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你有着钻石般锐利的眼神，能够穿越万事万物的外壳，你仍然逃不出自己的宿命。想要在一个男人面前展现作为女人的千娇百媚，你就必须忽略掉那些小小的bug（缺陷），装作视而不见，径直走向自己的目的地。
1943年，10月，南京。敲下这些词，眼前的屏幕也有些恍惚，隔了时间沙，天地忽然黑白，旧电影的清灰，记忆里的物是人非，一漾一漾地闪动着，绰约得看不分明。
这部怀旧电影的第一场，是一个男人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落叶缓缓下坠，带得时光也优柔起来，其中一片金色的叶子，落在旁边茶几上搁着的一摞杂志上。他随手抽出一本，封面上题了大大的两个字“天地”，是一位名叫冯和仪的女士寄来的样刊，发刊词也是这位冯女士写的，他无可无不可地看了，继续朝下翻，有一篇叫《封锁》。
他看了一两段，不由自主地坐直，这姿势维持到把整篇小说看完，然后又翻回来，重看。他看了一遍又一遍，又向朋友推荐，朋友也说很好，他仍然觉得不足，因为那一声“好”太平淡，可以给所有事物，而这个小说的“好”，在一切事物之外。
这个名叫胡兰成的男子于是写信跟冯和仪—笔名叫苏青的编辑打听，苏青说，作者是个女子。那句大抒情的感叹就是这会儿冒出来的，胡兰成说：“我只觉世上但凡有一句话，一件事，是关于张爱玲的，便皆成为好。”
这是胡兰成所描述的他和张爱玲的开头，在《今生今世》里。许多年后，《小团圆》里也写到这一段，却凶猛很多。认识很久之后，汉奸高官邵之雍对女作家盛九莉说：“你这名字脂粉气很重，也不像笔名，我想着不知道是不是男人化名。如果是男人，也要去找他，所有能发生的关系都要发生。”
邵之雍是胡兰成，盛九莉是张爱玲。胡兰成看到的，到底是怎样一篇小说，让这个人到中年的男子如此激动？以下是它的内容梗概：
银行里的会计师吕宗桢，和大学女教员吴翠远，都是普通意义上的好人，你把这个“好人”翻译成“凡人”也可以。那个毫无预兆的下午，他们凑巧上了同一辆公交车，遇上了封锁。“封锁”，是张爱玲所处的乱世经常发生的形象，《色·戒》中，王佳芝暴露之后，封锁开始了，有人扯着根绳子拦断了街，行人与车辆在此止步。吴翠远和吕宗桢遇到的这场封锁不知有什么内情，总之，将他们较长久地置于一个封闭的空间里了。
吕宗桢原本坐在车厢另一端，突然看见一个厌烦的人，慌不择路，挪到吴翠远的旁边。但那人还是看到了他，吕宗桢干脆把一只胳膊放在吴翠远身后的窗户上，让对方以为他搭上新欢而尴尬避开。
吴翠远有足够的理由反感这突然冒出的轻浮男子，然而她没有，她的脸上甚至有着忍不住的笑意，男人的轻度冒犯，会让女人发现自己的可爱。他跟她搭话，献殷勤，眼角的余光却在瞥另外一个人，那个人果然识趣地走了，从小说中抽身而退，把剩下的世界交给偶遇的这一对男女。
吕宗桢并不喜欢这萍水相逢的女人，她太白，太规整，跟他太相似，一个“好人”不会被另一个“好人”诱惑。但就算打发封锁的时间也好，何况还有另一种刺激—他发现，自己原来也可以“这样”，即使是对一个兴趣缺缺的女人“这样”。
他跟她抱怨他的妻子，痛说革命家史，但还是带出了心底的一点儿诚意来。又说他们银行里的人际纠纷，家里怎样闹口舌，他的秘密的悲哀，读书时代的志愿……无休无歇的话，可是她并不嫌烦。他发现了她的善解人意，她温柔的美，他看着她的脸，像一朵淡淡几笔的白描牡丹花，额角上两三根吹乱的短发，便是风中的花蕊。吴翠远的脸红了，他们恋爱了。
吴翠远的爱，来自寂寞，吴翠远的寂寞，缘于她是一个好女人。她的世界，被一个“好”字包围着，像那城堡里的睡美人，必须等待着一个王子冲进来，把洁净的、无辜的她吻醒。但是王子不来，她也看透那只是个童话，周围的人还要让她自欺欺人地把公主扮演下去，她早就不耐烦了。
在公交车上，与一个来路不明的男子邂逅并恋爱，这当然是不好的，但不好的东西，是对那个“好世界”的冲撞，更真实、更生动、更有诱惑力。就像张爱玲曾经写过的单车上的少年，在冲向人群的一瞬间突然松开车把，人生的可爱常常就在那一撒手之间，吴翠远立定心意，要挑衅她烂熟的那个规整的社会。
他跟她要电话号码，她说得飞快，以此考验他的爱情，就在他手忙脚乱地掏自来水笔准备记下的时候，封锁解除了，电车当当当地朝前开去了。而吕宗桢一弹而起，就像他最初突兀地出现在吴翠远眼前一样，又突兀地消失了。
吴翠远以为他下车了，自顾自地想象下一节：假如他打来电话—就在这时，她看见吕宗桢遥遥地坐在原先的位子上，他没下车，和吴翠远的一场恋爱，只是封锁中的一个插曲，一个不近情理的梦，梦已经结束，他也该走了。
吴翠远和吕宗桢，都是凡俗男女，却不能完全收起渴望传奇的心，一点点不甘，朝着轰轰烈烈的人生的些微试探，成就了这场电车上的艳遇。然而，当时间的封锁取消，不再是那样绝对的暂时，而重新进入无尽的过去与将来时，他们也任凭红尘淹没，不做挣扎。
胡兰成跟吕宗桢的相似之处是，人到中年，渴望传奇，愿意在平凡时日里搅上一些浪漫，但骨子里是现实的。张爱玲准确地刻画出了这类男子的情态，胡兰成激赏的背后，是他的潜意识看到了镜中的自己。
一切就这样开始了。
胡兰成，浙江嵊县（现名嵊州）胡村人，父亲是茶叶店里的帮工，母亲是寻常村妇。在他的笔下，父亲豁达慷慨而母亲平静和悦，俩人闲时对坐小饮，举案齐眉，若一对不老的金童玉女。
他这话说得漂亮，但拨开华丽字眼，从字缝里看真相，原来他祖上也曾“阔”过，到他父亲这里开始潦倒，家中长年累月地欠债，直到胡兰成后来做了“高官”（胡兰成自言）才还清。
艰难生计里，金童玉女也是要打架的，两人打得从楼梯上滚下来。胡兰成说，他的母亲恼父亲，为的是父亲家里的事情不管，到外面去管闲事。说起父亲管闲事这一桩，胡兰成也有点儿啼笑皆非，说是叫人真不知道怎样说他才好，经常出力不讨好。
比如说吧，一个邻居打官司，胡老爹跑前跑后，倒贴旅费诉讼费陪人家告状，好不容易打完了官司，那位邻居的老婆却不领情，因为一场官司打下来，开销倒大于所得，那女人就很怨怼，嘀嘀咕咕抱怨个不休，胡老爹听了也无话，只有默然惭愧而已。
怪哉！胡老爹又没有占到什么便宜，分明就是一个乐善好施的活菩萨啊，就算愚妇人只顾眼前利益瞎嚷嚷几句，他也大可以不放在心上，先贤早准备了现成的两句话“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胡老爹惭愧个什么劲呢？
如果我们只是把胡老爹看成一热心肠，那就是把他想简单了，他的惭愧，是因为冒充了一次“人物”。
胡兰成说，别人家打官司，为人家调和的人是由乡绅充任的，轿进轿出，鲁迅先生的小说《离婚》中，那位调和爱姑离婚事件的七大人，就是个实例。他的缎子马褂闪闪发光，脑门上也像抹了猪油似的发亮，更不用说手里把玩的那件珍贵无比的“屁塞”，成功地隔开了他与普通民众的距离。所以，他一个喷嚏就能吓得泼悍的爱姑心脏一停，他一发话别人不敢不从。
这种“管闲事”的调和人，是中国乡村社会民间自治中的一环，由有身份地位压得住阵势的人充当，胡老爹向往这样的角色，虽然没有金刚钻，也想揽那瓷器活，于是，这勉为其难的充任就带了几分尴尬，但他老人家却乐此不疲，难怪胡兰成他娘要跟他从楼上打到楼下来。
这样的一幕，其实可以入周星驰的电影，一个小人物荒诞的野心与辛酸。
胡老爹这类人物，我曾在乡下多次见着，虽然不无猥琐狼狈，但确实有本分人不能及的见识与胆气，他们的尴尬亦因心气和环境不能相容，若换一个出身，也许还真能干出一番事业。
胡兰成随他爹。读了几年书，胡兰成也不能像普通小知识分子那样，找个糊口的工作，谨小慎微地守着，辛苦着委屈着，一辈子过完了。一个“荡子”的志向要远大得多，他在杭州邮电局找到了第一份工作，薪水也尚可，却凭着年轻气盛，随随便便就与上司闹翻了。天下如此广大，世界有无限可能，他一路借钱做路费，由杭州，经上海，还到北京做了一阵子北漂，在燕京大学的副校长室弄了份抄写员的差使，后来又辗转于南宁、百色、柳州各地，做中学教员。
凭着一股劲，他从浙江乡下来到外面的大世界，野心时时蠢动，自卑忽而泛起，眼花缭乱的物质生活，传说中三头六臂的“人物”，化作风云万千，劈面而来，径直迎上去的他，是一无所有的。
在燕京大学，他很荣幸地认识了一个名叫卿汝楫的人，此人虽不过是个学生，但是一直追随李大钊，早早成了一个优秀的革命者。李大钊被张作霖杀害后，此君的处境甚是危险，有事必须出校门时，胡兰成总是守在身边，想着万一遇上什么事，自己可以挺身相代。
听上去，胡兰成有热忱，大无畏，但我对于其真实性却很有些怀疑。多年后，他的红颜知己周训德受他连累入狱，他也说要挺身而出的，但思虑千百转，还是以一个无奈的姿势作罢。起初的激烈，与其说是慷慨，不如说他爱这种戏剧化的姿态，两条长袖一甩，可以让激情来得虎虎生风。
在意念中对这卿汝楫的“以身相许”，也有这种表演成分，牺牲小我，成就大业，历史的舞台上从来不缺少类似的戏码，而胡兰成生平酷爱各种舞台腔，弄个什么，都要拿诗词歌赋里的人与事做比。
另一方面，浩荡的江湖里，他是渺小的，渺小到只有牺牲才能吸引大众的眼球。他后来还跟卿汝楫说要刺杀张作霖，近乎大话欺人，就凭他这手无寸铁未经训练的文弱书生，即使张作霖就在眼前，估计也不知如何下手，所以卿汝楫只淡然道，那可用不着。胡兰成又说，我因佩服他，才没有舍身。他到底是否因此没有舍身且不论，一个初涉江湖的小青年的自卑与野心，在这样一番心理活动中却表现得淋漓尽致。
那些年，他如片羽飞蓬，在世间辗转，看人眉高眼低，贫困如影随形。20世纪30年代初，他妻子玉凤死去，留下一岁半的小女儿棣云，因付不起保姆费，小女婴患上了奶痨，葬在母亲身边。
就是在他出道之后—两篇文章被《中华日报》赏识，邀他出任主笔之初，口袋里也没几个大钱。续娶的妻子待产，他得充任家庭妇男，洗衣做饭加带孩子，蹲在后门口的风地里生炉子。好容易小儿出世，却患上了肺炎，他到处借贷，一无所获，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婴孩来这世上二十天，便殓入小棺木中。
胡兰成写到这些，仍然喜欢天上地下七拉八扯，他习惯于粉饰苦难，把自己打扮成苦界中拈花而笑的君子，但真的不痛吗？我不相信。胡兰成曾自言年轻的时候，常习惯地默念一个“杀”字，潜意识里有戾气。
一开始，他并不是汪精卫的宠臣，“艳电”发表之后，胡兰成想了一想，决定还是跟着他。难得“汪先生”对他如此赏识，月薪六十元虽然不多，可那年月兵荒马乱的，另谋个生计也不易，胡兰成并没有太多选择。
他从小地方出来跑江湖，残羹冷炙，磕磕绊绊，好在脸皮足够厚，寄人篱下也能“端然”（这是胡兰成最喜欢用的一个词，出处在后面有介绍），但总归是无奈，好容易弄到这么个位置，老大看上去还很赏识自己，怎么舍得离开呢？
胡兰成的跟随，换回老大的恩典，汪精卫给他加薪了，从六十加到了三百六，隔三岔五，还给发个一千两千的“机密费”。汪老大给钱很有特点，喜欢从内室里面掏出一摞大钞，甩在小弟跟前，这场景，可以参看《龙城岁月》《旺角黑夜》之类的黑帮片。胡兰成却也有他的一种解释，说汪先生这样给钱，透出民间人家对朋友的一种亲切。汪太太倒是个会说话的，对胡兰成说，你就当汪先生是你兄长，我是你姐姐，按年龄我也做得你姐姐。胡兰成当时没接腔，很有成色的样子，只是在多年后顺手写进了回忆录。
经常看见有人一说起胡兰成，就说汉奸高官云云，言下之意，倒是张爱玲傍了他。殊不知他听说张爱玲是在1943年，两人相识于1944年，这时胡兰成跟了汪精卫不过四五年，每月薪水三百六十元，也就是一个金领的水准，加上那一千两千的，去掉开销，估计也就刚刚完成原始积累，开始脱贫致富奔小康。
而这貌似平淡的世间，隐藏着无尽的繁华富贵，文明与智慧的积累，深不可测，任你已然人模狗样，它冷冷一瞥，就能把你打回原形。新发迹的人，心里是没底的，胡兰成的所谓高官，在张爱玲那样不动声色的高贵面前，马上还原成一个“死跑龙套的”。在他遇到张爱玲之前，连艳羡都不敢有，他找不到大门，甚至找不到踪迹。
遇到张爱玲之后，才开始一切皆有可能。
还没等胡兰成跟张爱玲见面，他就因为“政见”与汪精卫不和，干脆“越级”直接去勾搭日本人。汪精卫大为不满，把他投进了监狱。胡兰成说，后来张爱玲告诉他，那期间，她曾和苏青去周佛海家为他说情，胡兰成后来听张爱玲说起，连连叹她幼稚，他跟周佛海就不是一派的。
别管汉奸们都有哪些派系了，只说矜持到以热心肠为耻的张爱玲，为什么要去周佛海家为胡兰成说情？她怎么就知道有胡兰成这么一个热心粉丝？
《小团圆》里，张爱玲写道，女作家盛九莉告诉她的女友比比，有人在杂志上写了个评论夸赞自己，然后编辑写信告诉她，那人被关进监狱了。她是当成个笑话说给女友听的，笑这乱世的翻云覆雨。她没有告诉比比，编辑把那评论的清样寄给她，雪白的纸上有大字朱批，线装书一般美，她舍不得寄回去。
她还想去救他出狱。
