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一生中，曾经遇到过四次险情。
第一次还是在1968年，几月我记不清了，那时中学的红卫兵已经分化成好多派，有四三派、四四派、老红卫兵、联动、逍遥派等等，各派之间经常发生一些“派仗”。我本身属于逍遥派，对那些活动基本上不参加，最多是凑个热闹。这时我们班分来了两个学生，一个叫习近平，一个叫刘卫平，他们原是八一学校的，后八一学校因所谓“高干子弟学校”被解散，他们才被分到我们二十五中。习近平是习仲勋的儿子，他爸爸当时可是有名的大“黑帮”。刘卫平是刘震上将的儿子，他爸爸也因和林彪有过节，受到林彪的迫害。当时不论搞什么活动，一开场都要敬毛主席万寿无疆，敬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敬毛主席时刘卫平跟着喊，敬林副主席时他就不喊，他觉得林彪是个坏蛋，这在当时可是“大逆不道”的，没人敢这样，所以都觉得他太“傻”了。而我爸爸也是“黑帮”，可能是这个原因，我们成了好朋友，我们三个名字的最后一个字都是平，人家就称我们“三平”。我们在班上是2010年在毛主席故居最“黑”的了，当时班上的人都看不起我们，也不敢沾我们，我们也看不起他们，但是和校外的老红卫兵联系很多，这主要是习近平和刘卫平的关系。
在他们俩的影响下，我的感情明显地转向老红卫兵了。
有一天忽然传来一个消息，说三十八中有地、富、反、坏分子集会造反，号召各校的老红卫兵前去和他们辩论。我们三个按照约定的时间真的去了，到了那里一看，各校来的老红卫兵真多，有好几百，当时觉得特振奋人心。我们把自行车锁好就跟着进到学校去了，操场上站的全是我们的人，没看见一个所谓的地、富、反、坏分子。
我们正在得意，忽然之间，礼堂的门大开，好几百人拿着棍子从里面喊着冲出来，见人就打。我们虽然人比他们多，但没有准备，也没有组织，没有指挥，在他们有组织、有准备的“突然袭击”下，顿时成了乌合之众。
我们三人转身就朝锁车的地方跑，我和习近平动作快，逃了出来，而刘卫平跑得慢了一步，差点被打成脑震荡。我们还没和人家碰面，一下子就被人家打散了。后来和已经当了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谈及此事，都感慨当初要不是跑得快，也就没有现在的戏了，我们可以说是患难之交了。
第二次遇险是在上方山云水洞，时间也是在1968年。当时我们学校白克刚的哥哥白克明带了几个同学从哈尔滨来，他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学生，他们听说上方山有个云水洞，要去那里探险，白克刚把我也叫上了。
上方山云水洞现在成了旅游景点，那时还没开放，连车都不通。我们从周口店下火车，沿着一条山沟走了五十多里才到达洞口。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正是秋天，满山的野果都熟了，有海棠、山梨、酸枣，还有一些我都叫不出名字，我们一边摘一边吃，高兴得不得了，特别是对我们这些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第一次接触大自然，有一种异常的兴奋。
中午我们在山上一个劳改大队打尖吃饭，劳改大队的管教干部听说我们要去云水洞，就跟我们讲，战备时洞里可以藏几个军，还说从这个洞口进出，那边可以从几百公里外的张家口出来，当年外国有两个探险队进去都没能出来，就在前些日子，北京工业大学的就死了两个等等，他讲得很邪乎，意思是想吓住我们，没想到这更刺激了我们的好奇心。他见我们执意要去，就告诫我们说，在洞里不要大声讲话，否则一产生共振就会引起塌方，并劝我们过了六七洞就不要往里走了。我们离开劳改大队，来到一个尼姑庵，洞口就在尼姑庵的一座神像的后面，这有点像电影里的暗道似的。我们在尼姑庵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进了洞。
