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松房，是我的外公，生前是中国著名的中国画画家、书法家、教育家和古物鉴赏家。
他老人家于1901年出生在北京，是满族正白旗人。原名枯雅尔恩棣。“松房”一名为他老人家的笔名，后来，以“关松房”三字而闻名于国画界，同辈人、朋友及弟子们都亲昵地称他为“松房先生”。
松房先生自幼酷爱绘画，1916年起专心致志研习国画。开始以临摹古画为主，后来，渐渐形成独树一帜的画风并流传至今。
1925年，松房先生的杰作，被推选参加了比利时的国际博览会，并荣获银盾奖，那年才24岁。同年，松房先生又与画家溥雪斋、溥心畲等组成“松风画社”。1948年，在北京中山公园举行了个人画展，得到了许多同行老前辈的赞誉和赏识。
1957年，北京画院成立，松房先生便在这里任职直到1982年辞世为止。他是该院元老和创始人之一。松房先生生前除去个人作画以外，还经常在北京各大美术院校授课，讲授国画山水的绘画艺术技巧。
松房先生的画历来以别具匠心、清新雅致、笔运神龙、气韵畅通为著称。他老人家能将气势磅礴与细腻入微融为一体。大千世界里的一切，无论是争妍斗奇的百花，还是雄伟挺拔的劲松，无论是气势壮观的群山，还是奔泻千里的长江，都能在他的笔下生辉，真是美不胜收。细观他老人家的每一幅杰作，都能让人深深地体会到“此处无声胜有声”的绝妙。
松房先生一生知识渊博，勤奋好学，待人诚恳，生活俭朴，不求名利，被誉为老一代国画画家的典范。
我自1958年出生起，便有幸长年生活在外公外婆身边，得到他老人家谆谆教诲和无微不至的关爱。同时，他老人家对艺术的刻苦追求、对生活的无限热爱、对朋友的平易近人的态度，对弟子细致入微的关怀，都久久地留在了我记忆的深处，至今回味无穷。
松房外公一生对绘画艺术力求达到精益求精。他深深懂得何谓“古为今用”。他很尊崇古代画家王石谷的画风，用了很多的时间细细地临摹，百临不厌，而且每临一遍，便有一层新的体会和感受。细细地品味与研究之后，他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古画的长处作为自己绘画的雄厚基础，然后再在自己的理解下，尽情发挥。他还将远山近水融入到现实生活中去，从而创作出既雄伟壮观又亲切十足的新画。
松房外公虽然是名家，但是作画一向认真细致、反复推敲，直到完全满意后为此。外公生前访遍祖国的名山大川，无论去哪儿，随身携带的总有一个速写本，上面记录了他每到一处观景时所画下的简易画稿，日积月累，便成为十分珍贵的真实生活的写照。松房外公会自己一遍遍地审阅素描，从中精挑细选出一些较为满意的画作为蓝本，再放大在画纸上。他作画时也是先以炭笔起始，再到墨笔、彩绘，步步为营。
外公虽然多年来名声在外，杰作层出不穷，可是为人却十分谦虚平和，这是他很少收入室弟子的主要原因。他总认为自己画得不好，又何必去误人子弟呢？但是很多崇拜外公的人，却试着通过各种关系，希望今生今世能有幸结识松房大师。盛情难却，外公也就只好先后收了几个徒弟。第一个弟子，也是日后成名的溥松窗先生，就是多年来追随我外公习画的众多崇拜者之一。溥先生后来也参加了松风画社。由于画社和我外公的名字都是以“松”字打头的，溥先生也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松窗”二字，寓意其师伟大恰似一所房子，而他自己只不过是房子上的一扇微小的窗子。一个名字的更改，不仅表现出学生对老师的崇拜和爱戴，同时也能看出松房外公将其弟子视为己出，关怀有加，融为一体，倾囊相助的爱才惜才的大家风范。
松房外公对他所有的弟子要求甚严，记忆中，每周都有不同的学生到家里来，带来他们的习作，请松房先生过目。外公多数时间是边讲边示范，对一山一水、一树一石的画法，都解释得入木三分，直到学生能够真正理解为止。外公对于弟子的习作的指导虽然是一丝不苟，严厉多于忍让，但是从不给学生过多的压力。他的弟子中，有的是大学生，有的是工人。有些人以作画为专业，有些人则以此为爱好，松房外公对此从不强求。他说：人各有志，以绘画为专业而习之者固然好，将绘画当成业余爱好，也无可非议，并且值得提倡。
外公淡泊名利，也曾被传为佳话。他老人家当年许多杰作虽已成为中国国画艺术的珍品，他仍是把全部的精力放在对绘画艺术深入探讨和研究上，而对于记者采访、外国友人造访等出名的事，却一向婉言谢绝。
外公视所有寄情于水墨丹青的人为知己。闲来无事时，他喜欢与同行们雅聚，共同切磋艺术。当年常常来看望外公的有启功、老舍夫妇、张伯驹、奚啸伯等著名文人。
在外公看来，艺术是一个整体，尽管表现手法不一，但他们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所以，松房外公除精通山水画外，还会弹古琴、唱昆曲并且懂得鉴赏历代瓷器的珍品。而在这众多的嗜好中，外公最偏爱的还是书法。他认为：字画应成为一体，一幅好的字画是一个画家的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而无论是字还是画，都要以平生的努力才能达到一种完美的境地，练习书法是他老人家每天的必修课，从不间断。