书里没说，她只是想去，还是真的去了。但我严重怀疑她只是那么一想，她的行动力没有那么强吧，而且她说，她鄙视年轻人的梦。最后是日本人把他救出来的。胡兰成说：“及我去上海，一下火车即去寻苏青。苏青很高兴，从她的办公室陪我上街吃蛋炒饭，随后到她的寓所。我问起张爱玲，她说张爱玲不见人的。问她要张爱玲的地址，她亦迟疑了一回才写给我，是静安寺赫德路口一九二号公寓六楼六五室。”这一段也简洁，但我看着总想在某个句号后加点什么。被胡兰成刻意省略掉的那些话，苏青替他写出来了。她用了化名，却也有明眼人看明白了：
《续结婚十年》中第十一章《黄昏的来客》，写了原型是胡兰成的“谈维明”来到苏青房间，胡兰成是撰文赞扬过苏青的，苏青对他很有好感。这位“谈维明”在苏青面前大谈鲁思纯（陶亢德）、潘子美（柳雨生）的坏话，还分析金总理（陈公博）“老而昏庸，一个典型的糊涂者”，戚先生（周佛海）“有小聪明而其实不足道”，一来二去的，苏青“开始对他感到惊奇。这是一个十足像男人的男人，他的脾气刚强，说话率直，态度诚恳，知识丰富，又有艺术趣味”。“他虽然长得不好看，又不肯修饰，然而却有一种令人崇拜的风度！他是一好宣传家，当时我被他说得死心塌地的佩服他了。”最后，苏青“竟不由自主地投入了他的怀抱”。
胡兰成是解读苏青与张爱玲关系的一把钥匙，苏青笔下的胡兰成，因为各种精彩的话语折服了独居的苏青，两人竟上了床，这是苏青对自己性生活坦率的披露，然而情况忽然产生了转变，一阵激情之后，“谈维明抱歉地对我说：‘你满意吗？’我默默无语。半晌，他又讪讪地说：‘你没有生过什么病吧？’”这样的质疑使两人刚才建立起的脉脉温情立时消散殆尽，苏青感觉到了侮辱，“我骤然愤怒起来。什么话？假如我是一个花柳病患者，你便后悔也已嫌迟了。”随后的情节发展很有戏剧性，苏青对谈维明翻了脸，当胡兰成谈到自己对女人的征服快感，并以自己的性能力炫耀时，苏青不干了，她说：“……因为在我眼前的男人不像个男人，所以我便不屑以柔声相向了。”刚才还是一个“十足像男人的男人”，不一会儿，就成了“不像个男人”。苏青在大发一通议论之后，用这样一段对话为这一章做了结束：
“你恨我吗？”他严肃地说。
“……”
“恨我什么呢？”
“你不负责任。”
“我要负什么责任？”他忽然贴着我的脸问，“同你结婚吗？”“谁高兴同你……”“这样顶好。”他又严肃地说，“我可从来没有想到要同你结婚过。你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女人，怀青。谁会向你求婚便可表明他不了解你，你千万别答应他，否则你们的前途是很危险的。一个聪明能干的女人又何必要结婚呢？就是男人也是如此……”
“那么你又为什么同我……？”
他哈哈大笑道：“这因为我欢喜你。怀青，你也欢喜我吗？”
我骤然把脸闪开来，笑道：“我是不满意。在我认识的男人当中，你算顶没有用了，滚开，劝你快回去打些盖世维雄补针，再来找女人吧。”
他显然愤怒了，但却又装得鄙夷不屑地说：“你怎样可以讲这样的话？”“我本来就是一个这样的女人，哈哈！”他郁郁地走了；听他脚步声走远后，我这才伏枕痛哭起来。
上面这段文字出现在黄恽的博客，是在2008年7月1日发布的。黄恽简直是“预言帝”，因为《小团圆》直到2009年4月才出第一版，里面写道：
她从来没有妒忌过绯雯，也不妒忌文姬，认为那是他刚出狱的时候一种反常的心理，一条性命是拣来的。文姬大概像有些欧美日本女作家，不修边幅，石像一样清俊的长长的脸，身材趋向矮胖，旗袍上罩件臃肿的咖啡色绒线衫，织出累累的葡萄串花样。她那么浪漫，那次当然不能当桩事。
“你有性病没有？”文姬忽然问。
他笑了。“你呢？你有没有？”
在这种情况下的经典式对白。
他从前有许多很有情调的小故事，她总以为是他感情没有寄托。
在苏青笔下，是胡兰成问苏青，是在他想听到苏青对他性能力的称赞而不得之后，报复性地询问；在张爱玲笔下，则是苏青问胡兰成，是一个风流女人偷欢之后，突然想到要了解情况。不管胡兰成跟苏青的这段是两个当事人中的哪一个告诉张爱玲的，她写《小团圆》时，应该已经看到了苏青的这段文字，她还是不由自主地袒护了胡兰成，她说她不忌妒，但还是不小心露出恨意。
苏青的文字算是彻底，但也露一半藏一半，比如，她没说胡兰成跟她要张爱玲的地址的事。在胡兰成笔下，苏青写给他之前的那点“迟疑”亦大可玩味，不知道是在他们那次见面的哪个节点上。反正胡兰成是拿到了张爱玲的地址。他说，他第二天就去找她了。
这天张爱玲在家，但她不愿意接待这位不速之客，她的个性一向如此。和张爱玲曾有交往，后来又闹翻了的潘柳黛，生动地刻画过张爱玲的孤介脾气：
如果她和你约定的是下午三点钟到她家里来，不巧你若时间没有把握准确，两点三刻就到了的话，那么即使她来为你应门，还是照样会把脸一板，对你说：“张爱玲小姐现在不会客。”然后把门嘭的一声关上……万一你迟到了，三点一刻才去呢，那她更会振振有词地告诉你：“张爱玲小姐已经出去了。”
胡兰成不在意这个，从门洞里递进去一张留有电话号码的字条，转身离开。第二天中午，张爱玲打来电话，说要亲自登门拜访。
许多年之后，一个超级张迷水晶接到张爱玲的邀请电话，兴奋无比的同时，联想起张爱玲给胡兰成的这个电话，总结道：她总是主动。确实，她总是主动，但对于胡兰成的主动，和对水晶的这次主动，却有所不同。
《小团圆》里，在盛九莉与胡兰成初见之前，张爱玲写了那么一小段：“这天晚上在月下去买蟹壳黄，穿着件紧窄的紫花布短旗袍，直柳柳的身子，半鬈的长发。烧饼摊上的山东人不免多看了她两眼，摸不清是什么路数。归途明月当头，她不禁一阵空虚。二十二岁了，写爱情故事，但是从来没有恋爱过，给人知道不好。”
有多少女子的爱情，起始于这空虚。
《牡丹亭》里，杜丽娘游春到芳园，“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好风景引起身世之感，她叹道：“昔日韩夫人得遇于郎，张生偶逢崔氏，曾有《题红记》、《崔徽传》二书。此佳人才子，前以密约偷期，后皆得成秦晋。吾生于宦族，长在名门。年已及笄，不得早成佳配，诚为虚度青春，光阴如过隙耳。可惜妾身颜色如花，岂料命如一叶乎！”
你看，其实她并没有遇到如意郎君，像张爱玲曾自陈是看多了爱情小说才知道爱情这件事，她的情感一样也是间接来的。只是天气太好，时间很对，她希望与一个合适的人相爱，她的爱情是由季节、时令、她的年龄以及阅读经验而起，这时，只要来个差不多的人，就会遇上她热切的爱情。
深闺之中，她没有崔莺莺那样的运气，她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男人，她爱上了他。但换个角度看，崔莺莺看上的，未必就不是自己梦想中的那个人，张生只是赶巧走过来，与她心中的幻影合体。
上帝说，要有光，便有了光。女人说，我要恋爱，便开始恋爱。
不管走过来的男子是谁，只要有那么个人影在，她们就会把他变成自己的恋人。
张爱玲也想恋爱了。所以她看到印有胡兰成评论的清样纸会觉得美不胜收，甚至动念想去救他。而他亲自登门，她却无法猝然与之相对。胡兰成说，她是做什么都要用大力的人，哪怕开一个罐头，脸上都有全力以赴的郑重。我因此又怀疑张爱玲是奉行完美主义的，她的刻板，是因她对许多事物看得珍重，要准备好了才可以开始。在家中接待女友，也要盛装以待，第一天对于胡兰成的拒绝，大约也有未做准备的心慌。
但是，即使有备而来，当她一个人，坐在那个陌生男子的客厅里，仍然不能从容。有一种女子，只有在确信自己安全之后，才能够把自己打开，表现自己生动机智具有弹性的一面。这种“安全”，不只是不受侵犯，还要确定对方足够聪明，对自己足够喜欢，每一句话都会被认真倾听，而不会白花花地流失。
在得到验证之前，她们抱紧双臂，姿态僵硬，小心翼翼地遵从常规的言行方式，尽量删繁就简，不做任何个性化发挥，看上去灰暗而无趣，不过又有什么关系呢？对于一个完美主义者来说，宁可保守地乏味，也不可飞扬着出丑，这个阵营中永远不可能出现芙蓉姐姐这样的“网络精英”。
这一切落到胡兰成眼中，又是一番感觉。他首先是不喜欢，他在关于前妻的文字里表示，他喜欢那种下巴尖尖的、烟视媚行的俏丽女子，而张爱玲是身材高大、面孔则如平原缅邈的。其次，胡兰成是跑江湖的，最擅长掂量对方的分量，这分量不只由身份背景决定，还和姿态有关，一般说来，谁主动，谁就落了下风。
昨天他吃了个闭门羹，很狼狈，今天张爱玲自个儿巴巴儿地上门了，还这么拘谨，还这么愿意听他说话，加在一起，就成了一种可怜相。他怀疑她是一个穷女人，心里想战时的文化人原本苦，问她每月的收入，明知道这样是失礼的，可是那又有什么关系—一个“高官”面对一个没见过世面的“穷女孩”，冒失一下也是无所谓的。他是曾佩服过她的才华，可是眼前的张爱玲使他不能当她是个作家。
他不觉得她美，也不喜欢她，但这一点儿都不妨碍他在她面前大秀口才。他是那种话多的男人，前生后世，见解多多，正如张爱玲引用过的那句俏皮话：“他们花费一辈子的时间瞪眼看自己的肚脐，并且想法子寻找，可有其他的人也感到兴趣的，叫人家也来瞪眼看。”有趣的是，张爱玲引用这句话时，正在和胡兰成恋爱，这叫灯下黑吗？
胡兰成一口气说了五六个小时，批评时下流行作品，又说她的文章好在哪里，还讲自己在南京的事情，张爱玲这时倒是一点儿不尖锐，只管孜孜地听着。
张爱玲曾说，和人谈话，如果是人说她听，总是愉快的；如果是她说人听，过后思量，总觉得十分不安。但就算她是一个乐于倾听的人，坐在陌生男人家里，听他唾沫星子乱飞地讲上五六个小时，也是不正常的，除非，她特别愿意听这个人讲话。
让我们还原一下当时的场景，五个小时，从中午到傍晚，这个半老男人，在安静的小女生面前，滔滔不绝，喋喋不休，用第三者的眼睛看过去，不但可笑，简直可耻了！况且他说了那么多，表达了那么多的观点见解，一定会说错一些吧？后来他跟张爱玲熟了之后，简直没法子在她面前说话，相对于她的聪敏灵慧，他说什么都说不到点子上，不准确的地方夸张，准确的地方贫薄不足。那么，在那之前的这场演说，又该有多少破绽？
然而，正是这些破绽，拉近了他们的距离。完美的东西是让人紧张的，因为会让对方照出自己的不足，张爱玲多年来，正是生活在完美的紧张中，包括她母亲，包括她姑姑，都是那种不肯有破绽的人。
张爱玲曾说，她姑姑的家，对于她是一个精致完全的体系，无论如何不能让它有丝毫毁损，哪怕只是打破桌面上的一块玻璃，又碰上自己的“破产期”，她还是急急地把木匠找了来。
破绽则让人松弛，张爱玲回忆，在雾一样的阳光里，和父亲坐在堆满了小报的房间里，谈谈亲戚间的笑话的情景，那里的光阴永远是下午，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两个词叠用，带出恋恋的惆怅。
我不知道，在那个下午，在胡兰成的房间里，她是否有一种时空交叠的感觉，仿佛回到从前，但起码，这个男人无休无止的话语，应该让她感到安全，有埋在松弛里的安稳。
送张爱玲出来时，两人并肩走，胡兰成忽然说，你的身材这么高，这怎么可以？言下之意，是和我怎么可以？这是在调情。他说了并不喜欢她。只是作为一个调情爱好者，见到个女的就想练练手热热身，贼不走空。
说起调情这件事，张爱玲的段位肯定更高一些，看看她写的《倾城之恋》吧，范柳原说白流苏穿着雨衣就像一只药瓶，凑近了—你是医我的药；《沉香屑—第一炉香》里乔琪乔说薇龙是他的眼中钉—这颗钉再没希望拔出来了，留着做个纪念吧。相形之下，胡兰成的这句撩拨实在粗蠢得露了痕迹，张爱玲很诧异，几乎要起反感了，但终究没怎么样，“没怎么样”之后，俩人就很近了，张爱玲的心动了。
即使你有一颗七窍玲珑心，照得见世间一切的可笑与猥琐，即使你有着钻石般锐利的眼神，能够穿越万事万物的外壳，你仍然逃不出自己的宿命，你想要爱，想要在一个男人面前展现作为女人的千娇百媚，你就必须忽略掉那些小小的bug（缺陷），装作视而不见，径直走向自己的目的地。
认识胡兰成这年，张爱玲已二十三岁，知道爱情的美，却没有可以爱的人，积攒下那么多经验得不到实践—是生活圈子太小，还是她小女孩式的生涩看上去很像一种傲慢，有自尊的普通男人不敢亦不肯靠近？这高处不胜寒的落寞，是让人难耐的。
胡兰成没那么讲究，他不在乎在女人面前受挫，在他眼中，女人分为两种，搭理他的和不搭理他的。他能把前者夸上天，恨不得拿观音菩萨去比喻；对于后者，比如他在广西教书时，那些不怎么待见他的女教员，他就称人家为娘儿们，用鼻子哼一声，心里想“你就省省吧”。他才不会因为被拒绝而受伤，见个女的就想一试身手。他的冒犯，正好击破了张爱玲的水晶外壳，外面的光线与温度涌进来，让她心里的那朵花，可以热烈地、招展地，就此开放。
胡兰成曾说，江山与美人，注定要落入荡子的怀中。忽略掉他的自鸣得意，心平气和地想这句话，也不是没有道理。君子矜持，习惯于停在原地；荡子无所谓，不吝于大胆出击，就算出击的过程中留下破绽多多，可这破绽，未尝不是一个入口。
虽然胡兰成说他不喜欢张爱玲，但她愿意听他说话，这就够了。
第二天他跑去看她，做好了体恤一个贫穷女作家的心理准备，但是，当张爱玲的房门终于向他打开时，他大大地吃惊了。
他用“华贵”这个词来形容，并不是里面的陈设家具很值钱，红木古董满坑满谷，那是暴发户的热闹心劲，张爱玲已经进入“后贵族”时代，超越了炫耀性消费的肤浅粗鄙。她的房间里，是一种现代的新鲜明亮的色调。如果说这几个字比较难以想象，我们可以增加一个细节：张爱玲十来岁时，就在她母亲的公寓里看见了瓷砖浴盆和煤气炉子，而张爱玲现在住的这间公寓，正是她母亲布置的。