洞里特别黑，我们带的装有五节电池的大电筒都不管用，幸好带了马灯，这也不知是哪位有先见之明。过了几个洞，果然看见地上尽是骷髅和死人骨头，那情景真是恐怖极了。我们还听见下面老有水响，用电筒照却看不见，后来听人说那是暗河，掉下去就完了，尸体都找不到。现在想起来真有点后怕，那时候还小，反而觉得特别刺激，特别来劲儿。走着走着，我突然发现我和其他人失去了联络，我用电筒打出去，光就像消失在宇宙黑洞里似的，什么都看不见，我自己也好像在宇宙空间，四周一片黑暗。我想这一下完了，我根本就不认识回去的路，这里有无数的洞穴和岔路，就像迷魂阵一样，最后只能饿死，想到这我真有点害怕了。就在这时白克明提着马灯找我来了，使我大难不死。后来白克明当了中宣部副部长，我见他问还记不记得在云水洞救我，他说记不很清楚了，我说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他笑了笑。
第三次是到了东北山河农场。星期日放假，我们六个北京知青去嫩江县城玩。正值冬天，天气奇冷。我们搭车去，坐在车厢里，是很艰苦的，能把人冻死，就这样人家还不让你搭，还要求爷爷告奶奶的。女的就好搭，还让坐在驾驶室里，真是没法说。到了县城，我们住进农场的办事处。听说有场好电影，具体什么片子记不清了，我们就到电影院去买票。那时除了“样板戏”还是“样板戏”，难得有一场好电影，所以来看的人很多，还得排队。售票口有个铁栏杆，我们就站在里面排。
这时来了一帮当地的地痞流氓，故意寻衅闹事。我们北京知青都穿着统一发的“军大衣”，说是“军大衣”，其实是假的，土黄色，上下一般粗，非常难看。大概他们看出我们是北京知青，还不了解我们的底细，没敢向我们挑衅。我们前面有个当地知青，又是一个人，他们就朝他去了，故意找茬，挑起争端，最后恶劣到向他脸上吐唾沫。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也不愿惹是生非，一个个就像缩头乌龟似的假装没看见。可事情就发生在眼前，装也装不过去，最后我们其中一个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指责他们怎么能这么欺负人。这一下不得了，就像捅了马蜂窝，他们仗着人多，对我们大打出手。这可不是一般的打，有点像流氓团伙之间的斗殴。他们本来就是想教训我们北京知青一下，好让我们以后听他们的，所以下手特狠，我的棉帽子一下子就被打飞了。开始我们还只是躲闪、抵抗，后来实在顶不住，急了眼了，正巧旁边有个煤堆，我们端起大煤块，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砸了过去，我也扔了一两块，当场就把他们砸躺下了好几个。
他们没想到我们真拼了，顿时傻了眼。这时警察闻讯赶来，把我们带到派出所。我们把情况一说，警察就把我们放了，他们也知道那是一帮流氓。从派出所出来，我们还挺得意，走了没多远，突然发现有人在跟踪我们，而且越来越多。我们感觉不对劲儿，撒腿就跑，这时他们就在后面追我们。我当时真是一路狂跑，心脏病也顾不上了，我从来没有跑得这么快过。那些人是带了刀子和棍子来的，憋着要报复我们，如果被他们追上，打不死也得打个半死，东北人的血性是全国闻名的。
我们一口气跑回办事处，可那些人仍不死心，把办事处给包围了起来。
我们在屋里拿起了铁锨，准备最后一拼了。就这样一直相持到晚上。后来的结局挺绝的，他们见相持不下，就这么回去脸面上下不去，于是派代表进来和我们谈判，他们认为我们北京知青有种，是条汉子，以后谁也别惹谁，我们到嫩江来，他们不管，他们的事，我们也不要干涉，即所谓“大路朝天，一人半边”。我们也巴不得如此，随即与他们握手言和。
第四次就更悬了，那是在1994年，我到武汉参加一个比赛。比赛之余，湖北省的一位副省长请我们几个人到一个山上打桥牌。打完牌副省长先走了，我们留下又玩了会儿卡拉OK，直到很晚才下山。我们坐的是一辆“中华子弹头”，刚上车我就在副驾驶的座位上打起瞌睡。我在车上特别能睡觉，就是在市内十几分钟的路程，我也能打个盹儿。当时可能是麦收时节，公路上晾了很多麦子，汽车从上面压过时，把麦秆卷进汽车轮子里，经过一段摩擦，居然着了。他们发现起火，惊叫起来，并迅速地跳下了车。我居然没有听见，仍一个人留在车里迷瞪着。等他们把我叫醒，就见前面已冒起好高的火苗，就像一条火龙来回蹿动。我当时真是吓坏了，这么大的火，汽车随时有爆炸的危险。我推旁边的门，可怎么也打不开，我只好从椅背上往后爬，“子弹头”车身还小，费了很大劲儿才从后门爬出来。所幸的是汽车没有爆炸，火很快就给扑灭了。事后我开玩笑地对他们说，关键时刻你们怎么把我一个人丢在车里？他们说当时以为我也出来了，就急着救火去了，后来才发现我还在车里。这事说起来真有点后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