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棋战历来为中国棋界所重视，和日本棋手的交战成绩往往是衡量中国棋手水平的重要依据。尤其是1980年以前，在大多数棋手心目中，战胜一个日本九段棋手甚至比获得全国冠军还重要。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要从中日两国围棋交流的历史谈起。
围棋是我国古代文化的瑰宝之一。早在唐朝，我国围棋水平就很高，宋、元、明又有发展，至清朝雍正乾隆年间时达到了鼎盛时期。着名的“当湖十局”就是范、施两大国手的毕生杰作。此后国运渐衰，棋艺也就日趋没落，到了光绪年间，最后一位国手周小松逝世后，棋艺水平更是一落千丈。
民国初年，日本棋手高部道平五段来华，杀遍中国无敌手，据他评价，当时中国最好的棋手也不过是初段而已。新中国成立之前，棋手穷困潦倒，大都成了浪迹江湖的“艺人”，围棋艺术已到了奄奄一息的境地。与此相反，日本棋界却越来越繁荣。
围棋于唐朝以前传入日本后，深得日本人民的喜爱，很快就成为日本的国技。在日本围棋发展史上，也出现过许许多多棋艺超群的天才人物。
在唐朝，中日两国围棋交流频繁，脍炙人口的“镇神头”故事，就说的是日本王子来华与唐朝围棋大国手顾师言对局的事。遗憾的是，此后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中日棋手的交流似乎中断了，双方高手只能隔相想望而不得手谈。
实际上，中日围棋交流早就是两国棋手的共同心愿。日本的《坐隐谈丛》就提到过日本高手幻庵因硕八段想来中国观光之事。书中写道：幻庵与名人丈和争棋不胜，心有不甘。念此道原从中国传入，又闻长崎商人言，中国有国手周小松棋艺甚高，因思渡海西行。适此时幕府方执行锁港政策，禁止船只出海。幻庵乃与其门徒毫山密谈，以游览海滨为口实，不使人知，驾小舟出海，行不久遇大风暴，舟子恐覆舟，强其折返。幻庵叹曰：“嗟夫！吾竟不能与中国名士相切磋，惜哉！惜哉！”
那时，我国棋界除周小松外，还有施省三、李湛源、陈子仙等沙场宿将，大可一战。如幻庵西渡成功，不但比高部道平来中国要早九十年，而且我们后人也可以从中领略当时中日高手角逐的风姿。
中日围棋不相往来的状态，一直到1960年才宣告结束。在陈毅副总理和日本松村谦三先生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这一年，由濑越宪作名誉九段为团长的日本围棋代表团抵达北京，揭开了现代中日围棋友好交流的序幕。
因为是首次访华，日本棋界对此极为重视，除濑越名誉九段外，还派出了坂田荣男九段、桥本宇太郎九段、濑川良雄七段、铃木五良六段等高级棋手。中国方面也倾全国之精英，当时号称“南刘北过”的刘棣怀、过惕生等前辈棋手全部披挂上阵。虽说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围棋水平已提高不少，但比赛的结果仍然是触目惊心的。在中国棋手被全部让先的情况下，日方在总计三十五局比赛中，胜三十二局，负两局，和一局，占了绝对的压倒优势。
1961年，日本女棋手伊藤友惠五段来访，我们竟然也无人能抵挡得住。
1962年，以李梦华为团长的中国围棋代表团回访了日本。团员有刘棣怀、过惕生、陈祖德、黄永吉、张福田、陈锡明等。日方在有不少业余棋手出场的情况下，仍以二十三胜、十二负占据了优势。
两度交锋均以悬殊的比分败北，这一严酷的事实使中国棋界认识到，中国的围棋水平已远远落后于日本。为此，陈老总在听取访日围棋代表团的汇报会上，向中国棋手提出了“十年赶上日本”的要求。
此后，一直到“文革”前，虽然日本的高段棋手对中国棋手的态度基本上是辅导性的，但是从1963年开始，陈祖德的突进使中日围棋交流增加了一些对抗的色彩。这一年，日本代表团访华，虽然总战绩中国仍以十九胜、三十三负落后，但陈祖德在和专业棋手授先、业余棋手分先的比赛中，五战五胜，其中包括战胜杉内雅男九段、宫本直毅八段和桑原宗久七段。这一空前战绩，为中国棋手奋起直追，赶上日本，吹响了进军号。
1965年，陈祖德首次以分先战胜了岩田达明九段，使中国棋界为之欢欣鼓舞。