想当年，胡兰成在浙江乡下，看见邻村的大小姐打他们那儿下轿歇息，那种大家女子的新打扮，以及背后透露出的富贵荣华，尚且让他心生爱意，眼前的张爱玲，富贵在骨子里，在他的想象力之外。这间装饰得出乎意料的香闺，就像童话里压在多少床羽绒被之下的那颗豌豆，证明她是一个真正的千金大小姐，胡兰成深深地折服了，他说，很刺激。
回去之后，胡兰成就给人家写信，写得很吃力，像五四时候的新诗，张爱玲看了都觉得骇然可笑，后来胡兰成自己回想起来，也觉得惭愧，怎么可以那么矫揉造作？
不过没关系，张爱玲一点儿也不介意，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她对爱情的向往，她的一颗慧心能从不伦不类的东西里看出庄重的好。胡兰成信上用“谦逊”二字来形容她，张爱玲认为道着了自己，她对于世间万事万物，即便已看破，还有一种俯首低眉的虔敬，于是她给胡兰成回信，说他“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我总觉得，胡兰成的这个“谦逊”，怕是没有这番深意，倒可以按照常理去推，她的家世这么显赫，她的才华这么横溢，她的世界这么富贵，她却羞涩安静得像个女学生，这不是谦逊是什么？
误解碰撞上误解，却溅出爱情的火花，张爱玲和胡兰成的这段情缘，老是让我想起《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里，萨宾娜与弗兰茨的爱。
弗兰茨崇拜忠诚，热衷于向萨宾娜描述他对母亲的忠诚，他希望她被自己的这种品行打动。萨宾娜更着迷于背叛，在背叛中寻找自己，她不停地背叛上一次的背叛，直到抵达自己真实的内心。
弗兰茨喜欢音乐，他认为音乐能使人迷醉，是一种最接近于酒神狄俄尼索斯之类的艺术，“谁能克制住不沉醉于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巴脱克的钢琴二重奏鸣曲、打击乐以及‘硬壳虫’乐队的白色唱片集呢？”萨宾娜恰好相反，她说，音乐越放越响，人反会变成聋子。因为他们变聋，音乐声才不得不更响。
还有光明与黑暗，墓地与纽约之美，他们的看法从来都没有合拍过，他们对每一个词的理解都不同，“如果把萨宾娜与弗兰茨的谈话记录下来，就能编一部厚厚的有关他们误解的词汇录了”。可是这一点也不妨碍他们相爱，我想原因在于，当人们想要爱的时候，他们总是可以用误解来诠释误解，从而达到一种匪夷所思的和谐统一。
那些日子，胡兰成每隔一天必去看张爱玲，去了三四次以后，张爱玲突然变得很烦恼，而且凄凉，某日送来一张字条，让胡兰成再不要去看她。
换成一个没经验的男子，一定会手足无措；换成一个真心爱她的男子，一定会很严重地自我反省；而胡兰成只是一笑了之，可能还有没说出来的得意。凭着经验，凭着居高临下得以隔岸观火的洞察力，他知道，这女子这般言行，是因她爱上了自己。
不错，张爱玲烦恼，是因她感受到了自己的爱。《小团圆》里说，他坐在沙发上跟两个人说话。她第一次看到他眼里有轻藐的神情，很震动。她崇拜他。
这句话口气轻淡，却似自嘲，他眼里轻藐的神情为何让她震动？
是否因为轻藐里有一种高高在上的力量感？她接触过的男子，谁能如此有力？所以她说，她崇拜他。
而那凄凉，更让胡兰成得意，一个女人只有面对不确定的爱时，才会变得凄凉，因为有所求，因为不得不，这种凄凉意绪在古典诗词里比比皆是，是女人仰面等待回复的姿态。
他对她说：“我不喜欢恋爱，我喜欢结婚。”自以为送了她一份大礼。
她却迟疑，说：“我现在不想结婚。过几年我会去找你。”他当她是欲擒故纵，张爱玲心里却浮现出了一幅图景，战争结束后，他逃亡到边远的小城的时候，她千山万水地找了去，在昏黄的油灯影里与他重逢。
她从一开始就知道日军必败，他作为汉奸日暮途穷，但她没打算要一份一定有前途的爱情，甚至于，当他对她说“我们将来”，或者“我们天长地久的时候”，她都不能想象，“感到轻微的窒息”。但她后来与桑弧在一起时，则对两个人的生活有很具体的想象。
这是张爱玲的聪明之处，崔莺莺爱上张生便想到一世一生，张爱玲却清楚这不过是一段如烟花般灿烂又短暂的乱世情缘，那边远小城的油灯影，是她想象的尽头，是电影终场时，打在屏幕上的那个大大的“完”字。
听上去好像有点儿玩弄感情是不是？但感情本来不就是用来玩弄的？—假如你不把“玩弄”二字作贬义理解的话。爱情是这现实人间愉悦自己的游戏，你可以玩得天长地久，也可以花开一瞬，而张爱玲跟胡兰成这一段，若只做一段处理，对两人也许都更好一些。
“等于走过的时候送一束花，像中世纪欧洲流行的恋爱一样绝望，往往是骑士与主公的夫人之间的，形式化得连主公都不干涉。”假如《封锁》里的吴翠远有这份悟性，也不会陷入自作多情的窘境了。
但在抵达那边远小城之前，他们还得漫长地恋爱。当他提出为她离婚，她虽然迟疑，却也半推半就。他有些日子没来，她有如释重负的轻快，却也不无惆怅，当他再次登门，她高兴了起来。
胡兰成在叙述中，总是有意无意地透露，都是她主动，是她先动了心。他说他曾跟她提起她登在杂志上的那张照片，并没有跟她要的意思，但她取出来送给他，还在照片背后题字：
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这段话经胡兰成卖弄之后，流传得非常广，以至于我用搜狗拼音敲字，刚打出前面的几个字，后面就出来一大串，都成词组了。
这些话，给了胡粉们说事的由头，看看，张大才女，当年也是如此卑微地爱着我们胡才子的，低到尘埃里，得倾倒成什么样了才会这么说。
我以前看这段话，也有点儿替张爱玲难堪，不是说女生要矜持一点点吗？用不着这么夸张吧？要是我，就不会说。数年之后，再看，发现，这貌似卑微的言语背后，正体现出张爱玲的彪悍和飞扬。真正自感卑微的人，是不会这么说的，因为太看重对方，不敢逾矩一点点，生怕对方觉得自己“贱”，敢于这样恣肆地传情达意的人，心里已经吃定对方。具体到张爱玲身上，也许是因为她看透了这只是一场乱世之恋，她亲眼见过战火能焚烧掉一切，想到立即去做恐怕都来不及，又何须那么多的铺陈？这是她的真，也是她的明白。
而张爱玲的低眉，更大程度上是对于“爱情”本身的谦卑。眼前的男人，也许没那么聪明，没那么伟大，但他是“爱情”的使者，“爱情”的形象代言人，她不由得恭顺起来，在“爱情”面前，再怎么谦卑也不丢人。
对于张爱玲，那场恋爱，亦是一场精神狂欢。她在人群中，向来是缄默的自闭的，但那不过是一种自我保护，她的内心，同样有着想要讲述的愿望。可是，她没有听众。
曾几何时，她的父亲是她谈话的好伙伴，他看重她，珍爱她，但那样的好时光，已经被继母的挑拨加上她少女时代的叛逆性格给毁掉了。她投奔母亲，母亲教她如何做个淑女，一个淑女是笑不露齿的，滔滔不绝是为大忌。不久母亲也出国了，但她的生活里还有姑姑。姑姑是个聪明的有灵性的女子，也把张爱玲照顾得不错，但她太喜欢安静，常常抱怨“和你住在一起，使人变得非常唠叨（因为需要嘀嘀咕咕）而且自大（因为对方太低能）”。就算是玩笑吧，老是听到这样的玩笑，也会下意识地收敛表达的愿望。张爱玲只剩下一个倾听者，就是女友炎樱，可是苏青说了，女友只能懂得，男友才能安慰，胡兰成的到来，给张爱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欢喜。
胡兰成也确实是太好的听众。他在见识了张爱玲房间的华贵之后，又见识了张爱玲精神世界的丰富，她的写作天分自不必说，更让他开眼界的，是她的学贯中西。张爱玲的弟弟曾转述她姑姑的话：你姐姐真有本事，随便什么英文书，她能拿起来就看，即使是一本物理或化学。
要知道，姑姑可是留过学的啊，英文应该不会太坏。
这样的水准，当然能让半瓶子晃荡的胡兰成自愧不如。胡兰成于是想，就算西洋文学咱不在行，中国古书我总能压你一头，不承想，俩人一块读《诗经》《乐府》，那上面的字只跟张爱玲打招呼，她懂它们懂到了骨子里。而他勉为其难的表述，总像生手拉胡琴，每每荒腔走板，道不着正字眼，他心里沮丧得紧。
他完全被折服了，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努力跟随她的脚步，崇拜她，赞扬她。说起胡兰成恭维人，那是一绝，他流亡途中，去结交梁漱溟，写信给他说：
……于学问之诚，可算今日中国思想界第一人，惟于己尚有所疑，未能蔚为众异，如内丹未成，未能变化游戏，却走魔走火，诸邪纷乘……
不朝下引用了，这段话啥意思呢？就是说，梁先生您啊，学问已经做到横向排名第一，但在你自己，还没修炼到极致。他把对方夸上了天，千穿万穿，马屁不穿，就是梁漱溟，估计也吃这一套。可是，光这样的恭维，也太廉价，人家胡兰成高明的是第二点，指出梁漱溟坐定天下第一的位置后，还说他自身还存在一些问题，这就点到了七寸上。
一个真诚的学者，即使在同侪面前白眼向天，在真理面前仍然是归心低首的，谁也不会认为自己已到达了真理的彼岸，还常常苦恼于不得其门。胡兰成的话，正好击中梁漱溟的心事，而内丹未成、走火入魔这样的词，则如算命先生的含糊的谶语，适用于一切命运，但众人都会以为是给自己特设的，并对这神机妙算大感惊奇，梁先生果然被他蒙住了。
晚年胡兰成在台湾，蒙朱西宁、朱天文、朱天爱父女抬举，少不得要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居然说，他以前不大懂得李白，看到朱天爱之后，就豁然开朗了。
一个高明的恭维者，会让对方以为自己的字句发自肺腑，以为只有他能衡量出自己的价值，居心叵测遂变成了高山流水，听者找到了过电的感觉。马屁和知音，长得实在太像了。
张爱玲也未能免俗，何况胡兰成的马屁里，更夹杂着情话，他说得到位的，是懂得，说得不到位的，是爱，从未有人那样全方位多角度长时间地观看她倾听她，张爱玲真是欢喜得欲仙欲死，要把自己整个世界秀给他看。
她跟他谈文学、艺术、哲学，从清晨到黄昏，再夜以继日，连欢娱都成草草。她有无穷无尽的小感觉，说给姑姑听，又要被抱怨嘀嘀咕咕。说给苏青听，她眼睛里一定会有藐然的笑容：你说的是文学吧？我不大懂。说给炎樱听呢，她倒是有那个悟性，可中文程度有限，未必能领略其中的微妙，而且，她们也太熟，认识了那么多年，可以说的话，早已说过了……现在好了，天上掉下个胡兰成，她可以跟他说，桃红色是有香气的；姓黄好，姓牛不好，张字没颜色，还不算太坏；给他看小时候母亲从埃及带回来的玻璃珠子，与他一道看浮世绘，看塞尚的画，看到画中人眼里的小奸小坏，就会笑起来；她也跟他讲《子夜歌》，里面有云：欢从何处来，端然有忧色。张爱玲叹道：“这端然真好，而她亦真是爱他！”这句话给胡兰成留下深刻印象，一本《今生今世》里，他这也端然，那也端然，横竖不知道端然了多少回，然而，任他怎样忸怩作态，都是无效劳动了。
那段日子，张爱玲把胡兰成当成了一面可心的镜子，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越看自己越是美不胜收。他想形容她的行坐走路，却心有余而力不足，张爱玲替他挑一个句子，说，《金瓶梅》里写孟玉楼，行走时香风细细，坐下时淹然百媚。
这样形容自己，大有芙蓉姐姐之风，不过，芙蓉姐姐之所以成为热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芙蓉姐姐，区别只在于，芙蓉姐姐让心里话见了天日，而大多数人只是放在心里，最多在最亲近的人面前猖狂一下。张爱玲对胡兰成这么说，可见她对他不设防，她认为，他可以，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似乎，没有人比他更懂得自己了，于是她说，你怎么可以这么聪明，她用手指抚过他的脸，说你的眉毛，你的眼睛，你的嘴，你嘴角这里的窝我喜欢……那时，她对于未来一无所知，她高估了这个男人的德行，却低估了这个男人的记忆力，她不知道，很多年后，她所说的这些将作为呈堂证供，出现在白纸黑字之间，曾经那样孤傲的她，变成人们茶余饭后消愁破闷的谈资。
胡兰成从这段爱情中受益良多，他学习了文化知识，学会了领悟文艺之美，用他的话说叫开了天眼，后来在逃亡途中，他就仗着这套功夫，把同事蒙得一愣一愣的。这些还是虚的，胡兰成更有一个实际的收获，他终于得到了一个有档次的女人，李鸿章的曾外孙女，张佩纶的孙女，学贯中西，才华横溢，通身上下时髦得紧，这是他在浙江乡下时做梦也没想到的，做梦也想不到的繁华世界，终于，真正地向他打开了大门。
胡兰成和项羽一样，是个不肯衣绣夜行的主，他得意扬扬，容光焕发，恨不得全世界都来打听他的秘密，可是别人老不问，他只好主动说了。
他说，对于有一等乡下人与城市文化人，我只可说爱玲的英文好得了不得，西洋文学的书她读起来像剖瓜切菜一般，他们就惊服。又有一等官宦人家的太太小姐，她们看人看出身，我就与她们说爱玲的家世高华，母亲与姑母都西洋留学，她九岁即学钢琴，她们听了当即吃瘪。爱玲有张照片，珠光宝气，胜过任何淑女，爱玲自己很不喜欢，我却拿给一位当军长的朋友看，叫他也羡慕。
