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1月，应上海电视节的邀请，沈君山先生途经北京前往上海。
这是四十多年来沈先生第一次到大陆来。
沈君山先生在台湾是参与制定对大陆政策的，在李登辉的决策圈子里是有发言权的，这样一个人物的来访肯定具有特殊意义。有关方面知道我和他的关系，于是叫我来陪同他，以期有一种宽松和谐的气氛，也希望我能带他亲眼看看大陆改革开放后的变化。
去上海我们乘坐的是东方航空公司的班机，航班原定晚上八点起飞，可是不知为什么迟迟没有起飞，也不向旅客解释原因。当时同机的还有许多被邀请的外国贵宾，首先就给人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直到十点多旅客才陆续登上飞机，按照正常时间，此时已经到达上海了。
不管怎么说飞机总算起飞了，我就和沈先生聊了起来。我们之间是棋也通，牌也通，而且他也很想了解大陆的各个方面，所以话题很多，不知不觉就快到了。这时广播里突然传出乘务员奇怪的声音：各位旅客请注意，还有二十分钟飞机就要降落在杭州机场了……当时飞机上一片哗然。
这次航班是从北京直飞上海的，怎么能在中途随便转地降落？于是乘客纷纷要求解释，可是竟然没人答复。我把乘务长叫来，对她说道，你们晚点两个多小时就没有进行任何解释，现在又在杭州降落，仍然没有任何解释，飞机是咱们国家的窗口，这趟班机上就有许多港澳台胞和国际友人，你们应该把事情解释清楚。可是她就是不做解释，问得急了，她就说，跟你说实话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也不想在杭州停，我们也想到上海，早点下班。这简直是胡搅蛮缠。我问她，你这样回答能代表你们航空公司吗？能让旅客满意吗？她又不说话了。
其实原因是明摆着的，在杭州下了很多旅客。原来航空公司为了多挣钱，载了一批到杭州下飞机的乘客。但只要你能耐心地解释清楚，旅客即使有气，也是能够通情达理的。可她就是不说，而且态度很坏，这当然惹恼了旅客。我对她说，你现在不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我要找你们公司，必须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
飞机到达上海已经是夜里十二点了，当时任上海广播电视局局长的龚学平一直在机场等着，见我们迟迟没到，可把他急坏了，一见面就问，你们怎么啦？因原定第二天有一场桥牌比赛，由专门从美国请来的桥牌皇后杨小燕和摩尔斯搭档，我和沈君山搭档，组成一支混合队，同上海队对抗。
电视台要进行实况转播，这在全国还是首次。如果我们赶不到，比赛肯定泡汤，他能不着急嘛。
我当时心里的窝囊气还不知从哪儿出呢！我把情况跟他讲了，并表示要起诉东方航空公司。沈君山听了劝我说，怎么能打官司呀？打官司还得了！我说国内有许多航空公司不拿老百姓当回事，随意就侵犯你的权益，而且还认为你拿他没办法，气死你活该！今天我就是要和他叫一次板，我就不信治不了他们。我一定要他们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到了旅馆我就给一位认识的律师打了电话，他原来也是围棋队的，后来当了律师。他接到电话就来了，我对他说，我认为“东航”侵犯了旅客的合法权益，我要起诉它，你愿意不愿意做我的律师？他说没问题，我支持你打这场官司，而且一定能打赢。他让我写了份起诉书，准备好必需的文件，就送到“东航”。
“东航”开始还不当回事，等见到正式文本就急了，马上利用他们的社会关系网，包括上海的一些头面人物，不断地来做我的工作，全都遭到我的拒绝。我没想到的是，在市政府为我们举办的宴会上，原上海市长胡立教也向我提起这事。我对胡老是非常尊敬的，我就把当时的情况和他讲了，最后我对他说，胡老，这事你就不要管了，“东航”的恶劣表现让任何人都无法容忍。这次不让他们吸取点教训，今后还会出现类似的现象。胡老听了点了点头。
上海的活动结束后，我和沈君山去了无锡。“东航”总裁派出他的秘书、办公室主任等好几个人也追到无锡。他的秘书还是我的同乡，河北深县人，可见其用心良苦。
在无锡市长宴请我们的宴席上，他们也全来了，这真出乎我的意料。
吃饭时无锡市长劝我无论如何不要起诉。我说不行，这个不正之风不纠正怎么能行！他说咱们都是共产党员，国家利益应该放在第一位，个人出点气是小事吧？！我说我这不是出气，国家的利益当然要维护，但公民的合法权益也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决不允许打着维护国家利益的牌子损害公民的合法权益。