从60年代初日本九段让二子还无法取胜，到1965年分先战胜了九段，短短的六七年时间，中国的围棋水平已有了惊人的飞跃，如果再努一把力，陈老总所希望的“十年赶上日本”将很可能提前实现。但在这关键时刻，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这使中国围棋的发展停顿了八年之久。与此同时，日本棋界却更加欣欣向荣，涌现出大竹英雄、石田芳夫、武宫正树、加藤正夫、小林光一等一大批优秀的青年棋手，中日围棋水平又一次拉开了距离。
1973年，在周总理的关切下，中日围棋重开交往。然而我们的水平似乎更加落后了，五十六局比赛，只胜了十四局，和了两局，输掉了四十局。
就在这种形势下，我生平第一次参加了和日本棋手的正式比赛。我遇到的第一个日本棋手就是西村修业余七段。他曾获业余本因坊冠军，是日本的业余“豪强”。他棋风怪异，攻杀凶狠，水平实不在当时一般的中国好手之下。在中国棋手中，我的能吃能睡是颇受人羡慕的，可在和西村比赛的前夜，我竟然紧张得不能入睡，辗转反侧到次日凌晨三点，干脆爬起来到外面去散步。就这样，通宵不眠加上紧张，使我很快就败下阵来。
紧接着，我又惨败在加藤正夫手下。最后好不容易才赢了女棋手小川城子二段。拙劣的比赛成绩，使我羞愧得无地自容。
1974年12月，以宫本直毅为团长的日本围棋代表团来华访问。和1973年一样，第一盘又让我对个业余棋手村上文祥。我执白输了。第二盘我又输给苑田勇一七段。第三盘碰到个二段，我赢了。和去年所不同的是让我下了第四盘，对手是个女四段，柳惠美子。给我安排这么差的对手，说明围棋队对我还是不重视，有压制现象。当然我自己也不争气，成绩不好。
可是前两盘输棋也是心态不平衡所至。队里其他人的对手都比我强，老让我对业余的，女的，我的心态能平衡吗？按我的实际水平，我已经完全具备了同日本九段一争高低的实力，可是队里不给我机会。
当时陈祖德已经同宫本下了两盘，全输，队里的其他人也都和他下过一两盘，也是全输，宫本保持着六连胜。这时其他队员实在看不下去了，“闹”了起来，有点像闹学潮似的，纷纷要求让我和宫本下这最后一盘。这完全和我无关，我自己当时还觉得没办法，只能和女四段去下。是他们觉得我在队里的成绩这么好，怎么能这么安排。第二天开了一上午的会，全体队员都说让我下，这样临时换了名单，由我对宫本直毅，吴玉林去下柳惠美子。我听到这个决定，心里既激动又紧张，我甚至认为这是我唯一的机会了，如果再不赢，以后还会让我和九段对垒吗？我下决心这盘非要破釜沉舟地拼一下不可。
我和宫本直毅的这盘棋是12月9日在上海和平饭店下的，这天正是宫本先生的生日。他本来想来个七连胜，作为给自己的生日礼物，然后就可以“班师回朝”了。这盘我执黑，考虑到对方是九段高手，如果用平稳的布局恐怕难以取胜，所以一开局，我就采用了攻击性强的对角星布局。不出我所料，从我的第七手“大斜”开始，就展开了激战。虽然后面的变化很多，胜负也不能由此而定，但从一开始就走出了自己的步调，这对对局者的心里来说是很舒服的。这盘棋一共下了十多个小时，都读秒了，这是我一生中下得时间最长的一盘。本来我可以赢很多，为了安全，最后只赢了两子。
这是我第一次和日本九段相遇，并且取得了胜利。如果是他出了个“勺子”，走了“昏招”，那还另当别论。这盘棋从头到尾我都压着他，可以说是完胜。宫本输棋后非常沮丧，一个人围着大厅转，也不说话。当时已经很晚，有八点多了。我理解他的心情，因为大家都懂棋，他一点胜机都没有，是完败。更主要的是对手是个无名之辈，如果是陈祖德回去还好交代。
后来我和宫本先生的关系很好，他跟我说，当时根本就不知道我是从哪里钻出来的，也没想到中国居然还有一个能赢他的人。我跟他说，你生日这天不错，你造就了一个优秀棋手。如果那天你赢了，我可能要晚很多年才能冒出来。
确实，这盘棋在我围棋生涯中是个决定性的转折，它不仅确定了我在中国围棋界的地位，而且极大地增强了我的自信心。在此之前我总感觉是在原地踏步，虽然已经具备了腾飞的条件，可就是没有机会，腾飞不起来。
我知道挡在前面的不是什么像山一样的巨大东西，就是一层窗户纸，只要把它扯下来就行了，可就是老也扯不下来，老在那儿挡着，冲不过去。我就在那儿憋着，心里异常难受。那时面对日本棋手，中国棋手在心理上也有很大的压力，其实水平不见得比他们低，可一遇到他们就紧张，水平发挥不出来。这次战胜宫本直毅，在我心里有一种解放的感觉，以后再遇到日本九段，我不会像以前那么手足无措了。后来记者总爱问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盘棋，我一直都说就是这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