对自己的肤浅，胡兰成这样解释，爱玲的高处与简单，无法与他们说得明白，但是这样俗气的赞扬我亦引为得意。
可问题是，为什么非要别人明白？别人又怎么肯明白？当时也许会敷衍着做些羡慕的表情，一转身，就会随便找个理由，潦草地亵渎了—恨人有笑人无也算人性的一种，何况你也没安什么好心，巴巴儿地非要压别人一头。
真的珍重，是要秘密地放在心里的，不肯与人分享，不肯轻易放在天光之下，怕它落了色，怕它氧化了。而胡兰成不但说，还要写，他在《杂志》月刊上发表数千字的长文《论张爱玲》，这样写道：
张爱玲先生的散文与小说，如果拿颜色来比方，则其明亮的一面是银紫色的，其阴暗的一面是月下的青灰色。
是这样一种青春的美，读她的作品，如同在一架钢琴上行走，每一步都发出音乐。但她创造了生之和谐，而仍然不能满足于这和谐。她的心喜悦而烦恼，仿佛是一只鸽子时时要想冲破这美丽的山川，飞到无际的天空，那辽远的，辽远的去处，或者坠落到海水的极深去处，而在那里诉说她的秘密。她所寻觅的是，在世界上有一点顶红顶红的红色，或者是一点顶黑顶黑的黑色，作为她的皈依。
……
如果说，这种句子，还只是犯了堆砌和言不及义的毛病，接下来，他又拿她和鲁迅作比：
鲁迅之后有她。她是个伟大的寻求者。和鲁迅不同的地方是，鲁迅经过几十年来的几次革命，和反动，他的寻求是战场上受伤的斗士的凄厉的呼唤，张爱玲则是一枝新生的苗，寻求着阳光与空气，看来似乎是稚弱的，但因为没受过摧残，所以没一点病态，在长长的严冬之后，春天的消息在萌动，这新鲜的苗带给人间以健康与明朗的、不可摧毁的生命力。
鲁迅和张爱玲的可比性且不论—我认为确实是有可比性的，可是，把张爱玲形容为一枝新生的苗，带给人间以健康与明朗的、不可摧毁的生命力，让人读来未免要骇笑。不过在当时，似乎也没人跟他掰扯这个，最让人受不了的是，他再三明示暗示张爱玲的贵族身份，还在文中时不时来上一句“她这样对我说”“她这样的性格，和她接近之后，我渐渐地了解了”……主动爆料，点到为止，存心去撩拨读者那根八卦的神经，我都能想象那张故作高深的面孔，看上去，很欠揍。
估计当时和我有同感的不少，但大家都是文明人，不大会去身体力行，唯有一个人，真的把思想变成了行动，拎着板砖就上去了。这个人，女作家潘柳黛是也。
冲上来的人叫潘柳黛，看这个名字，潘而柳而黛，又风流又妖冶，但她老人家行事，大有黑旋风李逵上来三大板斧的风格。
当时她和张爱玲的私交还算不错，却没弄明白张爱玲和李鸿章到底是个啥关系，只是道听途说，以为张爱玲爸爸，娶了李鸿章的外孙女，为啥不直接说张爱玲的妈妈是李鸿章的外孙女呢？她可能以为那个外孙女，是张爱玲爸爸的前妻或者填房，跟张爱玲并无血缘关系。
按说，不管张爱玲跟李鸿章是怎么一回事，看在朋友的面上，心里笑一声也就罢了，可这位旋风小姐却是个直肠子，属于有话就说有那啥就放的那种，一时心血来潮，就胡兰成那篇大作，写了一篇《论胡兰成论张爱玲》。
她首先把“胡兰成独占当时政治家第一把交椅”的事大大挖苦了几句，又问他赞美张爱玲“横看成岭侧成峰”是什么时候“横看”？什么时候“侧看”？这还不算，最后把张爱玲的“贵族血液”调侃得更厉害了：
因为她张爱玲是李鸿章的重外孙女，这关系就好像太平洋里淹死一只老母鸡，上海人吃黄浦江的自来水，他自说自话是“喝鸡汤”的距离一样，八竿子打不着一点亲戚关系，如果以之证明身世，根本没有什么道理，但如果以之当生意眼，便不妨标榜一番。而且以上海人脑筋之灵，行见不久将来，“贵族”二字，必可不胫而走，连餐馆里都不免会有“贵族豆腐”“贵族排骨面”之类出现。
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后果很严重—张爱玲从此不搭理她了。解放后，张爱玲到了香港，有人问她可曾去见潘柳黛，张爱玲余怒未消地说，潘柳黛是谁？我不认识。又跟宋淇说，她到香港见到了两个蛇蝎心肠的人，其中一位，指的就是这位潘柳黛。可怜潘小姐还是没弄明白她怎么会把张爱玲得罪到这个地步，我倒是不明白她的不明白，换成别人这样说你试试？
不管胡兰成是怎样浅薄不堪，都与潘小姐没有一毛钱关系，仔细推敲，这世上哪有不含杂质的爱情，重要的是，谁不想在合适的时候，来一次不动脑筋只动心的爱情。
她写他，如写心中的幻景：
他一人坐在沙发上，房里有金粉金沙深埋的宁静，外面风雨淋琅，漫山遍野都是今天……
可是，即使你选择闭上眼睛，世界也不肯真的消失。就算张爱玲立定心意，对胡兰成说，你以后在我这里来来去去的也可，胡兰成的女人也未必愿意。
这个胡兰成的女人，不是他的妻子全慧文，而是他的“妾”应英娣。
结发妻子唐玉凤去世一年之后，胡兰成觉得老婆好歹得有一个，他娶了同事介绍的全慧文，一见面就定了下来，大概因为她看上去宜室宜家—之前曾有漂亮的女同事要跟他，被他以“不宜于家室”拒绝了，他骨子里是现实的。
据胡兰成的侄女青芸说，她见过的胡兰成所有的妻“妾”里，全慧文最丑。但她陪他度过了最为艰难的岁月，给他生儿育女，尽到了一个妻子的责任。
认识张爱玲的时候，全慧文还是他的妻，但已经从他的生命中淡出，他身边的女人叫应英娣，严格地说来，算是他的妾。全慧文还住在胡家，但是她得了“神经病”。
青芸说，全慧文的“神经病”，是在香港得上的。卢沟桥事变之后，胡兰成一度在香港工作，每每出门，总有邻家妖艳的妇人过来招呼，一边问好一边贴在胡兰成身上，全慧文从窗口看见了，心里很不舒服。她转脸去质问胡兰成，他说香港女人都这样。他跟别人说全慧文有“神经病”，不许他出门，但他总要上班的，两人就此疏远。
接下来的桥段实在俗套，胡兰成回到上海之后，泡上了个歌女应英娣，艺名叫小白云还是小白杨的，在一家名叫“新新公司”的旅馆里弄了个小公馆。全慧文有“神经病”，当然管不了，倒是侄女青芸不干了。那会儿她当家，胡兰成在外面泡欢场女子，开销一时大起来，几乎要弄到入不敷出。
青芸姑娘智勇双全，她先侦查后跟踪，终于在旅馆里，把正在那里鬼混的六叔胡兰成抓了个现行，与他做了一番有理有据有情的谈判。
很多年后，九十老妪胡青芸绘声绘色地跟作家李黎描述她和胡兰成的对话：
进去我问伊：“侬在迭搭地方介许多日脚，屋里不管啦？”“哪能哪能，”搞七捻三跟伊搞了一段，“那么侬在迭搭也弗来三，这个女人好伐啦？”“我现在跟这个女人成家了。”“噢，侬成家成了咯搭啦？旅馆里钞票多少贵了，屋里要开销的。”我讲，“既然侬要这样……”伊讲：“我在屋里写字写不好，神经病要吵的。”我讲：“侬回去罢。一个女人带回去。”带回去还是我讲的，将英娣带回去，带到美丽园住了，钞票好节省点。
把这段浙江方言翻译一下：进去我问他，你在这个地方这么多天，家里不管啦？胡兰成说，哪能哪能。我搞七捻三地跟他搞了一段，说，那么你在这里也可以，这个女人怎么样？胡兰成说，我现在跟这个女人成家了。我说，噢，你成家了？旅馆里花钱多厉害啊，家里也要开销的。胡兰成说，我在家里没法写东西，神经病要吵的。我说，你回去吧，这个女人带回去，带回去就说是我说的，把英娣带回去，带到美丽园住了，钞票好节省点。
这段对话非常传神，胡兰成的“哪能哪能”，简直能让人看见他那张讪讪的满是油汗的笑脸，“我跟这个女人成家了”，则有点无赖兮兮。顺便说一句，他到哪儿都喜欢说人家是他的妻子，他是人家女婿，跟《西游记》里的猪八戒有一拼，可能还没有悟能同学来得真诚。那句“我在屋里写字写不好，神经病要吵的”只能让人借用凯歌导演的名言了：人不可以无耻到这个地步。难不成你弄个小公馆是为了“写东西”？口口声声“神经病”三个字也跟他风流教主的扮相大相径庭，感谢青芸，感谢超级八卦的李作家，提供了胡兰成的另一面。
青芸的一句“带回去还是我讲的”，也真是掷地有声，看得出，全慧文早就形同虚设，小侄女青芸才是这家的女主人。当然了，她是为胡兰成着想，毕竟胡兰成跟《色·戒》里的老易没法儿比，别说拿出一枚八克拉的粉红钻了，在宾馆里包个二奶就见了底。
这应小姐当时也不过二十来岁，大概比张爱玲还小些，生得不高不矮，鹅蛋脸，白白胖胖，很漂亮。她以二奶之身进了门，也没把那位大奶放在眼里，自觉得是胡先生的掌上明珠，所以，张胡之恋如火如荼之际，大奶倒没发话呢，应小姐已然冲锋陷阵，招呼过去了。
和胡兰成共过事的张润三在《南京汪伪几个组织及其派别活动》一文中说，应英娣在胡兰成对头的调唆下，曾去张爱玲的住处大闹。这样煞风景的桥段，胡兰成当然不会写进文中，不过若是有过这回事，张爱玲应该会写进《小团圆》里，可书中只是说，盛九莉在朋友家遇到邵之雍和他妻子绯雯，当着众人的面，绯雯满面怒容，过后还和邵之雍动了手。这位绯雯，就是英娣了。
英娣打了胡兰成，还是气不过—大概之前被老爷子忽悠得很有感觉，受不了这个落差，一怒之下提出离婚。胡兰成说，英娣竟与我离异，言下大诧异，大无辜，更离奇的是这句：英娣与我离异的那天，我到爱玲处有泪，爱玲亦不同情。
爱玲应该怎样表同情呢？像琼瑶剧里，小三成功撬掉大奶之后，还要跟她的男人叽叽歪歪一场吗？内疚啊，抱歉啊，掉上几滴鳄鱼的眼泪，再互相安慰，互相鼓励，最重要的是互相吹捧对方不但有旷世奇情，还透着道德高尚，堪称一场低投入高回报的道德消费。
张爱玲从来不玩这一套，她太真实。她在《童言无忌》里写道：
有天晚上，在月亮底下，我和一个同学在宿舍的走廊上散步，我十二岁，她比我大几岁。她说：“我是同你很好的，可是不知道你怎么样。”因为有月亮，因为我生来是一个写小说的人。我郑重地低低说道：“我是……除了我的母亲，就只有你了。”她当时很感动，连我也被自己感动了。
她一直记着这事，有着长久的不安，因为这感情来得夸张，而且是假的，是迎合，不是迎合某一个人，是迎合某一种情调，同样是可耻的。
所以，在胡兰成准备好要在她跟前演一场感情戏的时候，张爱玲沉默了，她的沉默，让胡兰成惊奇、失落，还有一点点不知所措。
但不管怎样，应英娣的拂袖而去，似乎成全了张爱玲的碧海蓝天。胡兰成在给她的婚书上写上“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他俩可以踏踏实实地在一起了。但这于他和她，都不见得是件好事。张爱玲是在大家庭里长大的，习惯于事事要跟人解释，成天在姑姑眼皮子底下跟胡兰成谈情说爱，她老是得猜测姑姑会怎么想。也许在她心里，她永远是那个在姑姑面前需要仰起脸的小女孩，她不好意思让姑姑知道，自己已经长大了。
胡兰成也未必想跟张爱玲在一起。胡兰成喜爱张爱玲，这一点没问题，可是他的喜爱，始终隔了一层，他不是把她当成一个女人，而是当成一个仙女去爱的，当他想到她是一个仙女的时候，他的快乐才能更多一些。
与一个仙女谈恋爱，这是一件多么荣耀的事，但胡兰成的“遇仙记”与董永不同，他无法想象他的仙女是可以柴米油盐生儿育女的—她也买菜，但她买菜都像行为艺术，他不可以想象她下降到平凡女子的那个档次，若她下降，他骄之众人的资本，那种被狗屎运砸中的狂喜就会大打折扣。收起天使的翅膀，放弃炫目的光环，变成凡人的张爱玲，魅力可能还赶不上应英娣，他要这样一个女子，又有何趣？
在她面前，他是乐于自我贬抑的，越是不如她，越是看轻自己，越能获得巨大的快感—是这样卑微浅陋的我，得到了这样的女子，反差带来的沾沾自喜，值得再三回味。尽管她说，女人要崇拜才快乐，她甘心在爱人面前低下去，但是他们都知道，她的低，是想好了的，是理性的，如一朵花俯身向下，她要嗅一嗅自己的香气。
他俩在一起，太像一幅画，屏风上的折枝牡丹，鸟啼风语，摆好了放在那里，看上去很美，而且，用胡兰成最喜欢的那个词，叫端然。可是，再美的姿态，摆得时间太长，也会有些累，还闷。多年之后，胡兰成说，夫妻间就应该像狗咬狗，叮叮当当的才好。不过，这样的格局与他和张爱玲不相宜，所以，在他的书中，又有这样的句子：伴了几天，两人都觉得吃力。好在胡兰成公务繁忙，制造了许许多多的小别，这种吃力，随之得到缓解。
1944年11月，日本人眼见得大势已去，胡兰成也预感到自己的末日，还要再做垂死挣扎。
他作别张爱玲，来到武汉，接手《大楚报》，住在汉阳医院。在同事中间，他实在找不到乐趣，因为“我这样随和，但与侪辈从来没有意思合作”。这是为啥呢？胡兰成这样评价他的同事们：那个小潘啊，他爱机锋，我说话就用机锋逼他，他着实佩服，但知道我并不看重他所辛苦学来的东西，他总想从我面前逃开；还有一个小关呢，读了苏联的小说，就当真学起斯拉夫人下层社会的粗暴来，他不能安宁，因为一静下来他就要变得什么都没有。
这俩人还不算最讨厌的，胡兰成最不爽的是第三个人，周作人的大弟子沈启无，说他风度凝庄，但眼睛常从眼镜边框外瞟人，又说他的血肉之躯在艺术外边就只是贪婪，他要人供奉他，可是他从来不顾别人。
胡兰成甚至把沈启无比成会作祟的木偶，说是“木偶做毕戏到后台，要用手帕把它的脸盖好，否则它会走到台下人丛中买豆腐浆吃，启无亦如此对人气有惊讶与贪婪”。
胡兰成骂人，跟他夸人一样，上天入地，搭七搭八，只说结论，不说依据，所以尽管恶毒，却非常缺乏说服力。看胡兰成举出的两个小例子，什么沈启无让他替自己拎箱子啦，他给沈启无做了件丝棉袍子沈还抱怨不够热啦，都不过是人与人交往时的小小龃龉，一个大男人能将这个惦记许多年，只能说他心胸狭窄。沈启无真正得罪他，应该是因为前者一度试图破坏他的桃花运。
