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1974年从一开始就是不平静的。
元旦那天，《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的社论中提出：“要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此发出了“批林”也要联系“批孔”的信号。
1月12日，王洪文、江青致信毛泽东，建议转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编辑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称这份材料“对当前继续深入批林、批孔会有很大帮助”。1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转发了《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继而在全国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
江青等人果真是要“批林批孔”吗？人们记得：1972年，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在批判林彪一伙的反革命罪行的过程中，提出批判极左思潮的正确意见，意欲将批林斗争引向深入。正是由于江青一伙从中作梗，才使得批林运动陷于夭折。
至于“批孔”，更不过是江青等人为“联系现实斗争”而玩弄的一套障眼法。早在1973年党的“十大”召开之前，江青就借要“评法批儒”，试图把所谓“儒法斗争”内容塞入党的“十大”政治报告中。结果被周恩来以“这个问题还需要消化一段时间”为由，否定了江青的主张。
这一次，江青等人又打出“批林批孔”的招牌，似乎只有把死于两千多年前的孔丘拉出来批一通，才能将死于两年多以前的林彪一伙“批深批透”。这一弥天大谎，恰恰是“四人帮”自己把它揭破的。
1月25日，在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江青等人俨然以党中央领导“批林批孔”运动的主要负责人自居，颐指气使，动辄训人，无限上纲，置到会的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于被领导、被指责的地位。他们提出“批林批孔”所要联系的“实际”之一，就是要批判所谓“走后门”问题，即“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这完全是别有用心的。他们是企图利用群众对“走后门”的不满，故意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进而整倒中央和地方的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而“文化大革命”中、后期，正是由于周恩来的不懈努力，才“解放”并使用了许多老干部。因此，“四人帮”一伙的矛头，最终是对准周恩来的。
就在“一·二五”大会前后，江青等人还制造了一系列的“政治事件”：
他们以个人名义向军队系统大量写信、送“材料”，还勒令《解放军报》停刊数月，在军内大搞“放火烧荒”；
他们围剿《三上桃峰》等剧目，批所谓“黑画”，批纪录片《中国》，以“回击文艺黑线复辟”；
他们一手制造了“马振扶公社中学逼死女生”、“黄帅驳‘王亚卓’”、“北京永乐中学学生被逼跳楼”等事件，以“证实”“教育黑线回潮”；
他们无中生有地编造出所谓“蜗牛事件”，以“证明”国务院领导人批准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是“崇洋媚外”，等等。
所有这些，都成了江青一伙提出“批林批孔”所要联系的“实际”。无怪乎当时便有了“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说法，而江青等人更仿佛是当年“中央文革小组”的再现。
这时的周恩来，正值癌症发展、病情日趋加重之际。从1月下旬起，他连日便血，不得不施行癌细胞的控制治疗，尚需配合以恢复、休息。但在“四人帮”一次次进攻面前，周恩来既不可能安心地放下工作去休息，也不会不闻不问地表示沉默。他此时的一桩心事是：在自己病倒之前，必须有一个人能够取代他现在的地位，以便在今后的斗争中同“四人帮”一伙继续周旋、抗衡。
周恩来思虑已久的这个能够接替他的人，便是邓小平。
周恩来清楚，邓小平刚刚恢复党政军职务不久，必须抓紧时机，安排好邓的实际权力，并创造一切条件，为邓小平提高声望，扩大他在党内外、国内外的影响。因为自己一旦病例，就再难回到工作岗位。
1974年1月18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提议成立由叶剑英牵头，有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等参加的中央军委五人小组，全权处理军委日常事务及紧急作战事项。邓小平由此进入军队领导核心。之后政治局会议又正式向毛泽东提出这一建议，得到毛的赞同。这样，便走出了邓小平接替周恩来格局的第一步。
