把她的骨灰撒在空地，不开追悼会也不立纪念碑，如此，方是真的干净了吧？但容我再补一句，只要心中存着干净的念头，便无法得到真正的干净，好在，生命解决不了的，可以交给死亡解决，她紧张的、有着无限禁忌的一生，终于安然，得大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