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会就像是一盒巧克力糖，不等你自己去把它剥开，你永远不知道等待你的是什么滋味。我在雅典得到的那颗巧克力糖，是世上独一无二的。
那年夏天，对雅典奥运会的向往占据了我生活的全部。然而，随后两个多月的备战中发生的故事，让我的人生在此转了个弯。
奥运集训地选在了湖南益阳，就是前一年我夺得城运会男单冠军的地方。但在集训期间，我却意外地受伤了。当时以为不是什么严重的伤，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对我的影响是致命的。
有一天训练中，我不慎把脚后跟磨破了。磨破一块皮，说起来是很小的事，我也没有太注意。所以后来还跟队友一起去练了沙坑，结果就感染了。当晚回到宿舍洗完澡，就觉得有点疼。第二天醒来起床一看，整个脚后跟都肿得老高，根本没法训练。队里建议我休息两天。可是两天后，伤势并没有好转，也没有消肿的迹象。这才赶紧去医院挂吊瓶、打消炎针，又这样连着挂了三天的吊瓶。前后算起来，我已经停训五天了，可我还是无法回到训练场上。那时候我开始心神不宁了。
这是我之前从未经历过的，除了干着急，竟没有一点对策。就算现在，我还是会为当时的林丹感到焦急。只是，现在的我懂得该如何应对了。
后来的这些年，我也经常会在训练、比赛中磨破脚，或者是大拇指发炎，但我和我的大夫知道怎么处理是最保险、也是效果最好的，知道怎么才能让我尽快回归。但2004年的时候，我们谁都没有经历过。这就是学习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要付出代价的。有些事情就是没有捷径可以走。
那时年轻，虽然外界都说我有股霸气，可那种霸气想来其实很脆弱，因为太年轻的我，很容易就因为一个人或一件事被干扰。
就在即将结束封闭集训返回北京的前夕，还发生了一件说起来很传奇的事情。直到现在，我都觉得这是段神话。
当时，作为集训期最后的团队活动，我们全队来到了毛主席的故里——湖南湘潭的韶山冲。在参观完毛泽东故居后，队友们决定一起跑步上山，去半山腰上的毛家祖坟祭拜。我记得那天天气非常热，我想他们大多数人都去了，少我一个也没关系，就和另外几个队友躲在大巴上打扑克。等大部队都回来了，临走之前，所有的工作人员、教练和运动员要在广场上合影留念。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摄影师还一个劲地叫我们抬头看镜头。可是天太热了，阳光又刺眼，照得我根本睁不开眼睛。我那时很不耐烦，还开玩笑地转头对着旁边的毛主席铜像说了句：“主席，你热不热？”换作是现在的我，肯定不会作出这么幼稚的举动。结果，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不敬的行为，我在雅典第一轮就出局了。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真是年轻气盛，心态也比较浮躁，好像什么都无所谓，但其实是幼稚。所以2004年奥运会打完以后，我跟朋友说，之前我跟毛主席开了个玩笑，到雅典后毛主席也跟我开了个玩笑。
整件事情中，让我觉得最神奇的地方在于，当时上山祭拜的队友们有的人敬酒，有的人敬烟，只有张宁最特别——她点了三支烟。结果，一起祭拜的人有很多，但只有张宁最后拿了奥运会冠军。我还听说，2000年悉尼奥运会前，孔令辉在与瓦尔德内尔的比赛前，也曾在衣服内侧别了一枚毛主席像章，最终孔令辉成就了大满贯。
说起这个“神话”，倒不是因为迷信。而是我后来觉得，也许这说明了，人总要有所敬畏，才不至于太浮夸，才能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走得稳当。当然你也会发现，那时候的林丹并不是不谦虚，但是“世界第一”的位置把他捧得太高，不接地气。那时的林丹像个气球一样，风一吹就跑，手一点就破，好像随时要爆炸。
但当年的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些。我们离开益阳，打算返回北京做最后的准备。走的那天，益阳当地的市民和球迷自发地组织了腰鼓队，在马路两边夹道欢送。那敲锣打鼓的场面，真让我有种悲壮的感觉。所有人都把我视作奥运会羽毛球男单冠军的头号热门，这也是我自己的目标。
队伍中，即将参加雅典奥运会的鲍春来、龚睿那、郑波都是湖南当地人。每个人都对那年夏天充满了期待。我记得出征前，龚睿那的家人还特意为她送来一副羽毛球形状的金耳钉，只为博个好彩头。而后来有媒体说，我在行李箱里甚至准备好了一顶军帽，就等着夺冠后，不仅要敬军礼，还要戴军帽。这个我需要澄清一下，绝对没有这回事。我不知道这是怎么谣传起来的，虽然那时候我还很年轻，但我不会愚蠢到那个程度。
抵达雅典后，发现各方面条件都一般——饮食不是特别理想，比赛场馆也离得挺远的。慢慢地，我就开始感觉到有点紧张了。