胡兰成曾说过，张爱玲是不会吃醋的，他有很多女朋友，乃至有时挟妓出游，她都不放在心上。
不知道是张爱玲掩饰得太好，还是胡兰成有意把她这样神圣化，总之，这给了胡兰成很大的心理宽松度。一纸婚书不能给他形成任何束缚，来到武汉没多久，新婚还不到半年的胡兰成，又搭上了一个十七岁的小护士周训德，他亲切地称之为小周。
小周的相貌未必十分出挑，胡兰成跟她好上之后，曾回过一次上海，再回来看到小周，第一眼简直不喜欢，觉得她不美。但是，在汉阳医院的那堆太过平庸的护士里，也就数小周是个人尖子，他要找个情感寄托，也就只有她了。
好在，所有的女子，若你存心寻找她的好，总是能找出来的，何况她又是这样年轻。胡兰成笔下的小周，俏皮、刁钻、活泼、灵动，更有一种未经世事者的幼稚天然，成为政治重压之外，胡兰成的一处精神桃花源。
小周与张爱玲最大的不同，在于她不像后者那样，事事都清楚，胡兰成说她有着三月花事的糊涂，一种漫漶的明灭不定。比如说，那会儿美军飞机常来武汉上空，一城寂然，灯火全无，若张爱玲看到了，一定会有浮生乱世的感慨，但小周只是笑说好看。她这话固然轻佻，却也轻松，犹如童言无忌，让人不必陪着眉头紧锁，一道叹息。
张爱玲并不是不会发嗲撒娇，有次她端茶进去，将腰身一斜，胡兰成看了，连声夸她的艳。但是，张爱玲的这种“作”，却如《倾城之恋》里白流苏对着镜子翘起兰花指，斜飞一个眼风；如京剧里的花旦，层层叠叠地装扮好了，那些娇媚，都有一招一式的讲究。是要观众看见的，还得有板有眼地叫上一声好。
而小周，她的小女儿情态都是原生态的，没有那么多的文化内涵，那么深秘的心理背景，像三月原野上的小野花，她只管开她的，不像牡丹，端庄地摆在那里，等待人们庄重的欣赏。
这就使得张爱玲与小周传情达意时，表现迥然不同，张爱玲想好了，要将这一场爱，变成生命里一场辉煌绽放，她大展其才，除了跟胡兰成交流文艺方面的领悟见解，还用最为华美的语言大抒其情，比如我们前面说到的那个“低到尘埃里”，水平之高，是可以上古今情话排行榜的，日后胡兰成也拿出来好一通卖弄，可是我设身处地地从当时胡兰成的角度想一想，看到这样的句子，感觉未必就那么良好。
他会有点儿心虚，有点儿紧张，有点儿怯。第一，自己几斤几两心里很清楚，似乎配不上这样隆重的膜拜；第二，来而不往非礼也，文人们更是喜欢在感情上你来我往地且斗且舞一番，可是，胡兰成拿什么来回应呢？生生考出了他的浅陋。
小周也曾在照片后面题字，不过，这照片是胡兰成主动要她题的。按说题字这种事，小周一定比不过张爱玲，但她的妙处，正在比不过，人家干脆放弃原创，题的是胡兰成教她的隋乐府：
春江水沉沉，上有双竹林。
竹叶坏水色，郎亦坏人心。
这样一首诗，真是嗲得可以，而且还是胡兰成教的，胡兰成检验了自己的教学成绩之余，也不用煞费苦心地想什么对偶了，很轻松，很愉快。与这个效果相比，张爱玲的经典原创“低到尘埃里”就显得用力过猛了，人家小周四两拨千斤，那才是一记旁逸斜出的天山折梅手啊。
想当年，胡兰成也想过教张爱玲读诗的。文人向来都喜欢一种风流戏码，那就是教年轻的姨太太读书，要是没有姨太太，老婆可以充数，张爱玲就曾讽刺过这一现象。不过热恋中的她，大概不会煞风景地当面道出，所以，胡兰成就带了本古诗文，兴致勃勃地上岗了。
然而，始料未及的事情发生了，他非但指点不了张爱玲，张爱玲却反过来指点他，也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里面的字只跟张爱玲打招呼。胡兰成只剩下了佩服的份，曾经颇为自负的那点才华，只能用来喝个漂亮的彩。
胡兰成也不是不愿意喝彩，可是，老是这样下去，只能拍马，不能吹牛，就好像在卡拉OK厅里抢不到话筒似的，搁谁也受不了啊。虽然张爱玲也夸他聪明，什么拍拍脑袋脚底板都会响之类，但那都是倾听者的聪明，不是倾诉者的聪明，胡兰成可不是一个倾听爱好者。
在张爱玲身边时，出于惯性，尚能忍耐，来到小周面前，这个十七岁少女的天真眼神，一定会让他发现别有洞天，激活他那点遭到严重压抑的良好感觉。
他教她读诗，和她一道去江边走走，不惑之年，身边还有这样一个小女子，一定是惬意的。于是，他说，她与江边人家叫应问讯，声音的华丽只觉得一片艳阳。
但是，小姑娘也不是逆来顺受的，她倚小卖小，更有一种古灵精怪。她喜欢跟胡兰成捉迷藏，明明看见她在廊下，一转眼，她已逃到楼上去了，再到楼上去找，横竖找不到，气吁吁地回到房间，她却无事人一般好好地端坐在那里呢。胡兰成在这种追逐中感到大的兴味，写信告诉张爱玲，张爱玲不禁鄙夷，中国风的调情，而且是民间比较低级的那种，一个追一个逃：“你这个人最坏了。”
在感情上，小周也喜欢捉迷藏，她从来不肯对胡兰成说“我爱你”，胡兰成强迫她说，她只好说了，掠掠头发（这个细节加上前面的“强迫”二字，令人浮想联翩啊），又说，假的。胡兰成也拿她没办法。
这种酸酸甜甜的小情调，使他们的恋爱更像恋爱了，小周那种天真的邪气，小女子的骄纵蛮泼，在这个老男人眼中，更有一种令人意乱情迷的诱惑。两人在一起，就是一部民国版的《洛丽塔》了，小小的会心与动心无处不在，而且真是只用动心不用动脑的。
胡兰成写小周，都是寻常女子的好，一个眼波，一个手势，别人看了没什么感觉的，到他眼里都是艳。小周说起嫡母去世时，她赶着做了入殓穿的大红绣鞋，说时小周眼眶一红，却又眼波一横，用手比给胡兰成看那鞋的形状，胡兰成听着只觉得非常艳，艳得如同生，如同死。
她又跟胡兰成说产妇分娩时很可怜，产门开得好大，又是眼波一横，比给胡兰成看，胡兰成觉得她这手势如同印度舞的指法—剔除胡兰成爱东拉西扯拉着虎皮做大旗的癖好，我们可以看出，他对这个小女孩的迷恋。
我和朋友说起这些，被我阅历丰富的女友嗤之以鼻，说，怕是没有这么简单，男人都是下半身动物，张爱玲在床上估计没有护士小姐放得开。
关于这个，我要冒着低级趣味的嫌疑，好好地白话一下，首先，张爱玲和护士小姐到底谁更放得开？其次，放得开的女人真的更有魅力吗？
张爱玲初出道时，发表了两部《沉香屑》，其中《沉香屑—第一炉香》，写上海少女葛薇龙的香港之恋，那种怨而不怒的调子，赢得了一片喝彩，而那部《沉香屑—第二炉香》，向来乏人欣赏，因为它的主题在讲对于性的态度。
小说里说，这天是大学教授罗杰新婚大喜的日子，他娶到了美丽的女子愫细，空气里都是光与音乐，罗杰感到身边是一个高音的世界。他以为有无限的幸福与甜蜜在前面期待着他，却没想到新婚之夜会是那样诡异：在洞房里，愫细惊惧地发现她的丈夫是个流氓。然而，作为读者我们知道，罗杰不过是个正常男人，不正常的是愫细，她从来没有接受过性爱方面的启蒙。愫细出逃，被一群不知就里的学生“救助”，此事闹得沸沸扬扬，罗杰为此丢了饭碗，只能黯然逃离。二十一岁的张爱玲，用冷静的笔触刻画了那样一个“天真到可耻”的世界，把罗杰定位为一个值得同情的受害者。看她后来的作品《红玫瑰与白玫瑰》，说起性爱，也是坦然而毫不忸怩的，张爱玲从来不会像“艳照门”女主角阿娇那样声称，看到屏幕上接吻都觉得恶心。
这跟张爱玲的阅读背景有关，她自幼熟读旧小说，比如《金瓶梅》之类，对于性爱描写已经达到百毒不侵的地步，既不觉得污秽，也不觉得刺激，不过是为作者所用罢了，这也可代表她对性爱的态度，她的态度，是冷静正常和科学的。
所以，床上的张爱玲纵然不会特别“放得开”，但也不会太忸怩，可是问题又出来了，她的“放得开”是源于文化心理支撑，而不是一个女人原始的欲念。被文化掺和了一道，所有的表现，又有了“二手”之感，那种笃定清醒，自我的体验与认知，会让跟妩媚的狐妖花精们更为亲近的男人感到陌生。
相反，小周姑娘倒是放不开的，胡兰成说了，得“用点强”，还经过了一个很长的时期，直到他们分别前夕他才达成所愿。可是，那种生涩是多么可爱，首先，它能激起男人开垦和塑造的愿望，一种创世纪般的良好感觉；其次，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在她的一无所知面前男人更能放开手脚，那种从容不迫的支配者的感觉，可能比在张爱玲那里的“且斗且舞”更有吸引力，面对后者，旧式小文人胡兰成欣悦的笑容下，没准儿就有几分无从应对的惶恐。
结论：即使男人真的是下半身动物，放得开的女人，也不见得比放不开的更可爱。
在这场魅力大比拼中，张爱玲似乎处处落了下风，没办法，才华见识并不能让性感程度水涨船高，钱锺书就曾说过：“女人有女人特别的聪明，轻盈活泼得跟她的举动一样。比了这种聪明，才学不过是沉淀渣滓。”这大概是很多男人没有掏出来的真心话。
胡兰成依旧声称，不管他有多少女人，他待张爱玲总是不同。又打比喻：小时候他在舅舅家里玩，父亲去了，给那些表兄弟每人一个金橘，唯独他没有。他心中略有感觉，却也不敢怎么样，但见父亲将他牵到没人处，竟递给他一个金灿灿的大福橘，他对张爱玲，也是这样。
但有一次，在张爱玲的住处，他遇到炎樱，把她的椅子挪到房间正中，郑重得都让炎樱感到尴尬。他像日本人一样双手按膝上，恳切地告诉她这次大轰炸有多么剧烈。炎樱和张爱玲都替他不好意思，她们又不是没见过轰炸，用不着他来表演哀天地民生的哀恳，张爱玲窘到只能走开。然后她听到胡兰成问炎樱：“一个人能同时爱两个人吗？”这句问话让张爱玲感到天都黑下来了。
我们看胡兰成写小周，会知道他更爱谁。胡兰成写张爱玲也精彩，但那种精彩，是世人都识得的精彩，她的才华，她的聪慧，光华璀璨，人人都会觉得好。他写小周的好，却都是普通女孩的那种好，张爱玲说胡兰成说小周的口气，像是做父母的说自己家孩子，一举一动都看在眼中，说得津津有味，这才是真爱。
胡兰成那样说，倒也不见得是欺骗，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自欺欺人，张爱玲之于他，像一件豪华的裘皮大衣偶尔落到一个穷女孩手中，也许不合身，也许还不舒服，穿上去捉襟见肘，百般不适，但她也舍不得脱下，因为它是华贵的，可以炫耀的，她珍爱它，跟别人夸大着它的好，就她的拥有而言，这是最有分量的一件了。
又如文学爱好者褒扬某名著，未必有心得，拿在手里还会觉得累，但为了卖弄自己的水准，少不得要用上重量级的词语，显示自己的别具慧心。何况在当时，张爱玲这部名著，胡兰成拥有独家孤本，他那么虚荣的人，自然更要好好地煽乎一下了。
这并非胡兰成有意欺瞒，他真心实意地希望自己更爱张爱玲，因为更爱这样一个有才华的贵族后裔是对的，是有品位的，是跟主流社会合拍的。
美国哲学家弗洛姆说：大众心理，存在一种逃避机制，个人不再是他自己，而是按照文化模式提供的人格把自己完全塑造成那类人，这样可以使自己不再孤独与焦虑。比如说，催眠师可以暗示生马铃薯是可口的凤梨（菠萝），接受催眠的人就会像吃凤梨（菠萝）那样津津有味地吃生马铃薯。社会文化模式经常扮演着催眠师的形象，它说，你应该怎样，害怕被社会孤立的人，就会以为自己“是”这样。
而这种在催眠下产生的心理，其实是一种伪思想。
有一些特立独行的人，严格摒弃这种伪思想，摸索、发掘、展现自我，米兰·昆德拉算一个，鲁迅算一个，张爱玲当然也算一个。相对于孤独，他们更害怕自欺，哪怕剔出自己的血肉，他们也不能让那种伪思想在自己的灵魂里存身。
胡兰成没有这样的力量，在他貌似潇洒坦率甚至恣肆的背后，是对于社会文化模式的刻意逢迎。除了强调自己将张爱玲看得最重，他还一直声称，他深爱结发妻子玉凤，尽管她相貌平庸、土气、没文化，但是，“我的妻至终是玉凤”，我“幼年时的啼哭都已还给了母亲，成年后的号泣都已还给玉凤”，经历了与玉凤的一场死别后，“对于怎样天崩地裂的灾难，与人世的割恩断爱，要我流一滴泪总也不能了”。
糟糠之妻不下堂，向来是为国人赞扬的美德，胡适先生的情史虽然可以连篇累牍，但他到底没有抛弃江冬秀，仍然可以充任大众心中的道德楷模。对于亡妻念念不忘，也符合国人的审美取向，悼亡之作层出不穷，根子可以追溯到《诗经》里：绿兮丝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无訧兮！一唱三叹，人鬼情未了。
我一点也不打算独树一帜，与上述的美好品质及感情为敌，假如它们是真的，我也愿意加入感动的队伍，但认识一个人，不但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我们看看胡兰成干的那些事，就知道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他看到玉凤的第一眼，就不喜欢她，他喜欢那种尖下巴的精灵女生，玉凤却是一脸福相，完全不能烟视媚行，绣花也不精，唱歌也不会，甚至话也说得不伦不类，就是一个有点笨拙的乡下女子。
胡兰成新婚之夜才见到玉凤，大为失望，不过他不是一个激烈的人，玉凤再不好，总归是他的妻，耳鬓厮磨间也处出一些情意来了，更重要的，是玉凤对他，有着死心塌地的爱恋与信任，让胡兰成觉得很舒服。
胡兰成描写两人婚后的生活，都有一点《浮生六记》的情致了，但我们同时也能看到，他在那女子面前的优越感。他的家人总拿“抛弃”来威胁玉凤，他不高兴了，也会说结婚以来没称心过，虽是生气时的过头话，但设身处地地想，这话忒伤人心。
