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墨
用“大智若愚”来形容大哥再合适不过。
如果不是他的影迷，那么提到大哥，很多人都会冒出个印象，这个人老爱说错话。当初我跟他不熟悉的时候，也这么觉得。那大家就会想，这个人是不是很笨呢？后来我发现，他其实不是笨，而是脾气太急导致说话也急，往往都是脑子里想了十句，说出来的只有五句，加上他讲话自成一派风格，经常颠三倒四，那被人抓住话柄断章取义就太容易了。
在他看来，自己所有的智慧都来源于从小出来跑江湖，看得多了，学得多了，被骗得多了，自然也就懂得了很多东西。而在我看来，其实他做过的很多大事小事都透露着智慧，只是他懒得去说，或者也不太会说而已。
2013年4月，大哥连发四条微博，宣布已经将个人收藏的四栋古房屋捐给了新加坡。此事引起轩然大波，一时间引来批评无数。有人攻击他为何把“国宝”捐给外国，有人质疑他没有这个资格，更有人直接认定他这种行为是违法的。一个月后，大哥接受中央电视台《新闻1+1》白岩松的访问，将这件事情娓娓道来。自那之后，关于这件事的争论也就渐渐销声匿迹了。
很多人开始也会讽刺：“你看，又说错话了吧！真笨。”可是私下聊起这件事，大哥笑笑说，那几条微博我是故意发的，就想丢出来试试反响，如果大家真的会讨论，这件事就会引起社会的关注，那么首先，所有还保存着这些老建筑的地方，当地的政府和文物保护部门就会重视这件事。其次，我家里剩下的那些老房子才会被关注，将来有一天才能找到合适的地方被接纳。之所以想出这个办法，主要是我过去曾经数次跟国内的相关单位谈过，他们要么就是一口答应下来后就没了下文，要么就是有那种商家想拿我的名头去开发房地产赚钱，如果不想办法解决，那我自己花了几千万收藏的这些古屋就会慢慢坏掉，毕竟我不可能永远靠自己的力量去保护它们，我需要在自己百年之后为它们找到一个去处。
看到这里也许大家会明白，其实他并不笨，他很清楚自己想做的是什么，只是很多时候懒得解释。现在看来，这件事情发展的态势与结果，与他的预期几乎完全相同。
《十二生肖》是大哥筹备了7年、拍摄了整整1年的电影，可见其重视程度。他还特意邀到黄永玉老先生出山为他亲笔题写片名。影片于2012年贺岁档上映，最终在中国内地取得了9.12亿元的票房。就在这部电影上映几个月之后，2013年4月，法国皮诺家族宣布将兔首和鼠首送还中国。
弗朗索瓦皮诺（Francois Pinault）在法国富豪榜名列第五，资产超过70亿美元，著名奢侈品牌Gucci集团就在他旗下，他酷爱艺术收藏，拥有的艺术品超过2000件，是佳士得拍卖行的最大股东。这次他们宣布捐回的两个铜首曾于2009年在巴黎以2亿人民币被拍卖，当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如今皮诺家族从持有人手中买下了两件兽首，并宣布无偿捐赠回中国，这让很多人拍手称快，最高兴的当然是大哥。
2013年7月，大哥有个新加坡富豪朋友刚好跟Gucci的老板碰面，提到两个兽首回归的事情，对方告诉他，皮诺之所以想要把两个铜首送回中国，就是因为有次坐飞机的时候看到了《十二生肖》，这部电影让他下定决心这样做。
想要拍摄《十二生肖》的缘由，就是圆明园十二生肖铜首的拍卖事件。大哥在制作这部电影的漫长过程中，也曾经想过有没有可能因为自己这部电影，影响到一些人，最终让国宝回到中国。他一直觉得这只是一个美好愿望，没想到有一天真的成为了现实。
发生在2013年的这两件事情，外界并没有去为他歌功颂德，他也没去反复强调自己做过什么。我以7年宣传工作的职业病，条件反射地想到，这些事如果放在别的艺人身上，大概已经发了N篇新闻稿做了N次访问了吧……可这对他而言，只是两件很开心的事情，仅此而已。