我发现，当我什么事情都特别想做好，比如我想睡得再好一点、吃得再好一点时，我就知道自己开始紧张了。因为我想万无一失，这时的我会在意很多。
抽签结果出来，我第一轮对阵新加坡的罗纳德·苏西洛，我当时就感觉第一场球挺不好打的。我知道这个对手很难缠。因为在年初的全英公开赛上，我刚刚在半决赛中赢过他。虽然比分是2比0，但我就知道他不好对付。
苏西洛这名球员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不堪一击。苏西洛是位出生在印尼的华裔选手，虽然他名气不是很大，但他的球还不错。正因为这样，我当时的心态并没有调整好，卡在一个不上不下的状态，就是觉得他虽然不好打，但拿下应该没问题吧。
因为担心这担心那，对自己也没有一个恰当的定位，第一场球上场后，感觉自己怎么也释放不出来。相反，我对手的出手、状态都特别棒。打了几分我就发现，这场球我将会非常艰苦。
第一局我就输了。当时有点发蒙，有点不知所措的感觉，只想着“我先把球打过去吧”，没有什么目的性。而局间休息时，教练跟我说了些什么，我也忘了，只记得当时李永波教练老叫我进攻。可我发现在执行的过程中，进攻的效果并不是特别好。我的对手准备得实在太充分了，而面对所谓的世界排名第一，对手的心态一直是冲击我，这导致我的进攻线路不是特别好，成功率一点都不高。进攻得不了分，再加上第一局已经输了，很快就变成比分一直落后，一直落后。
0比2，世界第一首轮出局。比赛结束的一刹那，我根本就反应不过来。这就完了？就结束了？打完以后，我给谢杏芳发短信说“我输了”，她根本就不相信。
下场之后，教练只是说，这是为年轻付出的代价。其实我觉得，雅典的挫败不能用“年轻”“代价”简单地带过。我始终不承认2004年奥运会上的林丹表现得不好。其实我也打得很努力，只是我的对手发挥得比我更理想。竞技体育就是这样，你得将自己稳定在高水平的状态，不然就会输球。
这不是所谓的代价，而只是回归到了体育本身。我并不是因为自己不重视这场比赛导致出现“非战斗性减员”，也不是因为一些生活上的事情没有处理好，导致最终输掉比赛。只是那天罗纳德打得更好，就是这样。
输完球回到奥运村的房间后，小鲍他们都知道我输了。那天他也有比赛，已经晋级到了下一轮。于是，他安慰我说：“没关系啦”，然后就休息了，因为第二天他还有比赛。
洗完澡后躺到床上，为了不影响小鲍休息，我开始躲在被窝里给所有朋友回短信。那天的比赛因为是第一轮，并没有电视直播。所有人先是不相信，紧接着就是都来安慰我，希望我没事。我都告诉他们，我挺好的，没什么。
话是这么说，但心里肯定难受。短信就这么发着发着，发了一整夜，印象中雅典的天慢慢就亮了，真的是彻夜未眠。
等我早上起来，新的一天又到来时，我这才反应过来——你的奥运之旅在昨天晚上就已经结束了！
可是我没有办法在那里自怨自艾、顾影自怜。因为我的同伴们还有比赛要继续，我还要帮他们加油，帮他们搜集对手的资料、录比赛录像，帮他们搞后勤服务。只要他们有任何需要帮忙的，你就要第一时间赶过去。一大堆琐碎的事情，让你逃不开赛场。你还得继续面对，这是最痛苦的，比输球还痛苦。
想到接下来还有这么多天，我要怎么熬过去？我就给我们八一队的高主任打了个电话，我说：“你有没有办法把我先弄回去？我不想待在这个地方。”当时我只剩下这一个想法了。
我明白，整个代表团都要集体行动，我这只是个空想，但我没有别的办法。电话那头，高主任冷静地开导我，他说其实现在的情况对我而言也是一种磨炼。“没错，你在那儿是有很多你不愿意面对的、不愿意看到的、不愿意回到的一些地方，比如看到你的对手，回到熟悉的那片赛场。但越是这样，对你的锻炼价值越大。而且，你还要拿出很好的姿态来，积极地去给你的同伴们加油。”我听了他的话。
于是，我在雅典前后一共待了近三个星期。因为我们是提前四天抵达的，比赛结束后，本来我们打算马上就回国的，但这时候，李导（李永波）的太太谢颖也带着艺术体操队来到了雅典，他们的比赛也开始了。后来李导就决定，等他们比赛结束后一起走。所以，在羽毛球比赛结束后，我又在雅典多待了一个星期。每一天都很煎熬、非常难熬。
后来再回想，奥运会前的训练我有点偏保守，只重质量，一味地追求“精”，而忽略了其他必要的训练。不像汤杯之前，什么都想练，什么都想提高。比如，以前训练中我跑步会跑四组，在益阳集训时我只跑两组；以前每周六训练结束后，我会主动加练跑楼梯，但在益阳时没有。不是说跑步多跑两组、多登几级楼梯，我就能在奥运会上拿冠军。而是说我对训练中的一些细节要求得太细、太精益求精之后，整个人就不够放松，反而偏离了正常的训练轨道。
在雅典，我目睹了陶菲克从8进4、4进2到最后夺冠的过程。2004年雅典奥运会之后，陶菲克是奥运冠军，而我是世界排名第一。在那以后的4年里，我和他的故事就不再只发生在赛场上，我们俩之间的任何细枝末节都会成为媒体和球迷的谈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