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君山先生是“台湾”清华大学校长，比我大二十岁。据说他是台湾有名的“四大公子”之一，他才华出众，风流倜傥。他父亲是搞农业的，对台湾的农业做出过巨大贡献。他母亲抗战时死在重庆，追悼会是由周恩来亲自主持的。我和沈先生是在金庸家认识的。
说起来很有意思，金庸很喜欢下围棋，是个超级棋迷，以至在他的小说里经常有关于围棋的描写，甚至还把棋子当成大侠的暗器，甚为有趣。
我虽然读过他的小说，可并不认识他。
1983年我正在广州进行“新体育杯”的卫冕战，他突然托人转告我，要在从化拜我为师。我以为他不过是想和我学学棋，而且我也想认识他，于是就赶到从化。一见面，他真的就要像他在小说里描写的那样行大礼，三叩九拜，举行拜师仪式。他比我大二十多岁，这我怎么受得了，我立刻阻止了他，我说拜我为师可以，但不要磕头了。就这样我成了金庸的老师，以后金庸一见到我就以“师父”相称。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
1984年“新体育杯”的决赛就是在香港金庸的家中进行的，那年是钱宇平获得了挑战权。当时陈祖德正在他家养病，罗建文陪着他。金庸知道我爱吃螃蟹，专门在家里请我吃了顿螃蟹。那顿饭从下午五点一直吃到晚上十点半，我一共吃了十三只，金庸一直在旁边陪着。那天有两个菲律宾佣人对我稍有怠慢之意，第二天金庸的太太就把他们“炒”了。金庸和沈君山也是很好的朋友，我就是由金庸介绍认识了沈君山先生。沈先生不仅喜欢围棋，也喜欢桥牌，而且造诣很深，这也正合我意，我们一下子就聊到一起，有很多共同语言。
1987年夏天，香港搞了一个“应氏杯”青少年围棋比赛，我作为嘉宾被邀请参加。沈君山先生也去了，香港方面知道我们都喜欢打桥牌，于是特意给我们安排了一场桥牌比赛。那时大陆和台湾的关系正处于微妙时期，蒋经国执政，国民党的所谓“戡乱”条例也还没有取消，两岸还处于“敌对”
状态，台湾同胞不允许到大陆来探亲，大陆同胞也不允许去台湾，甚至两岸人员的接触都很严格。特别是他们知道我经常和邓小平、胡耀邦等中共高层领导在一起打牌，以为我有什么政治背景，而沈君山先生是台湾对大陆决策机构的重要人物，而且时有传闻他可能出任台湾当局的重要职务，所以我们两个搭档打桥牌在当时成了很敏感的一件事。
比赛那天，来了很多记者，我从来没见过为了一场桥牌赛来了那么多记者，而且其中大部分是所谓的“政治”记者。沈君山先生对记者讲了一句话，我认为讲得很好。他说：政治是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变化的，而围棋和桥牌是不会变的。我没想到他会讲出政治色彩这么浓的话来，据说这话传到蒋经国那里，蒋听后勃然大怒，说沈君山被我“统战”了，并下了一道手令：沈君山这人永不录用。
这件事使沈君山先生受了很大的连累，我多次问他，是否和我接触，对他仕途上的影响很大？他说他不在意这些，他还讲了金庸小说中的一个故事，有两大对立的教派，其中每个教派都有一名担任高级职务的人，虽然教派之间杀得你死我活，这两个人却是知音，经常悄悄地跑到一块谈论音乐。他的意思是我代表共产党，他代表国民党，我们之间的接触交往，将来历史会证明是非常有远见，也非常纯洁的，绝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捞取政治资本”。当时台湾一些政客攻击他很厉害，语言也很“恶毒”。
可没过多久，蒋经国就死了，李登辉上台后，没理会蒋经国的“手谕”，立即让沈君山当了政务委员。
后来我们经常一起搭档，参加各种桥牌比赛，成了莫逆之交。我去台湾，有人就说，知聂卫平者，沈君山也。同样，在大陆可以这么说，知沈君山者，聂卫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