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要演出，我要比赛，匆匆忙忙，真正在一起交流感情的时间太少了。
我这个人对音乐可以说基本上没兴趣，对文艺也是一窍不通。记得有一次陈昊苏请我去看东方歌舞团的演出，我碍于情面不得不去，结果在主席台上睡着了，鼾声通过主席台上的扩音器传了出去，王昆差点没跟我急了。而王静是总政歌舞团的歌剧演员，我们隔山隔水，本来无缘相会，如果不是去湖南参加一次活动，我们永远不可能认识。
1990年春节前夕，湖南电视台想请北京的一些知名人士去参加他们的春节晚会，他们通过训练局的一个湖南籍副局长找到我。我根本不愿参加这类活动，局长让我给他点面子，并说就两天时间，飞机去飞机回，我没办法，同意了。
那时我的名气非常大，资格也老，出差都是车到楼门口来接。出发前突然接到电话，让我自己到训练局大门口上车。我住的那个楼和大门口还有一段距离，再说一月份天气正冷，而我出差都是有车有暖气，从不穿棉衣，我就说车多跑一圈不是很快嘛！他说总政的女演员王静要跟我一块走，说好了在大门口等她。我听了心里就不大愉快，可没办法，只得自己提着包，冒着寒风来到大门口。坐到车里又等了半天，王静没来，我们不能再等，直接去了机场。我心里憋了一肚子火，可又没处发泄。
走进机场大厅，有人过来对我说王静在那边，你是不是过去见见她。
我从远处看见那边有一个女的，穿得很时髦，我心想王静是谁？刚才已经等了她半天，这会儿凭什么要我去见她？因此我说她愿意见我叫她来，我不可能去。那人离开我后又朝王静那边走去，后来听王静说，人家也对她说，聂卫平到了，是不是去见一下。她也觉得我算什么，为什么要来拜见他？当时我们都拿着架子，没见成。但那时我知道她就是王静了。
其实这次演出真正的名人不多，也就孙正平、郝爱民、黄志宏和后来成名的景岗山，可能坐那趟班机的就我和王静最有名，也就是所谓的“大腕”，所以到了长沙，特别为我们俩安排了一辆高级小轿车，其他人都坐大轿。开始我并不知道，人家让我上小轿车我就坐了上去，等了半天不走，我就问司机怎么还不开车，司机说王静没来，得等她。我说为什么非要等她，她可以坐别的车呀。司机说领导安排就得让她坐这辆车。我听了就更不舒服了。我出门只拿一个包，随身携带，她是演员，带了很多箱子，装演出服什么的，需要托运，结果等了很长时间她才出来。她见我坐后排，也没打招呼，就坐在前排驾驶员旁边，一路上我们一句话也没有。
吃饭时，主办单位又把她安排在我旁边，这时我们才交谈了几句，但话不多，也就是应酬吧。现在如果问王静喝不喝酒，她肯定说不喝。当时人家问她她却说喝，于是人家纷纷向她敬酒。她还挺能喝，这引起我的注意。我的酒量很好，我就想借这个机会把她灌醉，让她出点洋相，也好发泄一下憋在心里的怨气。
我开始拼命灌她，话自然就多了，喝到后来居然没把她灌倒，这实在出乎我的意料。我对她说晚上有空还可以再接着喝，我是非要把她放倒不可，她居然也答应了。就这样我们算是认识了，但没什么来往。
最重要的是回来没飞机，我、孙正平、郝爱民和王静乘坐一个软卧包厢，一天一夜没事干，就在一起闲聊，互相之间也就熟了，还互相留了电话。
回到北京后，她给我打电话，约我去卡拉OK。我过去从来没去过卡拉OK，这是第一次，在东单附近的一个卡拉OK厅。她不唱，我不会唱，我们要了点酒，一边喝一边聊天。我感觉到她对我有好感，我再傻也不会傻到一点感觉都没有，再说那时我和小孔的关系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别说是王静，就是任何一个女孩来找我，我都会同她交往的。
春节期间有个朋友在家里搞了个party，邀请我和小孔参加。我希望王静也能参加，但又不能让小孔知道是我请的，我就叫付亮弄个车把王静接去。女人的感觉真厉害，当时还请了很多文艺界的人，而且那天晚上我和王静几乎都没说话，小孔还是感觉到我和王静的关系。
