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憾的是，虽然我学到雷老的棋艺，但始终未能学到他那温文尔雅的品格。
前面提到过，我的启蒙老师是张福田先生，但他教我的时间不长。我的第二个老师是雷溥华老先生。
雷老是围棋界的前辈，早年和着名高手顾水如齐名。雷老的棋是一种“功夫棋”，即讲究布局和收官，棋风比较接近日本棋手。而当时国内比较有名的老一辈棋手，如崔云趾、金亚贤等，大都继承了我国的古典棋风，不十分注意布局和收官，热衷于中盘的大砍大杀。因此，在五十年代“斗力”
的棋风盛行时，雷老的棋并未受到重视。可我却从雷老的棋中得到了许多宝贵的东西。
雷老对我和继波要求很严，从拿子的姿势到坐的神态，都必须规规矩矩。像用棋子敲棋盘，摇头晃脑，手伸在棋盒里把子弄得哗哗响等等，都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雷老教棋很重视基本功训练，有时摆一个定式或一种变化，往往要摆很多遍，直到我们能举一反三为止。那时我们棋瘾很大，听一会儿手就发痒了，便缠着雷老要下棋。每逢这种时候，雷老是从不肯迁就我们的。现在回忆起来，正是雷老这种严格的基本功训练，为我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雷老不仅学识渊博，而且为人也很正直。虽然他那时在棋社不很得志，但从未在背后说过别人的是非长短。和别人交往时，雷老总是那么谦虚有礼，就连对我们这样的孩子，也从不摆出师尊架子瞪眼发火。记得我们下棋得意起来，有时也会脚踩椅子大呼小叫，把棋子抓得乱响。这时雷老总是默默地看着我们，直到我们不好意思地从椅子上下来，坐端正了，他才耐心地和我们讲道理。这些事给我留下的印象是难以磨灭的。
遗憾的是，虽然我学到雷老的棋艺，但始终未能学到他那温文尔雅的品格。现在我对青少年棋手要求很严，可以说是受了雷老的影响，然而作为老师，我的修养则远不如他。一见别人下了“臭棋”，我便忍不住大加训斥，甚至连“太臭啦”，“哎呀，这简直是糟蹋围棋艺术”等等过激的语言都用出来，至于别人能否下台我是不大考虑的。许多少年棋手都曾被我训得眼泪汪汪，别人不说，马晓春就被我骂过多次。
不仅在围棋上，在其他事情上我也经常如此。比如我很喜欢打扑克，对方的牌技越高我越来劲，虽说玩牌纯属娱乐，但我也要每战必胜，因此对同伴甚是苛求。尤其是打桥牌时，同伴一打出“臭牌”，我就会火冒三丈，以至于棋队的人都很怕和我搭档。当然我出“臭牌”时，人家也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多亏这种时候不多。这种不能容人的坏脾气使我得罪了不少人，但总也改不好，真是“江山易改，禀性难移”啊！
我还有另外两个老师，那就是我在陈老总那儿认识的过惕生和过旭初两位老先生。过旭初年长，人称“大过老”，过惕生则被称为“小过老”，凡是爱好围棋的人大概没有不知道大、小过老的。当初陈老总找我下棋，为什么把大、小过老也请了来，我想这肯定是有意安排的。当时中国的围棋水平很低，一个日本的老太太，也就五段，就曾把我们的国手杀得一盘没赢。为了打败日本的九段，陈老总也清楚这不是一代、两代就能达到的，必须从青少年甚至儿童中发现苗子，加以培养。他叫大、小过老来，肯定是想让他们来“鉴定”一下我们的“棋份”，当他觉得我们“尚可教”时，便把我们交给了他们。后来的事实证明，陈老总是非常有远见的。
过旭初先生虽然没有正式地教过我，但我和他下的棋比和其他老师要多得多。那时他在位于南河沿的政协文化俱乐部工作，而我家就在相距不远的南池子，所以我经常去他那儿下棋。从1963年到1965年，大过老和我下了不知多少盘棋，从最初他让我六子，到后来我已能执黑平下了。如果当时下的棋能留下来的话，是很有纪念意义的，可惜我一盘都没有记录下来。
过旭初的棋风很细腻，布局、中盘和收官都有许多巧招，我现在棋里的一些细腻的方面就很受他的影响。