事实上玉凤也在心里掂量了无数遍，但她早已被自卑压倒，只觉得都是自己的错。其间也曾想问个清楚，那时胡兰成在萧山湘湖师范教书，玉凤带了三个月的小女来找他，胡兰成见她前来，大吃一惊。因为玉凤的山乡打扮，在那些时髦的女同事、同事夫人中间，显得那么突兀。当时的情形，应该有点像《人生》里，进了城的高加林看到刘巧珍。但路遥是写小说，不必美化高加林的见异思迁，胡兰成却要将自己的讶异粉饰一下，竟然东拉西扯说是像“中国旧小说里亦英雄上阵得了胜或此箭中了红心，每暗暗叫声惭愧”，恕我愚鲁，实在看不出这两者之间的可比性。
胡兰成像一切有志男人一样，自己出去闯天下，把老婆留在家中伺候老娘，客中寂寞时，也想勾搭一下同学的妹妹之类，但他当时一穷二白还有个老婆，加上刚刚入道，手艺不精，自然不能得手，于是，胡兰成还可以自诩为有始有终的男人。
没等到胡兰成混出名堂，玉凤就已病入膏肓，这使得胡兰成避免了一次被检验的机会，然而，他在玉凤临终前的表现，仍然让人看得心寒齿冷。
玉凤缠绵病榻之际，胡兰成的当务之急，是出去借钱。那会儿他们家的旧债未清，又添新债，暂时看不出偿还能力，借钱就成了很艰难的事，好在胡兰成有个干娘，以前出资供养他读书的，他结婚时还送了他一座竹园做贺礼，尽管后来生出了些小龃龉闹得不爽，但关键时候，也只有硬着头皮求助了。
干娘不是干爹的正室，而是一个得宠当权的妾，张爱玲的《爱》写的就是她年轻时的事，但到了这会儿，风雨人生已经把她打造成一个泼辣厉害的人物。胡兰成来到她家里，一住数日，不好意思开口，她情知他为何而来，却愣是不起话茬儿，直到胡兰成的堂哥梅香找上门来，说玉凤快不行了，胡兰成才提起借钱的事，她张嘴就给拒绝了。
按说不管怎样，老婆在床上只剩下一口气，胡兰成应该先回去再说，他竟能掉头要去绍兴借钱，说是三天可以来回，连梅香都看得目瞪口呆。好在胡兰成走了十几里，碰上下雨，渐渐也觉得这样跟干娘赌气实在可笑，自个儿转回来，干娘也没跟他计较，还亲自整酒制肴给他吃，两人之间这场恩怨，有一点点恋母恋子的情结在里面的，胡兰成很擅长表达这种婉转之美。
胡兰成在干娘家又住了三天，说是借不到钱，回去也枉然，又说：
我与玉凤没有分别，并非她在家病重我倒逍遥在外，玉凤的事亦即是我自身遇到了大灾难。我每回当着大事，无论是兵败奔逃那样的大灾难，乃致洞房花烛，加官进宝，或见了绝世美人，三生石上惊艳，或见了一代英雄肝胆相照那样的大喜事，我皆会忽然有个解脱，回到了天地之初。像个无事人。且是个最最无情的人。当着了这样的大事，我是把自己还给了天地，恰如个端正听话的小孩，顺以受命。
又是天地之初，又是“端正听话的小孩”，我都能看到身着长衫的胡兰成在那里歪着头吮手指的小模样了，真能把人的隔夜饭给呕出来。
玉凤最终是孤单地死去了，她始终深爱着自己的丈夫，当梅香回来大骂胡兰成无情时，她还站在丈夫那一边，说“这个梅香大话佬”，似乎永远相信着他。然而，我怀疑这并不是她的真实想法，青芸在玉凤死后告诉胡兰成，玉凤一辈子都在担心他不要自己，胡兰成的杳无踪影一定会让她担心的，但是她告诉自己，只能对他死心塌地。
这女人，这辈子，只是成全了那个男子的良好感觉，只有她，是永远让他吃得准，拿得定的，他日后的世界再怎样花团锦簇，都不可能获得这样深刻的爱恋与依赖了，仅凭这一点，他就觉得，他应该把她挂在衣襟上，作为情路上一枚值得展示的勋章。所以，他说，我的妻，总是玉凤。
通常情况下，一个男人变了心，肯定要千方百计地瞒住老婆，虽然最后大多弄巧成拙，显得非常猥琐。人家胡兰成却不是这样，有了小周之后，他太得意，太兴奋，太想找个人说道说道了。但这个听众很难找，“一般人我不告诉他”，他要讲给一个听得懂的人听。他那么欣赏、崇拜张爱玲，同时也想让张爱玲见识见识他的能耐，所以，中间他从武汉回到上海，第一件事就是把这档子事，讲给张爱玲听。张爱玲的反应也跟一般人不一样，竟然“糊涂得不知道妒忌”。
张爱玲真的不知妒忌吗？当然不是，她和苏青的对话中说，男人要是夸别的女人一声好，心里总是不舒服的，但又不能老发作，否则他下次就不跟你说了，再说脾气是越发越大的，忍一忍就好了。
在张爱玲的小说里，没有浪漫的传奇，但是，到了自己头上，她仍然希望有完美的爱情，希望这袭华美的袍上，不会爬满“猜忌、忌妒、怨恨”这样的虱子。所以，对于胡兰成的花心，她也不愿意直面，而是千回百转地替他解释，朝好的方向去理解—顺便说一下，对于向来喜欢逼近人生真实处的张爱玲，这是一个特例。她太想在自己的人生里，培养出一桩绝艳的传奇。
然而，即使她费尽心力，还是无法替胡兰成自圆其说，即使她想要强大，也仍然会怀疑，会委屈。委屈中的张爱玲，和普通的女孩子也差不多，她试图借助另一个男人的追求，来刺激爱人，找回自我。
她对胡兰成说，有个外国人在追她，她若答应，对方愿意付一点抚养费。她说的应该是真的，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多少年后也提到，张爱玲告诉他，有外国人邀请她跳舞，但她不会跳。
女孩子被人追求总是高兴的，但张爱玲特意告诉胡兰成，不能不说有找补的意思，小周的事情，让她很受伤，她只能用这种办法，表达自己的感觉。
张爱玲是一个长颈鹿式的女子，反射弧太长，星期一刺到脚掌，星期六才会反应过来。小周事件刚刚露头的时候，她不是不苦恼的，却没法儿迅速对此事做出判断与决断，她下意识的反击是如此可笑，于是，胡兰成初听不快，很快也就释然了。
他们这次相聚，是在1945年3月，张爱玲渐渐想明白，已是1946年的2月，花掉这么长的时间，不是因为她迟钝，而是她对这感情太珍惜，反复推敲，一再斟酌，直到太多的真相迫在眼前，她再也无法欺骗自己。
这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发生了很多事，1945年8月15日，日本人宣布无条件投降，胡兰成依靠的冰山倒塌，他逃到南京，后又窜到上海，在张爱玲那里住了一晚，之后，逃到浙江诸暨，投奔他的同学斯颂德。
斯君是胡兰成的中学同学，与他关系不错，二十啷当岁时，胡兰成还曾在斯君家小住过一阵子，斯母待他如自家儿女一般，连零花钱都悄悄放在他抽屉里。然而胡兰成客中寂寞，起了偷香窃玉之心，冲斯家小妹玩起了暧昧。小说里多有这种香艳传奇，但你一个有妇之夫，去打朋友妹妹的主意，太不仗义了吧？斯君得知后，翻了脸，把胡兰成撵出去。三十年河东转河西，日后，胡兰成混成“高官”，斯家却在战火中萧条下来，还要依靠胡兰成援助，他又成了这家的大恩人。
斯家老爷去世得早，有个姨太太，也守寡多年。这位姨太太名叫范秀美，是个热心人，见胡兰成如丧家之犬，她主动请缨，带他寻个落脚点。但胡兰成此刻的处境是人人喊打，待在哪里都不合适，斯家人一合计，决定把胡兰成藏到范秀美远在温州的娘家。
范秀美和胡兰成上了路，长亭短亭，晓行暮宿，即便是仓皇逃窜中，面对荒山夕阳，半老红颜，胡兰成也是要生一些绮念的。他也真是好身手，一开始还“范先生”“范先生”地叫，忽然一日，两人就成了“夫妻”。
胡兰成说是“这在我是因感激”，感激到要“以身相许”！不过，我从中还看到了，胡兰成自我保护的智慧。《色·戒》里说，“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换一个文雅的说法，叫一日夫妻百日恩，胡兰成的“以身相许”，使得冷清多年、本来对他就有好感的范秀美更加死心塌地，他的处境，也就更加安全了。范秀美身世凄苦，父亲好酒贪杯，家境不堪，少年时被卖到斯家为妾，生下一个女儿，对男女之情尚未有体会，就成了一个寡妇。在影视剧里，一个守寡的妾，日子总如死水般寂寞，绣花鞋无声地踩在木质楼板上，从绣花绷子上抬起头，看日头影子，在粉墙花荫上缓慢地游移。这种带有悲剧美的叙述，却无法落到范秀美的现实人生里，斯家养不起一个华丽的摆设，她同样要自谋生路。
范秀美学到了一技之长—养蚕，成了蚕种场的技师，经常被派到外面指导蚕农。不完全封闭的生活，使她的生活中不缺异性，然而，能入她眼者寥寥，又拘于礼数，未敢越过雷池。现在，天上掉下个胡兰成，落难的才子，做过大官的，举止打扮与她熟悉的男人自然不同，更大的区别是，他对于女人，是那样亲切、温存。
就算这亲切温存里有利用的成分，范秀美也不会介意，她冷清了半辈子，眼看就要老去，这是最后一次恋爱的机会，怎么可以放弃？再者，虽然我说了胡兰成那么多坏话，但也不得不承认，他只是猥琐，并不恶，而范秀美多年的底层生涯，使她有机会接触到足够多的恶男人，她自己就心有余悸地描述过一次来自某员外的侵犯。
有过这经历，她不会像张爱玲那样眼里揉不得沙子，相反，她有一种被生活捏扁揉皱之后的柔和，这令人心酸的柔和，预先化解了一切，原谅了一切。
态度决定一切，有了这个前提，遇到胡兰成，应该算上天送给范秀美的一个礼物，一抹不无惨淡的亮色。胡兰成的爱是不纯粹，不完美，但那也是爱，她的一生，也就得到过这一次而已。
藏在温州城某个角落的范家，如今更加破落，范秀美的父亲早已去世，一个弟弟也被日本飞机炸死，唯剩一个瞎眼老娘，孤苦无依，租住的房子是人家的柴房，除一桌一椅一只条凳外，勉强能摆两张床，范母睡小床，胡兰成和范秀美睡大床。胡兰成说范母糊涂，对自己的来路都不问一声，殊不知在困苦与灾难中存身的人，活着就很好了，哪里讲究那么多。
尽管处境窘迫，但暂时有了些安全感。戏里唱了，寒窑虽破能避风雨，夫妻恩爱苦也甜，胡兰成生存能力超强，这会儿就觉得闾阎炊烟，寻常巷陌，他和范秀美举案齐眉斯抬斯敬的，未尝不是另一种天上人间。
可是，刚刚安生没多久，就出现了一个小意外，张爱玲来了。此刻的胡兰成，一改多情才子的扮相，居然脸色大变，粗声粗气地对张爱玲喊：“你来做什么？还不快回去！”
他说是怕连累了妻子，听上去很有道理，但是，当年他在上海，已经预感到大难临头，还那么高调地在杂志上暗示他和张爱玲的“特殊关系”。日后他已是一个臭名昭著人人喊打的汉奸了，亦连篇累牍地写“爱玲”这“爱玲”那，这些时候，他怎么就想不到不要连累“妻子”了呢？要不是他自己热衷爆料，这么一个飘忽含糊的事件，也就在公众的记忆中一带而过了，也不至于连累得爱玲现在还要被愤青们诅咒。
胡兰成并不是一个那么为别人着想的人，他的疾言厉色，更有可能是怕笨手笨脚的张爱玲，招来盯梢的。另一方面，大概也是怕张爱玲发现他的好事，他还没有做好告诉她的心理准备。他热衷于跟张爱玲谈周训德，是因为“中年以后还有这样的奇遇”，“不让他自我陶醉一下，不免怃然”（张爱玲《色·戒》中语）。范秀美不如小周年轻漂亮，比胡兰成还要大几岁，跟她的这档子事，就不像小周那么说得出口。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胡兰成非常担心，张爱玲的贸然现身，伤到了大恩人范秀美。
胡范两人虽无婚书仪式，但在邻居面前都是夫妻相称，对于身份卑微的范秀美，这是一个甜蜜的安慰，现在，天上掉下个张爱玲，尽管胡兰成日后为了报复她，说两人也没有仪式，言下之意是也算不得明媒正娶—张爱玲恨恨然说胡兰成把自己说成是他的妾，不知道是不是由此而起—但毕竟有约在前，比起范秀美，要名正言顺得多，这就难免让范的面子过不去。
为了范秀美的面子，胡兰成向外人说张爱玲是他的妹妹，他自己的解释是，他让爱玲委屈，是拿她不当外人。但是，敏感的张爱玲却发现，他真正当成自家人的，是范秀美。比如说，某日他肚子疼，在张爱玲面前强忍着，等到范秀美来了，才哼哼唧唧地撒起娇来，张爱玲当下就觉得惆怅。
又有一次，张爱玲要给范秀美画像，画着画着发现范秀美的眉眼神情特别像胡兰成，当下心里一阵难受，以至于无法再下笔。
应该说，张爱玲已经窥破了胡兰成与范秀美的那点儿事，但是，这个时候，她信胡兰成多过信自己，即便隐约感觉到他们之间不那么简单，也会认为是发乎情止乎礼，胡兰成不至于那么不靠谱。只是，单是这“发乎情”，已经让她不爽了。
但仍在可承受范围内，张爱玲这会儿计较的，还是他和小周之间已经坐实的一段恋情。她已经抵达当初想象中的顶点，边远小城的油灯下，她没想过这是一场三个人的聚会—即使小周没有到场。她要他在自己和小周之间选一个。
注意，是选择，并不是非选自己不可，她说了她可以走开。她只是希望她爱过的这个男人，能够有选择、有取舍，有取舍的人才有底线，不苟且，不会和两个以上的女人同时暧昧不清—在明明知道这种暧昧起码会让其中一个女人痛苦难堪的前提下。
但胡兰成不愿意选择，只是天上地下地胡扯，说：“人世迢迢如岁月，但是无嫌猜，安不上取拾的话。而昔人说修边幅，人生的烂漫而庄严，实在是连修边幅这样的余事末节，亦一般如天命不可移易。”
这话说的，真是宝相庄严，但我却只能一点儿也不庄严地呵呵一笑。“其实他从来不放弃任何人，连同性的朋友在内。人是他活动的资本。我告诉他说他不能放弃小康，我可以走开的话，他根本不相信。”张爱玲在《小团圆》里如是说。
张爱玲说，你说的这些我都懂，但这件事，你还是得做选择，就算说我无理也罢。
胡兰成又推说他跟小周未必会再见面，张爱玲说，不，我相信你有这个本事。然后又叹了一口气，说，你到底不肯。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至寻短见，亦不能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