对江青等人在“一·二五”大会前后搞的“三箭齐发”（即“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的阴谋，周恩来早就深谙其意。2月初，他亲笔致信毛泽东，阐明自己对此问题的看法，提出：如运动中只研究“走后门”一个问题，就太狭窄了，不正之风绝不止此；而对“走后门”又要进行分析，区别处理，才能收效。在这之前，叶剑英也向毛泽东反映了这一问题。不久，毛泽东痛斥江青等人摘“三箭齐发”的做法是“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同时，毛还制止下发“四人帮”一伙在“一·二五”大会上的发言稿，阻止了他们欲将矛头对准一大批老干部的阴谋。
江青等人在头一回合的较量中失利后，仍不甘罢休。同年3月，在讨论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人选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又公开把目标指向邓小平，以种种理由不同意外交部提出的（实为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由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会议，并代表中国政府作大会发言的建议。这是自邓小平复职后，“四人帮”第一次直接向邓小平发难。
由于江青的反对，政治局第一次讨论议而未决。第二天，周恩来不顾江青阻挠，提笔在外交部报告上批示，同意外交部所提方案，并将该件送毛泽东及各政治局成员传阅。江青见批件后勃然大怒，竟“勒令”外交部必须撤回其原报告。
在中央政治局第二次讨论出席联大会议人选时，由于周恩来事前努力，政治局成员中除江青外均一致同意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为此，江青歇斯底里，大闹政治局。会后，毛泽东得知江青表现，甚为不满。他写信告诫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迫使江青收敛气焰。
这样，周恩来又赢得同“四人帮”较量的第二个回合的胜利。
实践表明，邓小平此次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无论从国内或国际方面看，都意义重大。它对于迅速提高刚复职不久的邓小平的威望，巩固和加强他已经取得的中央领导工作的地位，都具有关键性的作用。为此，周恩来对邓小平这次出行亦给予高度重视。对飞行安全问题，也亲自过问、把关，不容有丝毫疏忽。
行前，周恩来多次召集民航等有关部门开会，反复研究飞行方案，对许多技术细节都作出指示。例如，他曾向负责此次飞行任务的机组人员建议，为确保航线畅通，预先可安排东、西两线同时试飞。这样，届时如果一条航线因故不能飞，还可以走另一条航线。当机组人员提出过去从未飞过西线，困难较大时，周恩来再给他们出主意：“你们可以找法国航空公司驻京办事处，请他们帮助解决。”经联系后，法航很快提供了试飞所需各种资料，并主动派出领航员跟机协助。在周恩来精心指导下，东、西两线均试航成功，邓小平出国的时间和安全都有了可靠保障。
3月底，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小平同志出国一事，已从各方面加强布置；4月6日代表团离京时，准备举行盛大欢送仪式，以壮行色。获准后，周恩来又告诉民航负责人和有关部门：“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我们要为他圆满完成任务打通道路，增添光彩，并为他铺上红地毯。”这是当时中国外交礼仪上的最高规格。
4月6日清晨7时许，周恩来虽通宵未眠，却精神抖擞，毫无倦意，驱车亲往首都机场为邓小平一行送行。机场上彩旗飘扬，数千名群众身着鲜艳服装，载歌载舞，热烈欢送。
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发言，全面阐述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及中国政府对外政策，引起世界舆论的普遍关注。一些有识之士认为，邓不仅代表着新中国的形象，且无疑也是周恩来总理的一位“最好的代理人”。
4月19日，邓小平率团载誉而归。周恩来再度赴机场并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为老战友“接风洗尘”。
此时此刻，只有负责周恩来保健的少数几位医生知道，一个多月里，周恩来一直是在抱病操劳，以致不得不一再推迟自己住院治疗的日期。3月中旬，当周恩来每日便血达100毫升时，他才接受医生建议，前往医院进行全面检查，被确诊是癌症复发。但这时周恩来仍表示还不能马上住院治疗。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他每天工作仍达十几个小时，甚至夜以继日，超负荷运转。
有关周恩来一再推迟住院治疗时间的缘由，直至周恩来去世数年之后，邓颖超才向身边工作人员作了“透露”。她说：在那段时间里，恩来一直对小平的事情放心不下，他担心江青那些人乘他住院时对小平同志下手，所以他不能离开工作岗位……