在老一辈棋手中，过惕生先生的名气最大，棋艺也是出类拔萃的。比起前几位老师，过老的棋更接近日本现代棋手的风格。如果说雷溥华先生的棋像日本大正时代的棋，那么过惕生先生的棋则更像日本昭和年间的棋。正因为先后受到这两位老师的熏陶，所以后来日本朋友评价我的棋时说，在中国棋手中，聂选手的棋，尤其是布局、风格都很像是日本棋手。
我向过老学棋时，最初是乘公共汽车去他家。过老的住处很远，往返一趟需要很长时间。后来父母从我的嘴里知道过老生活环境不大好，住房比较差，出于对他的敬重，在征得他的同意后，便把他们夫妇接到家中来住。这一下我可高兴了，此后天天泡在过老的房间里，连吃饭都不愿回家吃。时间一长，妈妈怕影响过老夫妇休息，又担心我误了学习，便不准我天天去过老那儿，可过老住的房间离门口最近，我一回家抬脚就能溜进过老的房间，妈妈根本管不住。
有一次，妈妈气极了，一把揪住我问道，你是姓聂还是姓过？吓得我张大了嘴，怔在那儿。过了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当时妈妈之所以那么生气，其中还有一个小小的“秘密”。说来有点好笑，她怕我没日没夜地泡在过老那儿，过老夫妇没有孩子又喜欢我，当真要将我认成儿子岂不槽糕。虽然我总惹我妈妈生气，但她心里却最疼爱我，宝贝儿子无视她的存在，天天不着家，当然又气又急。后来提到此事时，妈妈自己也感到又好气又好笑。
和过老朝夕相处使我受益匪浅。首先，我学棋有了一种安定感。原先无论向哪一位老师学棋，总要考虑时间，天色一晚便坐不住了。现在老师就在家中，所以坐得住，听得进，有了问题还可以随时去问个明白。
其次，由于过老住在我家，像陈祖德、吴淞生等国家队的名手经常来和过老切磋棋艺，于是我也大沾其光。每逢他们来，总能下上一两盘指导棋，和这些一流棋手对弈，使我大大开阔了眼界。
过老在我家的那段生活，许多细节如今回忆起来已经有些朦胧了，但有关棋的事我都记得很清楚。
众所周知，过老的棋很灵活，擅长弃子。他有句名言：都丢了，就赢了。意思是把成为负担的子通通弃掉，丢掉了包袱，下起来自然轻松得多，取胜的希望也就大了。过老曾给我摆过一盘清末国手陈子仙与方秋客的当局，其中有一段精妙的弃子，他在讲解时说，你看，这块棋逃出来多苦呀！
给他吃就赢了。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
在我和过老的对局中，我也常常被他的弃子战术搞得狼狈不堪，明明吃了不少子，棋却输了。所以有一段时期，我简直迷上了弃子，总想下出些漂亮的弃子来，一盘棋如没用上弃子战术，即使赢了也感到十分乏味。
久而久之，竟被我悟出了其中的一些名堂，直到现在，弃子仍是我的有效武器。
谈到弃子，我想再说几句，我认为弃子最能体现一个棋手的心胸。有人仅仅把弃子看做是摆脱对方的腾挪手段，这种理解未免狭窄了一些，实际上，精彩的弃子往往是攻击型的，这主动送给对方吃，让他不得不吃，吃了又难受，这才是真正的弃子战术。
过老下棋时落子很快，他也要求我尽量下得快一些，不要举棋不定，因此我从小就养成了把棋下快的习惯。这一习惯使我后来在有时间限制的比赛中处于有利地位。特别是现在为了适应电视转播，快棋赛越来越多，而且每步棋要求的时间越来越短，棋下得快的好处也就益发明显。
首先，下得快可以使对方产生压迫感。试想一下，当对方苦思冥想好不容易投下一子时，你却很快甚至立即就回敬一招，就会给对方一个震动，啊，他早料到我的意图了，这么一想，对方就会沮丧起来。
其次，节约的时间可用在关键时刻。对局时常出现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的局面，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判断和计算，如果事先将时间用得差不多了，此刻就会慌了手脚。
再有，下得快可抢先把对方逼入读秒，从而摧毁他的斗志。凡是观看过围棋决赛的人，大都见过棋手因读秒而连发恶手痛失好局的情况吧？参加过比赛的棋手，对那催命般的读秒声恐怕体会尤深。那种心乱如麻而又无可奈何的痛苦心情，想起来都觉得恐惧。因此，如果不想陷入读秒的困境，就必须千方百计争取把棋下快。