外公也是个极有耐心的人。我在很小的时候，曾在外公的指导下，学习了一段时间的绘画。由于外公的耐心指导，小小年龄的我居然有两张习作发表在当时很受欢迎的《小朋友》上，而且还得到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稿酬。成年后，我没有以绘画为专业，但是童年时期那段跟外公习画的经历，却是我今生今世最宝贵和最快乐的时光。
外公同样是个很有生活情趣的人。在我幼年的记忆中，他是个无所不能的才子。
小时候，家里还没有电视。外公曾亲手为我做了一台“无声电视”。他找来一个废鞋盒和一些超薄的纸张，剪剪贴贴之后再按照物理学和摄影学的原理，固定在窗框上。由于角度特殊从楼前走过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身影全都映照进来，大有一种“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的喜悦。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既无声又无连贯的故事，可是我却一样地喜欢。看着里面一个个陌生人的容貌、衣着、举止，我的心中会生出种种奇妙的猜想。人影伴随着猜想足以编织出一个个让我自己感动的小故事。
在我读小学一年级时，外公送给我一支很华丽的自动铅笔。那是我的第一支自动铅笔，笔杆是桃红和银白两色交织形成的螺旋式图案。因着喜欢，因着好奇，更因着方便，我把它终日带在身边，一带就是很多年。岁月匆匆，一支自动铅笔居然也变“老”了，不仅失去了光泽，而且连笔头的自动按钮都断裂脱落了，这支心爱的自动铅笔真好像要“告老还乡”了，但是我却怎么也舍不得说“再见”。于是，去外公那里找出路。果然，外公知道怎么让它“旧貌换新”。他把一小段漆木，打磨得大小、长短、光亮都恰到好处，做成了一个新的木质的按钮。然后再用万能胶把这个新按钮巧妙地黏在自动铅笔上。就这样，我又带着它走了很多年。在我以后的求学生涯中，用过各式的笔——铅笔、自动铅笔、圆珠笔、钢笔、彩笔、毛笔，五花八门，却都是过眼烟云，来去不留痕迹。唯有外公修复过的那支自动铅笔，成为我的最爱。
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期，北京城里，人人自危。大自然一旦“发怒”了，人类总有着许许多多的无奈和措手不及。然而，只有七十多岁高龄的外公依然是从容不迫的神态，并饶有兴致地自己动手制作了一个地震测试仪。他用了几根长短、粗细相同的小木棍按照几何原理，将它们错综复杂地搭成一个立体型的小支架，支架的顶端放着一个白色的乒乓球，支架的下方配备了一套自动的警铃装置。外公把这个测试仪放在走道的地板上。平日家里人从旁走来走去，小球纹丝不动。只要是地平面有稍微的震动，小球便会马上滚落下来，并引发铃声大作。这个测试仪，在大震之后的数次余震中，准确无误地为我们全家人报警，使我们能够及时、安全地疏散。
外公更是一个富有慈悲心怀的人。我上小学六年级时，忽然产生养蚕的愿望。我从同学那里要到一些蚕子，可是整个宿舍大院里，却没有一棵桑树，这让我为我的蚕宝宝发愁。外公知道后，说没关系，北京画院里有一棵参天高的桑树，他会每天给我带些桑叶回家的。于是，从那天起，外公每天从画院回来，都用一块湿毛巾包着几片青绿色的桑叶。有了外公的帮助，我便可以高枕无忧了。就这样，伴着外公的桑叶和我的期望，幼蚕一天天长大，终于到了吐丝的那一天。后来，我把那片柔柔细细的蚕丝放在我的墨盒里，成为我的读书用具之一。如今，那个墨盒早已不知了去向。可是，我一想起当时年迈的外公在受着“文革修理”的同时每日顶着酷暑在树下拾桑叶的情景，我便有一种揪心的痛。
松房外公到了晚年时，不幸患上食道癌。而第一个发现身患癌症的人恰恰是外公自己。他当时以极其冷静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疾病，积极地配合医生做各种各样的治疗。也正是从那时起，外公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一本本珍贵的日记，详细地记录了他老人家一生的追求和向往，以及他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如何与疾病搏斗的心路历程。读了，让后人感慨万千。
尽管医生对外公的病进行了不懈的、精心的治疗，无奈癌细胞转移，损坏了许多其他的重要的器官，终因不治，外公于1982年在北京谢世，终年81岁。从那时到现在，岁月悠悠已经流过了二十多年。但每每想起他老人家对我的宠爱，我的思绪仍如脱缰之马，我的视线仍会被泪水模糊，于是我用思绪作笔、用泪水作墨汁，将我久久的思念洒在纸上。
松房外公的一生，是值得人们纪念和缅怀的一生。因为他毕竟不是一颗流星，瞬息即逝；他是一颗恒星，悄悄地升起在繁星灿烂的宇宙，默默地闪耀着独特的色彩，经久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