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以下是《中国时报》驻日记者洪金珠的访问村上春树的全文。采访对话时间约为20世纪90年代末。）
洪金珠：您在《发条鸟年代记》曾经写中国大陆、满洲等地的事情，还在《寻羊冒险记》中写一个酒吧老板陈桑，有人说您的小说对中国、中国人有很特殊的描写，甚至认为“中国”是您创作的原点，您对这种说法看法如何？
村上春树：我是神户人，那里有不少中国人，我的同班同学中有中国人，我生活的周围一直有中国人，“中国人”对我而言是很自然的。另外，我父亲于战争中曾被征调到中国大陆；他是在大学时代被征调当兵，他的人生因为那次的战争有很大改变，小时候父亲虽然绝口不提战争的事，但他常常讲中国风土民情，“中国”对我而言不是实际的存在，而是一个很重要的“记号”。
我自己也很奇怪，为什么小说出现的不是韩国人而是中国人？我自己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只是把我的记忆影像写出来而已。中国对我而言不是想写而刻意去想象，“中国”是我人生中重要的“记号”。
洪金珠：您在大学时代曾经搞过学生运动，这是否也相对影响到您后来的写作？
村上春树：当年搞学运的人很多，我不过其中的一员罢了。学运对于我的小说并没有什么影响，那次的学运倒是让我“对于文字失去信赖”；例如，有一个字眼叫做“革命”，当时我们一听到这个字眼就心跳加速，兴奋得不得了，觉得这个字眼非常正确、有正义。但事情过去后才发现“革命”不过是个“语汇”罢了；我因此对于“好听的语词”不再有信心，从此我也不想借用人家的语言，我只想创造自己的新语汇。
我个人最理想的表现是：以最简单的文字表现最艰难的道理，但一般人却以很难的字眼表现非常简单的道理。
我的小说是描写人们共同的经验，往往让读者于阅读后有一种医疗效果。
洪金珠：您内心是否也有一般人的不安？
村上春树：我已经有一定的岁数，也有人生的目标，不安是没有的。我年轻的时候有不安，当时日本一直在成长，年轻人只要有工作，通常不会有不安感，然而现在的年轻人即使有工作，也还是有不安。
洪金珠：您是否有什么宗教信仰？
村上春树：没有。我父亲是一个和尚，他原本是个学校的老师，由于家里世代都是寺庙的住持，后来他也成为家传寺庙住持，我父亲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我则完全没有任何的宗教信仰。
洪金珠：由于您连续写《地下铁事件》，台湾的读者非常担心从前的“村上春树”再也回不来了，您最近是否有新作？
村上春树：我正在写新的小说，预定明年1月可以完成。是一部与从前的作品完全不一样的恋爱小说，题目还未确定。不用担心，“村上春树”就要回来了。写法跟以前相似，但内容与过去都不一样。我向来不喜欢做重复的事，每一次都挑战完全不同的题材。
我以前的小说偏长，现在写的恋爱小说属于比较短的小说，并且彻底地琢磨、简化文字，让小说更加紧凑兴奋。我自己也写得很兴奋，是一部有点不可思议的奇妙小说。这部小说在明年1月完成，1999年1月12日是我50岁的生日，我希望把这部小说当做自己50岁的纪念，算是我文学生涯的新纪念碑。
洪金珠：您长年在国外生活，是因为故意想与日本保持距离？让自己更看得清楚日本吗？
村上春树：我留在日本或到国外都没什么差别，因为我只要有个电脑到那里都可以写东西。到国外旅游时，没有电话的打扰，可以有更多的经验及新朋友。
我每天的三餐多是蔬菜、水果及鱼类，在美国或其它国家旅行时，大多都很容易吃得到，因此也没有特别的思乡感。我以前一直想逃离日本，因此长期住在美国，后来又因为想多了解日本而回日本；我一直想逃开日本这个“大家庭”，我觉得世界上最重要的是“自由”，但日本这个“大家庭”最缺乏的就是“自由”。
如果问日本人，他们最喜欢的字眼是什么？他们会说喜欢“努力”、“忍耐”、“和气”等；“自由”往往排在最后面。这也表示，日本是很缺乏“自由”的国家，所以才让我一直想逃离日本，想逃离“家”。比如，我的小说从来不写“家人”，因为我从前一直想逃避这些。
我到国外后，果然得到我要的自由，但所做的事都让我觉得寂寞。我觉得自由是好事情，但自由不是最终的目的；自由后还要想人生应该如何，所以我回来做我应该做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