这些年来，大哥有自己独到的处世哲学。他喜欢交往各行各业的朋友，跟顶尖的人们学习不同的东西。他从很多年前就开始做慈善，他的基金会大概是全世界唯一不收取任何管理费用的机构，所有的运营成本都由他自己承担。他年轻时曾经巧妙地与黑社会周旋，经历过不少惊心动魄的时刻。跟很多有钱人、大明星不同的是，他从来不迷信，不去看什么风水，也不去找什么大师。
在这里，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40多年前，看看这个“笨人”与生俱来的智慧。那时候的大哥还只是片场的一个小武行，所做的事情，是那样的微不足道。
从师父的戏剧学院离开之后，大哥每天嘻嘻哈哈混在片场，跟着武术指导们打零工。演的都是那种看不见脸的人肉背景，或者当小偷给别人打一巴掌，或者在一群人中被主角一脚踹开。白天没事做，就混在片场观察所有的人在怎样干活，后来慢慢看明白，原来拍一场戏有那么多学问。单讲“Action”好了，就分“开机”“Rolling”“开始”几个阶段。那时大家常常要在片场扮演死尸，死尸当然是不能动的，但很多人因为没经验，导演刚刚喊开机就开始闭气，等到真正开始的时候，就快要憋不住了，尤其有时身上还横七竖八插着刀和剑，一起一伏地动，导演自然就发飙了。自从学到Action是怎么一回事之后，大哥每次都等到真正“开始”的那一刻再闭气，然后就是死也坚持住不动，一条结束之后，导演就会指着大哥对旁边的人说，那个人死得不错！
有一次在某个片场，导演要拍两个大侠在雨中对打，一群死尸在后景处横七竖八，身上都插着刀。那天特别冷，所有群众演员都泡在水里，很多人没办法坚持闭气，再加上冷的缘故，就看到满地的刀在那边上下动。导演大吼：“咔咔咔，不要动啊！你们已经死掉了明白吗？”接着，导演指着大哥跟副导演说，就那个人，他死得最好，明天叫他来继续开工！
后来大哥在武行里的名气，就是从“死得最好”慢慢累积起来的，跟着大家演死尸演得多了，自然就有机会去做一些露脸的戏。而当年那段经历，后来被放进了周星驰的电影《喜剧之王》里。
1998年，大哥和周星驰同时开拍新戏，大哥拍的是《玻璃樽》，星爷拍的是《喜剧之王》。两个剧组片场离得很近，两人就说好各帮对方客串一场戏，于是就有了后来大家在《喜剧之王》里看到的那一幕，“成龙”被副导演叫到导演面前。“喂，过去死给导演看看。”“导演，你想我怎么死？”“中枪死。”他做了一遍。“这样才对嘛，换衣服！”“谢谢导演。”“这位大哥，你在哪儿学的戏啊？”“我没学过戏。”“哎呀，你真是天才。”“你用点心就行了，用点心。”
当年经常有人嘲笑他，演个死尸演那么认真，真是傻到家了。你再怎么努力，不还是那个一天只拿几块钱的小武行吗？但也许正是这样的“大智若愚”，让他一步步走到了今天吧。回想起当初从一个穷小子忽然变有钱的过程，也非常有“大哥本色”。
“《笑拳怪招》上映之后，其实我已经很红了，但自己还不知道，还在拿几千块的片酬。忽然有一天何冠昌去找我，那可是香港的影坛教父，所有香港明星见到他没有不鞠躬的，我自己也是很小就跟着他拍戏了。当时他约我在美丽华饭店二楼喝咖啡，我一个人去了，没有经纪人也没有助理，一坐下来，就先很尊敬地叫‘何先生’，他就递给我一张支票。我拿过来刚要看的时候，服务员走过来了，何先生就抓起支票塞进了我的衬衫口袋，当时还都没看清楚。就听他说，你出来到我们公司，我们会怎么怎么打造你。我说哦。当时脑子里想的是支票上面写了个‘1’，后面多少个零也不清楚。记得当时自己叫了个橘子水，他叫了个咖啡。我就跟何先生说，我想上个厕所。等一到了厕所，我就赶紧把门关起来，把支票拿出来，个、十、百、千、万、十万……好多个零啊！10万啊！我简直开心死了，我有十万了！等我回到座位，何先生说，你回去考虑一下。我说，好。回到公司里，跟我的同事陈自强说，我刚刚见了何冠昌。他说，怎么样？我说他给了我一张十万的支票，他拿过来一看，说，这不是10万，这是100万。哇……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要疯掉了！