她的语调里有悲哀，胡兰成听了也难受，但不完全是无奈与同情，他说这难受好像不对劲，因他与张爱玲在一起，从来是在仙境，不可以有悲哀。
张爱玲的存在，曾给他一窥仙境的窃喜，“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那样的神仙生涯，是应该从庸常岁月里单独提出来的，与碎屑生涯不相干。他的仙女，也应该是高蹈、清寂，目下无尘的，让他能够隔着点儿距离仰望—纵然肌肤相亲，心里仍然是有距离的。
现在，仙女下凡了，还很委屈，要凡人他给一个决断，求之不得，但心中亦有挫败的悲哀—胡兰成一定是这样理解的。这些统统令胡兰成震撼并失望。
两人几乎同时逼近了一个真相—彼此都不是自己想象中的那个人，却都不敢确定。温州二十日，张爱玲仍然跟胡兰成大谈艺术，胡也仍然耐心地倾听与呼应，但是都已不复有热恋时的孜孜然，日后胡兰成行文，比起“欲仙欲死”的蜜月期，要索然得多。
二十天过去了，张爱玲总不肯离开，胡兰成说她是愁艳幽邃，柔肠欲绝，但我觉得她的拖延，是在等待一些细节，以剔除心中已起的疑惑，证明胡兰成仍然是她想象中的那个人。她把这个想象抱得太久了，实在舍不得轻易放下。
胡兰成却一直催她回去，仙女不仙女的并不重要，关键是她在这儿，就是颗定时炸弹，他却说如袭人在外头，见宝玉来看她，唯恐亵渎闪失了。
张爱玲在疑惑沮丧中离开，那天小雨，她站在船头涕泣久之。
女人在感情出现问题的时候，都会有一个胶着期，贪恋泥淖里的温暖，迟迟不肯决断。在张爱玲，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她的感情燃点太高，燃烧一次不容易，不甘心就这么着，将一生的感情，化成冷清的灰烬。
她给他寄钱，写信来安慰他，信里仍然是张式华丽语句，将困在温州的胡兰成比作王宝钏，说寒窑里过的日子亦如宝石的川流，看得出，张爱玲仍然在煞费苦心地装点这段渐渐走向尾声的爱情，却有一点点乏力。再说，都这么熟了，还需要用花腔女高音式的调调传情达意吗？
在《小团圆》里，她写她的痛苦：“那痛苦像火车一样轰隆轰隆一天到晚开着，日夜之间没有一点空隙。一醒过来它就在枕边，是只手表，走了一夜。”
她吃不下东西，靠喝西柚汁度日，以至于例假几个月都没来，在镜子里看到一个苍老的瘦女人走来，自己都被那憔悴吓一大跳。
就在这个时候，她遇见了桑弧，那是她能够抓住的一根救命稻草。她说，她需要一个人，让她觉得自己身在人间。有人说，张爱玲犯了一个全天下女人都会犯的错，被一个男人伤害时，飞快地栖身于另一个男人的怀抱。确实，桑弧的无情比起胡兰成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起码他不猥琐，不做作，不嘴碎，他是让你可以放心去爱的人，那种放心，我指的是，即使有天他断然放弃你，也不会让你觉得丢脸。而男人对于女人最大的伤害不是他爱上别人，而是他让你看不起和他在一起时的你自己。
何况，张爱玲是真的爱桑弧。她说，像初恋，像是以前错过了的一个男孩子。这段爱情，把跟胡兰成的那段给刷新了，但胡兰成还不知道。
1946年4月，温州通缉汉奸的风声渐紧，胡兰成窜到诸暨，在斯家楼上住了八个月，后来担心斯母厌烦，也想着温州的风声应该过去了，又回到温州。
中间经过上海，他在张爱玲那里住了一晚，大难之中的短暂相聚，危机四伏急管繁弦，如《诗经》里的“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这曾是张爱玲非常喜欢的诗句，但是，那个晚上，却不是那么一回事。
甚至不是对深不可测的未来的恐惧，恐惧也有一种很纯粹的刺激和悲剧美。胡兰成和张爱玲的问题在于，他不知道，她已经不再爱他。
他还在絮絮叨叨地指责张爱玲不会待人接物，刚刚见到斯君，连午饭都不知道留人家一留，但问题是，张爱玲从来没有冒充长袖善舞过，曾几何时，他还对这种贵族式的倨傲脱俗击节称赞不已。
他还发现她的其他问题，比如那会儿她去看他，途经斯家时，用人家的面盆洗脚之类，这些细碎小事不但让斯家大不以为然，也令一度“懂得”张爱玲的胡兰成君开始横挑鼻子竖挑眼。
究其原因，与上次张爱玲的失态有关。当她让胡兰成在她和小周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仙女的光环消失了，她，也不过就是个女人，为情所困的女人，等待他给一个准话的女人。失落之余，男子的优越感重新回到他身上，他，是可以对这个已经甘居下端的女子指手画脚的。
胡兰成是一个欺软怕硬的主，当他认为张爱玲没那么强大时，顿时“从奴隶到将军”地抖了起来。他索性把自己跟范秀美那档子事也告诉了她，张爱玲其实已经知道，之前范秀美还曾来上海找过她，青芸说范怀了孕来堕胎，张爱玲拿了一枚金戒指给她。但《小团圆》里，却写盛九莉并不知道这个女人找自己何事，只是看她食不下咽的样子，觉得很不耐烦。
胡兰成却还在问她有没有看过他写的《武汉记》，里面满纸的“小周”云云—事到如今，他完全不用对她察言观色了。张爱玲说，看不下去。胡兰成说他听得一呆，没想到张爱玲也会忌妒。他的惊奇里也有得意，但我们不得不说，他实在是想多了。
他没有注意到之前张爱玲接到一个电话，是桑弧打来的，他只看到张爱玲在电话里跟人讲上海话，觉得柔媚。没想到对于张爱玲，是她的两个世界在相撞，旧的和新的，两个星球在她耳边擦肩而过发出洪大的嘈声。胡兰成拿出小周的照片给张爱玲看，不无期待地恐惧着，怕张爱玲撕了它，但张爱玲只是略看一下就微笑着还给他了。胡兰成对张爱玲说，青芸帮你说话哦，那张小姐不是很好吗？张爱玲起了大反感：“难道我要靠人家帮我说话了？”
两个不再相爱的人，怎么着都不对劲，胡兰成以为张爱玲是吃小周的醋，为了调剂气氛，他开玩笑似的打了她的手背一下，她不由得骇怒道：“啊！”
这一声“啊”，是一道森严的防范，划出了他们之间的距离，她就此把他看成了一个陌生人，一个不可以不设防的人。那一晚，他们各自就寝。
第二天凌晨，胡兰成来到张爱玲的房间，俯下身子亲吻她，张爱玲从被子里伸出手臂，抱住他，忽然间泪流满面，喊了一声“兰成”。
这是一次为了告别的拥抱，她抱住的不只是一个男人，还有自己的旧感情，第一次的爱，她就要与它分离了，心中充满了恻然的怜惜。
这次分别之时，张爱玲给了胡兰成二两金子。《小团圆》里说，是交给胡兰成的侄女青芸的，胡兰成看见了，没作声。后来写书的时候，他大概不好意思说自己当时看见了。胡兰成更爱说张爱玲给自己寄过三十万，这事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写过，张迷因此觉得胡兰成对不住人家还拿人家钱，简直是个吃软饭的，胡迷则一如既往地得意，能吃到软饭说明胡大爷有能耐。
确实也是，吃软饭肯定比包养更能证明一个男人的魅力，可惜《小团圆》扯下了这个温情脉脉的面纱。张爱玲明确写道，胡兰成并不是像他说的那样，只给了她一点儿钱，只够做一件皮袍。他曾经给她带来过一箱子的钱，现钞，是他办报的经费，还对她说，在经济上让我来照顾你。
之后他又多次带给她钱，对她说，你这里也可以有一笔钱。张爱玲收下来，她说，她要还给她妈妈。
张爱玲说过，要是爱一个人爱到跟他要零花钱的程度，那真是很严格的检验。同理，要是恨一个人恨到要把他给自己的每一分钱都结清的地步，那也是很刻骨铭心的怨恨。张爱玲因为各种积怨，一直打定主意要将母亲在自己身上花的每一分钱都还掉。在她的“仙女”年代，胡兰成欣赏她这种剔骨还父割肉还母式的决绝。
但当他陷入窘境时，怕是就没有那么赞同了。他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在帮助他，青芸、斯君，都在为他奔波打点，唯有张爱玲，虽然也不辞辛劳地去看他，却在金钱上，不透一丝口风。
我不知道胡兰成怎么想的，也许他并没怎么想，所有的压力都来自张爱玲自身，反正在张爱玲交出这二两金子之前，只要他一沉默，或者脸色一暗，她都会想到他是怨恨她不拿出钱来，她倔强地想，不管，反正我要还给我妈。
但是她没有还成，她妈哭着拒绝了。这个诀别的早晨，她把二两金子还给了胡兰成，这同样是个交割，她已经不再爱他，就不可以在他面前耍赖与倔强，收着他给的钱。金钱真是检验感情的唯一标准啊。
胡兰成依旧给她写信，对她说“我永远爱你”，他以为这是巨大的安抚，以为她怕自己将她抛弃。她将刚拿到的剧本的版税寄给他，做进一步的交割。就这么过了半年，1947年5月，胡兰成凭着一手出神入化的马屁功夫，赢得了当地一位士绅的欢心，帮他推荐就业，介绍朋友。眼看着在温州城已经能够立住脚，他又远远地搭上了文化界大腕梁漱溟，再度出山也有了机缘。胡兰成心里高兴，写信去告诉张爱玲，没想到，就是这封信，引出张爱玲与之分手的决断。
在《今生今世》里，胡兰成录下那封信：
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这次的决心，我是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彼时惟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
《小团圆》里，这封信没有这么简单，盛九莉在信里写：“我并不是为了你那些女人，而是因为跟你在一起永远不会有幸福。”她本来还想写上“没有她们也会有别人，我不能与半个人类为敌”，又觉得这句话像气话，反而不够认真。
她把这封信拿给桑弧看，不愿意让桑弧认为她是因为吃醋才和胡兰成分开。这种表白笨拙可笑，但正是这种可笑的地方，才像爱情。相形之下，她写给胡兰成的那些如云似锦的情话，都像是一场翘袖折腰的表演，观众是她心中的自己，那个自己，要求自己在最好的年华里，责无旁贷地爱一场。
信还没寄到，她先收到他的信，“像是收到死了的人的信，心里非常难受”。
那封信终于到了胡兰成手中，他说，他看到第一句，即刻好像青天白日里一声响亮，但心思却很静。看完这封信，也不觉得不对，反而觉得她的清坚决绝真的是非常好，她不能忍受自己落到雾数。他不禁又要欢喜夸赞了。
是啊，这样的一封信，才是仙女本色，那个仙女置之死地而后生了，胡兰成心中的一块大石落地，原来，这个仙女是真的，他真的跟一个仙女恋爱过。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至于分手不分手，倒是无关紧要，反正他本来也不缺女人，尤其不缺一个相貌平常笨手笨脚的女人。
他说，爱玲是我的不是我的，也都一样，有她在世上就好，我仍然端然写我文章。
他当时是没怎么样，按照她的吩咐，不去寻她，也没有回信，只是给炎樱写了封花里胡哨的信，“但为敷衍世情，不欲自异于众”。《小团圆》里应该是原信实录：“她是以她的全生命来爱我的，但是她现在叫我永远不要再写信给她了。”比比（《小团圆》里炎樱的名字）一脸为难：“这叫我怎么样？”是啊，兰成君，你怎么就有本事永远让人脸上替你挂不住呢？而他这封信也像是对张爱玲的一种安抚，缓兵之计，《小团圆》里说，邵之雍很快就离开了那小城，盛九莉怀疑他担心自己去告密。她从鼻子里冷笑一声。
胡兰成确实是在那会儿搬离了范家，去温州中学教书，不见得就是担心她去告密，张爱玲把他想得这么阴暗，确实是恩断义绝的节奏。
1949年张爱玲写的电影《太太万岁》公映，胡兰成利用职务之便，与全校师生包下一场去看，同事们都说好，他心里还不足，“迎合各人的程度，向这个向那个解释，他们赞好不算，还必要他们敬服”。
可以想象他脸上那憋不住的得意，虽然不能让他们知道底细，连起疑也不可以，可是，若一点儿异样的感觉也没有，岂不令他怃然？
胡兰成的虚荣心，真的很强大。他在温州认识了一些人模狗样的人，带着范秀美去拜访，人家摆了宴席招待他，他就觉得这面子是自己结交来的，非常得意，还为范秀美设身处地地想，嫁了他这么一个丈夫，她也真有面子。在张爱玲已经从他的天空上划过去之后，他还要拿她给自己撑台面，也就不足为奇了，对他有所认知的张爱玲若是知晓，想来也不会介意。
等到两人先后离开大陆，胡兰成不用对自己的身份讳莫如深时，他惊喜地发现，除了让虚荣心暗爽一下，张爱玲还有其他价值。
张爱玲的研究者司马新提到：1953年，已经取道香港来到日本的胡兰成得知张爱玲在香港美国新闻处做短工翻译，误以为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同一机构，就写信致张，求她介绍自己到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吓得她将来信原封退还。
《今生今世》里没有这一段，司马新说是听张爱玲的好友宋淇说的，估计胡兰成自己也觉得丢人，他在扬长避短上是很有一套的，前面在应英娣的来历和“妾室”身份上的含糊其词就是一例。