当然，如果是盲目地追求快，就毫无意义了。任何一个业余爱好者都可以把棋下得飞快，甚至一天可以下上二三十盘，可其中的破绽、漏洞比比皆是，这根本不能称之为下棋。我所说的“快”，是建立在下得好的基础上的快，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注意基本功的训练，包括对棋形的感觉和计算能力。另外还有一个诀窍，要善于“偷”对方的时间，即在对方思考时，自己也要开足马力动脑筋，对他有可能落子的地方的变化，事先加以计算，不要消极地等着对方下子。这也是我所以下得快的极重要的原因之一。
也许有些喜欢长考的人会问：既然下得快好处无穷，为什么日本仍有许多长考型的九段高手呢？
确实，日本是有许多长考型的高手，而且威震日本近代棋坛的一代宗师秀哉名人就是一位长考专家。不仅如此，我国清代着名的大国手施襄夏也可谓长考型，据有关资料记载，施在和另一位与之齐名的大国手范西屏对弈时，范常常落子如飞，而施一再沉吟，往往一步棋要想好几个时辰。
那么对这些名家高手的长考如何解释呢？我认为，这一方面是和棋手的性格、气质有关，另一方面也和当时的比赛规则有关。像比赛限时，我国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开始采用。日本虽早一些，但也是在秀哉时代之后，而在此之前，棋手对弈从不受时间限制，一局棋下几个月甚至几年是常有的事，因此当时的棋手很容易养成长考的习惯。
另外必须认识到，这些名家（包括日本一些九段）的长考，蕴藏着“艺不惊人死不休”的精神，绝不是没有能力把棋下快。我相信，假如当真给施襄夏和秀哉名人限制时间，他们同样会下出非常漂亮的棋来。
纵观中日棋坛，虽然棋手历来就有感觉型和长考型之分，但从目前围棋发展的趋势来看，也许不久的将来，感觉型将会完全占主导地位。
现在日本的重大棋战都是采用“两日制”比赛，即每方限时九小时。我国的比赛限时通常是不到三小时，于是有人认为所以下不出好棋是因为比赛时间太短。实际上，就连日本的一些着名棋手，如藤泽秀行、石田芳夫、加藤正夫等，都对“两日制”提出质疑，希望能缩短时间，改为“一日制”
比赛。
我认为，棋的质量固然和时间长短有一定关系，但并不等于必须时间长才能下出好棋。日本许多优秀棋手（其中包括长考型）在“NHK”杯赛中的卓越表现就是明证。我们一些棋手之所以常为比赛时间不够而苦恼，重要原因是关键时刻不能果断地下决心。
棋是千变万化的，每一种局面都会有许许多多不同的下法，而且每一种下法又都有利有弊。古往今来，还没有人能穷尽这些变化，因此想在比赛的有限时间里，把所有的变化都细算一遍是不可能的，结果越算越没把握，越算越不敢下决心，时间不知不觉就耗费了很多。实际上，比赛中的许多“恶手”常常出现在棋手的“大长考”之后。
总而言之，在下快棋方面我是过老的“忠实信徒”，也希望成长中的青少年棋手养成下快棋的习惯。
向过老学棋阶段，他常给我讲一些古今中外围棋名手的故事，如范西屏、施襄夏、黄龙士，以及日本的秀策、丈和等等。记得过老十分崇敬秀荣名人，曾特地将张福田老师的一套《秀荣全集》借给我，并嘱咐我要好好打打秀荣名人的棋谱。
本来我是不大喜欢打谱的，可老师既然吩咐过了，也只有照办。不料秀荣名人的棋很快就使我入了迷，不知不觉就把《秀荣全集》从头到尾打了一遍。虽然以我当时的水平，秀荣名人的棋的奥秘之处，十成中未必能理会一成，但那段时间的打谱对我的帮助还是相当大的，最起码使我熟悉了各种类型的小目布局。此外，秀荣名人卓越的感觉和轻妙的转身也给了我一定程度的影响。
既然提到打谱，我就顺便谈一下对打谱的看法。
毫无疑问，打谱是学棋的一个重要途径，无论是专业棋手还是业余爱好者，要想提高棋艺都必须打谱学习。但我想强调一点，打谱必须得法，千万不能只求数量，不求质量。
我常常看到有的人打谱十分刻苦，一天能打许多盘，而且谁的谱都打。