从那以后，王静经常到体委来找我，也不怕别人议论。我去她那总是躲躲藏藏，不敢公开，冬天大衣领子都竖起来，低着头，从来不敢抬头走路。那时她还住筒子楼，人多眼杂，我觉得特别危险，所以去的不多，主要是她来找我。后来人们议论得多了，可能是逆反心理，反而不在乎了。
1990年3月，是我和孔祥明结婚十周年，她一定要我给她搞个纪念活动，她说最后搞这么一次就可以分手了。作为十年的夫妻，满足她这个并不过分的愿望，我不能推托。那天的仪式搞得很隆重，方方面面的朋友去了不少，大概有好几百人参加。那天王静和她哥哥王刚也去了。那时我和小孔的婚姻已经完了，可以说那是一次“告别晚会”，但是许多参加晚会的朋友并不知道。
接下来的事我在前面已经说了，我和孔祥明离婚后，马上就和王静结了婚，因为时间已经刻不容缓。没过多久，王静的预产期到了，并有了反应，我和她的女友杨英把她送进同仁医院，然后到医院旁边的新侨饭店边喝饮料边等，杨英不时地来回探听消息。
在等待的过程中，一个服务小姐莫名其妙地把一杯饮料倒在我的身上，就在这一刻，杨英告诉我王静生了，是个儿子，这使我异常高兴，也顾不上擦干身上的饮料，急忙向医院赶去。我就喜欢儿子，在喝饮料时我就对杨英讲，如生女儿你自己去看她。后来王刚给我们这个儿子起名叫聂云青。
云青小时候没云骢聪明，六岁时学算术还掰手指头，气得我说你怎么这么蠢啊，你还是我的儿子？王静总抱怨我不好好教他，我是没好好教他，可我怎么教得了，教孩子得有一定水平，我是教不来的，而且我一教他就心里发急，就要揍他，真上火！当然我还是很喜欢他的，就是觉得他有点笨，可能是“爱之深，责之切”吧！
云青六岁时，我们准备让他上学。我过去是北京小学的，也希望他能上北京小学，可我们的户口不在北京小学的招生范围内，于是我去找了北京小学的校长，问他像我儿子这种情况能不能收。校长说可以，但要通过考试。他同时告诉我，六岁上学不好，根据他们的经验，太早了孩子各方面的发育都比人差一块，这容易给孩子的自尊心造成影响，对孩子的健康成长不利。在校长的劝导下，我下决心没让孩子入学。
第二年，我亲自带着儿子去报考北京小学，在考试期间，我也像其他家长一样，在考场外面的操场站着等着，六月份，天气已经很热了，站了一会儿就觉得吃不消。后来有个老师发现了我，把我叫到里面坐。考试持续好几个小时，我看着仍然站在外面的家长，深感做家长的不易。考完试，我看老师给儿子的评语不太好，说他不注意听讲，老师讲课时他唱歌。可他后来还是被录取了，我也谁都没找。事后我想，像这种评价，如果是一般的孩子恐怕要被淘汰，因为是我的儿子，那天我又去了，可能起了一定的作用。其实我没为此事找过任何人。
我和王静平时的日常生活比较平静，但真正感情上的交流很少，在生活上她也很少关心我，我出差的东西她从来没帮我收拾过，都得我自己来，这在以前小孔早就给我打点好了，而且什么时候该穿哪个该带哪个事先就交代清楚了。现在我自己就经常弄错，该带的没带，不该带的倒是带了一大堆，累多了。在棋上她对我就更没帮助了，我比赛输赢她从来不问，也不关心，她关心的都是自己的事。在经济上都是我养家，她说需要多少钱，我就拿回来，她有多少收入我不知道，也没问过。另外我出去她从来不跟着，她的活动我也很少参加，除了出去吃饭或到哪儿玩，需要带孩子，她才去。因为孩子我带不了，管不住他。
尽管如此，我对王静还是很负责任的，1991年她要搞独唱音乐会，光凭她自己的实力是搞不起来的，首先经济上就不行，场租、乐队、宣传、服装等等，需要六十万元左右。我通过我的朋友给她大力支持，还请了阿沛委员长、荣高棠等领导出席她的演唱会，演出结束后，我和云青手捧鲜花上台祝贺。这次演唱会在保利大厦搞得很隆重，很成功。
虽说我和王静的婚姻存在着种种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恐怕和大多数人的婚姻一样，不是最好，也不是最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