“我就去跟当时的老板罗维导演讲，我刚见了何冠昌先生。他说，怎么样啊？我说他们给我100万。罗导演说，那有什么了不起？我现在就给你开户头，先给你两万，两年以内给你存10万，这样几年后你就有100万了。我说，哦，那好吧。当时觉得一直跟着罗导演工作，自己也不好意思离开公司，我就拿着那张支票出了门，跑去街上的影印店去影印，影印完了留给自己做纪念，还送了几张给朋友做纪念。有朋友跟我开玩笑说，我靠！你就把它花掉啊！反正也没有合同，这张支票就是Cash啊，他们就算知道了也告不了你的！我说，不行，做人不能这样子。我爸爸说，出来做事情要讲诚信。回到公司，我请陈自强还了那张支票给何冠昌，自己还不好意思去见人家。
“不到一个礼拜之后，何冠昌他们又来找我了。他们说，我们不是说只给你100万，这100万只是你的定金。我说，啊？他们说，是的，如果你跟我们拍，我会给你200万。听了这个数字我愣住了，可是要跟他们合作，就要跟原来的公司解约，这让我觉得很别扭，也不知道该跟谁商量，就找当时的好朋友秦祥林和曾志伟聊。这两人都是我的死党，我不会谈生意，后来整个过程就是他们俩帮我谈。秦祥林是当年的第一小生，他的最高片酬到达过10万。听我讲了我有100万的定金，他吓死了，说：‘我靠，我的10倍！还是定金！’他说，我是过来人，做演员的有这样的机会不容易，你现在这一刻红，也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不如趁现在拿到自己想拿到的东西。这样吧，今天晚上你想一想，你就想，自己这辈子想要多少钱就够了，明天一早你答复我，我尽量帮你达成目标。
“我记得当时自己还在拍戏，第二天6点起来就要出工，可是晚上就怎么都睡不着，当时年纪也小，哪里敢想这些，就觉得特别慌张，但是又特别兴奋，心花怒放。起身去到洗手间，对着那里的镜子，就跟自己说，人家竟然给我200万啊……就这样子想，也不知道是想了多长时间，忽然间听到外面门铃‘叮咚’一声，居然已经6点了。我一开门，秦祥林就说，你没睡觉？我说我想了一个晚上。他说，那你快跟我讲，多少？我说，我这辈子有500万就够了。他说，行！
“结果大明星秦祥林成了我第一个‘经纪人’，带着我去跟何冠昌他们见面，一开始他们开给我的片酬是240万。那时候我每天都是6点的早班拍戏，自己编剧、导演、主演，压力很大，晚上好不容易收了工，就被他们拉着在老爷酒店谈，谈到后来我就已经受不了了，觉得很烦，就说好吧好吧就签了吧。签完之后就没人缠着我了，收工之后也轻松了。签完之后，何冠昌他们就飞回香港了，大概是两个礼拜之后，我当时还在台中拍戏，有一天回酒店，发现酒店的整个玻璃全部砸烂了，是罗维导演找人砸的。当时他的太太来骂我：‘我们怎么对你？谁他妈的把你从澳大利亚请回来的？那时候没人要你，是我们给你机会！你这样对我们！’我当时又羞愧又懊恼，一直哭，觉得自己是个没信用的人，哭完以后就通过曾志伟跟何冠昌他们说，你们告我吧，那240万我给你退回去，我不要了。
“直到我发现罗维导演改了我的合约，把十万改成了千万，要让我赔1000万违约金之后，我发现他不是我想象的那样，才一狠心离开了公司，去跟嘉禾合作。拍第一部片子《师弟出马》，片酬480万。你看我是不是傻人有傻福，100万没要，240万没要，后来竟然得到了480万，在当时，这已经是我一辈子的梦想了。”
这位傻人有傻福的大哥，在我眼里正是大智若愚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