我不敢说这种方法毫无效果，但从我的切身体会来说，往往事倍功半。我觉得成长中的棋手，打谱必须注意以下事项。
第一，选择和自己棋风相近的棋手的谱，进行系统的研究。比如喜欢大模样作战的可选择武宫正树的棋谱，喜欢取实地的可选择木谷实的棋谱，喜欢攻杀的可选择加藤正夫的棋谱等等。不要谁的名气大就打谁的谱，只有这样才能见成效。
第二，切忌贪多，不要“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对每一盘棋谱都要钉住了反复研究，力争完全弄懂。如果打谱时能够钻进去，每一个新发现都会使你感到其乐无穷。
第三，全力以赴去猜测对局双方的意图，找出其中的破绽，因为再高明的棋手也不会招招是妙手。经常站在“挑毛病”的立场上，对棋力的提高无疑是一种极好的方法。
第四，不要迷信棋谱中的解说，更不要死记硬背钻牛角尖。据说藤泽秀行打谱就从来不看解说的。我们有的棋手记忆力极好，甚至随便摆出一盘棋（当然是由着名棋手下的）便能说出对局双方是谁，这说明他打谱是下了相当苦功的，但当别人对他下的某一步提出疑问时，他便说某某就是这么下的呀！言外之意，名家都这么下，你还敢有异议？这便成了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了。围棋本身博大精深，随着时代的前进，其技艺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创新，过去公认的好棋，现在也许就不大用了，过去没人下过的棋，现在下出来很可能就是好棋。比如在吴清源、木谷实开创新布局之前，黑棋起手就下在“星”或“三三”上是无法想象的，而现在这种布局却成了主流。陈祖德首创“中国流”布局时，开始也被人认为是“旁门左道”，曾几何时，便风靡世界棋坛。因此，仅仅满足于模仿前人一招一式的打谱是不足取的。
第五，不要总是一个人闷头打谱，适当地进行集体研究是很有益处的。
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集体研究可以互相启发，互相促进，这对青少年棋手尤其适合。听说在日本的藤泽秀行、加藤正夫、武宫正树、赵治勋等超一流棋手就经常定期聚会研究棋艺。
就我本人来说，除了集体研究时，我很少用棋子在棋盘上打谱，而是“看谱”。过去上学时我很喜欢看小说，后来变成了看棋谱，现在临睡前看一两盘棋谱已经成了我的习惯。我感到“看谱”能加强记忆力和培养快速计算的能力。不过学习方法是因人而异的，我的方法是否适用于其他人就不得而知了，因此只能供人参考。
关于打谱，还有一个问题要注意，打谱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实践，只有在实战对局中，才能检验自己的认识和想法是否正确。我主张下棋和打谱的比例应该是七比三，甚至是八比二或九比一，我们有些棋手把大量时间用在打谱上，却很少下棋，未免有点本末倒置了。日本棋手的“感觉”
之所以普遍比我们要强一些，关键就在于他们棋下得多。
关于向诸位老师学棋的经历就大致谈到这里。当我成年以后，尤其是了解到日本一些着名棋手拜师学艺的情况时，更加感到了这段经历的可贵。
现在活跃在日本棋界的高手们，当初大都经过艰苦奋斗才得投于名师门下，而且入门以后的生活和修业也是很艰苦的。据赵治勋回忆，他入木谷门后的修业很苦，每天必须按师父严格甚至是苛刻的要求去做，稍一疏忽，立刻就会遭到严厉的训斥。例如师父和师兄们出的死活题，他如做不出来就不能回屋睡觉。在当时的日本，即使是入了名师之门，也很难得到师父的亲自辅导，能与高水平的师兄学上一盘就很不错了。据说加藤正夫入木谷门后，仅仅和木谷先生下过一盘棋。另外在日本棋界，职业棋手的等级森严，低段者一般难得和高段棋手下上棋。赵治勋就因为林海峰九段在他少年时与他下了一盘让五子的辅导棋，至今念念不忘，感激万分。相比之下，我从小就受到许多国内一流棋手的指教，实在是太幸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