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纽约时报》委托国际笔会成员、曾以日本为背景写过小说的美国作家杰伊麦金纳尼对村上所做的这篇长篇访问，访谈中谈到了的新老日本作家的分歧、东西文化的关系、个人写作追求等问题。本文有删节。）
在去对村上春树采访的途中，我碰巧从演《为什么我恨哈姆雷特》剧院的遮蓬旁走过，顿时令我浮想联翩。这叫我想起，我们给村上春树发出的邀请函，称他为三岛由纪夫的继承者。这个先入为主的见解，可称得上是恰切地表现了对近来日本小说发展的无知。村上春树与三岛的相似，主要在于他们都是日本人，但除此之外别的相似处却非常牵强。三岛是杰出的浪漫派文学家之一，富有英雄情感的悲剧家，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唯美主义者，一个浸透西方文化修养的人，但在生命的尽头，他却转变成一个日本军国主义者。
而村上春树，我认为，甚至在写比较不可思议的主题——比如对绵羊的痴迷——的时候，他的感情仍含有对现实的怀疑。他的叙述者必定是平常人，一个当代东京人的翻版，一个三十来岁的城市男人，跻身不愠不火的白领行当，比如广告和公共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说，他是一个被动的人，对生活没什么企盼，无论发生什么，都以一副迟钝的泰然态度相对。他的座右铭兴许是“毋庸大惊小怪”。如同绝大多数日本人，典型的村上人物认为自己纯系中等之人，援用村上先生小说《挪威的森林》的话说，他出身“普通家庭”，“不特别富，不特别穷。有一处实惠的平常住房，小庭院，丰田皇冠。”但意外的事情，却又很有可能降临在村上先生小说的反英雄主人公身上。女朋友自杀身亡。朋友变成绵羊。心爱的大象消失得踪影皆无。不过，要是他们有心借机发财，却非遭诅咒不可。
村上先生的主人公身处边缘，与一个要求其成员完全投入的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们只愿在社会边缘飘荡。这种对集体的拒绝，对当代日本读者必定有巨大的吸引力。这并不是说，他的作品对于我们没有同样的吸引力，但却明显代表着一种对村上前一辈主题的突破，比如，川端康成厌世的唯美主义者，谷崎润一郎刻板的贵族，以及三岛受折磨的青年人。
麦金纳尼：开始以职业作家身份写作时，你想到过要反叛像三岛那样的日本老作家吗？我们都熟悉青年作家的影响焦虑和弑父意图；父亲必须被杀死，要为儿子们腾地方。
村上春树：在日本，我前面一代的三个重要作家，是三岛、安部公房和大江健三郎。他们当中，我必须说，我最喜欢安部，最不喜欢三岛。我几乎没读过三岛，因此我想我与三岛间没有什么相似点。
我丝毫没有对前代作家的反抗意识，或者叛离诸如川端和谷崎等作家的意思。要说有区别的话，我想应该更确切地说，是与这些作家无关。我的意思是说，直到29岁我动手写长篇小说，我从未带着真正的兴趣读过任何日本小说。1960年代在神户，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发现自己不怎么喜欢日本小说家，所以就打定主意不读他们。那时的美国文化生机盎然，它的音乐、电视节目、汽车和衣服，样样东西都深深影响着我。这并非是说，日本人崇拜美国，这说明我们只是热爱那种文化。那么鲜亮、明媚，有时似乎像是奇幻世界。我们热爱那个奇幻世界。那些日子只有美国才撑得起那种幻境。
我是独子，十三四岁时，我在自己房间里独自听美国爵士乐和摇滚乐，看美国电视节目，读美国小说。神户是港口城市，有很多旧书店，我很容易买到非常便宜的美国平装书。像是打开一个百宝箱。我大多读精悍的侦探故事和科幻小说——雷蒙德钱德勒或者埃德麦克贝恩或者米基斯皮兰。
后来，我发现了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和杜鲁门卡波蒂。他们与日本作家是那么的不同。他们在我房间的墙上打开一扇小窗。我想，我的经历注定要与阿根廷作家曼纽埃尔普伊格相似，他成长在对好莱坞电影的献媚环境中，以后走上小说写作道路。
麦金纳尼：我认为，可用一些共通的特征来解释日本年轻一代作家。我仿佛觉得，我们都有一个相当共同的参照背景，即国际流行文化的积淀——莱昂内尔特里林大概会说是低等文化——但无论好和坏，这种积淀似乎是给意大利、瑞典、日本和美国的作家提供了共同的试金石。
我想严肃的美国作家，在处理电影、电视和摇滚相关的话题时，他们依然感觉到不自在。在年轻一代日本作家身上，我看不到这种拘谨。我想知道，这是不是部分地、有些悖缪地缘自日本人时时感受到的海岛孤独和差异意识。我能意识到一种尖锐的吁求，想用最便捷上手的武器，闯过把日本和其他世界隔开的鸿沟。
村上春树：是的，非常正确。在这个层面，也许是有些非民族性，但是并非我自己追求的。如果那真是我所追求的，我想兴许我得把故事背景放在美国。如果我真把故事放在纽约和旧金山，写起来就容易了。
但是，你知道，我的首要追求是，透过纽约和旧金山发生的同样事物的另一侧面，反过来描写日本社会。你或许也应称其为日本本性的东西，那种你扔一个又来一个的东西，所有那些堆起来显得极其“日本”的东西。我认为我的小说将愈加朝这个方向发展。