他们无理可讲，于是提出私了，并提出很多条件，包括给钱，我都不予考虑。沈君山在旁边听了也劝我算了，我说不行，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说了让他们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就必须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现在的答复不能令人满意，私了我们也不能接受，我可以退一步，不打官司，但你们必须在报纸上公开道歉，特别要向我和沈君山先生道歉。我当然也是故意给他们出难题，让你们牛气！
他们马上打电话向总裁请示，表示接受。我说什么时候你们登了报，我什么时候撤诉。第二天“东航”就在《解放日报》上刊登了向全体旅客的致歉声明，其中特别提到向我和沈君山道歉。
回到北京后，我和王汉斌副委员长说了此事，他有点不相信，问真的？我告诉他确实如此。他说不错，换成是他都没办法，也就忍了。一位主管法制的副委员长说出此话，可见当时民航服务差是多么积重难返。我说，王叔叔，咱们不能为民除害，总还可以为民出气吧！
后来我又见到宋任穷副委员长，他也把我夸奖了一番。他是从内参上看到的，不知是哪位记者给捅了上去。
这事没过多久，又发生一起类似事件，而且还是东方航空公司。
这次是我和刘小光从上海返回北京，正常应该是下午五点起飞。我们按时赶到机场，可飞机不能起飞，也不说明理由。
这架飞机是从东京飞往北京的国际航班，在上海只做短暂停留，而且已经到港。随着时间的无限拖延，而且正好赶上吃饭时间，可是东航一点水和食品都不给准备，使得乘坐这趟航班的一二百名乘客怨声四起，一些乘客开始闹起来。
我不愿看到国家形象受到损害，于是找到值班的人说，你把你们的值班经理请来。我知道每家航空公司在机场都有值班经理，以临机处理现场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我的意思是把经理请来向大家道个歉，给大家发点食品也就完了。乘客心里不平衡，你多说几句好话不就平衡了。可他来句“什么？我们领导都忙得很，没工夫处理这种小事”。员工的素质之低，居然敢无动于衷。简直无法理喻！在航空公司里还有比乘客要造反更大的事吗？！他就玩这套。结果一直僵持到晚上九点才登上飞机，可还没坐稳，说飞机出了故障，又把乘客统统赶下飞机，这一下大家的情绪更大了。最后直拖到将近十点飞机才终于起飞。
飞机起飞后，乘客的不满情绪仍没平息，要全体联名上告“东航”。所有的人一致推举我来和“东航”交涉，他们认为“东航”怕我，要我再一次为他们出气，我也只好义不容辞了。
旅客中有一位大学生，很快就写好了一份材料，为了能尽快地征求全体旅客的同意，需要借用飞机上的广播念一下。于是我就去找机长，说这件事你们办得很不妥，既然已经这样了，你们应该尽量满足乘客的要求。
机长不同意。他不同意我们也没办法。可是没过多久，飞机突然开始上下颠簸，做出各种动作，把人的胃都快翻出来了，所有坐飞机的人都说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乘务员的解释是天气恶劣，可我们并没有感觉到天气有什么变化，反而觉得是机务组有意和旅客过不去。
我把乘务长叫来，和她谈了很长时间，我说你们不想让乘客写投诉书，也不能采取整人的办法，你们这种做法简直恶劣到了极点。我还告诉她，我曾和“东航”打过交道，“东航”登报道歉，这次我本想用个比较好的方式解决，没想到更为恶劣，咱们只好再次兵戎相见了。
飞机很晚才到北京，回到家里已经夜里十二点了。一路上我都在想怎么才能把这件事办好，以不负二百多名乘客的重托。
一到家，我先给“民航”总局打了个电话，问哪位国务院领导主管民航。他们告诉我是邹家华。我又想办法查到邹家华秘书的电话，立刻就打了过去。秘书在这么晚突然接到我的电话感到惊讶万分，问我出什么事了。
我说不是好消息，我想起诉“东航”。接着我把事情的经过简单地说了一遍。秘书马上表示：第一，今天已经很晚了，不能马上向邹副总理反映，明天一早立即反映。第二，这些情况你简单地写个文字的东西，也好向上请示。至于起诉的问题，最好先等一下。我表示同意。
后来秘书在电话中告诉我，第二天他向邹家华一说，邹家华极为生气，立即批示民航总局局长陈光毅，让“东航”以最快的速度向聂卫平及其代表的二百多名乘客赔礼道歉，并切实抓好整顿工作。秘书的意思主要是解决问题，让他们改正错误，官司就不必打了。
“东航”很快就给我寄来一份检查，并表示道歉，既然这样，我也就算了。但我对“东航”仍有非常不好的印象，有几次在公开的场合碰到“东航”
的人，他还向我赔礼道歉。我说你别来这套，你好好把你们的工作改进一下就行了。他说“东航”改进了很多，我说算了吧，我在全世界那么多航空公司中，就没见过像你们这么坏的服务，居然置乘客安危不顾故意整乘客。
要让我来评的话，“东航”是全世界最恶劣的航空公司，只要有别的选择，我决不会坐“东航”的航班。
后来我听说，“东航”说我这个人得罪不起，什么时候在电脑中发现我的名字，马上VIP（贵宾待遇）。果然只要我一上“东航”的班机，不管买没买头等舱，马上就被送到头等舱，简直是胡来。我的本意并不是为个人争得什么利益，我只是希望每个普通的乘客都能得到应有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