很多人为胡兰成辩解，说汉奸也罢，负心也罢，起码他坦白。可问题是，到底什么叫作坦白？像胡兰成这样，避重就轻地复述一下过程，色厉内荏地强词夺理，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离经叛道但自有一套严密逻辑的人，就叫作坦白了？不，我觉得坦白是与自己的内心赤诚相对，像打量他人那样打量自己，不放过任何细枝末节，直至，终于接近于内心的本质，人性的弱点，欲念的源起。
看胡兰成的大作，可以忍耐他满纸半文半白的“亦”和“连”以及自以为别有深味的浙江乡下方言，甚至可以忍耐一得意就忘形，一得志就小人相的轻骨头，唯独感到难以忍耐的，是他总是试图欺瞒，诗词歌赋齐上阵，说禅论道做大旗，掩盖他的利己本质。最后，他成功了，他通过一部裁剪得当浓淡相宜的“情感历程”，掩盖了一个草根男的野心与戾气，把自己打扮成了气定神闲优越感十足的风流教主，这，能叫坦白吗？
1955年，胡兰成的日本好友池田笃纪去香港，胡托他去看张爱玲，这一次，倒不见得有什么用心，他可能是闲得慌，一点点无聊外加一点儿好奇心，池田没有见到张爱玲，胡兰成猜张爱玲也不愿意见，本来就多余嘛。咦，那你胡兰成干吗还多这个事？
胡兰成做什么我都不感到稀奇，但奇怪的是，1957年年底或1958年年初，张爱玲竟然经池田转了一张明信片过来，没有上下款，写道：
手边如有《战难和亦不易》、《文明的传统》等书（《山河岁月》除外），能否暂借数月作参考？请寄（底下是英文，她在美国的地址与姓名）。
说起来张爱玲很没必要招惹胡兰成，难道不知道他容易牵动绮念？究其原因，在于此刻的张爱玲已经嫁给赖雅，以为她跟胡兰成是桥归桥路归路了，便是牵动一些感怀，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她给予自己的终极定位是：我是一个写小说的人。
这个写小说的人当时处境不佳，英文写作没有得到美国市场认同，急于凭借一部力作翻盘。1961年，她来到台湾，为以张学良为主人公原型的作品《少帅》搜集资料，很有可能在1957年年底乃至更早，她就在酝酿这部作品了，给胡兰成写这个明信片，真的不是旧情复燃的幌子，而是创作小说的前期准备工作之一。
胡兰成的想法却很多，先是不敢相信，然后给他当时的老婆佘爱珍看，佘爱珍先是一呆，随即替他欢喜，还催他回信。
这位佘爱珍也真大方，难不成是一位芸娘式的贤妻？胡兰成说她一向是别人眼里有了她就不能再有第二个人的，不过见了张爱玲的字犯起糊涂。写到这里，我要呵呵一笑，有道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胡兰成一生风流官司无数，落到这个女人手里，才算是好马配好鞍，天造地设的一对。
佘爱珍不是个普通人，前夫是大流氓“白相人”吴四宝，后来改行做汉奸，也做得很“成功”。佘爱珍能把这么个人收服摆平，自然也有两下子，当年在胡兰成的眼中，她是个必须仰望才得见的人物。且说某个春天的下午，她携了女侍，光临他的寒舍，真如神仙下凡，他“又喜欢，又敬重”，只觉得他寒酸的客厅与她诸般不宜。
不过，对她老公吴四宝，胡兰成就没这么客气了，在回忆录里追忆第一次见到吴，他看上去很恭敬，胡险些拿他当保镖了。胡得罪汪精卫被免官时，还曾到吴家一游，吴四宝派老婆出来敬酒，自己则“恭谨相陪”，胡兰成认为两人文武有隔，跟他没那么多废话，坐坐就出来了。吴四宝把他送到大门口，还给他开车门，胡兰成顿时想起《史记》里韩信被贬闲居，去舞阳侯樊哙家串门，樊哙大惊，拥帚跪迎，韩信进去了，略坐一会儿，出来，笑道，没想到我竟然跟樊哙这样的人为伍。胡兰成拿这段逸事来比喻，不过还是略略谦虚了一下，说，我和韩信既像又不像。
1949年后，佘爱珍先到香港，后去日本，吴四宝早已过世，她一个人在江湖上漂泊。好在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生存能力又强，更重要的是，她知道男人不如钱可靠，手里很有一些积蓄。
胡兰成在香港时搭上了她，在旅馆里，先是坐着说话，然后拉着她的手，蹲下身，把脸贴到了她的膝盖上。就这么着，后来他想去日本，跟她借路费时，佘爱珍也是长吁短叹说家道艰难，不比从前，二百块港币打发他了事。
佘爱珍后来日暮途穷，下嫁胡兰成，婚后她忘了这茬，跟他吹嘘自己在香港时的风光，胡兰成一对照，才知道被她糊弄了，很不高兴：我都当你是知己了（都把脸贴你腿上了），你却没有看重过我（也没借给我钱）。不过，胡兰成本来就是污泥浑水里打滚的人，没有穷追到底的嗜好，不爽一下也就罢了，按照他的惯例，还要朝好里去说，于是，对于佘爱珍当年忽悠他一事，他上升到了这样一个高度：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啊？
不仅如此，胡兰成的另一个习惯—喜欢把得手的女人都说成仙女下凡，在佘爱珍身上也发扬光大。比如她曾做过痧药水的生意，山寨人家的品牌，对方跟她打官司，请了律师，佘爱珍先是打电话威胁律师不要掺和，律师不理，等他从法庭出来，忽地蹿出一人，拿粪汁淋了他一头一脸。律师回到家中，还有电话打过来，问他味道好吗。对佘爱珍的这一“杰作”，胡兰成赞曰“白相人做出来的事就是动不动又顽皮，只不作兴下流，所以上得台盘”，看了这段我真的很想请教，这都不算下流，到底怎样才算下流呢？
白相人佘爱珍跟了胡兰成，真是得其所哉，俩人都是热闹人，还都喜欢煽情，成天不是钩心斗角就是打情骂俏，你恩我爱的，有没有实话倒在其次，只要不寂寞就行。现在，突然冒出一封爱玲信札，无聊的时日变得有料了，佘爱珍撺掇胡兰成去撩拨张爱玲，其实是打心底看轻她。
胡兰成的新欢旧爱里，余爱珍忌讳日本女人一枝，因为离得近，仍然有可能；忌讳周训德，因为知道胡兰成很把她放在心上—胡兰成到日本后，窘境里，还惦记着小周，写信寄钱要把她接来，终因失去联系而作罢；唯独不忌讳范秀美，知道胡兰成对她不过是利用，当时花言巧语，一朝时过境迁，也就抛到脑后任其自生自灭去了。
同样，佘爱珍以一个江湖女人的心机，看透张爱玲不过是个写文章的女人，没有几下子，就算张回心转意，她也有的是办法对付她，现在则不撩白不撩，如同猫逗耗子，就图那一乐。
胡兰成未必不知道他老婆这番心思，但这心思正好与他不谋而合，当然，消乏解闷之外，他另外有一个情结，那就是，挑战他心中的最高标尺。
不管怎么说，胡兰成和张爱玲的一段情，使他比别人更多地接触到张爱玲，读到了更多的精彩，她面对经典百无禁忌，她表情达意直指人心，她深刻的身世之感，华丽与苍凉交替的人生体会，都让半瓶子醋、心虚气短的胡兰成大开眼界，用时下流行的说法叫：原来人生和经典都可以这样读。
剔除自抬身价的成分，他对她的赞美里也不无真诚，他说自己是打她这儿开了天眼的，视她为高高在上的九天玄女，学习她的行文风格，自然也想听她的一声肯定。若她对他犹有余情，那当然是再好不过—他大概隐隐以为，虽然她先说拜拜，却未必能将他忘怀，毕竟是他伤了她，伤有多深，正说明她对他的爱有多深。
但是，在香港，当有人问起张爱玲对他的力作《山河岁月》的看法时，她不置一词，他感到了被轻蔑，恨恨地想，我总也不见得输给她。现在，她又从容地给他寄来这么一张明信片，说明她已然将他放下，就像《茉莉香片》里，言丹朱不把聂传庆当男人，才对他有肆无忌惮的亲密。
胡兰成虽然不至于像聂传庆那么愤怒，但肯定有点受伤，于是他在回信中说，我把《山河岁月》与《赤地之恋》来比并着看了，所以回信迟了，他这是把张爱玲和自己拉到一个水平线上，想以此打破张爱玲的心理平衡。他想象张爱玲知道自己的作品被他的灼灼目光照了一下，肯定有点儿心慌，又说，让她慌慌也好，因为她太厉害了。他后来又寄去了一本《今生今世》（上卷），并写了信。
这封信寄出去之后，胡兰成两口子算是找到了一个特别好的消遣，没事就在那里猜测张爱玲的反应，佘爱珍说，你与张小姐应该在一起，两人都会写文章，多好！胡兰成就说，那你怎么办呢？佘爱珍说，那我就与你“哟霞那拉”，胡兰成说，你心里不难受吗？佘爱珍说，不难受。
两个人说得有来道去的，明明是打情骂俏，拿肉麻当有趣，胡兰成还能装模作样地说：爱珍便是连感情都成为理性的干净。让我呈四十五度角仰望他一下下。张爱玲没有回复，胡兰成仍不肯罢手，又写信去挑逗，张爱玲给夏志清的信里说：“后来来过许多信，我要是回信势必‘出恶声’。”
不管张爱玲回不回信，胡兰成夫妇都从中找到了很多乐子，整天说过来说过去的，借用《还珠格格》里对“乐不思蜀”的成语新解，简直“快乐得像老鼠”一样了。
张爱玲的回信到底来了，全文如下：
兰成：
你的信和书都收到了，非常感谢。我不想写信，请你原谅。我因为实在无法找到你的旧著作参考，所以冒失地向你借，如果使你误会，我是真的觉得抱歉。《今生今世》下卷出版的时候，你若是不感到不快，请寄一本给我。我在这里预先道谢，不另写信了。
爱玲十二月廿七
难怪胡兰成说张爱玲厉害，看看这封信写的，整个儿一个骂人不带脏字。从字面上看，没有任何问题，它澄清误会，保持距离，有礼有节，客气隐忍，但这隐忍，正说明张爱玲拿对方当小人看待，宁可得罪君子，不可得罪小人，我穿鞋的就怕你光脚的，这个“鞋子”，可以理解为尊严，她不想拿苍蝇来练剑。她的隐忍，便是投鼠忌器，有了鄙视、警告、央求、自卫等诸多的意味。
看到这样一封信，胡兰成和佘爱珍傻眼了，但他俩都是千锤百炼的人物，很快从短路状态回转过来，佘爱珍先笑话胡兰成活该，又给他出主意，让他装作没收到这封信，再写信给她，请她看樱花。胡兰成都觉得这主意无赖，但又觉得非常好，俩人又嘻嘻哈哈地表扬与自我表扬了一番，消磨了时日，促进了感情，张爱玲大概做梦也不会想到，她这封信还能收到这一效果。
不过，即使张爱玲想得到，大概也不会惊奇，她熟悉他们脸上那满是油汗的笑，既瞧不起别人也瞧不起自己，由放任而生的疲惫，她笔下最擅长描画这种小市民，下笔如有神时，大概不会想到，自己就栽在这种人手里，所谓阴沟里翻船。
她不能有任何回应—别说写一部《我和××不得不说的话》了，若能牵动她一丝情绪，他都会大得意，他的书商也会借此炒作，白白娱乐了那些无聊的看客。只能是隐忍，忍无可忍，从头再忍，只能通达地想，有谁年轻时候不曾爱过个把人渣？有谁漫漫情路上没有几个污点？有谁的人生可以真正做到清坚决绝，不给观众一丝窥视的余地？像原谅别人那样原谅自己吧，就当成一个黑色幽默，一个可以反观自己了解人性的案例。
但书商还在用她的名字为胡兰成博宣传，还跟她约稿，以“胡兰成先生可代为写序”为优厚待遇；比如无数的胡粉拿她说事不算，连地道的张迷苦于看不到她更多资料，也人手一册《今生今世》；比如有个叫三毛的同行写了部电影剧本《滚滚红尘》，点明了里面爱得神魂颠倒的男女就是她和胡；深度刺激她的还有朱西宁，他原本是张爱玲的粉丝，给张爱玲写信，又附了自己写的小说。身在美国无人识的张爱玲见这么一个人万里迢迢地来致意，便回了封信，很是敷衍了他一番。有天朱西宁突然写了封信登在“中国时报”的《人间副刊》上，引耶稣以五饼二鱼食饱五千人做喻，讲耶稣给一个人是五饼二鱼，给五千人亦每人是一份五饼二鱼，意指博爱的男人，爱一个女人时是五饼二鱼，若再爱起一个女人，复又生出另一份五饼二鱼，他不因爱那个，而减少了爱这个，于焉每个女人都得到他的一份完整的爱。
听上去好像贾宝玉的梦想，但贾宝玉终在梨香院里悟透，一个人只能得一份眼泪。胡兰成与贾宝玉最本质的区别，在于他少了那份诚意，他的那些花里胡哨的理论，都不过是为自己的欲望打马虎眼，只是他说得云里雾里的，倒也把朱氏父女一干人等迷得七荤八素。
张爱玲很客气地写了张字条，拜托朱西宁不要写她的传记。从此以后音书断绝。从那时起，她开始亲笔写那部自传体小说，为了讽刺《今生今世》里，胡兰成赞叹一男数女的集邮式大团圆，她将这本书的书名拟作《小团圆》。
她说：“这是一个热情故事，我想表达出爱情的万转千回，完全幻灭了之后也还有点什么东西在。”我怀疑这是在小说结束后她的提炼。千回百转，完全幻灭之后，不见得全是灰烬，起码，那是你年轻时的爱，和你的那一段生命血肉相连，还了金子还了钱，你却无法将记忆全部交还。
于是在那小说末尾，她写了一个梦，盛九莉梦见在松林里，有好几个小孩玩耍，都是她的。之雍出现了，微笑着把她往木屋里拉。“非常可笑，她忽然羞涩起来，两人的手臂拉成一条直线，就在这时候醒了。二十年前的影片，十年前的人。她醒来快乐了很久很久。”
张爱玲最后一次见到胡兰成是在1946年4月，朝后推十年最晚是1956年4月，如果我们不用那么刻板，基本上可以确定是在1956年3月，张爱玲在美国的一个写作基地认识了赖雅，而之前，她孑然一身地漂泊在纽约。她梦见十年前的爱，十年前的人，在熹微的晨光里，为此感到快乐再正常不过，断言胡兰成是张爱玲一生至爱，未免过于武断。不过是些微情愫罢了。
平心而论，情愫应该也是有一些的，也许会在明亮又岑寂的黄昏，想起那个恋爱中的自己，那样美，那样放恣，因为爱那个时候的自己，连带着对那个人的情绪，也变得柔软起来了。人生若只如初见，虽然，初见的印象，也许多半出自自己的意念。只是浮世倏忽，如白驹过隙，时光轻捷，如马踏飞燕，在无可匹敌的生命规律面前，人世的贪嗔痴怨多么微不足道，有着深刻的身世之感的张爱玲，在小小的气恼一下之后，想必也会一转念，在嘴角浮出一个半是自嘲半是苍凉的微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