十几岁的时候，我想，要是我能用英语写长篇小说，那该是多么棒啊。我能感觉到，我那样写的话，会比我用日文写来得更直截。但是，凭我有限的英语熟练程度，是不可能的。在勉强用日语写出第一部长篇小说前，我努力了很长一段时间。这就是为什么我直到29岁才写出小说来。
因为我得创作，靠自我创造一种用来写我的小说的新日本语言。我不能从现存的语言中借取。在这个层面上说，我认为我具备原创性。雷蒙德钱德勒是我1960年代的崇拜对象。我读了十几遍《长久的告别》。他的主人公都很独立，他们独自生活的方式给我印象深刻。他们孤独，但在追寻一种体面的生活。
如你所知，日本是一个有极度群体意识的社会，要想独立很难。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都想更加独立，但是很困难，他们受到孤独情绪的折磨。我想，这也是年轻读者支持我的作品的一个原因。
麦金纳尼：你作品的主人公总有某种性格，这些性格与雷蒙德钱德勒的主人公性格相近，多疑，玩世不恭，生活在社会以外某个地方。但是，他未必清醒地视自己为反叛者。
村上春树：从风格层面讲，我肯定从钱德勒那里借取许多东西。自我写那本书到现在已有10年，从那时到如今，我已经有了很多变化。我必须说，把钱德勒的风格置换到日文中，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首先，日文和英文的文化观念传达完全不同。但是这正是我切实尝试去做的事情，在语言置换的同时，更新观念。
我的同代人和我试图创造一种新的语言。谷崎曾经写过，日本语言与英语或者其他西方语言完全不同，它在某种程度上比西方语言优美。他说，这种美应该得到非常谨慎的保护。谷崎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小说家，一个了不起的人，但是我不同意他的观点，因为一种语言与其他的语言没有什么优劣差别。他的说法不对。
麦金纳尼：但是，谷崎说日本语言优越性的话，肯定并非那么非同一般。决非少数人在日本感到，日本人的性格中有种特别的东西，它无法穿越翻译的障碍。而且，这种情感，经常通过一种认为日本是个特殊的地方的文化帝国主义来表达。你的作品特点之一，也是你的一些同代人作品的一个特点，那就是对这种观念的拒绝。
村上春树：很多日本人认为，他们的语言那么独特，以至它的神髓、美和细腻，外国人无法掌握。而且，如果某个外国人声称他抓住了本质，无人相信他。他们这么想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日本除了二战后短暂被占领外，从来都没有受到其他国家的侵占。它的文化没有受过其他文化的威胁。因此日本语言始终是孤立的。孤立了大约两千年。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人对其独特性、本性、结构和作用那么肯定。
我想，一些年轻日本作家正在做的事情，是试图打破和摧毁这种顽固，反抗这种肯定。我曾在希腊一个岛上住过几年，虽然是一个非常小的岛，可每一个我打过招呼的人都会说，“我开尼桑轿车。很不错的汽车。”一周后，我对此感到厌倦，但我认识到，尼桑、卡西欧、精工、本田、或者索尼，是他们所知道的仅有的日语词汇，他们所知道的仅有的日本东西。他们对日本文化、日本文学、日本音乐，或者任何诸如此类的东西，都一无所知。所以我想，我们必须做些事情，来打破日本人长期以来所珍视的这种隔绝。
我想日本青年作家正在做的事情，是试图重构我们的语言。我们欣赏三岛所运用的语言的美和细腻，但是那些日子已经一去不返。我应该干些新的。我们所正在做的，是打破孤立的藩篱，以便我们能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同其他的世界交谈。应该有个居中的地方，我们能到那里和来自其他文化的人交流信息。
人们必须自尊，这种自尊源自你向其他的人自由表达自我的能力。日本人民在全世界都取得了物质胜利，但是他们并没有从文化上向其他人民发言，作为结果，他们并没有寻回他们的自豪感。他们一直都想知道，是不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现在他们开始反思自己。日本政府非常积极进行文化交流活动，组织项目把歌舞伎和能乐介绍到世界的其他地方去。但是，歌舞伎和能乐，虽然是非常优秀的艺术和传统形式，但都属于过去，并不能对当代日本人发言。
麦金纳尼：我料想，日本文学界对你的走红，可能存在某种程度的愤慨，况且你还拒绝承认日本文学中的某些传统。年长和较为传统的日本批评家，如何看待你的作品？
村上春树：很简单。他们不喜欢我。日本文坛存在着代与代之间的斗争。日本文学界有很强烈的等级观念，你必须从最底层一步步往上爬。一旦攀上高峰，你们就已成为其他作家的裁判。你们相互阅读对方的作品，然后相互给对方颁奖。但高高在上的人们，却未必真关心正在攀登的青年作家的努力。
我的小说处女作刚问世，他们就说日本文学在衰落。其实并不是衰落，仅仅是变化。很多人不喜欢变化。老作家生活在非常封闭的世界里，他们并不真的清楚什么在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