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1975年的全面整顿，在过去若干年之后，邓小平仍记忆犹新，并多次向国内外人士谈起。其中，也包括他当时同“四人帮”斗争的情况。
1983年7月，邓小平回忆说：“1975年处理铁路问题时，对帮派分子，我说现在不抓人，把他们调开。‘四人帮’说不行。我说凡是帮派头子，有一个调开一个，再出一个再调开，一天调一个，一年调365个。这个话传下去以后，铁路上的秩序马上就好了。”邓小平还讲过：当时抓整顿，用了几个人才，就把几个方面的工作整顿得很有成效，局面就大不一样。
1987年10月，在谈到改革问题时，邓小平又提出：“说到改革，其实在1974年到1975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1973年周恩来总理病重，把我从江西‘牛棚’接回来，开始时我代替周总理管一部分国务院的工作，1975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不久，我又被‘四人帮’打倒了。我是‘三起三落’；1976年四五运动，人民怀念周总理，支持我的也不少。这证明，1974年到1975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由于邓小平“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同志不能容忍邓小平同志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因而再度陷入混乱。”这便是邓小平所讲他当时第三次被“打倒”的根本原因所在。然而，在此之前，一直伺机反扑的“四人帮”一伙已经开始向邓小平及其支持者周恩来发难了。
这一年8月中旬，毛泽东对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一书发表评论，指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农民起义军领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让人招安了”，进而得出结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对此，“四人帮”一伙如获至宝，迫不及待地借毛泽东的评论大做文章。姚文元于当天便致信毛泽东，认为毛泽东所作评论“很重要”，对现在和将来的中国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并提出应把毛泽东的评论和他的这封信印发中央政治局成员及各宣传、出版单位。
在“四人帮”操纵下，从8月底开始，全国各类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宣扬评论《水浒》也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主题就是要批判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投降派”。
几个月来一直“消沉”的江青，这时也亲自出马，在一些公开场合大谈评论《水浒》的“现实意义”，并一再强调“要联系实际”。她甚至露骨地宣称：“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他们反对学理论，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借以发泄对前不久中央政治局批评以她为首的“四人帮”的不满。其间，毛泽东曾痛斥江青的一些言论，并制止印发她的讲话稿。
对江青等人散布的批所谓“现代宋江”、“现代投降派”的论调，邓小平早有警觉。他在许多场合向党内外干部、群众说明：毛主席评论《水浒》并无所指，不要牵强附会，“听到风就是雨”。
与此同时，在医院的周恩来也正密切注视党内这场突如其来的尖锐斗争。8月中、下旬，他抱病连续同邓小平、李先念等作单独长谈，了解“四人帮”一伙的动向。
9月间，正当江青等人带头“联系实际”，批“宋江”、批“投降派”的喧闹甚嚣尘上之际，重病中的周恩来终于忍无可忍，愤起向“四人帮”一伙进行抗争！
一天，他在医院同有关人员的谈话中愤然提到：他们那些人（指“四人帮”）有些事做得太过分了！最近评《水浒》、批“投降派”，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如果真有投降派，那当然应该批，可事实并不是这样。我历史上虽然犯过错误，但几十年来还是努力为党、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9月下旬，由于病情恶化，经党中央批准，周恩来准备做第四次大的手术治疗。在生死难卜的情况下，经过反复考虑，他决定以特殊方式回击“四人帮”的攻击诬陷，用实际行动给老战友邓小平以有力支持。
9月20日下午2时，在即将进入手术室前，周恩来突然提出要看他在几年前所作关于“伍豪启事”的讲话记录稿，在场的人一时都不解其意。待工作人员将讲话记录稿取来后，躺在担架车上的周恩来强撑病体，用他颤抖着的右手郑重地签上“周恩来”三个字，并注明“于进入手术室（前）”的字样。
“伍豪”，是周恩来早年所用的一个化名。“伍豪启事”一事，发生于30年代初，是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伪造的一起造谣诬蔑周恩来的“事件”。对此。在党的历史上早已作了澄清。然而，“文化大革命”中，“伍豪启事”却成了江青等人一次次企图用来整倒周恩来的“把柄”。1972年6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曾就“伍豪启事”作出说明，用事实驳斥了敌人的谣言和诽谤。但就在这次会后，王洪文却暗地交代他在上海的心腹，将有关“伍豪启事”的敌伪报纸找出，另处存放，以备将来再用。
数年之后的今天，周恩来在决定其生命的手术即将进行的时候，他当着“四人帮”重要成员张春桥的面，毅然作出维护自己政治生命的异常之举，其含义是不言而喻的。
当担架车进入手术室时，躺在车上的周恩来又突然睁开双眼，摒尽全身力气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周恩来的声音，响彻寂静的手术室内外。在场的医护人员都怔住了。他们迅速交换着眼色，心上就像是压着一块石头……
这时，守候在手术室外面的邓小平、李先念，鄙视地看了一眼旁边的张春桥，彼此会意地点了点头。
死神，又一次悄悄地从周恩来身边溜走。但就在这次手术中，发现周恩来体内的癌瘤已向全身扩散，无法医治了。对此，邓小平果断地指示医疗组：“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正在领导各条战线全面整顿斗争的邓小平，此时多么希望周恩来能再走出病房，同他一起并肩战斗啊！
一个月以后，处于病危状态的周恩来不得不再施行第五次大手术。这一天，守候在手术室外面的仍然是上次的几个人：邓小平、李先念、张春桥……
进入手术室前，周恩来又示意让担架车停下来。他用微弱的声音问道：“小平同志来了吗？”
邓小平立即跨步上前，靠近担架车，俯身问候周恩来。
周恩来久久注视着几十年风雨同舟的老战友，吃力地抽出手来，紧紧握住邓小平早已伸过来的双手，字字千钧地说道：“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周恩来的话语，在场的人都听到了。这是周恩来对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的高度评价。
就在这年初冬，“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面展开，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不得不因此而中断。
1976年1月8日，78岁的周恩来总理在北京病逝。全国上下陷入一片哀恸之中。
同年清明节前后，一场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浪潮，在北京，在全国各大、中城市迅猛掀起。这场运动，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最终结束“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铁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